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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00年以来，美国经济先是出现了令人沮丧的增长减速，“9·11”恐怖主义事件以后又无可奈何地走上了经济衰退的道路，最近接连不断发生的美国公司财务造假案更造成了美国经济前所未有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批评美国经济模式的文章不断地见诸于各种报章。美国经济难道真的不行了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基本面、金融面和经济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分析：宏观与微观
美国经济在2000年第三季度突然结束了连续10多年4%的高速增长，并从2001年开始进入负增长。但是，进入今年第一季度以来，又出现了高于4%以上的经济增长率。这是否意味着美国经济在经过了短短一年减速之后又重新回到快速增长的轨道上来了？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因为美国自今年第一季度以来的经济增长并不正常，对此，我们不妨分析如下：
1.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
数据显示，美国自今年第一季度以来的增长属于存货出清式增长，其动力主要来之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库存增长率的下降；其二则是“9·11”事件之后消费者受悲观预期影响消费偏好发生变化所致。
从统计资料看，第一季度总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为3.12个百分点，其中存货投资调整一项的贡献却高达3.47个百分点。这也就是说，如果扣除存货调整一项，整个私人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应为-0.35%。发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实际私人投资的持续下降。据统计，今年第一季度，美国非居民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第四季度下降了8.2%。不仅如此，伴随着私人投资下降趋势，企业利润也不断下降，失业率高居不下。尽管GDP增长强劲，企业利润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第一季度企业税后利润仅比上年第四季度微增0.9%，与去年同期相比，则下降了17.3%。值得注意的是，税后利润的下降不仅仅与销售收入下降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于利润率在下降，这表明投资机会的匮乏。美国的失业率也在不断攀升，4月份更是高达6%，达到了1994年8月份以来的最高水平。
现在的问题是，在投资持续下降的情况下，私人消费为什么还会增长。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导入两个影响消费者消费行为的参数：其一，就是名义利率i，它与人们的消费支出负相关；其二，则是人们的时间偏好β，该值越小，就表明人们越是偏好未来的消费，反之，则相反（戴维·罗墨，中译本，1999）。如果把β比上i，那么得到的就是实际贴现率，实际贴现率上升，人们就会倾向于增加当期消费，反之，则会增加储蓄。在2000年以前，美国的名义利率是趋于上升的，而消费者的时间偏好基本上是稳定的。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消费稳定，储蓄增加，并且通过股票投资大量地转化为企业的投资支出，从而给美国经济的增长以稳定的推动力。但是，进入2000年第三季度以后，为防止经济的衰退，美联储采取了连续的降息政策，市场的名义利率不断下跌。另一方面，受“9·11”事件的打击，美国公众的消费心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人们的消费趋于即期化，由此造成的后果自然是β值的增大。根据前面给出的实际贴现率的定义，受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美国的实际贴现率出现了增长的趋势，这正是美国当前经济不景气，但公众消费却仍在增长的原因所在。然而，这种基于恐慌心理的消费并不能带动经济的稳定增长，因为当前遏制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投资，而不是缺乏需求。那么，美国为什么会缺乏投资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大致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加以分析。其中，导致美国投资下降的宏观原因，是新经济发生了周期性的调整；而导致美国投资下降的微观原因，则是公司的治理结构出了严重的问题。
2.新经济的周期调整与美国私人投资的下降
自从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推动美国经济增长、激活投资的主要力量显然是新经济部门，因为新经济部门企业的盈利能力要远远高于传统制造业部门企业的盈利能力。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传统制造业的产品已经进入折旧消费阶段，其收入的需求弹性是递减的，而新经济部门的产品处在生命周期的上升期，其收入的需求弹性是递增的。正是新经济部门与传统经济部门间的这种强烈反差，造成了新经济部门企业远远高于传统经济部门企业的盈利能力。第二，在过去10几年中，新经济显然处于高频率的技术创新阶段。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技术具有高度的垄断性，这就决定了新经济产品的市场结构必定是教科书上所说的垄断或垄断竞争性的，在这样的市场结构下，新经济部门的企业通常可以获得远高于传统经济部门的利润率。受以上两个因素的影响，资金就会大量流向新经济部门，从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新经济投资高潮。
然而，到了公元2000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新经济进入到成熟技术的成本竞争阶段，重大的技术创新趋于枯竭，剩下的只是有限的增量创新。新经济发展的这种结构性变化导致了美国经济宏观基本面的恶化。结果，不仅是传统经济部门的利润率在下降，新经济部门的利润率也开始显著地下降了。造成投资下降的一般原因是资本盈利能力的下降。受新经济部门利润率下降的影响，投资就不可避免地会走向衰竭。
投资衰退就会导致供给下降，而由供给下降引起的经济衰退是很难通过经典的凯恩斯主义的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来解决的。因为，由供给下降而引起的经济衰退是古典性质的，不是凯恩斯主义性质的。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由需求不足造成的经济衰退可以通过政府增加支出来加以制止(Keynes,John Maynard,1936)。但是，由供给下降引起的经济衰退必须通过结构调整和企业创新才能加以扭转。所以，美国当前这种源于供给下降的基本面恶化，将对美国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的影响。这就是今年第一季度出现较高的增长之后，到了第二季度美国经济又重新走低的原因所在。
3.公司治理结构上的缺陷与大公司财务造假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以股权融资为主的国家，公司的基本制度是建立在股权融资和资本雇佣劳动基础上的“委托—代理”制。这种制度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通过伯利和米恩斯所说的“经理革命”后逐步形成的(Bere & Means,1932)。
“经理革命”的意义在于把传统的资本家企业变成了企业家的企业。根据熊彼特的定义，企业家的功能就是通过创新（也就是投资，包括产品、技术、工艺、组织、市场等方面的创新）活动，把潜在的利润变成现实(Schumpeter,1939)。企业家之所以具备这样的动机和能力，关键在于“激励相容”和经理市场的竞争。所谓“激励相容”，是指企业家通过创新来获取个人收入的行为动机与企业的长远发展和股东利益是基本一致的。而经理市场的竞争作为一种纠错和约束机制，则具有不断淘汰不称职经理的功能。在激励相容和经理市场竞争制约双重因素的作用下，美国的企业家，也就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只能通过主动积极的投资行动才能获得股东的信任，实现个人的效用和价值。
但是，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
第一，随着美国大公司对公司管理层普遍推行期权激励，那些得到期权奖励、并且实施行权以后的公司管理者改变了原有的身份，他们从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纷纷变成了大股东，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美国公司管理层的这种身份变化，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他们行为目标的变化，那就是，大股东通过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来增加他们的利益，而不是通过积极的投资来增加公司的价值，也就是公司全体股东的价值。
第二，新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公司的无形资产明显高于传统经济时代。但是，与有形资产相比，无形资产的定价具有更加的不确定性，甚至是随意性。正是无形资产的这一特性，给已经由企业家变为资本家的公司管理者带来进行财务造假的很大空间，即通过高估无形资产价值来影响公司的股价，进而增加自己抛售行权股票的收益。
发生在美国大公司中的以上两种结构性变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复辟”，公司已经不再是一个集中社会分散的资本予以社会化使用、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组织，而是成了少数演变为资本家的公司高管人员敛财的工具。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目前发生在美国大公司中的这种治理结构变化是对“经理革命”的一种反动，也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的股份制企业革命的一种反动（股份制革命曾经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个人私有制的扬弃，见卡尔·马克思，中译本，1973）。随着资本主义在美国大公司的复辟，晋通的投资者不仅对大公司失去了信心，而且也不愿意接受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剥削。结果，资金不断从股票市场中流出。不仅是实业投资，就连资本市场的投资也发生了危机。
由此可见，在美国经济基本面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美国经济在短期内要出现反转的走势，已经不大可能。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联手采取扩张性的货币与财政政策，试图阻止美国经济的衰退，但是这种努力充其量只能起到防止美国经济发生硬着陆的作用，而无法改变由美国经济基本面所决定的衰退趋势。
美国经济的金融面分析：虚拟经济最终还是要服从实际经济
在2000年之前，有许多人从美国股市长期走牛的事实中得出了新经济可以摆脱传统经济周期的看法，并且深信股票市场的牛气可以带动经济景气持续繁荣。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带有较大的片面性。说它有一定的道理，是因为在美国新经济的崛起和发展过程中，股票市场功不可没。说它有片面性，是因为虚拟经济最终还是要服从实际经济。
1.股票市场在新经济时代获得了新的功能
从历史至今，世界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股票市场的功能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与进化之中。
最初，人们认为股票市场的功能就是为企业筹措资本。企业通过发行股票筹措资本之所以必要，关键在于发行股票获得的资金属于公司自有的资金，而通过银行贷款获得的资金则是债权人的资金。这也就是说，股权融资和银行债权融资不仅存在成本的差异，而且还有支配权的差异。对于完成经理革命以后掌握公司经营管理大权的企业家来说，这一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随着股票市场的日益完善，人们进一步认识到股票市场不仅是企业筹措资金的一个极好的工具，而且还是投资者（股东）对公司加以监管的有效工具。假如没有股票市场，虽然也可以建立股份公司，但是投资者对公司进行监管，特别是对公司管理层进行有效选择的能力是很弱的。这是因为，当投资者发现不合格的经理人员，试图借助于股东大会的用手表决制度将他们淘汰出局时，为取得多数票而需要支付的组织成本是很高的。考虑到这种组织成本只能由股东个人来承担这一事实，面对掌握着公司资产、并可动用公司资产频频发动宣传攻势的经理来说，中小股东往往是无能为力的。然而股票市场的发展则为中小股东低成本淘汰不称职的经理阶层提供了一种好的投票机制，那就是借助于二级市场的用脚投票机制，通过抛售公司股票而将那些不称职经理淘汰出局。
进一步的发展是，股票市场还具有收入再分配效应和财富效应。当然这两种效应的产生必须以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绝大多数居民都具有金融资产、从而可以进行股票投资为前提条件。在人们普遍具有金融投资能力时，人们既可以通过人力要素参与就业和收入的分配，也可以通过资本要素参与收入的分配。这对于缩小人们之间因居住在就业机会不等的地区而产生的收入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股票市场的财富效应已经使得股票市场由宏观经济的晴雨表变成了宏观经济本身。因为，由股市走牛带来的正财富效应可以导致总需求的增加，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而由股市走熊带来的负财富效应将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的影响。
进入新经济时代以来，股票市场又承担起了前瞻性分配现金流量的功能。这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中表现得最为显著。股票市场的这种新的功能可以概述如下：第一，是机构“造势”。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是市场上的投资咨询机构。它们通过对产业发展前景的分析与研究，为市场提供投资信息、帮助投资者寻找最具投资价值的公司。第二，是机构“造市”。这个过程的参与者就是机构投资者。它们根据造势机构给出的信号，购买有发展前景的公司股票，推高股价，其结果便是托宾Q的上升，也就是股价的上扬。第三，是经理投资。这是整个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托宾Q的上升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方面，它向公司经理阶层传递一个可以进行投资的信号。因为，托宾Q的上升（也就是股价的上升）意味着投资成本的下降；另一方面，股价上扬也是一个泡沫生成的过程。假如公司股东不能对经理阶层进行有效的激励，从而公司经理没有积极性进行投资，那么股价的上扬势必会导致公司股票市盈率的上升。因此，为控制股市泡沫，对公司经理加以有效的激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由于期权激励在美国新经济部门的普遍运用，在2000年以前的十几年中，美国股票市场，特别是纳斯达克股票市场通过造势机构、造市机构和企业经理间的密切合作，吸引了全球价值数万亿美元的资产流入美国，并且把他们配置到了最具发展前景的新经济产业部门，从而成功地完成了一场全球性的、以IT产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革命。
2.基本面的恶化导致泡沫不可持续
尽管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在新经济时代造就了股票市场“前瞻性地分配现金流”的崭新功能，但是，就像新经济没有改变经济周期一样，股票市场的这种新的功能同样也没有能够改变股票市场的基本定律，那就是：政策面敌不过技术面，技术面敌不过基本面。
正如我们在2000年所看到的那样，随着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持续恶化，美国的股票市场终于结束了连续多年的大牛市，而走上了向基本面回归的道路。首先是，受新经济周期变动影响最大的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从2000年开始出现了接连不断的暴跌，紧接着是，代表传统制造业的股票市场也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走势。
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一国股票市场若是出现暴跌走势，那么一定是因为它存在着不可持续的泡沫。人们已经普遍认可了这样一个道理，股市不可以没有泡沫，因为一个没有泡沫的股市不可能产生投资的信号。但是，泡沫最终要通过公司经理的投资来加以填空，否则泡沫就将不可持续，股市就会暴跌，金融就会发生危机。
现在的问题是，进入2000年以后，为什么美国股市的泡沫不再能够持续了呢？究其原因，就在于基本面的恶化使得投资机会不复存在。如前所述，当新经济进入成熟技术的成本竞争阶段以后，不仅垄断利润没有了，就连平均利润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新经济部门企业的盈利能力纷纷下降，网络公司大批倒闭，创新的枯竭终于导致了企业利润的枯竭。结果，股市泡沫再也无法通过公司经理的投资而得到有效的填空，故而只能通过股市暴跌予以消除。这意味着虚拟经济最终还是要随着实际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当然，由于虚拟经济的相对独立性，再加上信息的不完全，它的调整可能会滞后于实际经济的调整。
考虑到美国股票市场的高度开放性和国际化，当它的股票市场出现暴跌而失去投资价值的时候，原先从世界各国大量流入美国股市的资金必定会设法退出。特别是当美国政府为阻止经济衰退而采取扩张财政政策、进而引起财政赤字时，就连进入美国政府债券市场的资金也有可能大量流出。受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国际投资者就会抛售美元资产，购入其它国家的货币资产。这必将引起美元供求关系的恶化，于是美元的贬值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美元的贬值其实也是虚拟经济向实际经济回归的一种重要表现，即恶化的美国经济已经无力保持美元的强势。
3.是金融寄生和金融帝国主义还是金融霸权？
国际资本流动的基本规律是趋利，哪里有获利机会，资本就会流向那里。虽然资本国际流动的主观动机是套利，但是，其客观效应则是金融资源的全球优化配置。90年代全球资本大量涌入美国（见下表）不仅是因为美国投资的获利率最高，而且还在于通过纳斯达克前瞻性分配造就了新经济，并借助于新经济的技术创新，完成了从汽车经济时代向信息经济时代的历史性转变。
表 国际资本净流出占本国／地区GDP的比重（储蓄／GDP－投资／GDP）
%
1980/1987 1988/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美国-2.1 -1.6 -1.8
-1.8
-1.9 -2.5 -3
-3.3
欧盟-1.1 -0.5
0.8
1.20.5
0.1 -0.3
0.5
日本 2 2.3
1.4
2.2 32.5
2.5
2.1
亚洲四小龙n.a. 3-0.5 0.7 8.4 5.9
3.9
4.9
发展中国家-2.4-1.7
-1.4 -0.7
-0.8 0.2
0.8
0.2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www.imf.org)
由上表可知，直到2001年，美国仍然是一个国际资本净流入国，而世界的其它国家与地区几乎都是资本净流出国。据此，那些反对经济全球化的人认为，美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其它国家和地区的金融资源加以掠夺的基础之上的，因此，美国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寄生国家”或“金融帝国主义国家”。
对于这样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就基本面决定金融面这一点而言，把美国说成是一个“金融寄生国家”或“金融帝国主义国家”是站不住脚的。在过去几年中，大量资本之所以会流入美国，关键的原因是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好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其实，在过去十几年中，除了美国之外，中国也是世界最大的资本流入国之一。中国今天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少有一半以上来源于国际投资。如果我们接受“金融寄生国家”或“金融帝国主义国家”的观点，那么中国岂不是与美国一样，也成了一个掠夺别国金融资源来发展本国经济的“金融寄生国家”或“金融帝国主义国家”。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进入2000年后，当美国基本面出现恶化的趋势时，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其试图继续维持强势美元的愿望最后还是落空了。今天国际资本纷纷从美国市场撤出的事实充分表明，金融面最终还是要服从基本面。
即使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新经济时代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不能说成是美国推行金融寄生或金融帝国主义政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通过资本输出、依靠剪息票来获取资产收入的行为称之为“金融寄生”，把不支付等价物，依靠强权获取别国财富（金融资源）的行为称之为“帝国主义掠夺”。那么发生在美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是资本输出，而是资本流入，并且，流入美国的资本也不是通过无偿占有而从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掠来的，而是国际资本进入美国市场套利所推动的。因此，用“金融寄生论”或“金融帝国主义论”来解释美国经济为什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会有如此惊人的增长是不科学的。这种观点颠倒了事情的因果关系：并不是资本的流出导致了一国经济增长的放缓，而是因为一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国内缺乏好的投资机会，才导致资本流向别的基本面更好的国家，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的美国和当前的中国。
这里，我们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尽管中国和美国都是当今世界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中国，是因为中国拥有极为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从而可以为国际投资者带来超额利润。国际资本大量流入美国，则是因为美国发展迅速的高新技术产业可以为国际投资者带来垄断利润。第二，中国不具有金融优势，因而流入的外资大都采取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形式。而美国拥有世界金融霸权，它是世界货币的供给者、它对外控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内又具有世界最为发达的金融体系，因此，美国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渠道吸引国际资本进入美国市场，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流入国家和获利最大的国家。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尽管有大量国际资本流入美国，从而使得美国出现了长达10多年的新经济繁荣，但是，即使对于那些资本净流出国来说也并未产生太大的负面影响。如果看一下90年代全球各地区经济增长的数据，那么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流入美国并没有使得全球其它地区变得更加贫穷。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按照不变价格计算，1991-2001年，发达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58%，其中美国为3.1%，欧盟为2.1%，而同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却达到了5.43%，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即使发生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其同期经济增长仍然达到了5.67%。这也就是说，全球其它地区并没有因为资本流向而变得更加贫困。因此，“金融寄生论”或“金融帝国主义论”并不站得住脚。对于那些在新经济浪潮中落后于美国的国家来说，应该做的是优化经济体制，努力改善经济的基本面，使得资本在本国能够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而不是采取反对国际资本流动的消极措施。
美国经济的制度分析：是制度因素还是周期因素导致美国经济衰退？
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暴跌和多起美国大公司财务造假案被揭示后，在欧洲和拉美的许多国家里，先后出现了否认以股票和金融市场为主导的美国经济模式、重新肯定重视就业等企业社会责任的欧洲经济模式的动向。英国经济学家甚至发出“不要以美国为榜样”的呼声。4月份的一期《经济学家》周刊报道说，一直被奉为新经济旗手的美国企业家正在遭受投资者的指责，“世界正在从对著名企业家的崇拜中觉醒”。甚至有人认为，重视股价的美国经济模式剥夺了整个经济的活力。一时间，美国经济模式在这些国家里被看成是“衰败的偶像”。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1.美国经济模式为什么是成功的？
众所周知，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和企业界对日、德经济模式比较推崇，认为日、德那种以银行融资为基础、由银行对其主客户企业进行控股的经济模式可使企业着眼于长期发展，而英、美那种以股权融资为基础、由股东对经理加以监管和激励的模式容易导致经理人的短视行为。90年代以后，随着新经济在美国崛起和蓬勃发展，那种认为美国体制更加优越的观点逐渐占据了上风，并且有了“美国式的股权资本主义战胜日本和德国式的银行资本主义”这种说法（A·加利·西林，中译本，1999）。
为什么进入新经济时代以后，美国的经济模式会占据上风呢？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讲，一个好的经济模式必须要能够适应它所处时代的经济增长的要求。在新经济时代，经济增长的源动力来自于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因此，判断一个经济模式优劣的主要标准应该看它是否能够有效地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创新。对比一下美国经济模式和日本与德国的经济模式可以发现，美国的经济模式在促进知识与技术创新方面远比日本与德国的经济模式优越得多。
首先，美国式以股权融资为基础的企业制度，有助于企业进行知识与技术的创新，这是因为：第一，股权融资可以增加企业的自有资金，从而可以为企业进行创新研究和技术开发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而这在银行融资的情况下显然是做不到的；第二，股权融资可以通过所有权激励鼓励企业家和技术人员进行技术与知识创新，其方法就是让企业家和技术人员分享企业的所有权；第三，股权融资也为企业与风险投资者开展股权合作提供了可能性，而这对于增加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所需的资金来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再从构成美国经济模式之重要特征的金融体系来看，它通过为风险投资者提供完善的退出机制而促进了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与金融衍生市场上交易的金融产品不同，风险投资所面临的风险都不是十进位制，而是二进位制的，因而是无法通过风险定价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买卖的。因此，它们需要一种特殊的退出机制来保证风险投资者的获利。这种特殊的退出机制就是所谓的“创业板股票市场”，俗称“二板市场”。美国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就是一个具有这种特殊功能的、能够为风险资本带来投资收益的退出机制。
最后，从宏观上看，构成美国经济模式基本特征的是自由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这种自由主义政府干预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放松政府管制，鼓励企业创新和金融创新，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和人力资源支持（发展教育、增加人力资本的供给等），以及生产新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如信息高速公路和网络安全等）等。
正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模式具有以上一些制度优势，才造就了美国长达1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神话，而日本与德国则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优势，最终只能在经济衰退或增长停滞的阴影下苦苦挣扎。
2.当前美国经济的增长衰退并不是经济模式的错
一种好的经济制度有利于知识创新和技术进步。但是，知识创新与技术进步通常总是具有周期性的，因为任何新知识最后总是要变成人所共知的常识，任何新技术最后也是要演变成为人所共知的成熟技术，而新知识的发现和新技术的发明又总是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当前发生在美国的经济增长衰退，实际上就是因为与IT产业相关的知识已经从新知识变成了常识，与IT产业相关的技术已经从新技术变成了成熟技术，而新的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还没有达到足以引起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的程度。
我们做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作为本次产业革命之主导产业的IT产业的重大发明创造基本完成，激动人心的、从无到有的高级别技术创新已经趋于枯竭，剩下的只是一些影响十分有限的增量创新，成本竞争正在取代技术创新而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因素，与之相对应的恰好则是IT产业垄断利润的消失，以及对IT产业投资热情的迅速减退。另一方面，极有可能成为下一次产业革命之主导产业的生命生物技术产业的创新还没有达到产业化与商业化的程度。于是，处于两次产业革命间歇期的美国经济只能走上增长减速直至衰退之路。当然，受政府旨在稳定宏观经济的扩张政策的影响，在此期间美国经济也许会出现一些恢复性的增长，但是，这种政策面因素最终是敌不过基本面因素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所能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目前出现的增长衰退并不是由制度因素造成的，而是由经济增长的周期性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假如我们以美国当前的经济增长衰退为依据来否定美国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将是难以令人信服的。事实上，就美国正在孕育一次新的、以生命生物技术产业为主导产业的产业革命而言，美国的经济制度至今仍然是最具先进性和创造力的。
3.我们应当如何借鉴美国的经济制度
尽管美国的经济增长衰退不是美国经济制度的错，但是美国的经济制度还是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人们历来都是以胜败论英雄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不要学习和借鉴美国的经济制度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就中国目前仍然是一个转型经济国家而言，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至今仍是政府干预太多，市场自由度太低。就以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为例，它所集中起来的金融资源原本是属于市场的，但是，政府却千方百计地把这些市场资源纳入行政系统，迫其为政府的财政目标提供服务，结果导致金融市场上的风险高度集聚。因此，为了从根本上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们需要借鉴和学习美国的经验，放松政府管制，鼓励企业与金融创新，积极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以便最终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基于美国目前所发生的、较为严重的公司财务造假案，我们在借鉴和学习美国的经验时，当然是要有所选择的。美国那种政府放任不管的市场制度与已经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公司治理结构，显然是不能完全照搬的。这也就是说，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在借鉴和学习美国经验的时候，至少需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予以改进：
第一，我们在鼓励金融市场创新的同时，不能对金融市场采取过分放任自流的做法，因为过分放任自流的金融市场会导致严重的机能障碍。比如在今天的美国，金融市场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投资工具为投资者提供获利的机会，但是，这些金融投资工具中的绝大多数与实际经济无关，它们纯粹属于马克思所说的"G-G"的虚拟金融活动，从而很少对实际生产领域的能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样就产生了一种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金融市场控制着整个经济；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又没有能力有效地把金融资源配置到实际经济部门，并指导企业把金融资源用于企业长期发展的用途上去。为了防止产生这样的矛盾，中国必须谨慎推进金融市场的自由化改革，尽可能地防止虚拟经济与实际经济的过分脱节，其主要做法就是要保证所有的金融活动都是必须有约束的，而不能是完全放任自由的。
第二，对企业必须进行重新认识。在最近发生的美国企业制度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通过企业产权的重新配置，使得知识劳动要素的所有者也获得了企业的所有权，如像比尔·盖茨那样的创业者和风险基金的管理者。他们依靠自己拥有的知识（技术与信息）而成了企业的股东，从而对企业的技术创新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借助于股权融资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企业越来越多地被人们看作是一个金融实体，而不是一个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实体。企业性质的这种异变，使得企业日益成为一个纯粹“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工具，而不是一个把各种要素的所有者集合在一起的“利益团体”和“生产组织”（米尼克·普利翁，2002）。其结果是，企业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尽可能增加其在股票市场上的身价，而不是进行更多的技术与产品创新上去了。为此，中国在发展企业股权融资、进行企业制度创新时，必须改变对企业的错误认识，正确地把企业的功能定义为一个既要创造利润，又要创造就业和物质财富的“社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防止发生在当今美国企业中的资本主义复辟的现象。
我们的结论是，美国经济制度的基本状况是好的。伴随着新经济的发展，美国经济制度的某些方面确实出现了各种变异现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学习和借鉴美国经济制度中的许多积极的因素。特别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美国自己也已经认识到了在其经济制度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并正在采取改革措施予以纠正。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中国目前正在进行中的、更加倾向自由市场的经济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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