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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E模型就是用一组方程来描述供给、需求以及市场关系，并且在一系列优化条件约束下，求解这一方程组，得出在各个市场都达到均衡时的一组数量和价格，以达到对所考察的经济系统进行分析和预测的目的。税收CGE模型并非税收理论特有的一种分析手段，而是CGE模型在税收领域的应用。
目前而言，世界各国对税收CGE模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税负归宿和分布、税收经济效率、税收公平以及税制的优化等方面，为决策者提供直观的、可靠的决策信息。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的是，税收CGE模型方法是建立在可计算、可模拟和可比较的基础上，其分析过程和结果应用的可操作性极强。建立中国税收CGE模型，是中国经济理论工作者必将面临的新挑战。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讨论了建立中国税收CGE模型的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特殊困难，注意到在我国税收CGE模型的研究中应该有所侧重，不能平均用力。对于偏重理论研究的部分，提出如下折中方案和研究路线：理论研究可以把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税收CGE模型类型选定和模型均衡解分析这两个建模步骤。税收CGE模型类型选型就是将当前研究的理论转化成CGE的模型体系表达，然后构造人工禀赋数据，设立人工方程形式和人工参数。只要能找到合适的求解工具，就可以方便地求解，自然也就能够走到模型均衡解分析这一步，这就意味着走完了CGE模型建模的全过程。本文介绍的这个人工税收CGE模型就是为了说明该方案是完全具备可行性的。
另外，目前国内关于税收CGE的论著很少，多数税收理论学者对税收CGE是不熟悉的。国内有关CGE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综述性的介绍，并没有深入到建模的具体步骤；另一类是译自国外现成的应用CGE模型（注：李泊溪，经济均衡与非均衡理论《模型和应用》北京：改革出版社，1991。王则柯《经济均衡理论与算法》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应用模型往往结构复杂，信息量大，如果没有经过严格训练，非常容易被其中的细节问题，如计算实现、变量符号表达式等方面所淹没，而对整体模型结构不能形成清晰的认识。因此本文第二个目的是用这个相当简化的人工模型来清楚阐述构造税收CGE模型的主要结构和步骤，并实际计算，来说明税收CGE模型的可计算性、可扩展性，为建立简单的实用模型做好准备。
一、人工税收CGE模型简介
本文所选用的人工模型是Shoven和Whally在1984年构造的一个简单的人工CGE模型（以下简称SW模型）。尽管从形式上看，SW模型非常简单，但它已经具备了CGE模型的全部特征。实际上，一般均衡与局部均衡的区别并不在于引用变量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模型的分析方法。其实，这个模型不仅仅只是一个理论玩具，著名的BFSW模型就是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这两个模型的对比可以看出，BFSW模型几乎就是SW模型的翻版。因此，理解了SW模型，就为进行深入的税收CGE模型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了与税收CGE模型专家交流的共同语言。
SW模型的基本假设与结构是：该模型只定义两个行业，一个是制造业(Manufacture)，另一个是非制造业(Non-Manufacture)。生产要素分为两类，即资本和劳动。每一行业各自只生产一种产品，即制造业商品和非制造业产品。消费者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富居民户，一类是穷居民户。该模型不仅将消费者分为两类，还假设每类消费者开始只具有要素禀赋(Factor Endowment)，而并无物品禀赋(Goods Endowment)。在模型中又进一步假设富居民户拥有全部资本禀赋，没有劳动禀赋；穷居民户则刚好相反，没有资本禀赋，而拥有全部劳动禀赋。
实际上，统称的SW模型包含两类不同的方程组，一类反映不受外界扰动的经济系统，一类反映受到税收因素干扰的经济系统，一般用基准模型与税收模型来区分。具体说来，基准模型(Benchmark Model)是指没有遭受到政策变量干扰的模型，SW的基准模型就是指没征税的模型，描述的是一个纯粹的完全竞争市场。在SW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税收因素，譬如，假定对某一行业的某一要素征税，对原来的基准模型进行必要修改，就可以建立SW税收模型。
在构建SW税收模型之前，有必要对CGE模型所涉及的变量进行说明，以更好理解税收因素在CGE模型中的内涵。总的来说，CGE模型所涉及的变量可以分为三类：方程参数(Function Parameters)、初始禀赋(Ini-tial Endowment)和外生变量(Exogenous Variables)。
在整个建模过程中，无论是生产方，还是需求方，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各自参数问题。因为，生产方参数(Production Parameters)、需求方参数(Demand Parameters)是作为模型本身的构件，它属于模型自身。模型中的参数值的确定，是CGE模型建模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参数值的精确度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模型对经济系统模拟的成功与否。方程参数在CGE模型中一般是由校准法来确定的。
初始禀赋不属于模型本身，它是外界经济环境的一种客观存在经过统计方法得到的反映特定经济环境的一组数据，是进行特定经济条件下，模型求得均衡解的必要条件。很明显，不同的初始禀赋在同一模型体系中，将得到不同的均衡解。CGE数据主要来自于投入产出表。由于CGE研究包括所有价格变量在内的多方面均衡，因而CGE对数据支持的要求更高。为了准确地描述各单元的收支均衡关系，CGE模型往往要求建立社会收支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外生变量则是人为建立的为了证实某种假设或进行某种预测而加入方程或模型的变量，很明显，它的值不是由它所加入的方程或模型所决定的。
CGE模型这三类变量的关系可用如下比喻来说明：如果将整个CGE模型看成一台机床，那么，模型参数就是该机床自身的技术规格参数，则初始禀赋相当于被加工的原材料，而外生变量就如同人们送入机床的指令控制信号。很明显，为建立SW税收模型而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的税收因素，是属于外生变量范畴。税收因素存在与否，税率的高低是由建模者决定的，它反映了模型建立者进行分析的意图，而不由模型本身决定。
二、基准模型
SW模型中给出了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的表达式。它们都是常替代弹性(CES)函数。并由生产函数推导出生产方要素需求函数，由效用函数推导出消费方消费品需求函数。
1.生产函数与生产方参数
在生产方面，假定两个行业的生产函数都是常替代弹性函数（CES生产函数），推导这一函数要假定一系列前提条件：利润最大化，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收益不变等等。Shoven和Whalley给出了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的表达式，这是CGE模型的显著特点之一。
其中，Xic为第c类消费者对第i种消费品的需求，P1为制造业产品价格，P2为非制造业产品价格，WL为劳动力数量，WK为资本数量，I为居民户收入。SW模型构造的需求方参数数据如下表2。
至此，一个完整的CGE模型就建立起来了。只要给定初始禀赋值，就可以计算出SW基准模型的一组均衡解。具体计算结果将与下面介绍的SW税收模型的均衡解合并给出。
三、税收模型
在SW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税收因素，譬如，假定对某一行业的某一要素征税，对原来的基准模型进行必要修改，就可以建立SW税收模型。在基准模型中加入税收因素，类似地，也可以建立三组均衡方程组，解得一组均衡解，满足加入了税收因素后的所有均衡条件方程。在Whally和Shoven最初建立的SW税收模型中，只讨论了单独对制造业资本征收局部资本税的情况。这种情况从税制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最为简单的。他们假设对制造业资本征税，税率为50%，并假设政府把全部税收收入按比例转移支付给两类居民户。这样建立了均衡方程组，求得了均衡解。为了进一步说明SW模型的可计算性和可扩展性，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假定对制造业、非制造业资本均征收局部资本税，税率为t[,i](i=1,2)。同时假设政府将税收全部用作转移支付，并且进一步假设政府有意维持社会的贫富不均的现状，把较大部分的税收收入转移支付给人数上占少数的富居民户，具体比例假设为：55%的税收收入转给富居民户，45%转给穷居民户。这样，依据同样的方法，修改原来的基准模型，把税收因素添加进去。
1.生产方面。成本最小化的目标变为：
模型的均衡条件不变，也可以建立与基准模型类似的均衡方程组。
3.初始禀赋与均衡解。在确定了生产方、需求方的各个参数值后，给定初始颤赋值就可以进行计算了。SW模型采用的初始禀赋值见表3。在表3的初始禀赋数据基础上，可以解得满足所有均衡条件方程的SW基准模型均衡解；同时，我们假设制造业适用的资本税税率为30%，非制造业适用的资本税税率为20%，同样的我们可以解得满足所有均衡条件方程的税收模型的均衡解。具体结果见表4。
四、均衡解分析
对均衡解进行分析，是税收CGE模型应用实践至关重要的一环。建立税收CGE模型模拟实际经济系统的运行，通过均衡解就可以解释、分析和预测所模拟的经济系统，并可对各种可能选择的经济政策进行选择。在此，我们仅就税收对税收收入和福利效应的影响两个方面进行均衡解分析，以此反映税收CGE模型在宏观经济政策决策的重要作用。
（一）税收CGE模型可以精确描述税收对税收收入的影响
政府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必将对税收收入以极大的关注。正确地预测税收收入，将关系到整个宏观经济政策的正确确定、正确执行。运用税收CGE模型，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客观、精确、可信的税收收入的预测数据，这将是局部均衡等分析法所无法比拟的优势。通过对SW基准模型和税收模型均衡解的简单比较，就可以看出CGE模型的重要性和全面性。惯用局部均衡分析的人会直接采用征税前的经济数据，即基准模型的均衡解来估算税收收入。基准模型中解得资本的价格为0.900，制造业的资本用量为23.052，非制造业的资本用量为46.978。对制造业、非制造业分别征收30%、20%的资本税后，局部均衡导出的税收收入应为：
(0.900×23.052)×30%+(0.900×46.978)×20%=14.6801
由SW税收模型的均衡解，可解得实际税收收入为：
(0.712×21.644)×30%+(0.712×48.356)×20%=11.5091
由此可见，局部均衡估计的政府税收收入与真实收入相差较大，利用局部均衡分析计算得出的结果已经不能作为指导税收政策的依据。这也说明了在税率变动较大的情况下考察税收的经济效应，CGE模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税收CGE模型可以对福利效用损失进行精确的度量
只要得到所讨论的基准模型和税收模型的均衡解，就可以进行针对模型所描述的特定经济系统在征税前后个体和社会福利效用损失的分析。
根据福利经济学理论，如果任何重新改变资源配置的方法在无损于任何一个人的前提下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较以前好，这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在给定的禀赋、偏好的技术条件下，生产资源的配置达到了帕累托最适度(Pareto Optimum)，可以证明，完全竞争的一般均衡状态是帕累托最适度。但帕累托最适度作为社会福利的检验标准，很难客观地度量。在CGE模型中，我们选择采用希克司变量法来对任何个体和社会总体的福利效用进行度量。希克司变量包括希克司等价变量(EV)和希克司补偿变量(CV)两类指标。它们的计算公式分别是：
其中，U[,n] 、I[,n]分别表示新均衡状态下的效用值、收入；U[,o] 、I[,o]分别表示旧均衡状态下的效用值、收入。采用以上两组均衡解数据，用希克司变量法可以精确地计算得到对资本征税的福利损失，结果见表5。
可以看到，由于得到的均衡解都是精确的数值解，就可以直接地进行判断，得到直接的结论。这也是运用CGE模型进行税收对经济效率损失影响分析的优势所在。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研究发现，只要税制稳定，即：税种固定，税率不变的情况下，仅改变政府转移支付的比例，尽管会影响到社会个体的福利效用，但对全社会的福利效用几乎没有影响。如，我们仍沿用税收模型，除把政府转移支付的比例改为30%给富居民户，70%给穷居民户之外，其他条件均不改动，可以计算得到一组均衡解，由新的均衡解可计算所得的福利损失见表6。
我们还可以用不同的转移支付比例组合进行计算，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即：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事实上，新的均衡解与改动转移支付比例前的均衡是相同的；政府所得的税收收入也是一样的；由于转移支付的比例发生变化，而使得社会个体的福利水平发生较大变化，但这些个体福利效用的总和，即社会福利效用却维持在一定水平上。这说明，政府可以在不损害全社会福利水平的前提下，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在这里就是税收政策，来干预经济，影响不同类型居民户的福利水平，达到政府宏观调控目的甚至政治目的。这个人工CGE模型通过精确的计算圆满地证明了这一点。
至此，我们已经达到介绍这样一个人工税收CGE模型的目的：通过实际计算与分析，说明税收CGE在税收经济分析与税收政策制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并证明了模型的可计算性与可扩充性，在理论上、技术上为建立我国实际税收CGE模型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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