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组《西厢十咏》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厢论文,三组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明成化七年刊《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弘治十一年刊《新刊全相奇妙注释西厢记》、嘉靖间刊《雍熙乐府》，各载有一组《西厢十咏》。这三组散曲虽为无名氏所作的民间俗曲，但由于出现的时代较早，歌咏的内容与角度又与众不同，在《西厢记》的研究史上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它们不仅是迄今所见关于《西厢记》为关汉卿作王实甫续的最早文字记录，而且也是最先出现的《西厢记》人物论。它们对《西厢记》作者与人物形象的不同评价，显示了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开启了后世《西厢记》论争的先河。
关键词 西厢十咏 关作王续 两种不同评价 人物论
杂剧《西厢记》问世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产生了许多以崔莺莺和张生爱情故事为内容的民间通俗文艺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以各种不同的演唱或说唱艺术形式，敷演《西厢记》的故事情节，其中有三组题为《西厢十咏》的散曲，不仅出现的时代较早，而且歌咏的内容与角度也与众不同。虽然都是无名氏所作，并以通俗歌曲的形式出现，但在《西厢记》的研究史上却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史料价值，值得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这三组散曲分别是明成化七年（1471）北京金台鲁氏刻本《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所收《西厢记十咏》，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金台岳家刻本《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奇妙注释西厢记》卷首所附〔满庭芳〕咏《西厢记》九首[①]，嘉靖刻本《雍熙乐府》卷十九所收〔满庭芳〕《西厢十咏》。这三组曲子各自都是采用同一曲调，以“重头”的形式，分咏《西厢记》作者和剧中人物的。
关作王续的最早文字记录
关于《西厢记》的作者，历来有王实甫作、关汉卿作、关汉卿作王实甫续、王实甫作关汉卿续以及关汉卿作董圭续等各种不同的说法。按时间顺序来说，其中以王实甫作一说出现的最早。钟嗣成于元至顺元年（1330）所撰的《录鬼簿》和朱权于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所撰的《太和正音谱》，皆将《西厢记》归之于王实甫名下。其次则是关汉卿作王实甫续一说。
这三组《西厢十咏》都曾咏及《西厢记》作者。成化间〔驻云飞〕组曲开头的两支曲子是：
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灯下搜才性，静坐添余幸。嗏，广览圣群经，议皆明。徵羽宫商，腔谱新清令，翰墨词章来诉成。
王家增修，补足《西厢》音韵周。后把词章辏，意味都参透。嗏，风月至今留，号“春秋”。咏月嘲风，湖海传扬后，锦绣心胸世未休。曲中明确说关汉卿“编作《西厢》”，“王家增修，补足《西厢》”。这里虽然没有明指“王家”为何人，但从《雍熙乐府》所载《西厢十咏》王家为“实甫”，以及刘龙田本《西厢记》所附《打破西厢八嘲》，将咏“王家”一首题作“王实甫”来看，此处当指王实甫则确定无疑。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一则关于《西厢记》为关汉卿作王实甫续的文字记录。心录这组《西厢记十咏》的《新编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成书于成化七年，此书既云“新编”，此曲的写作年代当在此前不久，关作王续说当是在成化初年前后才出现的。
弘治本《西厢记》所附〔满庭芳〕组曲也曾歌及作者：
汉卿不高，不明理性，专弄风骚。平地里褒贬出村和俏，卖弄才学。瞒天谎说来不小，拔舌罪死后难饶。着人道，虚空里架桥，枉自笔如刀。
王家好忙，沽名吊誉，续短添长。别人肉贴在你腮颊上，卖狗悬羊。既没有朱文公的肚肠，又没有程夫子的行藏。忒狂荡，用心一场，上不得庙和堂。这里称关汉卿“平地里褒贬出村和俏”，“虚空里架桥”，“王家好忙”，“续短添长”，“别人肉贴在你腮颊上”，虽然与成化间〔驻云飞〕组曲和《雍熙乐府》所收〔满庭芳〕组曲有所不同，对《西厢记》作者极力加以讥刺，但认为《西厢记》为关作王续则是一致的。
此后，嘉靖间《雍熙乐府》所收〔满庭芳〕组曲也说：
多才汉卿，广知故事，洞晓新声。移宫换羽真堪听，义理兼明。一句句包藏着媚景，一篇篇酝酿出深情，无疵病。不俗易省，万载播芳名。
聪明实甫，胸藏锦锈，口吐玑珠。清新乐府真无数，压尽其余。翻腾就尤云
雨，显豁出寄柬传书。多佳趣，超今越古，堪与后人述。成化间〔驻马听〕和弘治间〔满庭芳〕两组曲，虽云关作王续，但并未指明王所续者为何。这里则明确地指出王实甫“翻腾就尤云雨，显豁出寄柬传书”。意思是王实甫增补了“寄柬传书”的关目，使缠绵悱恻的崔张爱情故事有了圆满的结局。实际上是说王实甫补续了《西厢记》第五本。这组散曲刊行时间虽较成化间〔驻马听〕和弘治本《西厢记》所附〔满庭芳〕两组曲为晚，但就其创作时间而言，当与前两者相去不远，或为一时之作。
从以上三组《西厢十咏》可以考知关作王续说是产生并盛行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的。明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诗话》曾写道：“近时北词以《西厢记》为首，俗传作于关汉卿，或以为汉卿不竟其词，王实甫足之。”这里所说的“俗传”当指成化、弘治间流行的《西厢十咏》等俗曲而言[②]。都穆接着又写道：“予阅《点鬼簿》乃王实甫作，非汉卿也。实甫所编传奇有《芙蓉亭》、《双蕖怨》等，与《西厢记》凡十种，然惟《西厢》盛行于时。”都穆正是感到“俗传”的无据而查阅了《点鬼簿》（即《录鬼簿》），并以之为据否定了关作或关作王续说，重新提出《西厢记》为王实甫作。此后，关作王续说亦不多见，惟有关作说在嘉靖年间仍很盛行，直到嘉隆间王世贞《艺苑卮言》问世前后，关作说又为王作关续说所逐渐替代。
两种不同评价的滥觞
这三组散曲不仅记录了当时流行的《西厢记》为关作王续说，而且对作者也做了不同的评价。成化间〔驻云飞〕和《雍熙乐府》所收〔满庭芳〕二组曲，对作者极力肯定，称赞“汉卿文能，编作《西厢》曲调精”，“广览圣群经，议皆明”，“一句句包藏着媚景，一篇篇酝酿出深情，无疵病。不俗易省，万载播芳名”，赞美“聪明实甫，胸藏锦绣，口吐玑珠。清新乐府真无数，压尽其余”，“补足《西厢》音韵周，后把词章辏，意味都参透”，“风月至今留，号‘春秋’”，“湖海传扬后，锦绣心胸世未休”。这里虽然把《西厢记》说成是王实甫续，但是对续作并不象后世那样有贬低的倾向，相反却认为续书“音韵周”，“意味都参透”，体现了原作的神韵，保持了统一风格，从而使《西厢记》“超今越古”，在文坛曲苑中享有崇高的声誉，造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里对《西厢记》作者的评价，与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的评语“王实甫之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以及贾仲明补写的《录鬼簿》吊词“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是一致的。
弘治本《西厢记》所附〔满庭芳〕《西厢十咏》则恰恰相反，对《西厢记》作者竭力加以贬斥，诬称“汉卿不高，不明理性，专弄风骚”，“王家好忙，沽名吊誉，续短添长”，“既没有朱文公肚肠，又没有程夫子行藏”。从文字看，此曲似乎是针对成化间〔驻云飞〕曲而发，两者针锋相对泾渭分明。从攻讦王实甫没有“朱文公肚肠”和“程夫子行藏”来看，作者可能是个满脑子程朱理学的道学家，是个封建卫道者，而充满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正是明前期戏剧创作的“主流”。由此可以反证《西厢记》却是与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悖逆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雍熙乐府》所载《西厢十咏》又很有可能是针对弘治本《西厢记》所附《西厢十咏》而发的，他以〔满庭芳〕的相同曲调，对其诬蔑《西厢记》作者的言词予以驳斥，重申成化间《西厢记十咏》对《西厢记》作者的肯定性评价，为之恢复名誉，而且语义更加鲜明，评价更高。
这三组《西厢十咏》对《西厢记》作者的评论，充分反映了明代前期文坛曲苑中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及其对《西厢记》不同评价的论争。这种争论产生在剧坛以丘浚《五伦全备记》和邵灿《香囊记》为代表的“以时文为南曲”逆流泛滥的背景下，尤其值得注意。明中叶以后，对《西厢记》的评价和论争越来越激烈，如有人盛赞《西厢记》为北曲之“压卷”，杂剧之“绝唱”，“情词之宗”，“古今至文”，与“姬孔之籍并传不朽”，有人则诋毁其为“诲淫之书”，“通部《西厢》说人情为色所迷，是梦境”；有人推崇作者将之比作曹植、李白，有人则诅咒其“口孽深重，罪干阴谴”，“真当以千劫泥犁报之”，“佛家言拔舌地狱，果有之，则王实甫、关汉卿固当不免”。这种不同倾向的评价和论争可以说是从这三组《西厢十咏》发端的，至于喧嚣一时的以封建迷信、因果报应、佛教轮回进行的人身攻击和辱骂，弘治本《西厢记》所附〔满庭芳〕组曲则当是始作俑者。
最早的《西厢记》人物论
对《西厢记》的两种不同评价，不仅对其作者，而且也表现在作品人物的评论中。《西厢十咏》与其它《西厢》说唱不同，它不是以故事情节为线索展开铺叙，而是以人物为中心进行品评。虽然有时不可避免的要涉及到情节，但那是为人物评论服务的。三组《西厢十咏》，每组十首或九首，每支曲子咏一个人物，除关、王二作者外，其余咏张生、莺莺、红娘、夫人、法聪、杜确、郑恒、孙飞虎[③]八个人物。剧中主要人物形象几乎全部论及。
我国古代戏曲理论批评对戏曲创作说来相对滞后，戏曲人物论尤其如此。尽管我国戏曲形成与成熟的初期，在宋元南戏和元杂剧的创作里早已以人物形象为中心，但我国早期的曲论却沿袭曲为词余的路子，多着眼于曲词和音律的鉴赏，对人物形象的评析很晚才出现。《西厢记》的品评亦是如此，直至明末清初粗具规模的人物评论才见端倪。盘
硕人《玩西厢记评》指出：“看《西厢》者，人但知观生、莺，而不知观红娘。红固女中之侠也。生、莺开合难易之机，实操于红手，而生、莺不知也。倘红而带冠佩剑之士，则不为荆、诸，即为仪、秦。”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写道：“《西厢记》只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其余如夫人，如法本，如白马将军，台欢郎，如法聪，如孙飞虎，如琴童，如店小二，他俱不曾着一笔半笔写，俱是写三个人时所忽然应用之家伙耳。”“写张生，便真是相府子弟，便真是孔门子弟。异样高才，又异样苦学，异样豪迈，又异样淳厚。相其通体自内至外，并无半点轻狂，一毫奸诈。”“写红娘，凡三用加意之笔。其一，于《借厢》篇中峻拒张生；其二，于《琴心》篇中过尊双文；其三，于《拷艳》篇中，切责夫人。一时便似周公制礼，乃尽在红娘一片心地中，凛凛然，侃侃然。”“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在《赖简》的总批里，他称赞莺莺是天下之“至尊贵”、“至有情”、“至灵慧”的女子。李渔的《闲情偶寄》则说：“一部《西厢》止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止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之主脑也。”这些品评，虽然已从人物形象立论，对人物性格及其地位作用有所分析，但仍是很简略和不完备的。相比之下，早在一百几十年以前，《西厢十咏》就对《西厢记》的人物做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评论，尽管这种评说仍是很不成熟很不自觉的，但是从人物评论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三组民间散曲弥足珍贵，可视为我国最早出现的《西厢记》人物论。
与其对作者的评价一样，这三组《西厢十咏》对人物形象的品评，思想倾向也有不同。成化间〔驻云飞〕和《雍熙乐府》所载〔满庭芳〕二组曲，对剧中正面人物多是肯定赞扬的，如称赞“张生俊雅，诸余可爱，所事堪夸”；莺莺“俊俏模样，聪慧异常”，“成就了风流况”；“红娘艳质，能传芳信，善做良媒”，“非你作美，焉得做夫妻”；“将军杜确，能通虎略，善晓龙韬”，“如斯俊豪，不枉了做知交”。对反面人物则多是批判否定的，如谴责老夫人“失却闺门训”，“败家门”，“无忠信”；“郑恒无才”，“不把名爱”，“伤时务”，“败风俗”；“飞虎贼人”，“为尔贪淫泰损身”，“心求不良”，“败坏纲常”。弘治本《西厢记》所附〔满庭芳〕曲则恰好相反，对剧中所有正面人物都是贬斥的。如诋毁“张生不才，学成绵绣，丧与裙钗”，“险把名声败”；“莺莺鬼精”，“结丝萝不用媒和证”，“弄出个丑名声”；“红娘快赸，传书寄柬，送暖偷寒。星前月下把莺莺赚，使碎心肝”；“将军不仁，擅离信地，难保黎民”，“图什么言而信，没来由闲斗狠”。同时也责备“夫人不良”，“改婚姻败坏了纲常”，“惹的那蜂喧蝶嚷，不贤惠老尊堂”；“
郎法聪，不谙经典，不理禅宗，如媒作证虚迎送”[④]，“贼险把普救寺烧得精空”；“郑恒发昏，不应撞死，怎地招魂”，“立志气别寻个主婚，仗家风选个名门。可不俊，没来由自殒，越显的小哥村”。可见，此曲作者完全站在与《西厢记》原作相对立的立场，对剧中的人物形象全部加以否定。当然，抨击正面人物是出于他（她）们对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背叛和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与支持，而批评反面人物则是嫌其维护封建礼教佛法不严，怒其不争。实际上，这是一曲反《西厢记》论。万历年间徐士范、熊龙峰、刘龙田各刊本《西厢记》卷首皆有《末上引首》，其中说“郑家的妇……翻云覆雨，忒煞无常。种成祸孽不关防，坚使得蜂喧蝶嚷。全不怪妖红快赸，憎嫌是士女轻狂。不思祖父尚书望，暮雨朝云只恁忙。没疤鼻的郑恒，他是枉死；无志气的张珙，你也何强？”几乎将剧中人物尽皆斥骂，或许受到这首曲词的影响。以后又出现了许多为《西厢记》翻案的作品。万历八年（1580）程巨源在《崔氏春秋序》中就提到“近有嫌其导淫纵欲而别为《反西厢记》者”，明末清初还有研雪子和沈谦各自撰写的《翻西厢》，以及其他如卓人月的《新西厢》、程端的《西厢印》、韩锡胙的《砭真记》、张锦的《新西厢记》、周怀圣的《真西厢》、陈莘衡的《正西厢》等，在剧坛形成一股翻《西厢记》案的逆流。此曲可谓为《西厢记》翻案的舆论先导和翻改《西厢记》的先河。
注释：
① 弘治本《西厢记》附录，无标题；《雍熙乐府》卷十九《杂曲》收此组曲并另加一首，题为《西厢十咏》；刘龙田本《西厢记》亦收此组曲九首，题作《打破西厢八嘲》，且每首均为小标题。本文为叙述方便标题兹从《雍熙乐府》本。
② 弘治本《西厢记》附录有〔八声甘州〕“天生眷姻”曲，其〔煞尾〕云：“董解元古词章，关汉卿新腔韵，参订《西厢》的本。”这是今天所见《西厢记》为关汉卿作的最早文字材料。《南流濠诗话》所谓“俗传作于关汉卿”或即指此。
③ 弘治本《西厢记》和《雍熙乐府》所收〔满庭芳〕组曲缺少咏孙飞虎一首。
④ 此组曲中的法聪，乃是捏合原作中法本、惠明、法聪三个人物故事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