“后专业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的当代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主义论文,社会科学研究论文,专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八九世纪以降，伴随现代学科体制在大学的基本确立，人类的知识生产体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在现代学科体制下，人们谨守学科规训，在一定的知识生产区间开展学术研究，使得人类的科学认识得以空前深化，奠定了工业时代人类认识活动的知识基础。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学科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的同时，各学科专业间之隔膜日益加深，并开始形成学科壁垒，遂使人类的科学研究开始蕴涵巨大的片面性，学科发展亦面临走向僵化的危机。鉴此，学界自20世纪晚期始便对现有的知识生产体制和学科制度展开反思，涌现出如法国年鉴派的布罗代尔、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家沃勒斯坦、日本公共哲学研究专家山脇直司等代表性人物，他们共同呼吁打破社会科学界长久存在的学科壁垒，破除阻碍学术发展的畸形专业体制，建立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知识生产模式，掀起了“后专业主义”主导下的学科变革浪潮。本文试将新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置于“后专业主义”特定的背景下，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后专业转向”做一分析评价。
一、“专业主义”背景下现代学科体制的生成及评价
自16世纪始，在人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行程中，人类社会知识生产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其发展演进的基本趋向是知识生产的合理化与理性化，集中表现为现代大学学科制度的产生和学科分立的“专业主义”时代的到来。从“专业主义”视角解读现代学科制度，学术界一般认为：所谓学科制度，主要是指：“秉承确定的职业伦理体系的知识行动者，在特定学科的知识生产和知识创新过程中所建构的制度体系。涵括知识行动者群体及其职业伦理体系、学科培养制度、学科评价、奖惩制度和学科基金制度”[1]。很显然，在这一学科定义之下，学科制度囊括了学科划分与设置制度、课程标准、学科研究规范、学科评价标准、学科奖惩制度等内容，内涵极为广泛。
历史上，正规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制度产生于十八九世纪的欧洲。当时，伴随自然科学的强大、人文社会科学的兴起和现代意义上学科体系的确立，特别是当三种新的高等教育场所登上历史舞台时，学科制度便应运而生。这三种教育场所是研讨班(1760年在德国大学界开始)、实验室(法国大革命前在法国高等学府开始)、课室(1760年间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开始)。[2]50在这三种教育场所进行的教育实践，分别促成了一些新的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和社会学科的诞生，同时确立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同的研究范式和人才培养模式。这种前所未有的大学培养方式甫一诞生，便成为大学学科制度最强有力的支柱，为人类知识生产提供了全新的组织支持。就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而言，今天人们熟知的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门类基本上是在19世纪时始被划分出来并逐渐走向制度化的。社会科学走向学科制度化的过程大体通过三个途径完成：(1)以学科命名的学系的组织建制，设立相关专业的教授席位；(2)成立国家研究机构以及学者同行社团的发达；(3)图书馆开始以这些学科分类为依据建立起图书分类系统。学科制度发生之初仅仅是作为一种“欧洲现象”而存在的，主要局限于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以及美国等作为发源地的5个国家。后来随着西方文明的扩张，学科制度迅速向世界蔓延，到1945年，这一扩张进程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全面铺开。毫无疑问，这种建立在“学问分工”基础上的学科制度的起源和形成是现代社会的产物。
在大学学科制度之下，人类的知识生产和学问探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1)作为“学术范畴”的学科，其核心价值在于划定了明确的研究领域，形成了规范的研究方法。同时，根据本专业知识及教学经验积累而形成的学科划分及课程设置标准，既使本专业的知识积累得以确定化，亦可通过专业人才的教育培养使专业知识得以传承。(2)作为“组织结构”的学科，有助于研究者间联结链条的建立和学术上组织归属感的生成。“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3]33-35。无论在哪里，“高等教育的工作都按学科(discipline)和院校(institution)组成两个基本的纵横交叉的模式”，由此，“主宰学者工作生活的力量是学科而不是所在院校”。[3]33-35“大学中有以学科命名的系；学生们争取特定学科的学位，教授们有本学科的职称；有各种冠以学科名称的学术刊物；有按学科进行分类的藏书、出版目录以及书店的专架；有以学科名称冠名的奖金和专题系列讲座；有冠以学科名称的国家和国际学者协会。”[4]104通过上述组织空间，现代大学得以形成一支具有较强学科认同意识、较为稳定的学科研究队伍。(3)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学科，“属于同一个学术团体的学者们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一些共同的阅历和研究方向。他们往往读相同的‘经典著作’。每个学科中通常有著名的惯常争论”[4]104。通过一系列学科评价标准和学科奖惩制度使得学科规范得以强化，并产生强烈的学科自主意识，形成以学术同行为主体的“无形学院”。这里所说的“无形学院”主要指“由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组成的群体，他们相互之间在认识交流方面的互动比和更大的科学共同体中的其他人的互动更为经常。开始时，一个形成中的无形学院中的成员把他们自己看作是主要的参照人物，而把作为集体的他们看作是参照群体，他们非常关注自己的工作，而且所形成的(共同的)认识标准具有约束力”[5]。正是基于严格的学科专业分工，人类对自然、社会的研究和认识得以空前拓展和连续性传递。
总之，回视学科专业制度发展的轨迹，我们发现，正是现代学科体制的建立铸就了多元的学科之林，将人类的科学研究探索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但毋庸否认的是，学科制度的极度发展对人类的学术探索亦产生了严重的桎梏，主要表现在：第一，现代的学科方法、学科分类、机构设置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制度基础，但学科制度下的学术研究亦存在某种缺陷，即学科制度在深化本学科学理研究的同时，却也画地为牢，人为圈定了学术探索的边界，“当建立界限是保护某学科时，边界就标志着所有者的领土，外人不得擅入，以便跟其他学科划清界限。可是如果那个学科尝试开拓新边界的话，同样的边界就会被重新定义”[2]22。尤其是在学科分立、壁垒森严的高等学府中，“许多学生和教职员工都被笼罩在其巨大的、工厂般的气氛中”[6]224。毫无疑问，这种人为划定边界的办法对人类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极大束缚，不可避免地出现学术研究的盲点，对人类的知识探索活动产生消极影响。
第二，学科规训和惩戒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在规范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对知识生产的边界予以刚性限定，从而使人类的科学探索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展开，难以获得进一步的推进。对学科规制和界限的过分强调，使得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出现板结化现象。一些强势学科甚至本末倒置，使真实的“社会逻辑”屈从于“学科逻辑”。同时，在封闭的学科专业系统内也容易形成“学霸现象”，那些非常有名望的科学家，随其被认可的程度不断提高，形成“马太效应”，导致严重的学术不公。
第三，随着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开始呈现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特点，而乡村的走向终结和超大型城市人口的高密度居住等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亦使传统的社会科学理论的解释能力降低，丧失了应有的预见性。可见，因人类文明剧烈变迁而引发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均是单一学科和单向度思维方式所难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只有在多种学科的高度综合和多种方法的连体运用中，才能得到圆满的回答和彻底的解决。因为随着现代社会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日趋丰富与发展，各个学科相互渗透和汇流，不仅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也越来越成为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它要求人们从对个别事物的研究过渡到对系统的研究；从单值的研究过渡到多值的研究；从单方向的研究过渡到矩阵和网络的研究。”[7]
二、社会科学研究的“后专业”转向
作为对“专业主义”的反动，从20世纪后期开始，社会科学界率先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后专业主义”思潮。早在60年代，法国年鉴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即宣称：我们今天该正视(人类科学)趋同的必要性，是为“后专业主义”转向之嚆矢。稍后，美国著名社会科学家沃勒斯坦更是连续推出《开放的社会科学》、《学科、知识、权力》等力著，力倡社会科学应致力于“寻找一种建基于新知识的新共识，以及一个新的组织结构，这样21世纪的学者将不用再咀嚼19世纪社会科学那种过时的共识”[2]225。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者山脇直司针对专业主义的种种弊端，更是语出惊人，明确提出“后专业主义”概念。山脇是日本公共哲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以公共性这一基本概念为基础，以建立起靠各学科间协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后专业主义”为目标，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肇始于日本的“公共哲学”思潮在讨论问题时选择了综合性、多学科的角度，超越了欧美中心主义和政治哲学中心主义等局限，克服了学术界缺乏横向联系、学科严重自我封闭的现象，实现了“学问的结构改革”。它是以公共性这一基本概念为基础，以建立起靠各科学问协同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的“后专业主义”为目标的一种运动。[8]由此成为提倡社会科学研究“后专业”转向的重要代表人物。
“后专业主义”思潮的勃兴，实际上是建立在对学科制度弊端深度反思的基础之上的。应该承认，社会科学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在高度组织化、制度化的背景下，对人类社会知识积累和传递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必须指出的是，高度分化的社会科学日趋僵化，面对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渐趋出现极端的无奈。“人们深感我们生活的世界之所以会如此混乱无序，根本原因之一在于社会科学未能赶上我们在其他领域中的知识的步伐，于是，对社会科学寄予了巨大的期望。”[9]后专业主义思潮正是在上述意义上对学科壁垒展开激烈批判，在他们看来，那些“存在于不同社会科学之间的约定俗成的边界是多么的肤浅”[10]14。此研究意识的进一步强化，“后专业主义”思潮便应运而生，并使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发生了值得注意的重要转向：
(1)学科“教学域”和“研究域”的分途。
众所周知，专业时代的大学和国家权威研究机构内的学术组织基本上是以学科为依托建立起来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都承认学科组织在知识生产和传播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无论哪所大学，教学、招聘、提升、同行评议以及行政管理都是按学科组织的。学科在逐代传授知识中起了重大作用，因此会在大学里延续下去。它是正式的机构，单凭这一条它就有许多职业利益必须捍卫”[11]。但人们似乎亦意识到这种封闭的“学科壁垒”足以导致学术研究组织本身的封闭和僵化。
鉴此，“后专业主义”力主“教学”与“研究”领域的分途：即在知识传播领域或教学领域依照知识传播的特点与规律仍固守专业划分边界，无论是大学的课程设置还是教学中的内容讲授，均要依学科专业体制既定的框架来加以完成。因为学科制度最基本的功能是其训练功能，“个人只有通过最彻底的专业化，才有可能具备信心在知识领域取得一些真正完美的成就。……只有严格的专业化能使学者在某一时刻，大概是他一生中唯一的时刻，相信自己取得了一项真正能够传之久远的成就。今天，任何真正明确而有价值的成就，肯定也是一项专业成就”[12]21。而在学术研究领域，则应逐渐模糊各学科专业间的边界，众多的社会科学研究者似乎更希望在传统的学科专业边界之间寻找可供研究的问题，开发出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当然，这种分途趋向也会导致学术组织发生变迁。沃勒斯坦在1999年时曾大胆预测，大学作为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重镇，云集了众多一流学者，但由于世界的大学体系遇到了长期经费紧张的问题，而出现了大学体系的“中学化”问题，“这开始把一流学者推到大学体系之外，即推向高级研究所、科学院、私立研究机构以及为大公司工作。这种趋势在今后25年可能还会加速，令大学体系失掉一部分最好的学者。这可能标志着大学作为知识生产集中场所这一作用的终结”[13]83。
(2)超越简单的跨学科，在学科“界限”间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
迄今为止，在学科体制理解和认识的问题上，存在着截然对立的观点。“趋同派”的代表，布罗代尔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即提出：面对人类学科存在着的普遍危机，我们今天该正视人类科学趋同的必要性。而反对者则认为，不能将社会科学的学科分工简单地视为是19世纪欧洲历史武断的产物，相反，应该坚信固守社会科学诞生以来所形成的界限和规范对于人类知识生产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因为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社会功能，正如美国学者布洛维所言“如果说经济学的立场是市场及其扩张，政治科学的立场是国家和维护政治稳定，那么社会学的立场就是公民社会和保卫社会性。因为各门学科代表了不同的和相反的利益”[14]47。
有些学者则试图通过跨学科研究来调和上述冲突，于是学术界出现了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的热潮。但僵化的学科体制远非简单的跨学科所能完成，只有形成超越学科体制的更高层次的知识生产机制，才能真正摆脱由僵化的学科体制所带来的知识生产的危机。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后专业主义”主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不是简单地否定现行学科专业体制，而是试图在学科交界处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各种专业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不断生长，使得正式的学科出现裂纹。学科的边界线已经显得人为而专断。在相邻的学科之间存在着一片片空白或尚未开拓的土地，有待专业和研究领域之间交互作用，以及学科的交叉和分支以进行开发。”[11]在他们看来，我们应该做的是在肯定现行大学学科专业体制的同时，围绕传统专业体制对知识生产所产生的负面作用进行深度反思，并展开批判，力倡一种学术开放意识，搭建学术平台。在他们看来，那种缺乏前提批判反思的、简单的跨越学科专业边界的研究不过是一种浅薄的知识涉猎。真正意义上的跨专业研究不仅是一种手段，同时也是目的，手段和目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互动。
实际上，社会科学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不存在单纯意义上的专业研究，学科专业间在概念、理论、方法等方面的互相借鉴很早即已存在。如果我们把跨学科专业研究的目的仅仅局限于此的话，其意义势必大打折扣。由此，跨学科研究的真正目标应是学者在不同学科间的“边界”范围内，寻找新的学术生长点，以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这正如沃勒斯坦所言：“现在需要做的一件事情不是去改变学科的边界，而是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对历史的关注并不是那群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人的专利，而是所有社会科学家的义务。我们不相信有什么智慧能够被垄断，也不相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15]106有趣的是交叉专业的发展往往与一些走向衰落的学科密切相关，那些致力于在学科交叉领域的研究者亦大多来自衰落学科。
(3)社会科学研究“公共域”的构建。
如前所述，无论是作为“组织”的学科还是作为“文化”的学科，都是与一定的“组织形态”和“学科文化”相伴随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的社会科学体系基本上都是围绕着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小共同体”而建立起来的，缺乏其作为社会科学“大共同体”的建构。诚然，“小共同体”建设有助于专业知识的积累与传承，但因学科分立而引发的知识体系的单一性和片面性，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者理解问题日趋“学院化”和简单化，而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解释力大大降低，提出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能力亦明显下降。因此，建构社会科学学科的“公共性”，建立社会科学总体意义上的“大学术共同体”便成为新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关键。
在学术上，公共性是个多义且易发生歧义的概念，一般是指“某一文化圈里成员所能共同(其极限为平等)享受某种利益，因而共同承担相应义务的制度的性质”[16]。从空间角度审视社会科学的“公共域”建设，所谓社会科学学科的“公共性”建构，其实质就是致力于构建具有公共意义的社会科学学科的开放空间。在“专业主义”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强调“学科发展”和“学派发展”，但其话语是同一的，非异质性的。而社会科学研究“公共域”的构建，强调的则是“大学术共同体”的生成。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策略方面，强调研究实践中的问题取向和行动取向。“后专业主义”视域下的知识生产活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学科或学科交叉框架内，而是多以问题为立足点，以问题所涉及的领域为线索，使用综合的方法开展研究，形成一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并在学理探讨的基础上形成相应的对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公认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公共域”主要包括“发展研究”、“区域研究”、“文化研究”和“女性研究”等内容，来自不同学科专业的学者从自己特定的学科背景出发，展开具有创造意义的互动，为专业主义主导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影响社会科学“后专业转向”的因素
如果我们将沃勒斯坦关于重建“开放的社会科学”的倡议作为当代社会科学“后专业转向”起点的话，那么，若干年后，当我们坐下来盘点社会科学“开放”、“转向”成果时，会发现其收获甚微。与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并业已形成稳固体系的学科专业观念相比，“后专业主义”还仅仅是一股刚刚发生的学术思潮，尚属弱势。同时还应看到，在世纪交替的十余年间，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现代学科体系和制度设计非但没有弱化，相反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说明当代社会科学欲完成这一“转向”，尚需克服诸多限制因素。
(1)学科体制超强的复制功能与发展惯性。与古代哲人聚徒讲学、私相授受的知识传播方式不同，现代学科制度和专业体系已深深嵌入到大学体系内部，使得学科专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机会。现代学科体系的迅猛扩展，并没有使学科体系走向开放，相反却呈现出封闭态势。这种学科的“自我封闭”的逻辑一经形成，便会获得一种超强的生命力和“自我复制”的机制，使得任何跨越学科、专业改革的建议均可能招致学科共同体的强烈反对。
(2)作为“后专业主义”承载者的“通才大师”的匮乏。近年来，力倡“后专业主义”和“开放的社会科学”的多是像沃勒斯坦那样跨越多个学科研究领域的大师级学者，其学问功力足以支持其游弋于学科壁垒之间，如入无人之境。但对于多数专家型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而言，则不具备这种学科贯通能力。而值得特别注意的问题是，伴随着大学现代学科制度的建立，学科知识生产和专业人才培养复制的能力都获得空前的提高。如果说前工业社会时代曾涌现众多亚里士多德式的博学通才的大师级人物的话，那么，人类步入工业时代后则必然出现“通才匮乏”现象。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想挣脱专业主义的樊篱，就应当提倡源于田野的经验问题研究，建立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和评价机制，呼唤通才的出现。
(3)世界知识生产体系“中心——边陲”模式的限制。现行的社会科学体制之所以难以突破，还在于其制度设计本身已嵌入到现代资本主义“中心——边陲”模式之中，难以自拔。从一般意义上讲，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并非只具有简单的知识论意义，而是西方国家殖民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那些源自欧美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似乎具有天然的合法性。社会科学是现代世界体系的产物，而欧洲中心论则是现代世界体系中地缘文化的构成部分。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结构，社会科学主要发源于欧洲。欧洲这个概念在这里，主要是在文化的意义上说的，而不是在地域的意义上说的。[17]因此，只要现行倾斜的世界体系没有改变，附着于体系之上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也很难发生根本性改变。在这一意义上，非西方国家欲完成社会科学的后专业转向，如何在“去魅”的过程中寻找“自我”，仍是一项艰苦的工作。
如果我们承认20世纪以来人类知识生产由“专业体制垄断时代”向“跨专业时代”，尤其是向“后专业时代”演化这一总体变迁趋向的话，那么，我们即应努力探索创造“后专业时代”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以克服僵化的学科专业体制给当代知识生产带来的种种桎梏和弊端。其实质是试图摆脱传统的、僵化的学科体制的束缚，顺应后专业时代的要求，创造出自由民主的研究氛围，走出现代化背景下知识生产的困境，探索出全新的知识生产模式。面对“后专业时代”这一浪潮的挑战，我们须对现行的学科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筹划多元性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