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学者重评毛泽东经济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学者论文,思想论文,经济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印度刊物《前线》2008年2月号刊登了罗特萨·帕特内克（Utsa Patnaik）题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的文章，认为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有巨大创见：土地改革、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减少了对分散的人力和物资的动员成本，使中国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推动中国物质生产发展和人力资本发展，并且这种发展还是平衡的。这一时期的发展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广阔坚实的基础。毛泽东经济思想的这些贡献应该受到高度重视和评价。文章内容如下。
在毛泽东领导下建立于1949年的中国，今天已经快速地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0多亿人口的国家。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20年之后它将超过日本和美国，崛起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市场改革”条件下，苏联发生变革并在1990年之后经济和社会快速瓦解。苏联的情况令人们尤其关注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市场改革体制下产生的截然不同的局面。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1949—1979年的30年间促使中国迅猛发展的战略特色是什么？这期间的战略同目前推动中国快速发展，并被中国设计者称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之间是什么关系？
这篇文章不会涉及1979年政策改变后的经济趋势，因为读者对此已有一定的了解。文章讨论的是1979年之前的25年，各种指数表明这一时期为中国日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广阔坚实的基础。这些指数包括经济指数及目前标志“人类发展”的社会福利指数。这段时期快速发展的原因是从50年代初期开始实施的毛泽东战略，这快速提高了资本形成率，并导致平衡发展。执行这一战略的必要制度前提是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随后建立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此篇文章的中心论点是，经济学家对毛泽东在新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肯定，文章着重强调毛泽东战略有一个重要创新因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这是使经济中资本形成速度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一举措没有对大众消费的增长速度造成不当限制。
实际经济剩余及其对于投资的贡献
经济，尤其是农业，是由地主、放债者和商人所主控的，资本家的作用微乎其微。前三者通过收取高额租金和利用高额利率压榨借债人等方式，从他们的个人利益着眼对剩余资本投资。从社会角度来看，他们的投资不具任何建设性，因为他们的投资本身并没有增加生产能力和产出。这种投资回报代表收入从一大群没有资产的人手中转到一小群以土地和金钱方式垄断资产的人手中，而这些人对于提高生产力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对于他们得到的剩余资产，地主通常将其消费，或使其产生更多的租金。传统意义上的商人也对提高生产力没有兴趣，高利贷者只是一心想要将农民借贷用的抵押品转到自己名下。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将剩余形式从对社会没有建设意义转变为有利于社会生产，进而增加资产，提高收入。
在历史上，这种转变采取截然不同的两种道路。第一种道路社会基础广泛，具有民主性。这一方式是“没收充公”，即没有任何赔偿直接没收收租者的土地权，然后将土地免费并平等地分配给农民，同时注销未付的债务。由于社会地位得到了改善，农民开始从“底层”推进资本主义生产。第二种道路以一小部分人，即保守派和社会精英的利益为基础，保留他们大部分的土地所有权，作经济赔偿后向地主收回一小部分土地，并通过市场将其卖给有购买能力的人。这种方法限制了土地的重新分配，令少数有钱人获得土地，却排除了多数最需要土地的农民。这种方式以牺牲基础广泛的农民资本主义为代价推动土地精英式的资本主义。
在亚洲，1869年至1873间的日本土地改革是保守道路的范例。在日本，民主改革道路的典范就是1945年由美国占领政权和日本当局共同实施的土地改革。此次改革要求地主占有土地不能超过一畴（2.45亩），超出部分政府回收，并以象征性的价格分配给佃农；未在所持有土地居住的地主要交出所持有的土地。土地改革还有两个范例是1917年后苏联实施的土地充公及免费分配以及中国1949后的土地改革。在这两种情况下，土地被平等免费地分配给农民家庭，这样就成功地完成了废除封建财产所有权的资本主义革命任务，是最终建立生产合作社或是集体农场之前的过渡阶段。最终的合作社和集体所有制将代替个人对于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进而扩大了决策、生产和投资单位的规模。
利皮特的一项有趣的研究强调，中国土地改革的贡献是它为工业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资源。1952年，估计农村有产阶级通过出租土地、发放高利贷和获取商业利润等途径获得的收入大约占农业附加值（净收入）的16.9％，另外有产阶级交纳的税收占净收入的2.1％。因此，农业净收入的19％，就是1952的93.9亿元人民币为剩余。土改后这些剩余中的49亿归新政府，剩余的45亿人民币保留在农民手中用于提高平均收入。
这样一来，农民得到了实惠，同时新政府可以使用通过改革而解放出来的资源：根据利皮特的研究，农村剩余向国有经济的转移，占1952年生产总值和国内净投资的比率分别是34.7％和44.8％，这些数字是非常可观的。这表明了土地改革对于发展融资的直接贡献。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土改是经济发展的一支强心剂，但持续保持高投资率并使之逐年增加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需要精心计划。在原则上，土改后农民收入的增加部分可以储存起来或用于投资，但鉴于在旧的体制下大部分农民生活水平极低，增加的收入很容易被全部消费掉，因为1952年每个农民家庭的全年平均收入只有大约55元人民币。旨在平等的土地改革，消灭了寄生虫一样的地主和赋税体系，但并不能确保生产性投资的快速增长和最终产量的增长，也没有能力提供逐渐增长的工业所需的商品粮和原材料。实际上，人们平等地分担贫穷。
众所周知，尽管中国国土面积比印度大，但可耕种土地面积却少得多，农民多采取更密集的耕作方式。虽然在同样大的土地上投入更多工作日及肥料的这种密集型劳作使得中国农民获得更高的产量，人均产量也高于印度，但中国每户可耕作土地量在1950年仅相当于印度的五分之三。在产量已经很高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比在产量低的情况下难度要大很多，因为技术层面上提高的空间更小了。提高产量，提高劳动生产力需要扩大灌溉区域，开垦荒地。每个单独的农业家庭都缺少足够的资金投资于固定资产，尤其是投资于灌溉系统和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些设施都是提高产量的基本前提。个体家庭也没有支付较多税收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改革旧有的剥削式的中介结构，政府若想从千万户农民家庭收取一点点的税，在费用和可行性上都是大问题。加大生产单位的规模，比如说把100户家庭组织成一个合作社，可将收税的难度减少到百分之一，也更便于开发这个领域的财政潜力。
从社会学的角度，土地改革本身是一种资产阶级手段，它就像二百年前的法国革命一样，但土改为向合作社的进一步制度调整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外在中国，环境恶化及毁林的情况比印度要糟糕。在1950年之前接近40年的时间里，以商业为目的的开采、内战和外部侵略使情形更为恶化，使得获取投资并积聚农民力量的任务更加急迫。面对大规模的毁林、土壤侵蚀和土地质量恶化等巨大问题，如果依靠个人解决是不现实的，而需要发动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力量做地区工程。许多问题，比如极差的公共卫生和健康保健系统，由于钉螺污染了运河，蚊虫污染了水系而引发流行病肆虐等，都需要大规模的集体投资来清理环境，建立卫生体系，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提供服务，而不管他们是否具有购买力。
未充分就业背后的潜在经济剩余及对其展开的动员
我们可以利用经济剩余来促成资本形成，即隐含于失业尤其是农村失业人口中的潜在剩余，术语中通常称“剩余劳力”。用一个简单的数字例子就可以解释未充分就业带来的潜在经济剩余。在中国以及印度的农村，各种估算显示总劳动力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属于剩余劳力。
让我们以土地改革后期一个典型小村庄为例，这个小村庄有30户农户，每个家庭情况相同，包括5名家庭成员，每个家庭拥有2名劳力和半公顷的耕地，拥有一样的农具，每年工作天数相同（每人工作150天，每个家庭工作时间为300天），生产同样的农作物——大米（每家200公斤）。我们假定为达到这样的产量，农户采取了最密集型的耕作方式。目前，我们令生产的季节性抽象化，假定所需的劳动时间在一年之中平均分配，即村中的总劳力人数为60人，一年投入9000个工作日，全年产量为6万公斤大米（减去六分之一的费用，如种子、动物口粮、消耗等之后，纯收入等同于5万公斤大米）。这样的产量需要这样的工作量，即这样的体系没有任何无效率的地方，如果减少工作时间就会减低总产量。
将5万公斤的净产量在250人的村庄中分配（人均200公斤），我们认为这可以为村民提供健康所需的充足的卡路里，但是并不能提供理想的收入。在理论上这些工人一年365天中只工作150天，属于未充分就业。很明显，如果可能，工人希望多工作多收入。要多工作多久呢？我们不知道。在缺少这方面知识的情况下，我们临时使用一个工作模式，每周工作五天或一年250天（允许一年两个星期的年假），这姑且算作每个农业劳力准备投入的时间。所需的工作总时间量9000天，因此只需36个人来完成（9000除250），这样就可以从大米生产中解放出24人（60减36），他们可以投入到资本形成的生产项目中，比如从事灌溉建设，这在长远上能帮助农民提高收入。因为粮食产量可以保持先前的标准，36人仍从事大米生产，每年努力工作250天来确保9000天的总工作时间投入。被解放出来的124人继续拿原来每年200公斤的平均口粮，而他们的250天是从事资本形成项目上的工作。这样，从人工费用成本角度，资本形成建设分文未花。在这一体系下，潜在的劳力剩余按时间计算是每个工人100天（250减去150），占原工作天数的66.7％。按工人数计算是24名潜在的劳工剩余（60减36），占全部劳动力的66.7％。
然而在实践中，只要每个家庭各自拥有土地，几乎不可能解放劳力做工程，联合生产是将潜在劳力转化为实际劳力的一个必要前提，因为劳力剩余是通过劳动天数来反映的，工人是无法分割的，必须以整个人为单位来调动工人，不能从农场调离半个农民。假设原来例子中的30户农户继续单独工作，那么调动24名“剩余”工人意味着从30家每家调走五分之四个工人，这么做是不可能的，只能从24家每家调一名工人。这就意味着农田中劳动力明显短缺，这24户剩下的一名劳力如果不拼命劳作并打破原有的工作常规，就无法完成原来每家农户300天的工作量。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得不雇人，很明显只能向无外调的另外6户借，无论这6户多么有时间，他们也不会免费为人干活，工资是要付的。为了保持原有的净产出，留下的工人需要更努力地工作，另外某些家庭还要支付帮手的工资，这样的做法并不合理。除此之外，谁拥有新创造的资产呢？如果国家拥有，国家不能让人民无偿劳动，如果政府向大米生产者收税来支付工资，工人不会更努力地工作。
简而言之，正常的劳动力市场运行无法处理这一问题，“不花钱”的资本形成是不可能的。实质上，不花钱的资本形成需要的是一个“工资延期”系统，即人们都同意在短期不增加收入的情况下更努力地工作。很自然，创造资产的项目一般需要一段成熟期，因而不能马上提供收入，每个人必须为将来更高的收入而努力工作。但是，在一个财产私有，人们不清楚新资产归属的情况下，如何运行“工资延期”系统呢？在暂无报酬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任何激励机制，人们就不会更努力地工作，潜在的劳动剩余继续存在，这对于新资产的形成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在印度60、70年代，经济学家反复讨论过所有这些问题。达成的共识是：尽管大部分的实地估算表明在不同地区现存劳动力中有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的劳动剩余，但如果没有根本的改变，想要调动剩余劳力从事“不花钱”的资本形成简直是天方夜谈。只有那些没有土地的劳力可以自由从事各种工程。
然而在中国，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无数小规模的生产单位被取消并整合为更大的生产单位。合作社和公社的优点正在于将剩余劳动时间整合，有效地将“非整个工人”这样的潜在剩余劳力转化为资本形成。在合作社（包括大约二百到三百户）以及后来的公社（包括大约三千户）中，生产力得到了整合，这样就解决了无法派遣“非整个工人”参加项目工程的问题。如果最初的未充分就业问题严重，一旦生产力整合，一小部分人的年工作时间延长一点，整个农业劳动时间就可以与以往相同，实际产出大大提高，也解放出人力从事物质和人力资源形成方面的项目。
同时，被调派的工人有权同田间劳动者享有同样的谷物和日常用品配额，同样记工分，共同分享剩余的集体收入，平等的分配制度确保这些被调派工人的生活水平与其他人相同（虽然他们从事的项目工程并无实际产出）。一项指导政策规定无论所得工分多少，必须确保至少百分之七十的谷物要平等分配。在这样的制度之下，当地的谷物所有量至关重要，理性的必然结果就是所有的地区都要种谷物。
实际上，虽然著名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实际操作中毛主席的平等战略偏离甚至超越了这个分配理论。具体执行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无疑是乌托邦，是极不现实的战略。但另一方面，这是允许大规模调配剩余劳力，令资本形成率大大提高的惟一可行的体系。至今仍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能够精确估算出中国资本形成率提高的水平。因为谁愿意无偿从事工程建设呢？除非国家在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的情况下发给工人薪水或是其他的补偿，这个办法在当时印度的混合经济条件下被采用过。另外，所有的研究都低估了中国在1955年到1978年之间的资本形成，因为它们忽略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无薪水的劳力投入。虽然有几项研究将工程工人的劳工因素计算在内，但由于农村生产力被低估，劳工成本进而也被低估。
如果通读毛泽东在向高级合作社过渡时期的著作，你就会意识到合作社在调动劳力方面的巨大潜能。
1954年，毛主席在谈到另一位作者的作品时说道：“按照现在的生产条件，就已经多余了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劳动力。过去三个人做的工作，合作化以后，两个人做就行了，表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多余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多的劳动力向哪里找出路呢？主要地还是在农村……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在向高级合作社转型的进程中，并没有完全依靠广大群众来决定当地应发展何种事业，而是在全面发展各项事业的总体政策指导下因地制宜地推动以下事业：通过改良土壤、山上梯田建设、造林灌溉、基本建设（如修路，修桥和建屋）、能源建设、发展农村副业和工业等方式进行自然资本形成；通过改善公共卫生，建立诊所和学校等方式进行人力资本形成。鉴于当时农村极差的物质、教育、健康发展水平，资本形成的可能性是无穷无尽的。在土改和造林方面毛泽东强调，“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三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四亿亩至五亿亩”。他接着说：“我看特别是北方的荒山应当绿化，也完全可以绿化。北方的同志有这个勇气没有？南方的许多地方也还要绿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内，我们能够看到绿化就好。”
毛泽东自信地预期：在高级合作社时期，在集体制形成之前，每个社员的年工作时间会大幅增长。随着农村事业的建立，妇女的参与也会增加，这样既调动了现存劳动剩余，也增加了物质供应量。
“在合作化以前，全国很多地方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在合作化以后，许多合作社感到劳动力不足了，有必要发动过去不参加田间劳动的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到劳动战线上去……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
他进一步阐述道：“乡村中的剩余劳动力是能够在乡村中找到出路的。一年内每个男女劳动力的工作日，依照经营方法的改进，生产门路的扩大，还可以增加，不是如同文内所说的男的一百多个工作日，女的几十个工作日，而是可以做到男的二百多个工作日，女的一百多个工作日，或者更多一些。”
实际上，彼得·施让（Peter Schran）的官方资料信息显示，在中国农村1950年到1959年之间，工作天数从每人每年119天增至189天，1955年后向高级合作社转换期间增值最快（见以下表格）。利用无偿的剩余劳动力建设资本形成项目，其重要性无与伦比。
合作社比任何手段都有效地提高了经济投资的比率；官方资料无疑低估了投资增长的真正广度，因为我们讨论的无需付工资的投资部分没有被计算进来。在农村，资本形成的计算和表达通常不是通过价值的方式来反映，而是通过具体的数值来显示，如垦荒和梯田建设增加了多少耕地，建设了多少灌溉水库，挖掘了多少公里的运河等。进一步解释，由于平等的分配制度，虽然投资的速度大大提高，但某些人口的消费水准却没有降低。在1958年至1979年间，农民和工人的实际消费增长率提高缓慢，这种情形在期望之内，因为在工业化早期，较高的投资率就是以较低的消费增长率为代价的；避免当时的高消费就是为了确保未来较高的消费率。平等的战略就是最终均衡地分配负担。
向大规模公社化转变的时间并不适宜。由于国内某些地区受水灾和虫灾的侵袭，当年粮食收获量小。1959年至1963年间粮食产量大幅下滑，这使评估公社化转变变得复杂。单纯推断二者具有因果关系是武断的。有人认为，即使没有公社化的制度性转变，粮食产量也会降低的，因为农业产量具有周期性规律。印度没有实施任何制度性改革，但经历了几年增长之后，1964年至1965年间产量也大幅下滑。一些学者极力批评大规模集体生产，将产量下滑归罪于公社化转变。依我们看来，这种观点站不住脚。真实情况有可能是：首先，在转变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管理问题，因而使注定要发生的粮食减产更加剧烈；其次，虽然在1959年至1961之间政府收购了大量的谷物，但期望大规模生产对提高生产力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是极不现实的。由于产量没有上升而是减少了，农村获得的粮食大大减少，农村的死亡率大大增加，而这种情况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平等的分配体系遮掩了1959年到1961年之间食物减少所造成的真正影响，因为不像在阶级社会中，粮食减产集中发生在一小部分人群中。在中国，减产没有对处于工作年龄段的贫穷强壮劳力产生极端的影响，没有令他们由于疾病和饥饿极端瘦弱或死亡。同十五年前的类似情况相比，粮食在灾区得到了更加均衡的分配，减少营养可能更多影响到体弱人群，如老人、孩子和孕妇等。我们不相信政府对于饥荒恶意保持沉默。相反，人们对在一个平等社会粮食减产所造成的较小影响面心存感激。如后期统计数字显示，1958年至1960年间，死亡率增长，同期的出生率锐减。这一情况不难理解，像战时生产一样，劳动力要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此时的广大妇女也投入到劳动大军中。在“大跃进”的前期，随着公社食堂和托儿所的建立，一些家务劳动如做饭、看孩子也被社会化，妇女得到了解放，她们的活动性加大并加入工程建设。原有的生活和工作方式如社会转型般地发生巨大逆转，妇女决定延缓要孩子并不奇怪，这也在低出生率上反映出来。在1960年，出生率大幅下降以至于出现了负增长。从1962年起，好像推迟生育的人开始要孩子，出生率再度升至前所未有的高点，形成明显的生育高峰。
一些学者利用令人质疑的方法计算出1959年至1961年之间虚假并夸大的死亡数字：即在计算全部死亡人口的时候，不但考虑到当时较高的死亡率（这是有依据的方法），而且包括由于出生率低少生的“消失的几百万人口”。由于极度缺乏营养而过早夭亡的人同根本就没有出生的人之间有天壤之别。前者根据可靠的有关饥荒的概念可以被计入到“饥荒死亡”的数据中去，但是后者是无法被界定为夭折或作其他任何界定。中国饥荒造成3000万人口死亡的夸大数字不但包括没有出生的婴儿，也包括根本没有孕育的婴儿。按照这样的逻辑，我们也要说说由于出生率下降，西欧两次世界大战中惊人的“饥荒死亡”人数了。没有任何扎实的求证，这些学术上令人质疑的概念被保留下来，很明显，这种方法只被应用于发展中国家。过多的死亡非常糟糕，是毛主席时代令人印象深刻的福利成就中的一大污点。由于饥荒，1960年出现了25.43‰的死亡率。这个数字低于1955年至1960年间18个发展中国家的“正常”平均死亡率，而印度在1955年至1960年之间同期的死亡率是24.6‰。然而，没有人提到在这些发展中国家，甚至印度发生的“饥荒”，这是学术无连续性的很好的例证。
渡过1959年至1961年之间的危机之后，公社体系基本得到了确立，管理问题逐步解决。大规模经营及持续调动劳力建设物质和人力资源的益处在1978年之前充分地显示。公共卫生运动的展开及基本有效的农村卫生体系的建立使总体死亡率锐减，婴幼儿的死亡率下降，文盲水平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幅降低。原始数据显示，农业生产基础改善，在1978年之前的15年到20年之间，现代工业投入（化肥、燃料、水泥）和固定资产使用（灌溉和排水设备、拖拉机、电机和其他农用机械）每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以上。冬季工程项目每年为劳工提供两个至两个半月的就业，参加工程人数由70年代初的5000万人提高到1977、1978、1979年的1亿人，占全体劳动力的百分之三十。冬季工程包括修梯田，开垦土地，建设土木工程，修建灌溉和能源设施等。到70年代末，农村劳力平均每年的工作日由1959年的190天提高到250天。劳工力量的壮大源于其自身的增长也包括妇女的加入，这是可叹的成就。
1979年政策转变之后，随着集体所有制开始解体，就业创造、集体资产的维护和新资本形成项目都受到重创；逆转毛主席发展战略的一个后果就是农村再度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
最终，一个社会的发展速度，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也包括社会保障的发展，取决于它在物质以及人力资本形成方面的投资速度。这篇文章表明毛泽东发展战略的基本变革，即以平等主义为主要内涵的变革，将明显的负债转为资产：以最小的代价将未充分就业的剩余劳力转化为资本，为农业化生产转为工业化发展，为人文发展指数的提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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