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主体性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我国学术界关于主体性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大大深化了。在讨论中虽有分歧，但总体上说是学术上的是非之争。不久前，有人在境外出版了以《告别革命》为名的著作，打出了主体性哲学的旗号，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公开挑战，他们宣称，要以主体性哲学打垮辩证唯物主义。与此同时，他们还以主体性哲学为武器，攻击中国共产党，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已不是什么学术上的是非之争了，而是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一场原则争论。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决不能妥协退让。至于国内学术界在主体性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属于学术问题，可以继续开展百家争鸣。即使有的同志在个别问题上持有同主体性哲学相似的观点，在性质上也不相同，不能混为一谈。
什么是主体性哲学？简言之，主体性哲学即无限夸大人的主体性作用的哲学之谓也。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分析一下这种哲学的基本内容。
主体性哲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
为了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体性哲学首先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攻击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的命题和物质本体的观点。
主张这种哲学的人断言，人以外的世界，既非物质本体，也非精神本体，而是实践本体。理由是：现在的人所面对的世界，是一个经过人的实践改造过的、有人的创造性活动凝结在内的对象世界，这根本不同于人类产生以前、没有经过人改造过的自然界。这样的对象世界既然是人创造的，因而不能简单地说是物质世界。这种观点利用了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使用过的“人化自然”这个概念，但是却加以歪曲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 页）这里所说的人类学自然界就是指经过人改造过的自然界，或者说是“人化自然”。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很深刻，揭示了人类实践的意义，指出人不同于一般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虽也受自然界、受客观规律的制约，但人决不是无所作为的。人的实践既部分地改变了自然界的面貌，也改变了人自己的面貌。整个人类的进化，同人的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分不开。
人的实践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应当充分肯定。但是，真理超出了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像主体性哲学那样无限夸大实践的作用，以至把实践提升成为本体的观点，同真理就相去很远。
人的实践当然很重要，但它需要有物质依托，离开了物质世界这个大舞台，人的实践就无能为力。中国有句民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粮食，单凭一双会做饭的巧手，也无济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的作用恰恰在于既依托物质世界，又改造物质世界。如果连世界的物质性也否定了，物质本体论也要打破了，那么实践就既失去了它的依托对象，又失去了它的改造对象，它的作用又何从发挥？用实践本体论代替物质本体论好像是在提高实践的意义，实际上是贬低了它的意义。一种无依托、无对象的实践，是没有任何意义可言的。
主体性哲学反对物质本体，主张实践本体，理由是对象世界经过人的改造，有人的劳动凝结在内。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经过人改造的自然界是不是对象世界的全部；第二，怎样看待物化劳动的问题。首先，经过人改造的自然界，其实只占自然界很小的一部分，自然界的绝大部分是没有打上人的实践印记的，有的部分在可以想见的将来是人的实践无法达到的。其次，经过人改造的自然界，里面凝结的并不是处在动态中的活劳动，而是处在静态中的死劳动，这种劳动已经对象化了，物化了，是一种物化劳动。物化劳动不是精神，而是物质。举一个最浅近的例子，粮食是人生产出来的（当然离不开土地、工具、种子、肥料、日照、水等物质条件），里面包含了物化劳动，有谁会说，粮食不是物质，不是物质本体的一部分，而是什么实践本体的一部分。
实践本体的说法在逻辑上也讲不通。所谓本体总是指一种相对稳定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上总是指可指性对象（Signified object）。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在这一点上都持相同观点。从古希腊以迄近代的唯物主义哲学都把本体理解为物质存在，而唯心主义哲学则把本体理解为精神存在。康德这个二元论哲学家回避本体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提出物自体（Thing-in-itself）的概念。 物自体也就是康德哲学的本体。虽然物自体不可知，但康德哲学所赋予本体的含义仍然是一种存在，是一种可指性对象，只不过人们无法接近它、感知它、把握它而已。实践本体的说法不能成立，因为实践不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存在，不是一种可指性对象，而是人的一种活动，是人改造世界的创造性行动。实践不是静态的，而是处在动态之中。实践是联结主体和客体的中介，它自身既非主体，也非客体。如果我们遵循哲学史上的习惯，实践是不能称之为本体的。实践不是本体，实践的结果以物化的形态凝固在对象世界，可以构成本体或本体的一部分，但这是物质本体，而不是什么实践本体。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主体性哲学所说的实践，是一种超越物质世界的主体性活动，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人的主体性作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是无所不能的。把这样一种实践提升到本体的高度，实际上就是把人的主体性提升到本体的高度。这就是主体性哲学的本体论的实质所在。这种本体论看似新奇，实际上是哲学史上一种相当陈旧的唯心主义的翻版。
提出这种观点的目的何在，最好还是看一看这些人的自述吧！他们说：“主体性实践哲学批判了辩证唯物论所‘唯’之物的内涵——物质本体，而以实践本体取而代之，他说明只有人的以创造工具为主的活动才是‘物’的本体，因此，哲学的基本问题乃是人本身的命运和意义，这样，人类本体论就推倒了物质本体论，辩证唯物论也就动摇了根基。”在这里，主体性哲学的真实用意已经昭然若揭。
在本体论上反对物质本体论，在认识论上就必然反对反映论。反对反映论是主体性哲学在认识论上的特征，在论述文艺问题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在后面将要谈到。有的人虽没有打“主体性哲学”的旗号，打的是“实践的唯人主义”旗号，但其哲学倾向同“主体性哲学”完全一致，在认识论上反对反映论的态度如出一辙。他把反映论等同于机械唯物主义，把攻击的目标指向列宁，特别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他认为这部著作是机械唯物主义的，根据是在这部著作中有一个关于物质的定义，即“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全集》新版第18卷第130 页）他认为把认识说成是对客观实在的复写、摄影、反映是不正确的，是贬低了人的主体性作用。从列宁的这个定义就断定说反映论是机械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有机械唯物主义倾向，是没有道理的。列宁的这个定义是他对认识是主观自生的，还是来源于客观外界这个认识来源问题的回答，而不代表他的认识论的全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一部论战性著作，论战的对手是马赫主义者。他们在认识来源问题上恰恰认为认识是主观自生的。认识是人的“感觉的复合”，这就是马赫主义著名的认识论命题。马赫认为，物理经验的要素是构成物理世界的基石。他说：“物、物体和物质，除了颜色、声音等等要素的结合以外，除了所谓属性以外，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感觉的分析》）这种观点是明显的主观唯心主义。列宁当时之所以要批判马赫主义，不仅因为这是一种新瓶装旧酒的唯心主义，而且因为俄国工人运动中的一些领袖人物信奉了它，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和理论混乱。列宁和马赫主义者论战的焦点是：客观世界是感觉的复合，还是感觉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正因为马赫这个物理学家非要违背物理学的常识说客观世界是感觉的复合，因此，列宁才不厌其烦地、反复再三地强调这样一个常识性的真理。这是列宁的浅薄吗？不是。相反，是马赫这个物理学家在哲学上的惊人无知，才迫使列宁不得不从认识论的ABC 讲起。列宁说：“我们现在谈的完全不是唯物主义的这种或那种说法，而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列宁全集》新版第18卷第35页）我们知道，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它表现在认识论上就是，究竟思维是主观自生的，还是来源于客观存在，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不同答案，形成了两种根本不同的认识论和两条对立的认识路线。正如在本体论的范围内，不解决思维和存在谁决定谁的问题，其他问题就不可能解决一样，在认识论的范围内，如果不解决认识的来源问题，其他问题同样也不可能解决。列宁抓住了这个问题，恰恰是抓住了根本。
其实，如果平心静气地、认真地读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不难发现列宁的这部著作既讲了认识的来源，又讲了认识的发展；既坚持了唯物主义，又坚持了辩证法。从列宁在书中提出的关于认识论的三个结论，就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三个结论是这样的：（1 ）物是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在我们之外存在着的；（2 ）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3 ）在认识论上和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中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也就是说，不要以为我们的认识是一成不变的，而要去分析怎样从不知到知，怎样从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到比较完全比较确切的知。（原文见《列宁全集》新版第18卷第100—101页）这三个结论第一个、第二个批判了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坚持了唯物主义；第三个批判了形而上学，坚持了辩证法。我们还可从列宁提出实践标准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看出他的认识论的辩证性质。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了它，没有任何东西能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因此它是“确定的”。这样可以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但是实践本身是不断发展的，每一具体历史阶段上的实践不可能完全证实或推翻人类的认识，因此它又是“不确定的”。这样可以防止人的认识僵化，防止形而上学。这些都白纸黑字写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是谁也推翻不了的。当然，列宁的这部著作毕竟出版于80多年前，此后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有很大进展，需要在汲取新成果的基础上予以发展。但是，创新发展是一回事，根本否定又是另一回事。把反映论当作机械唯物主义来批就是根本否定。持这种观点的人以为抓住了一个从根本上动摇辩证唯物主义的支点，但这个支点却建立在没有根基的沙滩上。
把反映论歪曲成机械唯物主义，然后向它宣战，这种手法我们并不陌生。被诩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卢卡奇早就这样做了。卢卡奇讲到他为什么反对反映论时说：“我非常憎恨机械宿命论，而在机械唯物主义中，宿命论总是伴随着反映论。我思想中的救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实践优先性的观点都极其强烈地反对这种机械唯物主义。”（《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这里，卢卡奇也是把反映论和机械唯物主义等同而加以反对的，这同我国某些论者的手法一样。比卢卡奇反对“反映论”更为激烈的是南斯拉夫的“实践派”。该派的代表人物彼得洛维奇曾说，“反映论同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人是从事创造性实践的生物这个概念是不能相容的”，他认为反映这个范畴的消极意义是无法改变的，企图用“能动的反映”这个概念来拯救它的做法是Contradictio in adjectio（拉丁文，意为语词矛盾），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该派另一个代表人物坎格尔加也说，反映论是机械的，它是无法拯救的。因此，恩格斯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以及列宁的反映论，必须作为“机械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而予以抛弃。可见，反对反映论是一种国际思潮，它的特点是打着反机械唯物主义、反宿命论的幌子，把矛头指向辩证唯物主义，它的手法是先把“反映论”极端简单化、庸俗化，然后竭力加以反对。这一点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有人为了反对反映论，连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这个提法也否定了，说什么“这种话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但不能成为一个普遍的命题”。他举的例子是，我面前的这张桌子不是自然的，是人造出来的。造第一张桌子的人总是事先有一个设想，就是桌子的观念。桌子中包含了人的劳动、人的意志和人的智慧，怎么能说它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呢？这样的“桌子哲学”我们不敢苟同。桌子是人造的，这没有错，人在造桌子之前先有一个蓝图，属于观念的东西，这也没有错。但是从这里可以得出桌子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的结论吗？不能。我们在前面已对物化劳动为什么是客体而不是主体作了分析，这里不再重复。需要着重提出的是，桌子和桌子之理归根到底孰先孰后，谁决定谁？这就涉及到了哲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究竟理在事先，还是事在理先。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理在事先。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概载了。”（《朱子语类》卷一，第4页）在这里， “理在事先”的观点表露得非常彻底，连天地、万物以至于人都是由理决定的，还有什么不是由理决定的呢？这种理，很明显带有先验性质，同西方哲学中柏拉图所说的理念，黑格尔所说的绝对观念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再来看一看桌子之理，它虽然不像天地之理、万物之理那么宏观，但如果把它绝对化了，同样可以使它具有先验性质。在有桌子之前先有桌子的蓝图即桌子之理，这似乎没有错，但是我们进一步要问，桌子之理又从哪里来？是主观自生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来自客观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回答是：来自客观外界。现代桌子的一个桌面、一个或若干个支撑点的造型脱胎于原始时代具有一定平面的大石块。原始人经过无数实践发现，这种石块既可以供人休息，又可以搁置物品。又经过了漫长岁月，这后一种功能独立发展，形成了后来的桌子。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载，在西方，至晚在公元前7世纪开始使用以石板、木板、金属板为桌面，用支架、若干根或一根柱子作支撑的桌子。从原始的自然石块进化到后来的桌子，经历了很长时期。从这里可以看出，归根到底不是桌子之理在先，而是桌子的雏形——原始的自然石块在先，人们正是在不断观察这种石块可以搁置物品的功能以及实践这种功能的基础上，逐渐悟出桌子之理的。后来的人生产桌子，的确事先有一个蓝图，但这种蓝图是以前人生产出来的桌子实物为参考而加以设计的，在这里作为观念的东西的蓝图仍然来源于桌子这一独立存在的客体，仍然是事在理先，而不是相反。
可见，用桌子是人造的因而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体这一类观点，用“理在事先”的命题并没有驳倒反映论，没有驳倒辩证唯物主义，倒是使持这种观点的人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
主体性哲学的历史观
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不但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而且也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历史决定论，认为在社会历史领域同在自然领域一样，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他们则断言历史决定论就是历史宿命论，认为社会历史领域没有什么必然性，一切都是偶然的，个别杰出的人物往往会改变历史的命运。他们说：“历史实际上充满着偶然性。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现，就是一种偶然因素，这种因素，就可以改变一段历史。例如十八世纪之前的俄国文学史，几乎是一片空白，十九世纪上半叶突然出现了普希金、果戈理，之后便展示了极其辉煌的文学史。而这一文化现象又与俄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偶然因素有关，这就是出现了彼得大帝。”这种观点同普列汉诺夫批评过的“历史偶因论”如出一辙。按照“历史偶因论”，罗伯斯庇尔假如被一块偶然坠落的砖瓦击毙，拿破仑假如中弹殒命，历史将会改观。这是一种明显的历史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关于社会历史领域有没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之所以有很大难度，因为历史规律同自然规律不同，后者不通过人的活动自发起作用，而前者的实现离不开人的活动。社会历史是人的历史，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活动，连社会历史都不存在了，还有什么规律可言。于是似乎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历史是人造的，而历史又是有客观规律的。多少世纪的多少睿哲之士都没有能找到一把打开历史主客体关系这个复杂的锁的钥匙。而马克思终于找到了。这里的关键是马克思发现了在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着不同于自然物的特殊物质形态即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同人的一种最重要的实践即生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是人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或称经济关系。这种关系是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当然离不开人这个历史主体的作用。但生产关系作为一种物质关系有自己的客观规律，这就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生产的发展从生产力的发展开始，然后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然后又出现上层建筑方面的一系列变化。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
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产作用的观点歪曲为“吃饭哲学”，这当然是荒唐的。但是人类的第一个实践是生产实践，人类进行这种实践是为了获取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资料，这是千真万确的。我国和世界考古发掘中有一个共同发现：现存的原始人类遗址中出土最多的是各种石制的生产工具，从旧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到新石器时代的磨光石器。正如毛泽东在一首词中所说：“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贺新郎·读史》）这就是历史的事实。它说明人的生产实践既是人类的第一个实践，也是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即人猿揖别的标志。
承认社会历史领域存在一种特殊的物质形态，认为社会历史领域也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即肯定历史决定论会不会导致历史宿命论？不会。马克思主义持历史决定论立场，但它决不是历史宿命论，它从不认为历史上的一切都是命定的。马克思主义肯定历史必然性，但不否定历史偶然性，认为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和补充，认为人这个历史主体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有充分的创造和选择自由。马克思主义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强调历史发展诸动力中最根本的是生产，是物质的经济的原因，但同时也十分重视在历史发展中政治的、思想的、文化的诸因素的重要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是由一个合力推动前进的，但在这个合力中，经济的必然性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的红线。
反对历史决定论的人，总喜欢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人这个主体在历史发展中有充分的创造和选择作用，有的人为了强调人的作用，甚至提出“实践的唯人主义”历史观。但他们忘记了一点，人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人的创造和选择作用不能不受到历史必然性的制约。共产主义是我们美好的理想，但共产主义的实现需要具备许多条件，既包括物质技术水平，经济关系状况，也包括人自身的精神状态。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尚且很远，更不必说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因为资产阶级反对它，诅咒它，就不成其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也不会因为它是人们的向往，在明天就可以到来。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把主体的创造、选择作用无限夸大，以为它可以超越物质，超越历史，为所欲为，认为只有这样看待主体性，才避免了见物不见人，才是把人当作人，才是同物本主义划清了界限，才是真正的人本主义。我们说，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当然应当充分肯定，但也不能夸大。过分夸大了，就必然走向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585页）这段话是对于任意夸大历史主体性的观点的最好回答。
历史领域的非决定论屡见不鲜。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就否定社会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研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社会历史领域根本不存在客观必然性。该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指责它“把全部历史变成经济史，然后再变成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因而不能说明历史的真相。他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认为它是适应党派政治需要的产物。可见，这种非决定论的矛头是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的。在当代，历史非决定论的代表是波普尔，他是著名的科学哲学家。在物理学领域他就站在同爱因斯坦对立的非决定论立场。他还把他的非决定论观点扩展到了历史领域，并且公开地、直接地向马克思主义宣战。他认为在历史领域根本不存在规律，社会历史事件只能是一次性的、不重复的。他断言，任何形式的历史主义（历史决定论）都是不能成立的，因而在社会历史领域根本谈不到有正确的预言。他甚至宣称，“历史的预言是一种骗术”（《证明与反驳》）。他不仅把主要矛头指向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向主张决定论的一切哲学开火。这位在科学哲学上有一定造诣的哲学家，在历史领域却宣扬了唯心主义的偶因论和不可知论。近年来非决定论在我国历史研究领域不胫而走，不能说同他的影响没有关系。
任意解释历史，这是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的又一特征。既然他们断言历史没有规律，一切都是偶然的，这就给他们自己任意评价、解读历史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自由空间。他们任意解释历史，目的是为了颠倒历史，要害是为了颠倒革命和改良。
他们竭力贬低革命，断言革命是情绪化的东西，后来情绪变成疯狂，变成盲动，变成煽动不负责任的行为的工具。他们说：“过去我们太迷信革命，以为革命可以解决一切，可以带来太平天国，现在看来，革命固然可以破坏一切，但不能创造一切。”他们还说：“为什么我国在20世纪会选择革命的方式，为什么在改良方式与革命方式的辩论中，主张改良的总是失败，主张革命的总是胜利。这真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他们认为革命应当是贬词，改良应当是褒词，他们对近代现代史上的一切革命一概予以否定。
这种观点的政治意图是很明显的，就是要解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解构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特别是我国近现代史的正确解释，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转变话语”，以“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这方面的问题不准备多谈，我们只想从历史观的角度对这种观点稍作分析。革命和改良是社会变动的两种不同形式，什么时候适宜进行革命，什么时候适宜实行改良，并不决定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例，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都不是中国人民自己愿意选择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条件下要改变中国人民的命运，只有通过革命，而不能依靠改良。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虽是两次性质完全不同的革命，革命的结果也大不一样，但都是顺应了历史的潮流，适合了人群的需要，因而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列宁曾经说过，革命往往发生于这样一个时刻：统治者不能照旧统治下去，被统治者也不能照旧被统治下去。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正是发生于这种情况下，因而是历史的必然，而不是历史的偶然。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认为改良比革命好，因为改良可以避免社会震荡。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走改良的道路，但血的教训证明：此路不通。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著名的改良主义运动，结果是以谭嗣同等六君子的就义告终，这就是改良主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破产的证明。中国现代史上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胡适，他的口号是“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在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希望通过点滴改良以求得社会进步，无异痴人说梦。而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竟说什么：“胡适和李大钊关于‘主义’和‘问题’的辩论，终于有了结果，看来，还是不能靠李大钊的‘根本解决’办法，而应当靠‘一点一滴的改良’。批判胡适的这句话，真是很大的错误。”这样一种论断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李大钊与胡适的争论，不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学术观点之争，而是关系到中国往何处去的争论，是关于现代中国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争论。按照胡适的改良主义，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永远得不到改变，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永远推不倒，哪里谈得上会有社会的真正进步和国家的光明前途？李大钊提出的、后来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实践的革命，是一条充满危险、充满牺牲的道路，但这也是一条唯一通往进步、通往光明的道路。因为在当时中国的条件下，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摧毁反革命的暴力，人民才能当家作主，一切阻碍社会进步的东西才能摧陷廓清。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革命免不了流血牺牲。没有成千上万革命志士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革命不可能胜利。当然，没有正确的领导，没有正确的革命路线、方针、政策，革命也不能胜利。毛泽东的诗句说：“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烈士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们以自己的鲜血换来了一个无限光明的新中国。多少烈士为革命献身无憾无悔，但是如果他们得知今天居然有人说他们的革命行为是“疯狂与幼稚”，在九泉之下就会难以安心。
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期。革命的岁月，革命战争的硝烟离我们已经很远。现在我们确实不需要再来一次政治革命，而是要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遵循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搞得更好，以迎接21世纪的到来。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可以忘记过去，忘记过去的革命岁月，忘记为革命作出贡献和牺牲的先辈。提出“告别革命”的人患了健忘症，他们患的是政治健忘症，是为了否定而忘却。正是出于改写近现代史、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他们才不顾历史事实，对革命和改良在历史上的不同作用作了根本性的颠倒。
可见，主体性哲学的历史观同它的本体论、认识论一样，都是对主体性的作用作了无限夸大。这种夸大的结果，在本体论、认识论的范围内，就是反对世界的物质性，反对认识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而在历史观的范围内，就是反对历史决定论，反对历史必然性。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用以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战的就是这样一种武器！
主体性哲学的文艺观
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在文艺上也提出了一整套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相对立的观点，我们姑且称之为主体性文艺观。
主体性文艺观首先在文艺的本质和来源问题上，提出了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针锋相对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断言，按照主体性哲学的看法，“把文学的本质界定为对物质世界的反映活动就不能成立。我们对文学的本质就可作新的界定，这就是把文学看成是一种人的自由精神的存在形式，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释世界，揭示人类世界的审美意义。”他们又说：“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是人类发挥灵性创造力的领域，作家在这个领域中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完全是天经地义。”他们还说：“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正是因为文学乃是人的情感本体的家园、情感本体的象征。”这种文艺观就是以主体性为本体的哲学观在文艺上的表现。它集中反对反映论，把作家以情感为依托的自我表现，把作家在创作上的精神自由，夸大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从来都是充分重视作家这个主体在文艺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文艺创作是人的一种创造性的精神劳动，当然离不开作家的主体性作用。但是，作家也好，其他艺术家也好，又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创作，他们的精神劳动总是要有所依托。作家可以充分驰骋想象，但想象的驰骋也不能漫无边际，终究要回到现实。所谓天马行空云云，本身就有一个条件设定，这就是只有具备一定的空间，天马才能充分驰骋。作家应当有充沛的感情和丰富的想象力，但是这种感情、想象力是凭空产生的吗？当然不是。它们是现实生活作用于作家、艺术家头脑的结果。所以，不仅文艺创作中再现的社会生活来自客观的物质世界，而且文艺作品中所体现的作家的感情、想象力等也来自客观的物质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学艺术作品就是对社会生活的不同反映和艺术再现。
说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或再现，丝毫也没有贬低作家的主体性作用。文艺作品的对象虽是生活，但来自生活的素材并不是艺术品，这些素材只有经过作家的加工、提炼，才可能成为艺术品。这种加工、提炼包括对素材的筛选，对情节的设计，对人物的塑造，对语言的选择以及对作品所要实现的审美要求和伦理要求的构思等等。作家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主体的创造性活动来构筑起他的艺术世界——作品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开篇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这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准确概括和反复推敲的结果。这已是文学史上的常识。《红楼梦》取材于作者曹雪芹的家庭演变，但是经过加工、提炼后，它已远非一本自传体的小说，也不单纯是一部封建大家庭的兴衰史，而是一部以艺术的形式再现晚期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它的审美功能和认识功能是其他文学作品所难以比拟的。这是作家的主体性作用的一个最好说明。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同科学不同，科学的任务在于通过认知手段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文艺则是通过艺术手段，以生动感人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作家在反映生活的同时，必然要表现他的情感、审美观点乃至伦理观点和哲学观点。科学家应该是一个冷静的观察者，而文学家则必须有激情，必须对所反映的生活表示出自己的喜怒哀乐，好恶爱憎。
可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虽肯定文艺源于生活，但决没有贬低作家的主体性作用。但是它反对无限夸大主体性，拒绝“文学是最自由的领域”、“作家在这个领域中天马行空”这一类似是而非的说法。这种观点把文艺创作的过程歪曲了。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以前还提出过一个理论叫作“内宇宙论”，认为作家进行文艺创作全凭他的主观精神世界即内宇宙，说什么只要打开内宇宙的大门，这位具有“超常智慧”、“超常人格”、“超常历史透视力”的主体，就像一位“能征服一切、主宰一切的上帝”，把自己的爱释放出去；“把自己精神世界中一切最美好的东西推向社会，推向整个人类”，“给外宇宙以巨大投影”，等等。这一类说法不仅违反文艺创作的规律，而且也违反生活常识。任何一个人，即使是一个有超常才能的作家，一旦隔绝了同外界的交往，他的生活经验就会越来越贫乏，他的内心世界就会越来越空虚，他的才思也就会越来越枯竭，根本不可能创作出内涵深刻的作品，更不要说是站在时代制高点的惊世骇俗之作。当今中国的文坛，文艺精品之所以较少，不正是因为作家深入生活不够，赖以进行艺术加工的素材不足，加上一部分作家素质不高，修养欠佳，以及缺乏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和正确的创作方法所造成的吗？
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竭力反对文艺同政治联系，同意识形态联系。他们攻击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认为这个讲话是“用政治法庭取代审美法庭，用政治一元论来取缔文学艺术的独立地位”。这是毫无根据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包括毛泽东的文艺观，从来没有提出过用政治标准取代审美标准，从来没有否定过文艺有自己的创作规律和独立地位。但马克思主义同时又认为，文艺不可能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发生联系。稍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文艺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文艺总是要反映经济基础的，并且总是会受到离经济基础比它更近、反映经济基础比它更直接的政治观点的影响。在阶级社会里，文艺不可能不反映阶级的利益，不可能不反映阶级的意志和愿望。当然这种反映是通过艺术的形式、艺术的手段相当曲折地实现的。列宁把托尔斯泰称作“俄国革命的镜子”，指的就是他的作品深刻反映了俄国19世纪后期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的悲惨境遇，它预示了资产阶级革命已经临近。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不想一想，世界上真有一种不反映任何经济基础，不反映任何政治观点的“纯文学”吗？这样的文学不曾有过。即使到了遥远的将来，阶级斗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反映阶级的利益、阶级的意志和愿望的文艺作品已经消失，但文艺仍要反映经济基础，反映社会共同体的利益、意志和愿望。
竭力反对使文艺同政治、同意识形态挂钩的人，自己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却非常强烈。我们只要看一看他们是如何对20年代的创造社革命文艺、30年代的左翼文艺、延安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一概骂倒的，就可以看出他们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了。他们对革命文艺大加挞伐，与此同时却对后现代派的“先锋小说”以及“痞子文学”情有独钟，赞赏不已。为什么呢？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因为它们“嘲笑诗情，嘲弄悲情，嘲弄崇高”；因为“高大全的武松王国已被卖大饼的武大郎王国所代替，悲感已被颓感所代替。这种转变正是时代内涵转变的一种象征”；因为现在“实际上正在进行一场解构革命，解构大写的人，解构历史，解构意义，解构过去的总体叙述方式”。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的爱憎是何等分明啊！在这种爱憎的背后隐藏着他们的真实动机：这就是解构革命，解构马克思主义。
反对文艺讲理性，主张作家在进行创作之前要保持朦胧状态，这是主体性文艺观的又一个特点。持这种观点的人的逻辑是这样的：文学的本质是表现情感，而情感是非理性的，因此，作家不应当保持清醒的理智状态进入创作。一位主张主体性哲学的人说：“作家最好是保持一种敏感与朦胧的状态，能保持这种状态，才是天才。但是如何保持，为什么能保持，就说不清，难以捉摸。作家自己也不明白，这也就是我十多年前即强调的‘无意识’。”这真是一种怪论，作家处在这种连干什么、怎样干都不清楚的朦胧状态、无意识境界，怎么能进入创作，即使创作出来一部作品，一个有健全理智的正常人又怎么能看得明白？
这种看似怪诞的理论，其实并不新鲜，只不过是弗洛伊德心理学在文艺上的翻版。“无意识”正是这种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是指一种正在进行的精神过程的属性，这种精神过程是个体意识不到的。同时，“无意识”又指潜伏的观念向意识的转化程度。它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指潜伏的观念可以转化为意识，这种“无意识”称为“前意识”；另一种是指潜伏的观念很难或永远不能转化为意识，这种“无意识”称为“潜意识”。“潜意识”是弗洛伊德心理学最重要的支柱。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大量心理活动都是在“潜意识”的层面上展开的。用他的话来说，人的心理活动好像一座冰山，意识的部分仿佛是露出在水面上的冰山的山尖，占的比重很小，而无意识特别是潜意识的部分好像深藏在水下的冰山的山体，占着绝大部分。这种“潜意识”的特点是原始性、冲动性、非逻辑性等等。关于“潜意识”的概念最初是弗洛伊德在治疗精神病患者的过程中形成的。他发现精神病患者普遍存在着压抑感，治疗这种压抑感的有效方法是“宣泄法”（这是另一个精神病医师布洛伊尔发明的）和“自由联想法”，也就是鼓励精神病患者毫无顾虑地宣泄自己的感情和进行自由联想，而这一切都是患者在“潜意识”状态中进行的。“宣泄法”和“自由联想法”也许对治疗精神病有效，但是把它搬过来作为文艺创作的方法肯定是不行的。这才是一种违背文艺创作规律、蓄意强加给文艺的创作方法，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创作方法。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主体性哲学究竟是一种什么哲学，它所要宣扬的是一种什么哲学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封闭的哲学，它从来没有离开人类文明的大道，它总是从各种优秀文化中汲取有益养料。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具有鲜明的党性和原则性。对于那些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宣扬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反理性主义的哲学，我们决不能漠然处之，决不能同它和平共处。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我们的干部不能是非不辨，美丑不分，不能对那些同党的主张背道而驰的观点听之任之。我们在思想理论战线工作的同志，尤其要自觉地贯彻江泽民同志的这一重要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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