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特对经济理论史的贡献应得到肯定_经济学论文

李斯特对经济理论史的贡献应得到肯定_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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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经济思想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他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强调把生产力放在经济学研究的首位;论证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等等,这些贡献都应予以肯定。

关键词 李斯特 经济学 生产力 国家干预

费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直接先躯者,也是资产阶级进步经济学家。他的经济思想反映在他关于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评论和演说中,尤其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得以集中体现。该书以19世纪上半叶德国为主要对象,从历史、理论和政策的结合上探索落后国家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赶超英法先进国家的途径。他以独特的理论形式回答了德国资产阶级十分关心的问题;反映了德国摆脱英法两国对其经济控制和影响的迫切愿望,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以往的研究却惯以他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某些论述,断言李斯特在古典学派达到的水平上退步,没有任何建树。从而抹煞了他对经济学说史的创新和贡献。为了公正、客观地评价李斯特经济思想,确立他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地位,有必要重新挖掘其思想精髓,充分肯定他对经济学说史的贡献。

一、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

当古典经济学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占统治地位并开始输入德国时,李斯特从德国落后经济实际出发,向斯密、李嘉图经济思想提出挑战,创立了与英法古典主义相对立的学说体系。首先,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李斯特主张经济学研究应从各国实际出发,探讨单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怎样使国家财富、生产力增长,从经济落后状态发展成为先进强国。就德国而言,资本主义工业起步比英国晚半个世纪,无论是两国历史条件还是经济水平都相差悬殊。如果把斯密阐述的一般原则作为教条照搬到德国,势必扼杀该国脆弱工业,阻碍民族经济发展。即使原则本身是正确的,也只能在一定条件下适用。他认为,古典经济学研究的一切国家利益、全人类的社会利益实际只代表英国等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不具有任何实践意义。因为他们对“各个国家为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遵行的政策方面,都极少过问。”〔1〕没有考虑各国的不同利益。斯密抽象分析所概括的一般经济规律不能脱离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性质和特点发挥作用。经济学不仅要揭示一般原则和规律,而且要结合本国民族经济特点,研究各国经济发展的特殊道路,为实践服务。他宣称,如果只限于书本抽象理论,“结果使整个国家在理论上越来越糊涂而不是越来越开朗,对实用工作则置而不顾,生产力的发展受到阻滞”。〔2〕由此, 李斯特提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应该是事物本质、历史教训和国家需要,体现各国特殊环境和利益。他否认世界主义经济学,主张建立一种不同于古典学派理论体系的新经济学,即国家经济学。换言之,是“从民族的立场出发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3〕其次,关于经济学方法。 李斯特反对古典经济学把经济规律等同于通行于全人类永恒不变的自然规律。他指出,斯密采用的静态过于抽象的分析方法是以“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4〕为假设前提,这种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不适用于社会科学。经济科学具有社会性的特点决定了研究必须要历史归纳法与演绎法相结合。这种方法在他的理论体系中有充分体现。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用了十章的篇幅考察了西欧十余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史。在对比中总结了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深刻分析了德国经济落后的原因并提出相应对策。这对当时德国经济学界倍加颂扬“舶来品”的盲从者和模仿者, 以及“热衷于难以究诘的理论体系和学说的空乏争论”〔5〕无疑是一强有力的抵制,对后来历史学派方法论的确立也产生了良好影响。再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史上,李斯特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要注重民族特点,建立以发展生产力和工业理论为核心的经济学说,从而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这正是古典经济学未能全部触及或予以重视的。此问题提出的积极意义在于他强调经济学研究的国度性与特色性。因为只有在研究经济主体的特殊规律之后,才能揭示出反映各国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6〕最后, 李斯特不仅论证了落后农业国必须实现工业化,从以农业为重点的经济结构向农工商并举的社会过渡,而且把经济分析同文化科学、公民道德、价值观念、社会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研究。这与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他虽没能正确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但他正确地指出了一个国家在致力于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重视政治、社会领域的变革,使二者相适应。这个观点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有启发的。

二、强调把生产力放在经济学研究首位

与把价值理论放在突出位置的古典经济学不同,李斯特十分重视生产力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认为生产力是财富之源泉,指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7〕只把物质财富或交换价值作为唯一的研究对象是片面的,“除了‘价值理论’以外,还必须考察到一个独立的‘生产力’理论。”〔8〕应把是否能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评判社会经济活动的标准,因为只有发展生产力才是国家利益前途之所在。他甚至将自己的经济学称之为生产力科学。

李斯特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理解相当混乱,无限扩大生产力内涵,把基督教、一夫一妻制、奴隶与农奴制的废除、王位世袭制、警察等统统纳入生产力概念之中,甚至把“法官和行政官”也列为生产者。这些无疑是错误的,但从他的整个生产力理论看,仍有不少闪光的见解。

第一,李斯特把作为知识积累的“精神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区别,强调“精神资本”同样是生产力增长的源泉。明确指出“把一国生产力局限在物质资本上,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9〕一个社会的生产力不仅依靠物质财富积累,也离不开科学与艺术,国家与社会制度,智力培养,创造发明等人类精神财富积累。各国生产力进退就取决于对这方面重视的深切程度。李斯特对“精神资本”阐述虽然有不科学之处,但他正确地说明了知识积累对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克服了古典学派只把物质资本理解为生产力的片面性。

第二,提出一国为加速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善于学习,吸取其它国家的先进技术成果和成功经验。李斯特以英国为例写道:“英国的力量以及它的生产力增长,并非完全是出于它的商业限制政策、航海条例和商业条约之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它在科学上,技术上的胜利。”〔10〕英国科学技术所以能居世界之首,就在于它善于学习推广别国先进技术和经验。荷兰的捕渔业、比利时和法国的纺织、玻璃、造纸、服装、钟表等生产技术,威尼斯、汉撒同盟的经营管理方法,英国人都曾认真学习和推广。可以说“每一个欧洲大陆国家都是这个岛国的教师,它的每一种工业技术都是向这些国家模仿得来的。”〔11〕基于英国的成功经验,李斯特反对盲目排外、闭关锁国的愚蠢做法。

第三,不赞同古典学派只“把单纯的体力劳动认为是唯一生产力”〔12〕的观点,纠正了他们的“错误和矛盾”。在李斯特看来,脑力劳动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效率比体力劳动不知要增加多少倍。他深为不满地指出,按古典学派的逻辑势必得出“一个养猪的是社会中具有生产能力的成员,一个教育家却反而不是生产者”,“象牛顿、瓦特或刻普勒这样一种人的生产性都不及一匹马,一头驴或一头拖重的牛”〔13〕的荒唐结论。李斯特在150 多年前就能以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传统理论中某些错误见解可能引发的社会扭曲现象和偏见,尤其他把科学家视为生产者这个观点,显示了他无畏的理论勇气和远见卓识。

第四,与上述看法相关,李斯特强调“一国的最大部分消耗,是应该用于后一代教育,应该用于国家未来生产力的促进和培养的。 ”〔14〕认为发展教育虽然消耗了现有社会财富,牺牲了某些眼前利益, 但能使下一代成为生产者,提高劳动者智力水平和熟练程度,将来获得更多利益。诚然,教师的劳动提供劳务,不生产产品,但却是未来生产力的培养者,其“生产性”比单纯体力劳动者“生产性”大得多,应把教师劳动视为生产性劳动。李斯特以西班牙官僚、贵族横征暴虐和“心理上的偏言、盲从、不实事求是”给这个巨富国家造成深重灾难为例,说明“无论何处,不论何时,国家的福利同人民的智力、道德与勤奋总是成正比例的,财富就随着这些因素增进或减退。”〔15〕

第五,阐述了发展国家综合生产力的意义。李斯特首先指出斯密的分工学说最大缺陷在于只强调“分工”作用而没有把它看作“同时也是各种活动力、智力和力量为了共同生产而进行的联合或结合。”〔16〕接着,他又把企业内部分工协作扩大到各部门、地区、全国乃至国外。提出国内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农业与工业之间,地区之间的联合与协调,形成统一整体,其综合生产力大于单个生产力之和。他特别关注通过国际贸易实现国与国之间协作的必要性,但同时又提醒人们,国际生产力的协作往往因遇到战争、政治动荡、商业恐荒而中断。因此,“不论那一个大国努力的主要目标总是生产力在国内的结合,其次才想到国际结合。”〔17〕

李斯特关于综合生产力的分析,试图从理论上阐述国家从微观与宏观层次上实现生产力协调以及生产力合理布局的重要途径。这些精湛见解,对于我国扩大开放度,提高综合国力仍具有借鉴意义。

三、提出工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源泉

李斯特用了整十章篇幅专门论述工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开创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先例。斯密未能看到机器大工业的巨大威力,他虽然克服了重农主义只把农业劳动看作生产性劳动的错误,但他仍未完全摆脱重农主义影响,“认为农业所需要的技巧多于商业。 ”〔18〕是最有生产性的行业。 生活在英国产业革命完成时期的李斯特则不同,他目睹和经历了机器大工业对英国农业的技术变革,商业繁荣,自然力征服以及对人们智力、观念、社会政治制度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提出以工业进步为中心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论,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商业时期。第五阶段国家财政和经济实力处于最强盛状态。而各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工业,工业是推动财富生产力高速增长的有力杠杆和生产力赖以存在的主要物质方式。

在工业与农业关系上,李斯特精辟指出:“只有工业上获得发展的国家,才会看到完善的农业和工具,才会在高度智力下经营农业。在工业的影响下农业有了提高,它本身就变成一种技术性很强的实业,一种技术,一种科学”。〔19〕反之,一国没有强大工业就会陷入人口过剩、土地缩减、人均产出下降的恶性循环。李斯特从推进德国工业化目标出发,强调落后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独立的工业体系以维护经济、政治上的独立,尽快跨入农工商生产力协调发展的经济强国之列。为此,应将国家人力、物力甚至贸易政策向工业倾斜。

李斯特的上述观点虽然夸大了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基础作用,带有浓厚的“工业拜物教”色彩,但在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把工业、农业和商业等关系到国民经济结构的重要部门结合在一起考察,突出了工业在社会经济发展,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这正是任何一个工业化起步阶段的国家都必须认真对待的。更值得重视的是李斯特预示并分析了伴随工业发展将出现过剩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流动的必然趋势,这个见解为后来一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所证实,也是当今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十分紧迫而又棘手的难题。

四、论证了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必要性

在古典经济学那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最理想的。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将国家的经济职能限制在很小范围,把经济发展在“自然趋势”作用下可实现部门之间“自然均衡”奉为信条。认为国家任何形式的经济干预都会使“自然趋势”遭到破坏,妨碍资本和劳动最佳配置,降低效率。李斯特则强调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突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积极作用。他以英、法、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历史说明,政治制度与生产力及社会财富的增进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他说:“个人的勤奋与节俭、创造与进取,如果没有内政上的自由,适当的公共制度与法律,国家行政与对外政策,尤其是国家的团结和权力这些方面的支持,就决不会有任何重大的成就。”〔20〕基于这种认识,李斯特将国家的地位与作用贯穿《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全书。其它诸如生产力理论,贸易保护与发展工业理论都以国家干预为前提。正如他在《著者自序节录》中写道:“作为我的学说体系中一个主要特征的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处于个人与整个人类之间的中介体,我的理论体系的整个结构就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21〕因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一些人不顾他人而过度追求私利的行为,会损害国家利益。为防止、克服这些矛盾,国家就不得不对私人事业行使权力加以限制。经济过程越复杂,越需要国家通过经济立法和行政制度进行干预。如果任凭“自然趋势”只能使德国幼稚工业受到强大竞争者的摧残。李斯特形象地写道:“固然,经验告诉我们,风力会把种子从这个地方带到那个地方,因此荒芜原野会变成稠密森林,但是要增植森林因此就静等着风力作用,让它在若干世纪的过程中来完成这样的转变,世上岂有这样愚蠢的办法?”〔22〕

关于国家干预的原则,李斯特指出:“国民个人知道得更清楚、更加擅长的那些事,它并没有越俎代庖,相反地它所做的是,即使个人有所了解,单靠自己力量也无法进行的那些事。”〔23〕诸如巩固国防,兴办教育,调整生产结构,制定法律和法规,提供交通、运输和其它公共基础设施等这些市场机制无力解决的问题,这里尽管李斯特夸大了但却正确地看到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这同否认政治因素对经济作用的古典学派比较是一重大进步,其中隐含了怎样解决国家对经济干预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正确见解。这对我国建设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无疑具有参考价值。

李斯特的国家干预学说一个极其重要内容是贸易政策,这是同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根本分歧。斯密、李嘉图从已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出发,把全面自由贸易看作是各国之间合理分配劳动和资源,从而最有利于生产的制度。李斯特则从当时德国具体状况出发,针对德国国内各邦之间关税壁垒,商贸困难重重的局面,主张实行国内自由贸易,商业统一对外,在国际上则实行关税保护制度。因为在统一世界市场还没形成,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悬殊条件下全面自由贸易对落后国家不利,只有两国工业实力大体相当才能实现。这也正是英、法两国在产业革命前为什么实行关税保护的原因。由此可见,每个国家实行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应随经济发展程度而不断调整。古典学派极力倡导绝对自由贸易,其目的是把经济落后国变为英国工业品市场和原料基地。

李斯特还详尽地探讨了贸易保护范围和步骤。强调以工业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国家独立自主,重要生活必需品的生产部门作为重点保护对象。但不能一开始就采取过高税率,这会完全排除国外竞争导致国内工业怠惰、退化。关税率应随国家资本与技术能力以及进取精神增长逐步提高。关税保护初期可能引起工业品成本增加,价格上升、从而丧失一部分利润,同时也给消费者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对此,李斯特颇有见解地指出:“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生产力有了增长,足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不但在物质财富的量上获得无限增长,而且一旦发生战争,可以保有工业的独立地位。”〔24〕

李斯特贸易保护理论的根本特点是仅仅把关税保护视为向国际自由贸易过渡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使他的理论体系既区别于重商主义又不同于英法古典经济学,而是二者的结合。这种独特的贸易理论,对当时德国的经济实践产生了良好作用。此后,英、法、美等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普遍增多,尤其贸易保护政策被英国采行近40年。

综上所述,李斯特独具一格的经济学说,对当时德国经济发展以很大推动,使它在很短时期内就赶上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实际上还没有博得任何其它文明国家的好感。”〔25〕他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注重经济实际,鄙视空谈,主张建立国家经济学,提出落后国家在面临工业强国竞争压力下如何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起飞的精辟见解。这些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理论贡献是应予肯定的。恩格斯就赞扬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为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中最优秀的著作。

当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使李斯特的经济学说有严重缺陷和错误。(1)他不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某些内在规律及客观性,强调研究各国历 史特点,反对抽象分析。这就使他沉陷在纷繁的历史事实和表面现象之中,看不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联系,无法揭示其本质。(2)没有研究价值理论,用“国家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从而否定了建立一般理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实际上,他所关心和研究的是落后国家如何加快生产力发展的增长经济学,并未涉及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理论,二者不可相互替代。(3)他的国家干预学说带有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为后 来德国法西斯强权政治提供了思想武器。(4)以经济发展阶段论代替 复杂的社会发展史,否认生产关系这个根本因素,不可能反映社会经济形态的真实变化。

注释:

〔1〕〔2〕〔4〕〔5〕〔7〕〔8〕〔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费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6、141、109、141、48、122、49、40、126、123、90、132、142、173、174、98、7页

〔3〕法比翁克:《费里德里希·李斯特》,商务印书馆,第36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187页

〔9〕玛格里特·E·赫斯特:《费里德里希·李斯特生平及文选》,伦敦1909年英文版第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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