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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事变好事”是我们一向用来鼓劲的法定之一。当SARS肆虐北京时，就有人列举SARS流行带来的22条好处（诸如勤洗手了、家人团聚时间多了、上网的人多了之类）为大伙宽心消愁，可谓深得“辩证法”之精髓。话虽这么说，到底谁也不愿SARS流行。
如今，疫情初步得到遏制，各地新增病例数目平稳下降。我们不妨预测到6月下旬，中国可望摘去疫区的帽子，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
专家们的一般意见是，人类要彻底战胜SARS尚需假以三五年时间；此病毒甚至可能像霍乱、艾滋病一样与人类长期共存；按照呼吸道传染病的一般规律，在夏季病毒会被抑制，而秋冬季传播的几率会增大。再说，今年新出了一个SARS，在地球生态环境被人类严重破坏的状态下，焉知明年、后年不会又冒出一种新的对人类有“杀死”威胁的瘟疫？
作为今后应对这类疫病威胁的前提，我们有必要想一想，从这次代价高昂的处理SARS危机的社会动员中，我们学到了什么，换言之，SARS危机使我们对既往生活模式改变了多少，我们还应变些什么以对抗潜在的公共卫生危机？
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上述问题怀抱杞人之忧。我认为，我们从这次萨斯危机中学到的东西非常有限，它的冲击带来的反应对我们既往的社会生活模式改变不大，我们很可能“什么也没有学会，什么也没有忘记”，而在下一次面临危机时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何以见得呢？首先说我们的民族劣根性。（我没有先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因为中国还不富裕，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卫生防疫条件以及环境治理不可能在短期内达到日本当前的水平，中国的人口多，大城市群众居住环境差，这些东西是客观存在，只能作为初始条件对待。）
一是不讲卫生是中国普遍存在的现象。诸如许多人的不爱清洁随地吐痰，不分城乡的爱吃山珍野味，不尊重私人空间、缺乏必要的距离感而以“埋堆”为亲密……对这种种恶习劣俗，人们往往不以为耻。相反，从疫区归来的乡亲若回避不见，与亲朋好友分餐或请用公筷，倒是很不好意思的事。
二是中国人的侥幸心理很强。谁不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凡事预则立”之类古老的谣谚和格言？可是为人处世又是一套，事到临头抱的是赌徒一般博彩心理（与全民打麻将、全民买彩票一致）这一点在广东表现得非常明显。只要每天新发病例在几人十几人，大家就“闹市照逛，饭馆照吃”而懒得采取防护措施。于是才有疫情未解除时，深圳公明镇—萨斯感染者大摆千人宴的险情发生。
三是中国人的公德意识很差。有华裔作者在《南华早报》撰文，以自己的亲身见闻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海外，中国人的不讲公共卫生、不愿守秩序排队等情状往往令人侧目。在国内，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有些人恨不得把自己的家布置得像皇宫像歌舞厅，却向窗外大街上吐痰、扔垃圾，挤占公共走廊堆放杂物。没戴标志的执罚人员盯着，要中国人不往街道边、公园里吐痰、扔垃圾太难了。“二战”后，日本第一任首相吉田茂在总结日本的发展历程时说，“尽管经历了十几年的连绵战争和终于战败，日本人……在忍饥挨饿和通货膨胀的恶劣条件下，靠欺骗为生的国民为数甚少”。可是看看中国，什么东西都有假冒伪劣产品，靠坑蒙拐骗起家的竟成了英雄好汉。在抗SARS中，竟也有不少奸商敢于制售假药，敢于用垃圾一样的杂物做的口罩芯！公德意识这么差，堵塞漏洞防范危机的社会成本该有多大？
既是民族文化的劣根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良当然很难。但是新加坡人大多数也是华裔，他们为什么能移风易俗重塑国民性呢？接下来就该说说我们的法制（法治）因素。
我国的法制（法治）水平还很低，这是毋庸讳言的。在这次SARS危机中，紧急出台了一批法律法规与行政管理办法。然而，执行得如何呢？据我对本地的观察，基本上是雷声大雨点小。4月20日，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出紧急通知，强调饭店酒店等餐饮场所要实行全面消毒，积极推行分餐制；美容美发等直接为居民服务的行业，工作人员必须戴口罩上岗，我看广州理睬的人不多。我问过出租车司机，他们是怎么消毒的，回答是消不消都一样，“我总不能拉一个人就去消一次毒吧？”（这倒是大实话！）最典型的有令不执行是前述深圳的那起千人婚宴。公明镇投资管理公司经理陈弟财广发请柬为儿子大办婚宴，当地以镇委书记为首的头头脑脑们违背国务院抗“非典”1号令，不加劝阻，欣然赴宴。“恰好”这个陈弟财是“非典”感染者，这次违令的千人宴会才被曝光。不难设想，还有多少违法的大型聚会都平平安安地过去了！难道仅仅因为陈是非典病人，这种大型聚会才该曝光受谴责，那个镇委书记才该写检查并接受上级处理吗？故意杀人致死与杀人未遂量刑固然应有区别，但同为犯罪则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如果真的依法办事，凡是违法者都应受到惩处，而不能因为没出现严重后果就视而不见予以放过。如果我们不是违法必究，执法也这么侥幸，即使有关法律法规制定得比现在更完善，又管什么用？
再次，来看我们的信息公开制度。4月20日以后新华社开始公布全国的SARS疫情。地方政府采取的信息公开措施不尽相同。以广州而论，市民所知十分有限，既不像北京公布辖区各区县的发病人数，更不像香港公布死亡病人的年龄构成。广州市民甚至不知道有哪几家定点收治医院，更不知有哪些隔离社区、隔离家庭（所谓“家庭隔离”，因为缺乏必要的强制与援助，往往会成为上下敷衍塞责的托辞）。因为新闻报道受到严格统制，“正面宣传”为主，各家媒体看上去都差不多，批评监督和追踪报道与发稿量不成比例。有人乐观地推断，SARS冲击将推动我国的新闻体制改革，这真是太天真了，太幼稚了！对于疫情报告，虽然有严肃的政纪，但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舆论监督的开放，在一个封闭的政治运行系统里，出于个人政治利益的考量，瞒报漏报是不可避免的：对于矿难等安全事故的报告制度就是前车之鉴，尽管三令五申严禁瞒报，瞒报仍无法杜绝。4月20日之前掌控疫情发布的是官员们，之后还是那些官员们，不过撤几个人，凭什么我们就可以相信他们之中的“邪者”都弃旧图新归正了呢？离开了新闻舆论监督与群众监督，对政府单方面发布的信息要人信服，这本身就是不能服人的旧思维模式。
5月15日，《南方都市报》头版头条刊出《广东将很快消灭SARS》的新闻。注意，用的不是“控制……疫情”，更不是钟南山院士建议采用的“遏制”一词，而是“消灭SARS”（病毒）的说法。吹牛吹得何等厚颜无耻。这是我们的传媒“报喜不报忧”传统的典型表现。“报喜”怎么吹都不怕过头；若是报忧，它就没这个胆了。试想，要刊出类似“下一波疫情高峰可能在本月底来临”的专家预测，它必是慎之又慎，轻描淡写地进行版面处理。说老实话，我看不出本地新闻媒体在SARS危机中有任何进步：别说监督官员，就是对不负责不讲道德的医院医生也未能如实报道！
最后，来看政府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可以相信，经过SARS危机冲击，中国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已得到明显加强，卫生防疫与医疗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处理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将获较大的改进。中国人均卫生支出水平在世界191个国家中名列第188位，比许多非洲穷国更低的状况（据近期《财经》杂志），或许有望得到改变。但是，我们对此也不能太乐观。恰如普及教育，我们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岂止10年20年，“再穷不能穷教育”的口号够动人，可是如今的状况怎样呢？儿童失学、教师发不出工资的现象依然如故。一些官员总是把“发展经济”即制造眼前的“政绩”放在压倒一切的位置，而财政预算安排又由他们说了算，有识之士只有干着急。即使在SARS疫情还未有效控制的时候，就有地方官员在反复强调“经济增长”指标。在他们眼中心底，只有经济增长指标才是硬指标。若这种政治思维不来个大转变，不把人民的生命与健康放在第一位，不把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放在经济发展之上，要公共卫生建设状况有大改变，就是沙上建塔。
说了以上四条不中听的预言，但愿全是信口雌黄的胡扯。我的期望就是这些话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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