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障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消费水平论文,省级论文,医疗保障论文,面板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40.6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306(2012)04-0103-09
一、引言
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消费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的消费、投资、净出口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但是消费的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投资和净出口的增长。1980年，我国居民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1%，到2010年，这一指标已经下降到36%，而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的居民消费在GDP中的比重都保持在60%以上。与我国偏低的消费水平相比，我国的储蓄率明显偏高。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年开始我国的储蓄率就已经接近30%，比世界储蓄率高出约18个百分点，从2002年开始，我国储蓄率快速增加，在2005年年末创造了历史新高。储蓄额和储蓄率的持续走高，说明我国居民具有巨大的潜在消费能力，同时也从储蓄的角度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投资和净出口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非常高，进一步增长的空间非常有限。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近期欧洲债务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国都竭力控制贸易赤字，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势必受阻。因此，我国的经济未来更需要通过刺激居民消费，拉动内需来实现稳步的增长。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里就明确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战略，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新局面。”
关于消费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学界有各种解释，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教育、医疗、住房等与老百姓生活水平紧密相关的商品或服务价格上涨、可及性降低，进而引起的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二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更提倡节俭的消费观念；三是我国消费信贷市场滞后，居民需要依靠储蓄来购房购车，因此储蓄动机强烈。
笔者认为，除以上原因外，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也是抑制消费动机的重要原因。医疗保障具有社会稳定器、经济减震器和社会公平调节器的功能。目前我国一方面居民消费水平明显偏低，刺激消费，拉动内需成为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医疗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保障水平有待提升。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本文将通过实证分析进行探索，并试图提出几点建议，以促进二者的良性互动。
二、相关文献回顾
基本医疗保险是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内外的诸多研究中，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到底存在何种影响尚未有统一的定论。目前，学术界主要存在以下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理论研究方面，Feldstein(1974)提出社会保障的两种效应，这两种效应方向相反。一种叫做资产的替代效应，这种效应是从基本生命周期理论衍生而来的，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理性经济人会平滑他一生中的所有财富，在工作期间的储蓄就是平滑收入的具体措施。当社会保障出现后，能够强制人们在当前缴费，未来获得某种收益，相当于替代了一部分的储蓄功能，所以社会保障具有替代储蓄，促进消费的能力。另一种效应叫退休效应，它是从扩展的生命周期理论衍生而来，它认为由于社会保障的存在，特别是养老保险的存在，人们会降低工作的动力和时间，减少工作的年限，将退休时间提前。由于工作时间减少，人们在工作区间内就加强储蓄，减少消费，以保证退休后的生活水平，退休效应则使社会保障阻碍了居民消费。Feldstein最后总结说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最终取决于资产的替代效应和退休效应相互作用之后产生的净效应。Leung(2002)在生命周期模型中又加入了生命不确定因素和贷款限制的因素，他认为，社会保障的效应与人们的财富消耗速度有关。如果一个人在退休之前没有消耗完积累的财富，社会保障的存在又为他提供基本的现金流，此人就会加大消费，减少储蓄；相反，一个人在退休之前已经消耗完积累的财富，他退休后的收入只来源于社会保障，那么他就会增加储蓄，减少消费。
第二种观点强调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正面影响。理性预期学派认为，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消费行为具有一种财富替代效应。如果社会保障不健全，人们可能就会对未来的收入和安全存在十分糟糕的预期，这样就会导致总需求显著减少。由于社会保障本质属性是平滑社会各收入阶层在各自生命周期不同阶段都尽可能具有较为稳定的现金流和消费水平，因此，社会保障制度在本质上就具有增强人们对未来预期乐观成分的因素，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个人储蓄的行为。社会保障的存在无疑可以减少人们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即期消费。
福利经济学派则认为，从社会分配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还扮演着全社会财富再分配、维持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的角色。因为一元钱对与富人和穷人具有不同的边际效用，所以，社会保障的收入再分配作用有助于提高低收入人群的边际消费倾向，提高他们的消费能力，最终实现提高整个社会居民消费水平的目标。社会保障体系的存在和完善还能够增强人们对自身和整个社会体系面对风险以及战胜危机的信心，从而营造出更利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
有一部分文章专门讨论了中国的社会保障对消费的影响问题。有学者提出(戴涛之、葛树卿，2002；万朝林，2003)对中国居民而言，住房、医疗、养老、教育等刚性消费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最庞大的消费支出，由于人们面临的不可预测的开支的数额越来越庞大，因此，人们的预防性储蓄数额不断提高，从而导致现期的消费不断下降。如果社会保障体系能提供较为充分的保障，人们在面对医疗、养老等问题的时候能够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获得部分资金弥补损失，那么人们自然就会减少预防性储蓄，进而增加当前消费。
在实证研究方面，于泳(2009)使用1980年-2005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果是我国社会保障开支水平每增加1%，人均居民消费就增加1 199元，说明我国的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具有促进作用。李梅香、王永乐(2009)选取了10个欧元区国家1996年-2005年的面板数据和我国1996年-2005年的时序数据分别建模，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欧元区国家，还是中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对消费总额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阶段不同，两者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通过平均消费倾向等中间变量而对总消费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张继海(2008)使用辽宁省城镇居民家计调查数据作为样本数据。对我国社会保障对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障福利的拥有量都会对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社会保障可以促进城镇居民消费。
第三种观点认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无明显影响。消费保障对于居民消费无明显的影响的理论主要建立在生命长度不确定、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和小额借贷制度不健全的基础上的。Yakita(2001)认为随着人类医疗技术的发展，人们对未来的生命长度的预期更强烈，因此更有动力增加储蓄以保证退休后的消费，此种预期的强烈是目前社会保障的福利水平无法改变的。Hubbard和Judd(1987)列举了三项难以让人们对未来现金流收入保持乐观的因素：预期寿命的加长，年金市场不完善和在较高的借贷约束，并推论出社会保障对消费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在实证分析方面，最早Feldstein(1974)曾采用1929年-1971年美国的时间序列数据做了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是社会保障在美国的净效应体现为增加消费。但不少学者对Feldstein的实证结果都表示怀疑，Leimer和Lesnoy(1982)缩短了Feldstein的数据期限，他们使用了1957年-1977年美国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结果是社会保障对储蓄基本没有产生作用。
在国内学界，刘新、刘伟和胡宝娣(2010)与顾海兵、张实桐(2010)的实证结果都证明社会保障支出不是居民消费的Granger因，谢文、吴庆田(2009)的研究结论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没有影响。
第四种观点则提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具有负面影响。Shefrin和Thaler(1988)提出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并根据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得出社会保障对居民消费存在负面影响的结论。行为生命周期理论在基本周期论中加入了心理学分析方法，提出“抵制消费的心理成本”这一观念，其基本思路是：认为现实中的人并不完全理性，而且人们所持有的财富也不是能够完全互换的。人们在选择是现期消费还是通过储蓄以保证未来消费的时候是具有一定的心理成本的，他们的心理成本就是抵制现期消费的诱惑。如果人们的心理成本越大，那么他们增加储蓄，减少现期消费的概率就越大。也即是说，人们在进行消费选择时，不同的心理成本对应着不同的边际消费倾向。社会保障制度下，人们需要将现期收入中的一部分缴入社会保障基金，也就是将一部分现期收入变为了未来收入。由于现期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是最高的，而未来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却是最低的，因此，在社会保障存在的情况下，人们的部分现期收入由于变为了未来收入，而使这部分财富对应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从而使得人们的消费减少。
在实证方面，王晓霞和孙华臣(2008)使用检验和多元回归模型得到的结果是社会保障支出是居民消费的Granger因，社会保障对我国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社保支出每提高1%，居民消费需求支出就下降0.37%。
关于社会保障的子系统——医疗保障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关注此话题的文章比起关注社会保障(以养老保险为核心)对消费影响的文章要少得多。在这个方向上，国外的研究的起步早一些。Paulumbo(1999)研究了老年人家庭的消费支出特点，他把老年人未来面临的不确定的医疗费用支出因素纳入模型中，预测。从模型中得到的结论是老年人家庭消费金融资产的速度会比一般家庭从生命周期模型总算出的速度更慢。Gruber和Yelowitz(1999)采用了美国为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项目Medicaid的数据，通过对其在20世纪80-90年代大幅扩张时期的数据和当时的家庭消费数据的比对研究得出，容易获得的医疗保障以及更高的保额的家庭会倾向于降低持有家庭的财产，降低幅度为17.7%，同时倾向于服务消费，提高幅度为5.2%。Gertler和Gruber(2002)把疾病、消费和保障三者联系起来研究，他们的研究发现，消费支出的减少和大病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越是保险制度不完善的地方，这种联系就越发的明显。Liu，Chou和Hammitt(2003)通过对台湾家庭储蓄和消费行为的研究，发现台湾实行全民健康保险制度之后，台湾家庭的储蓄明显减少，而消费显著增加。Wagstaff和Pradhan(2005)分析了越南健康保险项目对健康结果，医疗卫生服务的利用，以及家庭的非医疗消费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越南健康保险所引起的自费医疗的支出远远小于健康保险导致的非医疗消费的增长。
近年来，国内对这个方向的研究也开始逐渐兴起，甘犁、刘国恩和马双(2010)研究新农合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其结果是政府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上的投资将撬动农村居民消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同样将带动城镇家庭消费，全国城镇家庭也因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而新增消费2000多亿元。马双、臧文斌和甘犁(2010)专门分类研究了新农合对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他们发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将显著增加居民热量、碳水化合物以及蛋白质等营养摄入量；以2004年为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将使居民食品消费支出人均增加约81元。陈学彬、章妍(2007)采用动态优化模拟的方法，模拟分析我国城市的医疗保障制度对家庭生命周期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医疗保障能够通过增加家庭生命周期消费的潜在资源来提高家庭应付未来意外事件的能力，降低未来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储蓄的不利影响，从而促进家庭的消费。王选选(2000)分析了就业、住房、教育和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对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和消费支出结构的影响，其结论是医疗保险对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和消费支出结构十分显著的影响。
在商业保险对于消费的影响方面，早期的保险经济学从微观角度出发，对人寿保险与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传统理论认为，人寿保险可以降低家庭主要收入者早亡而带来的损失，平滑收入分配，实现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因此购买保险可以让人按照最初的计划进行消费，避免消费的萎缩。近年来，很多保险学者侧重于从宏观经济研究人身保险与经济增长的联系，但主要是通过总量对应总量的协整检验，保险的金融投资属性角度来谈的，直接研究健康保险和消费之间的实证关系的文章不多。
国内外的研究工作都做出了各自有益探索，但如果联系我国的实际状况，之前的研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一是我国的经济结构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城镇和农村都存在显著的差别。然而，目前还没有分别针对我国城镇和农村的情况进行分析的文章；二是在数据来源上，大量研究采用了微观个体调查数据，而较少有研究采用宏观区域性的数据；三是在数据特征上，以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较为常见，面板数据少见。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本文将建立城镇和农村两个模型，分别建模，更好地拟合出城镇和乡村不同的消费模型。第二，与之前许多研究使用的家庭调查数据不同，本文使用的是省级水平上的数据，能从宏观角度系统分析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第三，本文使用的数据是面板数据模型，与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相比，面板数据能够克服总量分析的同质性问题，增加的样本的个数，增加模型获取信息的能力，有效的提高了数据分析与模型解释的能力，从而增强了研究的可靠性。
三、实证分析
采用Feldstein的资产替代和退休两大效应的学说，我们认为与养老保险会对退休产生影响不同，医疗保险的退休效应是比较弱的，医疗保险的效应体现在资产替代方面，但是，即使在资产替代效应中，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也分为促进和挤出两个方向。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人们因为参加了医疗保险，享有了获得医疗保障的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对未来医疗费用支出的顾虑，因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现期消费。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表现在由于我国现行的医疗制度不健全，“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比较突出，虽然政府或单位会缴纳部分保险费用，但是参保人自己还是需要缴纳医疗保险费，由于投保人将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缴纳医疗保险费。因此他们就可能减少现期消费，以弥补缴费的“损失”。
总结起来，医疗保障对居民消费的最终影响取决于医疗保障对消费的促进效应和挤出效应相互作用的净效应。考虑到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障体系呈现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商业健康保险“3+1”的结构特征，各个保险模式在保险费率、补贴力度、征收方式、管理模式和发展成熟度方面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分别集合数据进行回归。
我国各类基本医疗保险对比
1.变量选取和模型设定
我们选择各地区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作为因变量。在自变量选择中，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我们用各地区医疗保险的人均变量代表医疗保险的保障力度。生命周期假说认为人一生的收入决定了消费，因此，我们把财富也纳入模型。人口学理论认为抚养比也是影响消费的因素之一，抚养比也作为模型的因变量之一。
综合以上分析，因变量与自变量的选择如下：
2.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模型中，选用2005年-2010年这6年内我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数据。由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自2007年才开始在全国逐步实施，我们选用了2008年-2010年这两年内我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数据。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于2003年开始试点，然而，囿于数据的公布有限，我们只能对2007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商业医疗保险的数据选择了2005年-2010年的数据进行回归。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2011年)，《中国保险年鉴》(2005年-2011年)。
3.模型的回归及检验
用非平稳经济变量建立回归模型会造成虚假回归的问题，因此，我们在建立模型之前必须判断序列的平稳性。在城镇职工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的模型中，数据年度区间宽，对各个序列做单位根检验，发现原数值数据都存在单位根。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都呈现平稳性特征。而在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医保模型中，由于数据时间跨度小，无法进行单位根检验，为克服异方差，我们采取对数化进行处理。
在建立模型过程中，我们发现人均财富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两个自变量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性。如果二者同时存在于模型之中，会由于多重共线性造成回归系数的大面积不显著，因此剔除人均可支配收入变量。而抚养比这一指标在各个模型中的显著性不一，是否纳入模型需视情况而定。
在面板数据的诸多模型中，我们经过比较拟合优度，DW值和回归系数显著性，结合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Hausman检验选择最佳回归模型。各分类模型的回归结果如下所示。
(1)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模型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模型回归结果
从表2展示的结果看，D(
)的估计系数为1.499，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各地区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均支付的一阶差分每增加(或减少)1%，各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的一阶差分就增加(或减少)1.499%。实证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均基金支出越高，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就越高，也即是说，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净效应表现为促进效应。我们再来关注各省份相对于自发消费水平的变动情况，可以发现，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对于自发消费水平存在着正向的提高，而西藏、云南、甘肃、青海等省份则是反向的降低，显示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自发消费水平上存在质的区别。值得关注的是，福建、宁夏、广西等省份也具有正向提高的趋势，尽管力度还比较微弱。
(2)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模型
城镇居民基本医保模型回归结果
从表3展示的结果看，log())的估计系数为0.353，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净效应明显为正向。而人均财富指标则显示出明显的正效应，抚养比指标显示出明显地负效应。
(3)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模型
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回归结果
从表4展示的结果看，log()的估计系数为0.077，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农合医疗人均基金筹资的对数值每增加(或减少)1%，各地区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的对数值就增加(或减少)0.077%。而人均财富则与人均消费呈显著正比关系。人均存款余额的对数值每增加(或减少)1%，人均消费的对数值就减少(或增加)0.45%。再关注各省份相对于自发消费水平的变动情况，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模型反映出的情况类似，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在自发消费水平上存在质的区别。而一些小省份(福建、宁夏、广西)虽然经济总量不够，却具有较好的消费倾向，在经济发展上显示出可持续循环的特征。
(4)商业健康保险模型
商业健康保险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检验对比结果，商业健康保险模型采取了变截面模型(随机时间)。根据模型回归结果，D())的估计系数为7.712，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业健康保险保费收入的一阶差分每增加(或减少)1%，各地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的一阶差分就增加(或减少)7.712%。而人均财富则在5%的置信水平下与人均消费呈显性正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国商业健康保险的人均保费越高，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就越高，也即是说，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对居民消费的净效应表现为较大的促进效应。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我们发现：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商业健康保险对于居民消费都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两个差异，一是城镇居民医保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大于新农合。我国城乡医保也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明显落后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发展。可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保障水平和筹资机制等方面还有待完善。二是商业健康保险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城镇职工基本医保。说明商业健康保险的宏观经济促进作用具有极大的潜力。
此外，各个省份的自发消费动力存在明显差异。东部省份的自发消费动力高于西部省份，部分小省份虽然经济不发达，但也具备了正向地自发消费，不过此类省份非常少。这一结果表明，相比医疗保障的完善，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贫富差距对于消费的背景性、基础性影响不容忽视。
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同时充分发挥我国医疗保障体系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拉动内需，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我们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加大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力度。目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保障力度较弱，我们应当适度提高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水平。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居民贫富分化比较严重，低收入人群所占的比例较高，为了减轻低收入人群参加医疗保险的经济负担，让他们获得更加全面的保障，首先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大对我国基本医疗保险的财政补贴，尤其是增加对低收入人群的补贴，让低收入人群买得起医疗保险。其次，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水平也有待提高，政府应当制定合理的支付水平。合理的保障水平能够在参保人发生医疗费用时为其提供比较充足的经济补偿，让人们能够因为参加了基本医疗保险而减轻对未来医疗费用的顾虑，从而减少预防性储蓄，增加当前消费。
其次，政府在战略规划时要注意平衡城乡基本医疗保险发展。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相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水平更低，覆盖范围更小，程序更加繁琐，社会满意度也相对较低。针对我国城乡医保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我们应当在继续促进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发展。第一，我们应当建立多渠道的筹资体系，减轻农村居民的保费负担。农村居民收入普遍偏低，贫富两级分化严重，医保保费成为低收入的农村居民的经济负担。一方面，应当加大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低收入农村居民的保费补贴，另一方面，可以考虑从社会慈善捐助中拨出部分资金用于新农合保费的补贴。第二，政府可以出资建立医疗救助基金，对没有经济能力承担新农合支付限额以外的医疗费用的低收入农村居民进行医疗救助。医疗救助基金的建立不但能够为低收入的农村居民提供更加全面的保障，同时也能更好的减少他们对未来巨额医疗费用支出的担忧，从而增加当期消费，提高生活水平。第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管理还有待提高。登记手续繁琐、报销程序复杂严重影响了我国新农合制度的健康运行，因此，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切实提高新农合制度的运行效率迫在眉睫。商业健康保险应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积极参与经办服务管理。
最后，要协调好基本医保和商业健康保险的分工问题。一个高效率运转的医保体系，应该是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的组合，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的有机配合。其中，社会医疗保险侧重于体现政府追求社会“公平”的行为目标，而商业医疗保险侧重于体现政府追求经济“效率”的行为目标。单纯发展某一种模式，都很难实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效平衡，不仅不能满足对医疗服务的多层次需求，而且可能对相关产业的健康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各地政府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让渡一定医疗资源和市场以促进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以体现不同的追求目标。只有社会医疗保险和商业医疗保险协同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本国的医疗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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