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族文化的国民经济发展研究_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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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09)06-0022-05

只要有民族存在,就会存在民族差异,因为每个民族都有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特征。民族差异包括民族之间在体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方面的差异,这些只是民族问题产生的潜在因素而不是最基本的因素和根本因素。但是民族经济差距却容易引起民族问题,甚至社会稳定。因此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政治意义。

一、尊重民族文化,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利于民族经济的发展

民族地区与其他非民族地区的区别在于“民族性”,主要体现为“民族文化”。有学者申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论断,有专家提出“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的论断。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就不会走向世界,得到世界上的肯定与赞赏,不会在世界上发生积极影响。因此,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标志,在现实生活中,民族文化在对外交往及民族关系中是一个敏感的因素。一个民族往往将自己的传统文化受到尊重看成是对整个民族的尊重;将本族的传统文化受到歧视、干涉、破坏看成是对整个民族的侮辱与损害,严重的会伤害民族自尊心和民族情感,影响民族的信任与团结,甚至发生民族纠纷与矛盾,进而影响社会的稳定。

人自身是某种文化的载体,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不时地接受着一定的文化,同时又摈弃另外一种文化。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它随着人们的社会交往而流动。社会活动的交流与互动不仅存在于社会、群体和国家内部,而且也存在于它们之间,存在于一切人类交往的互动过程之中。参与活动既是社会实践过程,也是文化互动过程。族群意识即是族群参与互动的结果,族群的边界便在这种互动交往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趋于“失衡”和“平衡”。[1]中国历史上文化取向的民族观以及“以和亲之”、“因俗而治”的处理族际关系的方式,体现出中华文化对待民族差别上的品格、修养和高超的智慧。总的趋势是族体间不断从多元走向一体,族际观念从封闭的、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异同判断走向开放、圆融和富有智慧。[2]从族际文化间的相互吸收、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过程中领悟到文化的相通性、相融性与可变性。又从文化的相通、相融与可变中发现族体间求同存异或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从而形成了以文化看民族,以文化的教化来实现民族融合的非暴力方式。从费孝通先生的分析思路中至少应该有以下启示:谈论中华文化,不能忽略其中的民族维度;而要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要特别重视其中的文化内涵,因为文化与民族的关联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3]因此,尊重民族文化,建立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利于民族地区的发展。

二、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的互动关系及存在的问题

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具有基础性;文化对经济影响带有反应性。各民族在各具特色的生产力基础上呈现出各具个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市场形式、经济运行状态,并决定着经济制度,体现民族文化的价值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只有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出现良性互动才能既有“质”又有“量”地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图“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的互动”所示。

随着对民族经济研究的关注,学术界针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分析提出了“文化力”与“经济文化类型”等新概念,笔者认为这些都是民族文化的衍生品。

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的互动

(一)民族地区的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存在现实困难

文化力作为一种生产力,是指各种文化资源要素在文化生产与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共生或者人为形成的文化网络和设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聚合的一种作用力,即包含科技、教育、人才的智力因素;包含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的精神力量;包含传统文化和文化网络。文化力这种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正式制度变迁所产生的软制约作用,以及民族地区文化建设的不足;加上其缺乏大规模组织或者固定文化资产创建所需要的建设成本,相应效应很难产生,不确定性适应预期也大量存在;因此民族地区缺乏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实施机制。民族地区的制度变迁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以及经济基础的束缚,导致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难。[4]

(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类型作为非正式制度更难变迁

经济文化类型是前苏联著名民族学家托尔斯托夫、列文和切博克萨罗夫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民族学概念之一。我国学者林耀华对经济文化类型的定义为:“经济文化类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之下,并操持相同生计方式的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5]相继有学者将此概念的内涵扩大,认为经济文化类型作为各民族在历史上形成的经济和文化特点的综合体,是一个由自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与意识结合而成的复杂系统,它主要包括生态环境、生计方式、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内容,综合地反映某种社会面貌。经济文化类型是以非正式制度方式作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构成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一般包括对正式制度拓展、细化和限制的社会公认的行为规则和内部实施的行为规则,其有助于减少经济活动成本;但如果没有正式制度,缺乏强制性的非正式制度又会提高实施成本。[6]非正式制度的发展具有历史继承性,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其相对独立性要求受到尊重。

经济文化类型变迁取决于变迁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配比,但同时作为文化进化所形成的规则 有其特殊性,即变迁安排取决于该经济文化类型内部的相互作用,所以,变革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而不是取决于变迁所花费的时间、资源等形式。如果获利机会不是在社会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将是极高的,因为他的创新将会被视为违反了现行规则,使传统的维护者感到习惯的权利或者是既得利益受到冒犯,他们就可能出来进行阻止或排斥。这样,由于害怕受到社会的敌视与反对,即使来自违反原来非正式规则的利益可能很大,大多数个人还是不大情愿独自违反旧的制度安排。只有当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放弃了原来的制度安排,新的制度安排才可能出现。这说明:(1)经济文化类型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比正式制度安排更难以变迁;(2)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说,在原有经济文化类型基础上改造或替代,成员的认同至关重要,而与原有经济文化类型毫无联系的制度创新缺乏认同,即使潜在利益很大,也可能以失败告终;(3)经济文化类型作为根植于社会文化系统的非正式制度,服从于类似进化论中的遗传与变异的法则,起到制度变迁内在稳定器的作用,使制度变迁呈现出渐进和增量演进而非间断性突变的特点。[7]

(三)目前发展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的互动性不强

多年来,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国家的重点也放在了政策的倾斜和经济的扶持上,结果是民族差距仍旧较大;理论界也对民族文化对民族经济的影响进行探讨,但事实操作上却很难落实;另外,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导致少数民族产生心理上的失衡,民族间的文化沟通,对民族知识、民族风俗习惯、民族生活方式、民族传统的了解仍然不足,导致民族文化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与理解。我国学者在经济变量的分析中结合民族文化因素来阐释各民族经济现状的成因,寻求符合民族地区各民族利益的经济发展道路。倪国良先生认为:“不同社会对新挑战之所以会有不同反映,文化和精神因素的影响至为巨大。”[8]而这正是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的深层原因之一,也是我们民族经济发展中政策低效甚至无效的根本原因。过分强调经济发展,忽视各民族间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民族文化传统的作用是阻碍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意味着在民族异质性极强的民族地区大量注入经济资本,并不意味着能组织起经济有效的生产活动方式,机械地采用东部地区的做法,将其作为一个近期的现代化转型战略就难免过于简单了。[9]

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点是经济建设,但是决不能忽视与民族文化的互动,即要重点考虑民族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民族经济首先是民族或民族群体的经济,它无论如何都不可脱离民族这个母体,也不可能不受到民族文化的制约。正如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认为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他要求一种与这个伦理道德相违背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经济就不会发展;反之,如果一种经济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那么他将兴盛起来。”[10]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如果继续单纯地从经济层面上分析,将会陷入一个充满逻辑悖论的贫困恶性循环论的旋涡中。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各区域和各民族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紧密,客观上促进了文化上的交流和共融,并且能够相互了解,相互补充,取长补短,从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中吸取养分,进而促进本地区和民族经济与文化的更加繁荣与发展。

三、促进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互动的对策及措施

民族文化作为一个大规模的复杂体系,各部分功能相互依存,可以发挥社会导向的总体作用。民族文化对社会成员的目标选择和价值取向带有社会导向和价值导向的作用。在民族地区经济建设中加强与民族文化的互动,有利于提高经济建设的效率。

(一)加强与少数民族群众的互动。完善民族地区就业政策

中央扶持民族地区发展实际上就是在扶持“人”的发展,即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十年树木,百年育人”是人人皆知的道理,既然不能在短期内迅速提高少数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那么“干中学”是现实的实现这一目标的路径。为让每一位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到经济建设中来,就业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完善民族地区就业政策,首先,加强宣传,转变就业观念,树立现实的择业观,选择与自身条件相适应的岗位;同时要适度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掌握新技能,提高自己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的能力。其次,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对能够吸纳更多少数民族就业的企业,国家给予财政税收优惠的政策。尤其是中小企业,在发达国家,90%的人是在中小企业就业,中小企业因此被称做“创造就业岗位的机器”。民族地区中小企业的特点是从事的行业较集中,技术含量低,发展速度慢,因此当地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扶持其发展,如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低息贷款,设立专门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政府出面举办针对中小企业发展项目的推广活动等,通过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来解决就业问题。第三,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网络及社会保障制度。大量及时的劳动服务及培训信息对民族地区的就业及人力资源流动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健全的社会保障体制也是有利于就业的重要条件之一。

(二)加强与科技人才的互动,完善民族地区科技人才政策

民族地区当前面对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才流失与人才资源浪费;二是缺乏科技开发为先导的各层次人才的全面协调发展。加强与科技人才的互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措施。

民族地区有自身的特点和区情,引进高科技人才的价值是难以估算的,人才政策应尽力向具有高科技水平、社会与市场经济急需、紧缺的人才倾斜,更要力争在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效应中实现获取科技人才成长的最佳值。首先,民族地区科技人才政策的完善要注意时效性、高效益,应尽力避免“行业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遵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主要目标,首先,“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第三产业”,这对目前遏制人才流失和闲置以及各种资源的浪费也极具针对性。因为,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同样离不开高科技人才引领和各层次人才的全面协调发展。其次,要通过建立科技培训基地,开展科技培训活动,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各类所需人才,把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形成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第三,把科技人才与项目的政策倾斜同人力资源开发结合起来,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新思路、新政策、新举措必定会打开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新局面,这是吸引人才和发挥各类人才潜能的有效途径。

高科技人才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反过来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又能为稳定、吸引高科技人才提供更优越的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和成长发展所需的经济环境,最终达到人才流动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三)加强与族群整体的互动,完善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

文化向经济渗透,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显现了文化的产业特征。关于文化产业特点,不同学者具有相同与互补的论述。第一,文化产业是指以经营符号性商品与信息为主的商业活动,这些商品的基本经济价值源于它们的文化价值;第二,它包括“传统的”文化产业如广播、电视、出版、视觉艺术等,也包括了最新的文化产业如互联网和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第三,文化产业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普拉特博士将其归纳为:内容创意、生产输入、再生产和交易。这四个环节互相交融,构成了庞大的文化产业生产体系。[11]文化产业的发展会促进与整体族群的互动,进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完善民族文化产业政策执行的对策要做到如下几点:首先,要有利于民族地区开发与整合文化资源,尽快形成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产业。开放的条件下,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不再为民族地区独有,国内外的文化资源成为全世界共享资源,这就加剧了文化资源的争夺,民族地区也应做到天下资源,为我所用,显现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源特色,形成文化产业的优势。其次,要有利于民族地区文化资本的融资与整合。文化资本已被经济学家称之为“第四种资本”,也被认为是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当前,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投入的资金缺口较大。在保证文化安全的前提下,拓宽融资渠道是必要的。扩大融资渠道的目的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使文化创新、文化产业创新获得更大的资金支持。当务之急应通过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融资体制。第三,提高政策执行队伍的整体素质结构。加强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政策执行的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提高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认知程度,建立健全公务员制度和机制,建立健全监督机制,重视干部后备队伍的培养等。第四,完善民族文化产业政策。应抓紧制定文化产业的扶持政策,包括文化产业的投资政策、税收政策、价格政策、产业结构政策、技术政策、组织政策以及人才培养政策等。

四、基于民族文化的民族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

“中国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选择,实际上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异质同构平衡发展的互动过程”,[12]“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演进历程已经给我们深刻的教训,提醒我们必须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中那些富有价值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内涵”。[13]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需要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性,充分认识延续至今的传统民族文化体系在少数民族经济发展中的价值,尊重各民族立足于传统民族文化维系的经济结构、产业体系和多样化选择,而不是简单机械地抛弃或否定传统民族文化,这是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必须加以重视的重要方面。加快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能单靠外援式推进,而是要靠民族传统文化体系与现代技术的相互结合,充分发挥民族文化多样性优势,调动各民族内在的积极性,让各民族的现代化真正成为内源式的现代化。总之,基于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促进民族经济与民族文化的良性互动有利于提高民族地区经济效益。

[收稿日期]2009-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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