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科学的特殊功能与发展趋势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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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I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1)01-0005-07

社会科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经典组成部分,在社会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形成和演进,尤其离不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导向和推动。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深刻指出的:“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对于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增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有着重要意义。”

社会科学的根本功能是揭示规律,预测未来,为社会发展提供正确的导向和积极的动力。在社会处于深刻的变革和转型时期,社会科学的这种功能将愈加凸显,由此也就要求推动社会变革和转型的主体力量把发展社会科学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来。否则,社会科学研究滞后或者混乱,有可能影响甚至干扰经济社会转型的顺利发展。

以新时期改革开放为标志,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启动力量,我国已进入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经济社会转型的根本任务是消除传统社会因素的桎梏,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经济社会转型的时间跨度,起码要延续到21世纪的前10年至15年。显然,对于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这样一个重要时期,这样一场伟大变革,既为社会科学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也大大增强了社会科学工作的责任,要求社会科学发挥其特殊的功能和作用。任何轻视、忽视、排斥社会科学地位与作用的观念和行为,都是与实现经济社会转型的伟大任务相悖离的。

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转型的内涵和特点

科学认识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科学的特殊功能与发展趋势,有必要深入讨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内涵和特点。这是新时期繁荣发展社会科学事业的前提和依据。

我们所面对的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是特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期经济社会转型的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基本启动力量是市场经济;基本坐标是如何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以更充分发挥和中国如何以强有力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跻身世界强国之林;根本价值取向是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跃进。当然,这里说改革开放启动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不意味着改革开放以前的新中国仍然是传统社会,而是就社会结构中的传统因素而言。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来说,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缓慢转变的历史,1840年以前的中国才是典型意义上的传统社会。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加快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程。实现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嬗变,这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许多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伟大理想,是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宏伟奋斗目标。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改革开放新时期,正是在本质意义上承负着进一步完成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从而加快中国走向更加富强、民主、文明的步伐。改革开放新时期之所以具有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实质,还基于“传统”的历史延续性。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和巩固,并不意味着一切旧传统的痕迹都荡然无存。经济、政治、文化等等社会结构中的旧传统因素,历史性地延续下来直至今天。这些旧传统因素与现实社会中的现代因素相对峙,构成了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特有矛盾甚至严重障碍。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发展内在地具有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质,跨世纪中国承负着加快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重任。

2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及其成就,深刻显示了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转型的丰厚内涵:

第一,由传统的自给半自给的产品经济社会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社会转型。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计划控制下的产品经济结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很低。由于这种产品经济结构不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之上的,因而实质上是一种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城乡经济从原材料到产品销售,不是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而主要是通过行政计划的作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不是社会化大生产规律,而是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规律。这样一种经济结构,是延缓乃至滞障我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因素。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最伟大成就,就是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社会要素导入经济社会结构,并有机地融入公有制经济之中,充分利用市场经济这一人类社会发展所共有的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效形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的步伐。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理论的逐步形成,党的十四大和十五大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新时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最重要标志。正是由于这一历史性转变,才引发、促动了社会结构其他方面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第二,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主要标志。从这个意义上说,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实质上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启动力量的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在进一步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作用。其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第三产业突飞猛进,成为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由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

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开辟了当代中国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的新局面和新途径。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小城镇高速扩展,在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许多农民在城市“打工”多年,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城市居民,这对于打破千百年来的城乡壁垒制度,加快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已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不可估量的作用。大量农民流向城市,虽然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但同时也大大促进了城市管理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体制的完善,增强了城市吸纳外部因素和自我扩展的机能,并且也愈加紧迫地把提高广大农民的文明素质提到城市发展的重要日程上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合理地向城市流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项不可忽视的大工程。

第四,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

封闭还是开放,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延绵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性。新中国建立后,完全闭关锁国的局面虽然被打破,但是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和“冻结”措施,致使中国很难对世界实行完全开放,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基本上仍处于一种半封闭状态。这是制约生产力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选择改革道路的同时,把对外开放列为基本国策,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跨越的历史性选择。

改革开放历程表明,在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多极化世界格局中,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才能加快国内的现代化步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所谓全方位开放,一是就对外开放的区域而言,不仅需要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开放,而且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实行开放;不仅要实行沿海开放,而且要实行沿边开放和沿江、沿路开放。二是就对外开放的内容而言,不仅要实行经济技术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来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增强经济发展的科学技术含量,依靠现代科学技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实行思想文化的对外开放,积极吸纳世界各国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形成有利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文化条件。三是就对外开放的功能而言,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全方位的对内辐射相结合,以沿海、沿边、沿江、沿路的对外开放,全面促进和带动内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上三个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现在已初步形成。21世纪的中国必须在这种对外开放基本格局的基础上,继续坚定不移地对外开放。绝不能因为国际局势中出现某些“西化”、“分化”阴谋,和国内某些丑陋现象趁对外开放之机沉渣泛起而动摇对外开放政策。在世界性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国经济发展更加相互依赖、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知识经济时代,闭关自守只能意味着愚昧和落后。

第五,由伦理社会向民主法制社会转型。

当代中国的转型性发展,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和经济形态的转型,而且蕴含着政治体制和政治形态的转型;经济方面的转型性变革和发展,必然深层面地引发政治、文化方面的转型性变革和发展。这种变革和发展的突出标志和本质内容,是从传统的伦理社会向现代民主法制社会转变。

传统的中国社会基本上是一种伦理化社会,连结社会成员关系的主要线脉是私人感情,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主要依据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伦理道德。几千年来,社会发展更多地是依靠道德自律,社会成员奉行的是伦理本位,人们习惯于以人情伦理来判断行为正当与否乃至社会是否进步,法律的功能仅仅局限于对少数人的刑罚制裁。这种伦理化社会规范传统,对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其中既有有利于社会关系稳定和谐的积极方面影响,也有严重阻碍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消极方面影响。建国以来直至1978年,中国政治、社会发展基本上走了一条“人治”道路,直至今天,“人治”因素还有广泛深厚的影响。在新时期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进程中,“权力经济”、“人情经济”等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则相悖的现象比较严重地存在,以至滋生种种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腐败现象,从社会根源来说,正是传统伦理社会负面因素的表现。在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人们的民主法制观念还相当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现象还相当严重;在基层社区,以权代法、以情代法现象还普遍存在。如此种种情况表明,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已经将深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高度民主和法治国家的任务迫切地提到现代化进程上来,这是社会主义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和基本标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加快由伦理社会向民主法治社会转型的步伐,是当代中国社会文明进程中一项极为艰难而又不可或缺的历史性任务。

如此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转型,已经并将明显地呈现出若干特点:

——结构转型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推动力量是体制改革;十几年来,改革外延的不断扩展和内涵的逐步提升,也就是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不断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体制改革与结构转型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改革在如此大范围和长过程中给社会发展带来如此大的进步,这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是罕见的,更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成功典范。通过体制改革这种和平革命的方式推进经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这一转型性发展的成功之路,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尤其是跨世纪中国发展所必须切实坚持的基本思路。

——多质经济因素交互作用。

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的工业社会转型,这一经济社会转型的内涵,必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呈现出多质经济因素交互作用的特点。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转型时期的主体经济成分;实现公有制经济与市场运行机制的有机结合,是转型时期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但是由于受经济落后因素的影响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将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转型时期的多质经济因素,呈出一种相当复杂的状态:除与公有制结合的现代市场经济外,还有大量的带有自由竞争性质的初级形态的市场经济;各种非公有制经济还有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深刻的社会基础;在部分领域,还存在着少量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在老、少、边地区,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还占有相当比重。总之,中国转型时期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大跨度、多质化的经济形态。充分地发育社会化、现代化市场经济,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内在活力,以此去吸纳、改造、转化其他性质的经济因素,形成现代化的经济合力,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长期任务。

——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复杂交汇。

传统中国是经济政治一元化社会,政治与经济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时候甚至会出现“经济就是政治,政治亦即经济”的特殊现象。这种经济政治一元化传统,对当代中国发展影响甚大,由此导致转型时期的发展具有若干特殊性:其一,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必然深层面地触动政治上层建筑,要求相应地推进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其二,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许多不可避免的矛盾,既具有经济性质及其原因,也同时具有政治性质及其原因,只有从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的角度才能化解和消除。其三,政治改革和民主政治发展只有密切适应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立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充分发挥政治上层建筑的特有功能。在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如果脱离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能承受的条件,不仅很难顺利进行,而且有可能带来政治紊乱甚至社会动乱,造成社会发展新的障碍。

——政府和市场双重启动。

众多事实表明,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没有市场运作机制不行,因为竞争性市场机制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调节社会生产力的合理方式;同时没有政府调控作用也不行,因为任何程度的市场运作都是有缺陷的,它不可能在一切领域、一切方面都起到合理的自发调节作用。在众多的社会发展领域,例如基础设施、教育投资、消灭贫困、控制人口、生态环境等等方面,完全依靠市场运作,不仅难以得到健康发展,而且有可能受到严重忽视;这些关系到社会全面持续发展的事业,只能依靠政府的调控作用,进行保护性发展。同时,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带来的某些负面社会影响,也只能运用政府的力量来加以扼制和消除。总之,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是发展中国家走向经济现代化的最佳选择,是实现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由之路。我国新时期的经济社会转型,走了一条“市场选择”和“政府选择”并重的道路,这是以往改革和发展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但是我们所碰到的最大难题也恰恰在这一方面。当前,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结合度”是什么?如何建设一个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为公共社会服务的“现代政府”?如何通过政府调控的作用化解市场化进程中的深层社会矛盾?如此等等新问题都尖锐地深刻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能否正确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度发展。

——发展的不平衡将贯穿经济社会转型的始终。

从本质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是一种整体推进的现代化变革过程,它要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尽量实现均衡式推进。然而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发展的基础又很不均一,经济和社会转型将极明显地表现为不平衡特点,甚至成为结构性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首先是地域之间的不平衡。中国地域辽阔,自然条件差异很大,长期以来在发展问题上就存在着东、中、西之间的差距。东南沿海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最早启动了由“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转型步伐,目前主要转型任务已基本完成,由此产生了巨大的现代化效应;而西部地区,改革开放启动较晚,加上自然因素制约,目前尚处于摆脱贫困的阶段,经济社会转型的任务还相当艰巨,有的地方甚至还未能迈上转型性发展轨道,传统因素的影响非常深重。其次是城乡之间的不平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向城市流动深刻冲击着原有的城乡壁垒状态,但是城乡二元化结构依然存在,而且在某些方面城乡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随着各种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农业本身越来越成为最不经济的行业,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农业份额比重越大的区域往往也就是经济越不发展的区域。加之贫困落后的农业区域对劳动力的依赖和社会保障的欠缺,人口增长往往快于城镇和经济发达地区,从而进一步加重了负担,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再次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不平衡。以往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的,政治、社会领域虽然也进行了若干方面的改革,但总的来说改革还不到位,还不能适应经济改革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转型的需要,某些方面甚至滞后。这种状况在短时期内很难完全消除,由此可能引发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经济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功能和趋势的特殊要求

从一般意义上说,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承负着这样的功能:为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提供理论指导,为党和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服务,为提高社会成员的素质提供精神食粮,为建立和谐协调的社会秩序提供舆论动力。这些功能随着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而进一步强化,突出表现为以下三项功能:

第一,规律探索。

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大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革这场深刻的革命,促进经济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是一项社会创新工程,迫切要求社会科学在研究和探索经济社会转型的规律上作出更艰巨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从本质意义上说,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就是一部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以社会科学研究为先导,逐步深入地探索经济社会转型规律的历史。没有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规律的不懈探索,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和逐步完善;没有众多企业和理论家大胆探索,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理论的形成和国有企业全面改革的深化;没有对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和实践的深入研究和借鉴,就没有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的形成和建设法治国家方略的实施;没有对现代文明发展规律的深透理解,就没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领导战略的提出和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格局的形成……在诸如此类关系经济社会转型总体布局和发展目标的艰辛探索中,社会科学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理论贡献。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理论探索者和先行者。正是由于邓小平既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又十分注重吸纳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并高屋建瓴地加以总结和提炼,才创造性地形成了一系列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首创意义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开创了当代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新历程。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已进入攻坚阶段和关键时期。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社会发展,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有一系列亟待深入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探索跨世纪历史时期我国改革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规律,尤其是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历史责任,是社会科学在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首要功能。例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主题。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应该搞市场经济;党的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价值目标,十五大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和发展问题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突破。这些崭新的理论成果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根本方向和基本依据。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理论探索已经到顶了,可以终结了。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还存在着某些“未知”领域。比如,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这个结合机制究竟在哪里?再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或经济制度,究竟包含哪些理论内涵?又比如,十五大报告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新论断如何从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角度获得科学的阐释?如此等等问题,都是直接关系到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从而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转型深度进行的基本理论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出更深层面的探索,更高层次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和规律,为完成经济社会转型的伟大任务作出更坚实的理论指导和智力服务。

第二,思想导向。

任何社会要保持健康、协调的发展态势,都离不开正确思想的导向作用。在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经济多元化和社会多元化状况的形成和加剧,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多元化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任何企图用过去封闭式的方法来用某一种思想观念统一整个社会,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了。从社会发展的长过程来说,这是一种思想文化的进步,然而其中也不乏某些与社会进步相悖离的错误观念形态借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沉渣泛起,从而构成对社会机体的侵蚀和损害。尤其是,我国封建主义思想文化积淀深厚,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如果不加以抑制和清理,很容易肆意泛滥,争夺民心,成为推进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现代化的严重障碍。“法轮大法”之类的歪理邪说在如此广泛的领域和层面上蒙蔽以至征服了如此众多的社会成员,深刻说明了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文化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要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态势中形成思想文化的社会合力,保证经济社会转型的健康进行,必须十分注重发挥正确思想的导向作用。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功能,是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武装社会成员,为社会发展提供积极向上的思想导向。无疑,这一功能在我国当前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社会科学工作者,有责任在这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对此,有些人有一种误解或者是偏见,把加强思想导向仅仅当成是一种宣传,一种诠释,认为这不是高层次的社会科学家所应该做的。显然这种观念与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很不相符。社会科学研究在本质上是做人的工作,“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是一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职责。科学理论武装人,决不仅仅是一种宣传,一种诠释,而是包含着十分精细的理论研究和创造,要具备很深厚的理论功底,并不是任何所谓的理论家所能够胜任的。比如,用邓小平理论武装思想,这句话人们虽然耳熟能详,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却需要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方面作出百倍的努力。为什么说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究竟包括哪些理论内涵?邓小平是怎样把马克思主义推向新阶段的?邓小平在回答和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中表现出了哪些特殊的方法论?如此等等,都是当前深化邓小平理论研究亟需深入搞清楚的问题。只有引导人们真正搞清楚这些问题,才能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邓小平理论,真正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确保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开拓前进。可见,在加强邓小平理论对经济社会转型的思想导向方面,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是无事可做,而是任务艰巨;决不是无关紧要,而是事关重大;决不是一般的宣传阐释工作,而是具有深刻内涵的理论拓展工作。

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科学思想导向功能的又一个重要方面,是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所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的深化,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度拓展,使一系列深层社会矛盾更加凸现出来。比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叶,当前改革中的社会矛盾似乎更加突出和复杂,社会成员对社会矛盾也十分敏感和关注。因此,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性质和原因,在深化改革和加快发展的层面上积极寻求解决矛盾的措施,成为促进经济社会转型顺利发展的重要环节。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加深入实际,更加关注现实,着力研究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及其转化规律,并向干部群众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这是当前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为改革开放服务的重要着力点。任何回避矛盾、消极应付的做法,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良知与责任所不容许的。

当前我们面临的深层矛盾主要表现在:(1)市场机制与某些政府行为的矛盾。经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使市场运作机制不可遏制地渗透于我国的经济主体乃至社会各个层面,而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规律的政府职能和机制建设却相对滞后。有的政府部门仍然囿于传统计划经济下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这就不能不与市场经济发展产生尖锐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改革深化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生机与活力,乃至引发各种社会问题。(2)政治权力公共性与少数权力腐败的矛盾。由于权力监督机制和制约机制薄弱,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某些政治权力利用市场的弱点和体制转型中的缝隙,对经济生活进行非正常渗透,导致相当程度的权力商品化行为,造成某些经济领域的严重不等价交换,既对正在建立之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成严重威胁,又对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本质产生极其严重的销蚀作用。(3)利益分化与共同富裕的矛盾。社会利益问题实质是政治问题。在当前转型性社会发展时期,某些层面利益分化的矛盾,不仅直接影响到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同和参与,而且深刻地影响到政治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权力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乃至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产生巨大的震动波和冲击力。(4)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化与工人阶级主体地位的矛盾。市场经济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就业制度,要求按照经济市场化规律配置劳动力资源,实行“双向选择”、优化组合,从而导致大批产业工人下岗、转岗的社会现象。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阶级主体地位如何得到新的确认?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如何进一步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体作用?(5)政治文化价值多元化与社会共同理想的矛盾。转型性社会发展时期,价值取向各异,文化碰撞加剧,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和矛盾,尤其深刻地影响到人们对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认同和参与,对社会共同理想的建构产生严峻的挑战。如此种种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深层矛盾,一方面反映了以市场化为主线的经济改革正在向纵深拓展,一方面昭示着在深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加大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力度。这都是涉及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性问题,社会科学研究无疑要把它作为主攻方向。

第三,人文关照。

注重人文关照,这是进步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本质体现。渊源流长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更具有人文关照的光荣传统。古往今来各种学术流派,基本内容和价值取向各有侧重,但无不把“人”放在首要位置上。孔子提出以“礼”德化社会,以“仁”德化人生,典型地表现了儒学的人文关照精神,当然这种人文关照具有极大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偏狭性,不能照搬到今天以提高人的素质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尤其注重人文关照。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都是以人的解放和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社会主义的最终价值目标,就是创造“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联合体”[1]。注重人文关照,弘扬人文精神,更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功能的特殊要求。

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有内涵,因而这种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物化”态势——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条件下人对人的依赖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转变。从经济社会发展的递进规律来说,这是一种历史性进步,然而在市场化态势日益强化的同时,我们也不可避免地承负着某些社会层面正在滋生、蔓延的某些严重社会问题的代价,诸如在一定范围出现的秩序紊乱、价值错位、道德沦丧、腐败滋延、犯罪增生、知识贬值、文化失落等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悖的问题,乃至在某种程度上重复着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一些畸形社会现象。这种状况深刻警示我们,在市场化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全社会人文精神的生长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这是关系到经济社会转型全面推进和社会现代化目标全面实现的重大问题。以人文关照为己任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提升人的素质、促进人的发展上更承负着责无旁贷的重任。

当前在这方面需要研究和回答的问题很多,诸如: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的结合机制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文精神问题,我国现阶段人的素质构成问题,权力制约和消除腐败问题,市场经济进程中深入改造小生产问题,清除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问题,价值选择多元化与社会共同理想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文明发展规律问题,等等。只有深入地探讨和实践这些重要问题,才能更有力地弘扬人文精神,促进市场经济进程中的社会文明进步。

经济社会转型中,社会科学特殊功能的实现,决定着21世纪初叶我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必将更加具有现实化、社会化的趋势。只要我们遵循经济社会转型的规律,切实履行社会科学的功能和责任,我国社会科学事业一定会经过经济社会转型的洗礼而走向更加繁荣。

[收稿日期]2000-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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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科学的特殊功能与发展趋势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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