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转变论的古典问题和新古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文,古典论文,新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9年以来，在中国人口学界关于人口转变问题的讨论突然升温，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及其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二是中国是否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第一个焦点上的分歧关键在于对古典人口转变论的理解，而第二个焦点上分歧的关键则在于对新古典人口转变论的理解。其实，这场争论还有一个症结，即当我们对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是依据于经典人口转变理论呢？还是依据自己创立的标准？如果是前者，就应该完全遵循经典人口转变论，如果是后者则属于一种创新，但必须做出论证。无论如何，这场争论将有助于推动中国的人口转变，或者从更广泛意义上的现代人口转变现象研究和理论阐释的深化。
由于已经完成或正在经历人口转变的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差异性的广泛存在，我们无论是从古典人口转变论那里，还是从新古典人口转变论那里，都不能获得一个理想的理论解释。人口转变论非但不是一个完美的理论，而且缺陷颇多。故此，我们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修正和完善人口转变论；二是创立一个全新的理论。本文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人口转变论和人口转变问题进行梳理，旨在深化对中国人口转变的认识。
一、古典人口转变论和新古典人口转变论
虽然人口转变思想只是在20世纪初才出现，甚至到40年代才正式确立，但是，根据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人口转变论可以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一是古典人口转变论，二是新古典人口转变论。
（一）古典人口转变理论
古典人口转变论是由阿道夫·郎德里(Adolphe Landry,1909、1934)、沃伦·汤普森(WarrenThompson,1929、1930)、弗兰克·诺特斯坦(Frank Notestein,1945)等人根据欧洲人口18世纪以来的人口演变经验研究而提出的人口转变论。古典人口转变论有两个特点：一是古典人口转变论是基于欧洲国家18和19世纪的人口演变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根据人类历史上首次经历的人口转变（古典人口转变），虽然古典人口转变论者都试图展示该理论的世界普遍适用性，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基于推论，而不是实证。二是古典人口转变理论基本上是一种“描述性”理论，即主要是描述了欧洲人口在18和19世纪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但是，并没有系统地在理论上阐述人口转变是如何发生和发展的，虽然古典转变论者注意到了处于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在人口发展阶段上显现出来的差异，并且力图把人口转变与经济、社会变迁和现代化联系起来。简言之，古典人口转变论是依据历史分段方法对古典型人口转变的一种描述，它的理论阐述还缺乏对人类人口行为的微观基础的阐释。
但无论如何，古典人口转变论在人口学说史上无疑具有突出的地位。古典人口转变论的意义不仅是在理论上构建了一个人口长期发展趋势的历史分析框架，更重要的是它明确地宣告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长期增长趋势论断的破产，实际上也是对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马尔萨斯主义回潮的一种回应。
（二）新古典人口转变论
虽然古典人口转变论自提出后曾不断地受到质疑，但是它遇到的最大的挑战是在20世纪60年代。始于1963年的由著名人口学家Ansley J.Coale主持的欧洲生育史项目的研究结果发现：欧洲的生育率开始下降的时间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并不一致，出现生育率下降的欧洲国家彼此之间社会和经济条件也存在着差异。这一研究结论宣告了古典人口转变论的破产。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以来有越来越多的，并且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国家进入人口转变的情况下，人口转变问题又开始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新古典人口转变论也随之兴起。与古典人口转变论不同的是，新古典人口转变论的研究视野向多元化和多层次化扩展，包括：基于语言、民族以及地理区域特征在内的文化因素而建立的文化传播理论(Knodel和van de Walle,1979;Watkins,1987)、从家庭角度研究而确立的财富流理论(John Caldwell,1976)、妇女角色和地位与生育率转变关系理论(Karen Mason,1986、1987)及芝加哥学派和伊斯特林学派等。
新古典人口转变论与古典人口转变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更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技术视野中分析人口转变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以及各国人口转变差别形成的原因。换言之，新古典人口转变论力图成为一种“解释性”的理论，对人口转变做出理论规范。可以说，新古典人口转变论是古典人口转变论的一种继承、修正和发展。它的现实意义是为现代人口转变提供了一个更为合理的理论解释。
二、古典人口转变与现代人口转变
古典人口转变在本文是指欧洲一些国家在18世纪和19世纪经历的人口转变，也是古典人口转变论得以确立的事实基础。古典人口转变的特征表现为：历时长、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速度慢，与人类现代化进程表现出程度较高的一致性，并且，人口转变的年龄结构效应是渐进的。现代人口转变主要是指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生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口转变。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技术、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异，以及全球环境的变迁，现代人口转变表现出明显的多元化倾向。如果说，我们还可以把古典人口转变的进程和动因套进古典人口转变论的框架之内的话，那么，现在我们则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把现代人口转变纳入其中，即使是新古典人口转变论也难当此任。比较古典人口转变和现代人口转变，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以下差别：
第一，人口转变历程时间差别巨大：古典人口转变至少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甚至两个世纪，而20世纪发生在一些国家的现代人口转变历时缩短到半个世纪。
第二，在古典人口转变中，死亡率下降速度相对较慢，而且生育率转变启动的滞后时间也较长，这就使得古典人口转变的人口增长速度也相对较低，但是，现代人口转变则不然。例如，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为代表的现代人口转变表明，其死亡率下降速度非常快，从而导致了人口增长浪潮的涌现。也可能正是由于人们在认知上和生活中都感觉到这种增长浪潮的冲击，生育率的下降也在较短的时间内出现。
第三，在古典人口转变中，由于死亡率转变和生育率转变的温和特征，进而使得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也比较平稳。而现代人口转变则不然。由于死亡率和生育率转变都具有“急风暴雨”式的特性，因而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就经历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在人口老龄化这个人口转变启动的趋势中，现代人口转变国家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古典人口转变的国家。
三、人口转变论中的古典问题和新古典问题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发展进入了转变过程以后，就其具体转变过程、动因及其社会经济影响而言，可能会遇到古典和新古典两个方面的问题。所谓古典问题是指古典人口转变论关于人口转变同一性规律方面需待解释的问题，而新古典问题则是指新古典人口转变论关于人口转变差异性方面需要在理论上解释的问题。关于这两方面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将是人口转变论获得新发展的突破口，也将成为认识现代人口转变规律的理论工具。
人口转变论的古典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评判，但是，就笔者的了解而言，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其中主要的问题包括：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和标志、古典人口转变对人口长期发展的影响。在人口转变论的新古典问题方面包括：人口转变与社会经济转型的一致性和非一致性、对人口转变中的制度因素作用的理解、现代人口转变对人口长期发展的影响、对人口转变多元化现象的解释、理论规范和政策目标的关系、技术因素的作用（注：在死亡率转变的研究中，技术一直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变量，相反，在生育率转变的研究中，技术因素在许多情况下都被忽视了，这很容易导致一些理论认识上的偏差。例如，欧洲国家的生育率转变经历的时间要比现代人口转变国家长得多，在这个差别中，技术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呢？）。
从目前中国学术界出现的关于人口转变问题的争论来看，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转变完成的标准；二是人口转变形式与本质的理解；三是中国是否完成了人口转变。实际上，这三个方面都源于一个基础理论问题，即人口转变的实质。有一个逻辑问题需要注意，我们既不能将现代人口转变套入古典人口转变，也不能简单地用古典人口转变论和新古典人口转变论来统一各国和地区丰富多彩的人口转变。换言之，从人口转变形式和进程看各国的人口转变的相似程度要远远大于它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相似程度，或者说，社会环境的差异性要远远大于人口转变的相似性。这就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否根据这些环境的差异性来否定人口转变的同一性？
与古典人口转变相比，现代人口转变在社会经济环境方面表现出比Coale等人研究的发现更大的差异。可以令古典人口转变论者们感到欣慰的是，人口转变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现象，无论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都发生了人口转变。而正是这个事实给人口转变论提出了更大挑战，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在人口转变论的视野中还漏掉了什么？其次要回答的问题是，导致人口转变的原因是否发生了变化或者在作用意义上发生了什么变化？
笔者认为，古典和新古典人口转变论都忽视了两个基本因素：一是技术；二是制度。技术对人口转变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尽管它在许多的情况中被忽视了。影响人口转变的技术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人类生命控制技术，包括医疗卫生技术和生育控制技术，这类技术的发明、开发和使用给人口死亡率转变和生育率转变都带来直接的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二是传播技术，包括信息、知识等传播，当代最具影响的传播技术包括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技术等；三是更广泛的技术领域，包括生产、消费、教育、交通等各个领域技术的发展，这些技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人口转变。这些技术因素对人口转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两个途径：其一是影响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决策能力等；其二是为人类实现自己的意愿而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就生育率的转变而言，前者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育意愿，而后者则为生育意愿的实现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例如，现代技术基本上可以保证夫妇的家庭生育计划，即在特定的时期生育、生育特定数量的子女，甚至实现对孩子性别的偏好。如果技术因素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就可能导致这样的疑问：我们以往对传统社会中的人们的生育意愿是否估计过高了？除了一般的解释外，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现象可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们为了抵抗高死亡率而不得不维持高生育率，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或者从这个假设出发，那么传统社会高生育率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人们真正生育意愿。这个推论的重要涵义是，死亡率下降是生育率下降的首要的条件，因为死亡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们生育负担，即不得不生育的部分减少甚至消除了。二是由于缺乏生育控制技术或不具备节欲、避孕的社会环境而导致人们节制生育的愿望不能实现。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或者从这个假设出发，那么逻辑发展的结果应该是传统社会的高生育率表现了一部分不能实现的节育愿望。
那么，上述两个假设对人口转变的意义究竟何在？首先死亡率下降是生育率转变的必要前提，这是生育率转变滞后于死亡率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第一种假设。生育率转变滞后的第二个原因是生育控制技术发展和传播的滞后，有效的廉价生育控制技术是在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的。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现代人口转变中生育率转变滞后的时间要大大短于古典人口转变中的滞后时间，以及为什么现代人口转变历时大大短于古典人口转变。
传播技术对人口转变的影响是日显重要的。当社会传播媒介技术从阅读媒介（书籍和报纸）技术阶段发展到视听媒介（广播、电影、电视等）技术阶段时，现代生育文化、生育技术的传播速度将会更快、传播范围将会更广。可以说，古典人口转变是出现在阅读媒介技术阶段，而现代人口转变则是发生在视听媒介技术阶段。当然，这也可能是一种历史巧合。目前生命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试管婴儿技术可以提高社会的生育水平，而克隆技术将来是否会成为一些低生育率国家应对生育危机的对策呢？
制度因素是人口转变论所忽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国外学者是在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才开始从制度方面分析生育率的下降(Geoffrey McNicoll,1975、1980;Lesthaeghe1980;Potter1983。在国内学术界的讨论中基本上都是把制度因素视为人口转变的外生性变量。但是这个观点值得商榷。所谓制度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为了实现某些特定的目标而对社会成员做出的规范（法律规范、政策规范、行政规范、道德规范、文化规范等）。而在人类社会中对人们行为影响最为强烈的莫过于制度，人们的生育行为也是如此。从对人口行为影响的作用机制看，我们可以把制度划分为两大类：一是直接决定和影响人口行为的制度；二是间接影响人口行为的制度。前者在人类历史上至少存在过两种情况，即鼓励生育的制度和限制生育的制度。后者的作用机理更为复杂，它们是通过对人类其他行为的影响而间接作用于人们的生育行为，并且也存在着正、反两个方面。
在人类历史上直接鼓励生育的制度自古有之，并具有普遍性，相比之下，直接限制生育的制度则少之又少。但是，自20世纪60和70年代以来，这类制度已成为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的重要制度安排。那么，制度是否是人口转变因素中的应有之意呢？实际上学者们对制度变革在死亡率转变中的作用和影响并没有什么异议，但对于制度在生育率转变中的作用却另有说法。目前在国内学术界可以经常听到的观点是在政府计划生育政策（制度）下实现低水平生育率并不表示生育率转变的真正完成，换言之，只有在没有政策制约时实现的低生育率才是真正实现了人口转变。因此，我们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制度究竟是人口转变的必要条件，或仅仅是一个充分条件？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的各种制度之间在对人口转变的影响上可能不一致，甚至相互对立。那么，制度净的影响应该是这两种对立力量均衡的结果。这种情况在中国最为明显，实际上7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转变是在两类制度冲突中演进的。但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鼓励或刺激生育的制度一直在弱化，而鼓励生育节制的制度一直在强化。1992年当中国决定大力推动市场经济的时候，曾经有许多人担心这种改革将会给计划生育带来不利影响，而实际上，恰恰是在1993年以后，中国人口生育率水平打破了下降停滞的僵局，步入了一个持续下降的过程，使中国跨入了世界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那么，为什么实际情况与一些学者的担心相反呢？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由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制度变革的全部人口学意义。实质上，正是这种变革使中国的各种制度在人口控制作用上的冲突减弱甚至和谐一致起来。所以，问题的所在是我们对制度变革的人口学意义认识上的偏差和估计不足。在一个以制度变革为基本特征的社会转变和发展的国家中，离开制度因素而谈论人口的转变无疑是一种本末倒置。
生育控制政策的介入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人类社会对人口压力导致的“哈姆雷特式问题”的一种社会反应。在动物界，当群体数量增长与其生态环境失衡而形成压力时，死亡率提高是对这种压力的一种自然反应，即所谓马尔萨斯的“积极抑制”（为生而死）。但是，人类的智慧、理性、预见性、社会协调等能力可以使人类采取预防性措施，得以避免更多的死亡悲剧。在社会范围内协调的结果应该是人口控制政策或生育控制政策（为生而不生）。
人口转变是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具影响的变革之一，如同对其他重要的社会变革的认识一样，我们对人口转变的理解将会随着这一历史进程的演变而逐步深入。思想源于历史、源于现实，但思想也需要跳出历史和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于中国人口转变的深入认识和正确理解可能始于这一历史过程的结束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