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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5—1597（2001）02—0090—05
领袖人物研究一直是党史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在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80华诞的时候，对党的领袖的研究更引人注目。尤其对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的第一代领袖集体及其个体的研究，党史界、当代中国史界都倾注了很大的力量。近年来，对这些领袖人物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变化，如由大面积的铺陈，到重点专题的深入、展开；由浓烈的感性褒扬，到沉淀的理性研讨，等等。应该说，这是党史人物研究的一大进步。
近期对刘少奇的研究，就体现了上述变化。 继1998 年刘少奇诞辰100周年全国性的系列学术活动后，又先后在河南开封、湖南宁乡、 湖北武汉召开了三次刘少奇思想和生平学术研讨会。刘少奇研究呈现出逐步深入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从一定意义上消除了人们原先对研究领袖人物将从百年诞辰以后“由热变冷”的担忧。
从武汉研讨会上提交的80余篇论文和研讨情况来看，近期学术界对刘少奇研究的热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共性和个性
在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袖群体的研究中，如何处理好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关系，尤其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在武汉召开的“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研讨会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杨胜群在讲话中首先提出，我们党的领袖人物的思想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生的。在这个领袖群体中，再杰出的个体，他的思想和实践都离不开群体的影响，都带有群体的共同特点。因此，研究领袖人物有一个处理好个性与共性关系的问题。研究刘少奇，应该将刘少奇的思想、实践与同时期其他领导人的思想、实践联系起来考察，在充分发掘他具有个性特色的思想理论成果的同时，还要努力反映和揭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个领袖群体共同的思想结晶，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作风、品格的共同特点。
这次研讨会有一些论文对刘少奇与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与会者在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中也多次谈到这一点。有论者认为，毛泽东和刘少奇都为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二人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而产生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60年代前后二人思考的重心有明显差异。毛泽东思考的重心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对矛盾上，而刘少奇思考的重心则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对矛盾上。这种差异的外在表现便是：刘少奇谈论和关注的侧重点常常在经济领域，而毛泽东谈论和关注的侧重点常常在政治领域。由于二人思考的重心不一样，他们后来的理论发展走向也就有所不同。有论者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指出：按照毛泽东的思考重心发展下去，把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斗争放在首要位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阶级状况和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基本国情，只会在“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终造成“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只有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义，将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重视价值规律、商品、市场以及经济体制的改革，重视用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和方法。遗憾的是，包括刘少奇在内，党内在60年代前后闪现并阐述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思想火花，并没有、也不可能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来与系统的“左”的理论相抗衡。
就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有的论文作者从“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原因这一问题上对学术界的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针对港台和西方学者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导致“文革”的说法，论文作者认为，不能从毛泽东与刘少奇个人之间的关系和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文革”的发动。“权力斗争说”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也缺乏、违背事实根据。刘少奇在“文革”中和“文革”前都没有公开对抗过毛泽东的指示，“权力斗争”纯属无中生有。说毛泽东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来打倒刘少奇，是站不住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组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刘少奇”不是“文革”发动的原因而是“文革”发动的结果。“文革”的发动有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社会历史根源，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二、刘少奇的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内在联系
近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较多地谈论刘少奇的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的亲和力和内在联系。在这次研讨会上，与会者对刘少奇与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也进行了比较研究。
有人认为，从实践方面来看，刘少奇的许多理论观点（如“生产力达不到高度发展的水平，私有制根绝不了”；“经济建设是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中国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等）是邓小平理论的来源之一，而邓小平理论是对刘少奇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有人提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与刘少奇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思想观点有渊源关系，这种关系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方面都可以看出来。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思想创立群体成员之一，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的若干重要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渊源之一。
有人认为，刘少奇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观点，与邓小平理论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如：关于将经济建设放在首位的思想；关于注重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思想；关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思想；关于吸取资本主义长处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观点，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还有人从刘少奇经济思想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二者的渊源关系。他们认为，在重视经济建设、立足现实走自己的路和改革经济体制等方面，刘少奇的一些思考与邓小平经济理论都有相通之处。有人从农业合作的角度提出，“从刘少奇的合作制到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记录着中国社会主义与农民关系的复杂曲折的历程，也反映了我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农业合作道路的艰难求索和对社会主义理解认识的不断深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建国初期，刘少奇运用马列主义（尤其是列宁）的合作经济理论，结合我国实际，系统地提出了在我国发展合作经济的道路、任务、方针和政策，并在实践中有所创造和发挥，形成了发展我国合作经济的基本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倡导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起点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继承发展了其合理内核，并在新时期把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思想，扬弃了集体农庄、人民公社体制，吸取了毛泽东、刘少奇的农业合作思想的有益成份，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展，把农村合作理论进一步深化、系统化。“从刘少奇到邓小平，在解决中国农业的合作化问题上，其思路基本是一致的。”“邓小平在新时期根据历史与社会提供的经验和新的实践机遇，探索出一条更适合中国农村发展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道路，就理论深度广度而言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鉴于历史环境、国内情况、国际形势、党的任务、认识程度以及个性特点等方面的不同，对刘少奇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内在联系的研究和估计，应该采取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既不可无视这种联系的客观存在，也不能过分拔高。
三、刘少奇对传统文化的借鉴
近年来，研究人员对中共领袖人物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些论者不断地发掘出传统文化对领袖人物思想的渗透。在刘少奇研究方面也是如此。
这次研讨会上，有些作者从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党的建设历史上的经典文献中，进一步发掘刘少奇思想中的中国特色。他们认为，刘少奇的《论修养》，不仅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充分体现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江泽民就充分地肯定了这一点：“我们党的一大长处和优势，就是把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同坚持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讲求共产党员个人的思想品德修养。刘少奇同志写的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就曾专门讲过这个问题。”（注：江泽民1997年1 月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他们认为，刘少奇思想具有很浓的中国特性。
有人提出，“《论修养》这部著作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除了其中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外，还由于它吸取、借鉴了我国古代儒家优秀成果。”这种吸取、借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引用孔子关于修身体验的重要论述来说明世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其二，引用孟子关于承担历史大任的人都要经受磨炼的重要论述，启迪共产党员积极投身实践锻炼。其三，引用曾子和《诗经》中的与修身有关的重要论述，强调自我反省的问题，并把共产党员的修养同古人的修养从本质上区别开来。其四，运用孟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激励共产党人积极向上，以革命导师为榜样。其五，运用古代儒家“慎独”的思想，启迪共产党们自觉遵守党纪和社会规范。其六，运用古代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来激励共产党员树立正确的生死观。这六方面的引用，既有强烈的针对性，又有深刻的思想性；既体现了“古为今用”，又做到了“推陈出新”，可谓深得其妙。“《论修养》全书四万八千字，在这并不算长的文字中，多次引用儒家有关修身的思想资料来充实或深化与党员修养相关的许多重要论述。仔细研读，不难发现，其对儒家思想资料的引用，非常娴熟，总是恰到好处，收到了出神入化的奇特功效。”
也有研究者提出，不能将刘少奇等领袖人物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他们所受的马列主义的影响割裂开来。应该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他们的思想中这两方面的影响是相互交织、有机结合的整体，正是这种有机的交融，使得他们既成为共产党的杰出代表，也成为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
四、刘少奇研究的薄弱环节
“刘少奇与中国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的情况与以往的研讨会一样，论文涉及的面广，涵盖的内容多，但真正成为研讨热点的问题，相对比较集中；同时，也存在一些研究的薄弱环节。
在研讨中，有人提出，刘少奇外交思想是目前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由于种种原因，刘少奇的外交思想尚未能得到进一步展开”。“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一员，党和国家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国务活动的主要代表，为新中国的外交理论与实践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和平外交思想、反对霸权主义思想、对外开放思想等是我国外交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重要内容。”
另外，2000年春季在湖南宁乡召开的刘少奇军事思想研讨会上，与会的专家学者提出，刘少奇的军事思想是刘少奇整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对此研究不够。在那次会议上，尽管大家在一定意义上对“刘少奇是军事家”这一问题基本达成共识，但大家普遍认为，对刘少奇军事思想的研究还很薄弱，有很大的发掘余地。
五、今后刘少奇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与会学者对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刘少奇及其同时代领袖人物的研究普遍表示关注。他们认为，对刘少奇的研究目前进入了深入和巩固阶段，现已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党史研究部门、纪念馆、高校师生相结合的研究队伍，有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含中央的研究部门，地方的纪念馆、陈列馆和研究会，高校的研究中心），整理出版了刘少奇的著作（含选集、专集、文稿），出版了一大批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含传记、年谱、专著、论文、影视作品）。但总的来说，刘少奇研究及宣传工作的现状与人民对刘少奇进一步了解和对历史经验进一步总结的需要不相称，与刘少奇的贡献不相称，与“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所受的不公正对待不相称。因此，无论是刘少奇的研究工作还是宣传工作，都有很大的潜力，是大有可为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刘少奇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将是一个经久不衰的可持续发展的选题。当然，今后的刘少奇研究特别是对刘少奇思想的研究应在已有基础上更深入一些，不仅要在学术层次上有所突破和发展，而且要开拓思路，面向社会，回答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譬如：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关系，刘少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刘少奇党建思想的现实意义等，要拿出有份量、有说服力、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就今后刘少奇研究应注意的问题，与会者至少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
第一，加强对刘少奇最具有个人特色的思想与实践的研究，例如他始终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来思考问题，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等。要深刻揭示刘少奇正确的思想认识产生的根源，探讨刘少奇从苏联经验的离经叛道者的原因。由于个性特色是相对于共性而言的，个性反映共性，共性又寓于个性之中，因此，对刘少奇个人特色的研究应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袖群体的研究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既要反映人物的个性特色，又要反映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从而正确地揭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取得的共同结晶，体现集体的品格，避免研究中可能出现的谁一切都对、谁一切都错、谁比谁高明的绝对化倾向。
第二，要继续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来研究刘少奇的生平和思想，通过人物研究来总结历史经验，使之对我们今天有现实意义。对刘少奇的研究应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不能离开他所活动的历史舞台。这个历史舞台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带有探索性、不成熟性，探索中既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而无论正确和错误，都对我们今天有借鉴或启迪作用。我们既要看到刘少奇在探索中提出了许多被实践证明是有价值的正确思想，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很有现实意义，也要看到刘少奇在探索中并非完美无缺，他也有错误，包括“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刘少奇在社会主义时期并没有跳出当时的历史圈子，中央所犯的错误，毛泽东所犯的错误，他也有份，“也跟着犯错误”。即使他看出了某些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也未能坚持。因此，对刘少奇的研究和对其他人物的研究一样，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片面化、绝对化。这样做，丝毫不会影响刘少奇的历史地位，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反而更符合历史实际，更有历史感，也才能站得住脚。
第三，要以创新的精神来研究刘少奇。创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一部中共党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的领袖人物，既是创新精神的提倡者，又是创新活动的实践者。应当提倡从创新的角度来研究刘少奇，研究刘少奇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对刘少奇和其他领袖人物的研究，应当开阔视角，拓宽思路，扩展领域，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取得更多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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