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科学技术思想及其对艺术生产的意义_科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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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B03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0)02-0093-98

“之所以说科学是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发现社会危机真正原因的形式。”[1](p5)霍克海默在《科学及其危机札记》的这类言论,或许多少有点泛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在他看来,任何人类行为方式,只要有可能掩盖社会的真实本性就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科学表面上是以揭示社会真实本性为己任的,但同时科学也是掩盖社会真实本性的最有效的行为方式,所以它是意识形态。

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始终充满着矛盾的。例如,在现代社会,一方面,科学发展的每一步都必须具有批判的根基,另一方面,社会对科学的期望和要求实际上常常与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相违背,人们随意赋予科学以形形色色的使命,完全忽视了科学的发展只能依靠以往的全部相关的知识。更糟糕的是,科学对其自身的存在及其运作的指向实际上总是茫然无知的,它无法把握住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种种变化莫测的关系。这些矛盾始终是科学发展道路上驱散不开的阴影。霍克海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人们淡化或忽视了对美好的未来社会的向往和追求,而试图以科学去证明当代社会永恒存在的合理性时,科学的革命动力就将丧失殆尽,科学自身的一种致命的、破坏性的潜在力量就会表现出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趋向。当然,科学和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对经济和社会的某些部门的发展始终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但是,科学从来都是无视整个社会进程的总体平衡需要的,居然科学在挽回其自身发展给人类造成的严重损害方面部分地承担着它的责任,可是,科学的赎罪过程常常是一种新的犯罪过程。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理论大师马尔库塞也是研究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专家。他在1964年出版的《单向度的人》一书的副标题就是“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在马尔库塞看来,科学技术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对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就是对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如何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研究。他在谈到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对意识形态的影响时曾这样说过,在一种特定的意义上,发达的工业社会比起先前的文化是更意识形态的,因为今天的意识形态就在生产过程中。这一命题以富于刺激的形式揭示了盛行的技术合理性的政治内容。很显然,在马尔库塞看来,意识形态不但没有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衰落,相反以更强大的无形的力量支配着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揭示技术合理性已成了新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具有非政治化的倾向,但当它用来作为统治人的工具时就政治化了,从而它也获得了意识形态的性格。

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他们论述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时,是把科学技术当成一种新的统治或控制工具看待的。他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论述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无疑是切中了当代工业社会的要害。哈贝马斯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前辈们的思想,进一步阐发了技术与科学是意识形态的观点。可以说,只有到了哈贝马斯这里才真正体系化了,并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2](p95)

如前所述,把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进行研究一直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课题,我们看到霍克海默的有关思想,在马尔库塞某些研究课题中几乎成了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例如,在当代的技术和科学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这一命题中,离开了科技生产力概念和科技意识形态概念,马尔库塞的整个理论体系立刻就会倒塌。哈贝马斯创造性地继承了法兰克福前辈们的理论,他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文中写道:“自十九世纪末叶以来,晚期资本主义的后一种发展趋势由于技术科学化而日益明显,这也正是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特点。它每一次都承受了来自体制方面的压力——通过引进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由于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和应用便结合成为一个体系了。而工业研究一般总是从国家那里接受任务,这首先就推动了军事部门的科学与技术的进步。然而,科学技术的情报便从军事部门那里流入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生产力。”

为什么说科学技术变成了第一生产力呢?哈贝马斯的研究主要依赖以近百年科技和社会发展的历史作出结论。首先,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和平年代常常以经济发展为目的和动力,有时甚至是自发地变成了经济发展的润滑油或催化剂,可以说任何从科学到技术的发展过程,都潜在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工具或新武器。显然,哈贝马斯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有一脉相承之处。马克思的科技也是生产力的论点与哈贝马斯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他们都认为,科学技术之所以变成生产力首先是因为工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持,正是那些工业资本家们自觉地应用了科学与技术,才把科技成功地转化成了生产力。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他把当代社会看成为一个技术决定一切的社会,技术和科学远远不只是与经济发展有关,而“更为重要的倒是技术作为潜在的意识形态也侵入到了那些不过问政治的群众的意识中,并且还形成了一种合法的努力。这种意识形态所产生的奇特效果就是:社会的自我理解脱离了交往行为的关联系统,脱离了以象征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而为一种科学的模型所代替。同样,在合理行为和适应行为范畴内人自我物化代替了人用文化对社会生活所作的一种自我理解。社会有计划的重建所依照的模型,是对系统研究的结果”。[3](p27)

毫无疑问,哈贝马斯所要说明的就是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是科学技术变成了第一生产力的必然结果,在某些研究哈贝马斯的学者看来,这个过程在哈贝马斯那里是从科技政治化和群众化两个方面进行的。[4](p169)

首先,只有政治领域才需要合法性的存在,意识形态必须为政治的合法性辩护,然而这个原则的应用却受着时代的限制。由于科技已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所以,在政治活动中必须采取先进的科技手段,如通过高科技通讯手段传播某种政治理念,在政治运作的程序性方面更要吸收科学技术的操作规则。

其次,科学技术日益侵入了那些不过问政治的群众的意识之中,科学技术对于某些实用系统的成功控制使得人们相信这种模式照样可以搬到社会系统中来。于是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人们以往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参照系,而变成了唯一的准则。社会由此变成了一个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自调节系统。

仅从科学在上述两方面的渗透情况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在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已褫夺了以往意识形态的地位,并建立起了一个更具操纵性、更具欺骗性、更具辩护性的全新的意识形态体系。这一空前强大的新意识形态体系,因其与经济基础越来越紧密的相互交织和渗透等原因而具有极为不同的时代特点:

首先,我们看到科技霸权业已形成。所谓“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高科技决定社会生产包括人自身生产的方方面面的社会,技术与科学内化为第一生产力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功能已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任何人、任何领域都不能摆脱它的控制。哈贝马斯说道:“当今那种占统治地位的、更呆板的把科学变成偶像的背景意识形态,较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不可抗拒和无孔不入。因为随着对实践问题的掩盖,它不仅仅为一种统治地位的特殊的阶级利益作为辩护和压抑另一个阶级的局部的解放需求,而且又侵袭了人类的要求解放的旨趣本身。”[5](p111)

其次,科技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传统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在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保留。科技理性对真知真理的追求,有时恰恰是用一种假象掩盖另一种假象来完成的,而人们对科学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无比信任使人们对新的假象所包含的种种矛盾往往视而不见。对可见性假象的迷信曾经使得我们对人的信任超过了对神的信任,而现在科技意识形态则使我们对工具和技术的信任超过了对人的信任。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普遍宁愿对计算机的发号施令俯首帖耳,而不愿意忍受老板或政府官员的颐指气使就是一例。哈贝马斯说道:“……同以往所有的意识形态相比较,技治主义意识是‘较少意识形态性的’,因为它并不拥有一种不透明的欺骗力量,而只有这种欺骗力量才会使旨趣的实施走样。”[5](p111)

哈贝马斯并非完全赞同他的前辈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在发达工业社会中行使控制与操纵功能的分析与批判,例如,他对马尔库塞在破除技术问题上的摇摆态度就作出过公开的批评:马尔库塞的头脑里有一种自然的可供选择的态度,但从中没有产生任何关于新技术的思想。但是,他对马尔库塞的“技术和科学目前起了使权利合法化的功能”的说法十分赞赏,认为它是“一把钥匙”。[6](p240)

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的自主性是一种“伪自主性”,但是,它已作为一种共同的幻想确立了起来。“使我深感重要的是,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隐蔽地渗透进政治上天真的人民群众的意识,并以合法性权利起作用。”[6](p241)他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意识形态通过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操纵渗透到社会的每一领域、每一方面,并因其作用方式的独特性而令人无法摆脱它的控制与支配。因此,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不可抗拒的操纵功能不是一种幻觉,它对人的宰制与操纵极有“说服力”,容不得人们作出反思。哈贝马斯如是说: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一种被理性化的、能满足欲望的幻想(fantasy),不是这样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幻觉(illusion),可以用这种‘幻觉’来表示、解释和建立相互作用的体系。即使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也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公平的、摆脱了统治的、双方都会满意的相互作用的基本方式;正是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那些实现欲望和满足补偿的标准相符。它们赖以存在的交往是如此地受到压抑的限制,以至于不能直言曾经作为资本—劳动关系被制度化了的强权关系。但是,科学技术这种意识形态不是以同样的方式建立在分裂的符号与无意识动机的因果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因果关系既形成了虚假的意识又产生了意识形态批判所欠缺的反思力量。”[7](p111)

可见,科技意识形态是通过貌似公正的欺骗手段来操纵政治和群众的,“在技术面纱的背后,在民主政治面纱的背后,显现出了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在作预先规定的自由选择时的沦丧”。[8](p90)

再次,科技意识形态具有极强的自我辩护功能。科学技术为自身存在作辩护的功能远甚于其他意识形态。因为它的高度明晰性、可展示性和逻辑的严密性使得科学比哲学和宗教都更具有魅力,“它不太容易被人们所反思,因为它不再仅仅是意识形态,它并不按照意识形态的方式代表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筹划……当然,像老的意识形态一样,这种新的意识形态阻碍把社会基础当做思想和反思的对象”。[7](p112)

由此可见,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力量在发达工业社会已经内化为其政治、经济、文化的血肉,它无处不在却又无影无形,它时时发号施令却又隐而不显,它将意识形态的威力发挥到了空前的水平,却总能成功地掩盖其意识形态的本来面目。

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权威形象,是它在同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它还创造了许多新的手段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一般认为,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威力无法抗拒,首先是因为科学和技术创造出了空前规模的生产力和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自笛卡尔以来,“科学之外无知识”已成为一种新的神话,“科学沙文主义”横行一时,科技理性仿佛就是真理的代名词。尼采宣布“上帝死了”,可是尼采死了,上帝却依然活着,人们相信“技术是带来解放的上帝”[9](p280),把科学作为工具的技术把自己塑造成了一尊万能的偶像。科学通过大规模的宣传运动使得人们相信,只要找到了科学的方法,世界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为此,科学一方面挥舞方法论之剑砍掉了其他竞争方法;另一方面也试图在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满足人们的需求。”“此外,科学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是一种高深莫测的学问。在日常生产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所言听计从的正是所谓的专家们的意见和建议,这与中世纪的牧师讲道何其相似,大家都是以神喻的口吻宣布你应该如何如何或者你不能怎样怎样,只不过一个是在教堂里,一个是在报纸或广播而已。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科学技术借助国家、法律等强制性手段来推销自己。……普及义务教育的结果实际上是普及科技教育。对此,人们没有拒绝的权利。”[4](p175~174)

将政治化的手段变成了纯技术性的操作规则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在哈贝马斯之前,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成员,如霍克海默、阿道尔诺、马尔库塞等,就曾就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在发达工业社会发挥着宰制大众意识,诱导大众行为的操纵功能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们指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越来越能够为广大居民提供愈来愈丰富的物质产品,满足他们的需要,为他们提供舒适安逸、闲暇富足的生活,于是使大众沉迷于世俗的生活之中,纵情享乐,尽情宣泄。人们的生活因此而全面受控于文化工业,科学技术运用各种手段全面宰制了与操纵了人的各个生活领域,人由自主性的个体沉沦为工业文明的奴隶,丧失了反对社会支配的否定精神,达到了和统治秩序的妥协与和解。不仅如此,科学技术还通过文化工业的生产,进一步控制和操纵了人的心理和意识,剥夺了自由思想的权利。原来各种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群众进行宣传,强行向他们灌输意识形态所维护的东西以及彻底洗脑即清算接受者头脑中的已有观念等手段,来同化个体,影响大众,进而宰制与操纵大众意识和个体心灵。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单单科学技术就能一手包办这一切。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文化的生产得以工业化,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和程序,大规模地生产各式各样的文化复制品,如电影拷贝、照片、录音带、唱片等。通过文化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与消费,就把统治阶级欣赏的行为模式、道德规范、世界观及人生观等等当作自然而然的最合理的东西强加给个人,使人们思想齐一化,行为标准化,个体的心理和意识完全受控于统治者所赞赏的意识形态。”[4](p283)所以,马尔库塞这样说:“技术理性的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不仅对技术的运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就是方法的、科学的、筹划好了的和正在筹划着的控制。统治的特定目标和旨趣不是‘后来’的从外部追加给技术的,它们早已渗透在技术设备的设计中。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规划:一个社会和其占统治地位的旨趣,打算利用人和物所要做的事,都要用技术加以规划。统治的这种‘目的’是实质性的,因此它便属于技术统治的形式本身。”[10](p223)

总之,技术与科学执行意识形态功能主要体现在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即排除实践问题,把实践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然后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由于技术问题与人和自然的关系密切,而较少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说明科技意识形态更关注的是天人之际的和谐,而人际间的和谐必须服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这是否是现代社会向古代社会回归趋向在意识形态上的一种反映?

具体到意识形态的某一个生产领域,例如艺术生产领域,我们会有一个发现,艺术的高度技术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现代艺术向古代艺术回归的条件,又是艺术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综观人类艺术生产的历史,我们会看到,从原始艺术到古典艺术可以说是艺术从萌芽走向成熟的过程。原始艺术作为原始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原始宗教和巫术等原始文化活动浑然一体、密不可分。古典艺术的繁荣显然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相关,狩猎生产转向农业生产而出现的季节性的闲暇,为“职业艺术家”的诞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与原始艺术相比,古典艺术已经与宗教、巫术等明显不同,它已开始将关注彼岸世界的目光从天国转向人们的日常世俗生活。在这个时期,艺术生产与社会生活是和谐的,艺术和技术是相辅相成甚至不分彼此的。

当古典艺术所体现的精神与物质、个体与社会、感性与理性的和谐被现代文化彻底摧毁后,现代艺术的冲突和矛盾迅速凸现出来。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它与艺术的分化和对立变得越来越激烈越尖锐。本来,科学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用复杂的工具简化纷繁复杂的日常劳作和社会活动,而艺术的主要目的则应该是把人们平庸单调的精神世界尽量变得丰富多彩起来,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虽然在所难免,但却是可以协调统一的,可是,近代艺术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科技理性与审美精神的割裂使得艺术与社会生活、艺术门类之间、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界限变成难以逾越的鸿沟。

然而,当科技意识形态迫使艺术接受科技理性后,艺术生产在淡化形上追求和艺境营造的同时却使现代艺术生产的种种矛盾得到了极大的缓解。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别消失了,生活的艺术化和艺术的生活化、科技的艺术化与艺术的科技化不再是幻想。电影电视电脑等高科技媒介已经完全打破了传统的艺术分类,诗歌、音乐、绘画、舞蹈等过去判然有别的不同艺术,已如原始艺术的诗舞乐三位一体似的“多位一体”了。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的界限模糊了,如,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艺术,一次又一次地创造了雅俗共赏的现代神话。好莱坞通过金钱征服艺术家来拉拢艺术,然后通过艺术征服观众来拉拢金钱。科技经济的一体化与技术艺术的一体化正是好莱坞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定意义上,日益崇拜高科技的好莱坞可以说是科技意识形态的最佳代言人。

好莱坞的巨制《泰坦尼克》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它既古典又通俗。包括影片对于下层大众的同情与对于装腔作势的英国贵族的嘲弄,其实也并没有脱离开古典加通俗的路子。真正导致《泰坦尼克》如此热销的主要“卖点”究竟何在?有学者认为,在于对“技术神话”的一如既往的崇拜!《泰坦克尼》的真正观赏价值就在于:作为一项辉煌的技术成就,它具有足以使人为之动容的视听效果,而如此逼真完美奢侈地复制了一次人类的毁灭,这才是一种在观众那里屡试不爽的“好莱坞传统”:制作的成本越高,就越容易引起好奇;技术的含量越高,就容易取悦感官;拍摄的难度越高,就越容易营造画面;甚至毁灭的场景越大,就越容易受到喝彩。[11]而这一切都要以高科技制作为前提。

学者们所谓的现代艺术的“技术本体化”问题,无非是基于如下事实:当代艺术生产中的技术力量,乃是一种从根本上直接驾驭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的叙事元素;技术手段、材料、方式不再是传统艺术语境中游离在艺术活动之外的某种无关艺术本体的存在,而是直接关涉艺术“如何可能”的最基本方面,即“艺术作为审美体验的一种结构性活动,总是同人的活动及其技术联系在一起的”。这就表明,在一种新的结构方式中,技术和技术力量的存在不仅成了当代艺术的具体原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艺术活动的存在形式本身。第二,技术手段、材料、方式在沟通并实现艺术叙事效果的过程中,直接产生出一种与经典艺术话语相区别的新的话语形式,进而带来了艺术活动在整个当代审美文化中的新的合法化形式。[12](p136)

当我们在对现代艺术进行分析时,已经不可能仅仅从外在方面来看待技术存在,而必然内在地、理所当然地将其视为全部艺术价值的构成、艺术的美学本性。

现代尖端的科学技术正在促使艺术生产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有学者指出,数字取样技术可以使汽车的关门声和狗叫声变成用各种声调演奏的音乐;乐器数字库可以使一位音乐家坐在控制台前代替一个大规模的交响乐队演奏;电脑不仅广泛地应用于音乐演奏,而且亦被应用于绘画、雕塑、电影、电视、戏剧演出,甚至文学创作、艺术品分析研究等等。

另一方面,现代艺术也正在积极地向科技领域渗透。先进国家的城市建设、园林建筑、日用工业品乃至航天飞船的设计,无不体现着现代人的美感直觉和审美情趣:优美雅致的韵律、流畅明快的节奏、丰富独特的内蕴等等。而且,从科技实践中正在逐渐形成的工程美学、实用美学、建筑美学等各学科互相渗透、融汇,正在建构着科学和技术美学的完整的学科体系。

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及至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等现代科技理论不仅已经应用于艺术创作和研究,同时也正在把艺术作为素材来丰富和发展自身。特别是电子媒介系统的迅猛崛起,更预示着一个即将改写艺术生产历史的强大体系的诞生,电子系统正在剧烈地改变传统的艺术生产形态,创立新的文化文艺形式,解除种种意识形态的封锁,神话传奇般地解放了艺术的生产力,开天辟地般地拓展了全新的艺术消费市场。影像作为一种更加感性的符号,它的日臻完美将对书籍——书写文化的保存形式——造成巨大压力,也使文字阅读过程中包含的理性思考遭到剥夺。

崭新的符号体系形成了新型的艺术,新型的艺术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和政治功能。电子媒介系统提供了消愁解闷的大剂量的迷幻药,使人们放弃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和追问,而“虚拟生存”的数码技术更显示出不可估量的前景。“比特”可以随时制造一个令人向往的天堂。

随着电子媒介的长驱直入,文学在旧式意义上的作用越来越小。多媒体光盘上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非线性”,它拆穿了故事只能向结尾发展的神话。非线性文本没有结尾,只有更多的环节不断展开,每个多媒体文本(甚至每个词)都可以作为通向其它数字化地点的电子门厅。在这种情形下,创造性叙述的核心就从作家转到设计文本联系的制作者手中,或是利用这些联系的读者手中。传统文本中的固定框架撤除了,读者冲出了情节式叙述逻辑的拘禁,凭借鼠标从一个空间跃入另一个空间,但是,如果将这种纵横驰骋当作读者的自由,将是一种错觉。事实上,读者只是进入了一个软件设计师重新配置的叙述关系网络。这个改换也制造了解放的假象,并在假象的背后设置了更为强大的控制。

当人们愈来愈相信现代技术正带来巨大解放的时候,还需要看到它所掩盖的权力关系制造的现实。电子媒介系统这一现代技术的产儿,无法避免这种尴尬境况;电子媒介系统控制下的艺术生产,同样难以避免解放与控制的双重交织。

伯尔舍说:“自然科学构成了我们整个当代思维的基础。我们日益减少从形而上学的角度观察世界和人……正如大家所知道的,由于鬼神的存在遭到科学的否定,诗歌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启示目的,都再也无法使彼岸的精灵抛头露面,因为如果它这样做就会使自己完全招人耻笑。它再也不能由诗的动人辞藻来建立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已被现代科学的心理学的发展判定是错误的,虽然人们对此还不熟悉,但这却是真的。人们唯一能要求的就是去符合科学研究的新成果。”[13](p450~451)今天,技术正“以自然科学为根基,将所有的事物都吸引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并不断地加以改进和变化,而成为一切生活的统治者,其结果是使所有到目前为止的权威都走向了灭亡”。[14](p201~202)技术日益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日益技术化的另一种说法是,艺术的日益生活化和日常生活的日益艺术化,“技”、“艺”历经千年的分化后又重新走向融合,这与科技意识形态的强大调和及重构功能是分不开的。

在当代艺术生产过程中,科技意识形态利用技术手段、技术材料、技术方式,从艺术生产的操作层面不可抗拒地渗透着艺术生产的观念层面,科学技术已成为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支配着当代艺术生产。当代大众传播活动不断助长了技术力量向艺术生产的本体性渗透。由于当代艺术的生产对科学和技术的依赖,不知不觉间,传统的、手工艺性质的艺术生产活动和鉴赏型的艺术消费行为逐渐消失了;对艺术创造性的追求渐渐变成了对技术和工具革新的追求。在科技意识形态的不可拒绝的影响下,技术作为操纵艺术行为的幕后指挥正在渐渐走向艺术舞台的中心。说到底,科技对艺术生产的影响主要的原因是,科技作为意识形态已经悄悄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模式和审美习惯。

[收稿日期]1999-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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