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文书、档案工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书论文,档案论文,工作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邓小平关于文书工作的指示
邓小平非常关心文书工作，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不配秘书少配秘书，自己动手起草重要文件。邓小平说：“规定配一个秘书，就不要用多了嘛。秘书少一点有好处，自己亲自动手，勤恳一点，多动一点脑子，对自己好处多啊！”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有惰性和官僚主义，“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①
邓小平在解放前和建国后，直到“文革”开始前，他只有一个秘书。邓小平坚持自己起草文件和报告，从不让人给他写讲话稿。1946年2月，中央致电刘伯承、邓小平：近日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人小组要到新乡视察停战后的情况，要国共两方司令官前往汇报商谈，并带一份备忘录给三人小组。刘伯承司令员担心备忘录不能按时写出来，起草人也因时间太短感到紧张。于是邓小平亲自动手，一边写一边念给刘伯承听，三个多小时一气呵成。
2.减少发文，可发可不发的坚决不发。解放初期，邓小平在重庆任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那时虽然还没有出现文山会海的严重问题，却也存在文件过多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现象，邓小平作了不少重要指示。
1950年5月，西南司法会议要出会刊，登载邓小平在会议上的讲话，将讲话记录稿送请邓小平修改。5月29日，邓小平写信给周钦岳、胡光：“鉴于多次经验，各个会议都出专刊，往往流于形式主义，实际上看的人很少，花费很多，而且现在各种专业会议很多，专刊如多，下面同志必感头痛，所以我不主张司法会议出专刊。”他在信中特别提到对自己的讲话的处理问题，他说：“我的报告因无时间改，请退司法部存案即可，不必登载。”②
1950年10月，西南司法部起草了一份人民法庭组织条例，送请邓小平审定。邓小平阅后于11月3日写信给孙志远：“中央所颁《人民法庭组织细则》，眉目十分清楚，司法部所拟条例，除个别具体问题外，并没有其他新的问题，故无另发一条例之必要。”“个别具体问题，改用‘指示’规定。”邓小平特别指出：“下面深感文件太多的痛苦，我们应加注意。”③
1951年5月，重庆市总工会王维纲、邵子言写信给邓小平，请修改他在首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稿，大会汇刊登载。5月12日，邓小平复信，讲了两点意见，一是“讲话记录无法改，除非重写一遍。所以退给你们，不用登了。如你们认为必要，可摘其中的三二百字放入汇刊即可。”二是“我不主张每会必出汇刊，既费人力财力，又无用处，请考虑。”④
3.文件要短，长了无人看。邓小平要求文件，哪怕是重要文件，都要压缩文字，重复的话要省略，可以不说的要去掉。
1950年9月，西南财政部起草《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五○年农业税征收工作的指示》，送邓小平审核，然后提交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邓小平对这份文件作了很多修改，并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指示内容无问题，文字拿不出去，重复的话很多，至少可省略一半。请你们重新写过，以便提到礼拜二或下礼拜三通过发出。”⑤
1951年10月，西南局会议结束后，西南财政部召开省委书记座谈会。大家对财经情况很关心，要求西南财政部每月或每季向西南局和各省委书记作一次财政收支情况的书面报告。西南财政部请示邓小平可否采纳这个意见，并送上一至九月财政收支执行情况报告。邓小平批示：“以后每季写一个，但均以不超过一千字，至多一千五百字为宜，长了无人看。”⑥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邓小平亲自主持起草工作。1980年10月25日，他看了讨论稿后对中央负责人说：“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讨论稿经过反复修改，于1981年5月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在会上肯定这个稿子的基础是好的，“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我们总是想把它缩短到两万字以内，最后要求两万五千字，现在是两万八千字。现在看来，多三五千字没有关系，勉强缩短也不必要。当然，如果大家讨论当中能够在一些地方压缩点篇幅，那更好了。”⑦
4.开小会，开短会，讲短话。文山与会海存在着一种内在联系，会议多必然文件多，会议长必然讲话长，文件长。要搬文山必须填会海。邓小平一直注意这个问题，从50年代一直讲到90年代。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结束时特别提到：“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⑧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也讲到了会议多、文件太长的问题。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⑨
邓小平主持开会有两大特点，一是开短会，二是先听意见后作决断。1950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党组第一次会议，邓小平主持这次会议。他作总结讲话不用稿子，没有废话，没有套话，只讲了九分钟，给与会人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5.文件内容要实事求是。邓小平要求文件内容要符合客观实际，掌握分寸，恰如其分，办得到的就写，办不到的就不写。
邓小平主持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范例。他一开始就提出了起草决议的设想，“要举毛译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象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在看了决议草稿后，认为“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不行，要重新来”。他反复强调，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对毛泽东的评价，“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有个分寸问题”，“不能写过头”，写过头“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在写法方面，“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⑩经过一年多的反复讨论和修改，提交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完全体现了邓小平的设想。
文件具有可行性，所作的规定应当是办得到的。1982年7月3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为党的十二大准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两个文件时，肯定这两个文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是比较成熟的”，同时指出对那些“做不到”的规定“还要推敲”，例如党章规定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要提前一个月发到全党讨论就做不到。他说：“总之，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写”。(11)
6.从体制上解决公文旅行问题。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就严厉批评公文旅行，尖锐指出公文旅行是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之一，“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12)他说：“为什么非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圈，这不是官僚主义？有的事画圈画了半年还解决不了，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不知道。”(13)又说：“现在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14)
邓小平认为，公文旅行和现行的体制有关，这个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说：“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这些也都和体制问题有关。”(15)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实行的是“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党政机关、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明确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16)邓小平要求“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17)
7.文件管理要有章程。邓小平说：“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过去规定，机密文件不能出办公室，保密员带文件出差要两个人同行，不能一个人出去。现在却有人把机密文件随便放在自己皮包里，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文件个人保管，喜欢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这样不行！应该有个章程嘛。”(18)把文件管理纳入法制轨道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观点，他要求对“出卖消息，出卖文件”的违法案件，“要抓紧查处”。(19)
综上所述，理论与实践统一，言与行一致，是邓小平的最大特点，他所说的正是他所做的，对他人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要求。继承和发扬这种优良作风，今天的文山会海就不难解决。
二、邓小平对档案和档案工作的重视和关怀
邓小平1927年任中央秘书半年，后又任中央秘书长一年半，从那时起他就与档案和档案工作结缘，后来不做秘书工作了，在更重要、更高的领导岗位上，邓小平依然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
1929年7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到广西，以省政府秘书的公开身份为掩护，领导全省党的工作，组织武装起义。10月中旬，由我党掌握的三支国民党部队拉出南宁，转移到左右江地区，准备起义。10月23日，邓小平在百色召开党的会议，决定利用旧有督办官衔，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俞作豫为左江督办，分别通令左右江各县长上缴税款，保存文书档案。
1937年5月10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征集红军历史材料的通知》，任命邓小平等11人为红军历史征集委员会委员，“负责收集整理”红军历史材料，包括“日记——机关的和私人的”，“文件——过去一切决议、命令、通知、报告”，“法令——红军的或苏维埃的”。当时邓小平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7月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根据军委通知的规定，在红一军团认真进行了材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为我党我军保留了一批珍贵的革命文献。
1938年1月，邓小平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一二九师的档案工作搞得很好。例如，从1940年8月开始，一二九师政治部建立了营以上干部档案，各旅各分区从1941年1月后建立了连以上干部档案，各旅有专门管理档案的人员。八路军野政向全军介绍了一二九师建立干部档案的方法和做档案工作的经验，特别指出“一二九师建立干部档案，是组织工作中新的发扬与创造”，“档案是了解干部的主要根据，档案工作的健全，对于干部政策的执行，是有重大意义与作用的”。
1949年11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第二野战军挺进大西南。11月21日，刘、邓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忠告说：“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七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约法八章有两章对档案的保护和接收作了明确规定，刘、邓在这里重申约法八章，在忠告的第二项中再次强调保护档案。第二项忠告说：“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产、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其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20)
约法八章和四项忠告产生了巨大作用，大批民国档案得到保护，其中有国民党政府中央机关转移到重庆、成都等地的档案。例如，国民党财政部田粮署署长于解放前夕仓皇逃跑，并将留渝员工遣散，下令焚毁档案。留渝员工在约法八章和四项忠告的感召下，拒不执行焚毁档案的命令，自动到机关集合，公推联络代表，成立保管小组，妥善保管档案、财产，一月之后向军代表移交了档案资料195箱。
政务院十分关注西南地区的民国档案。1950年1月16日，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指导接收工作委员会主任陈云，致电西南军政委员会，传达周恩来的批示：对国民党中央各机关的档案、资料，“应责成地方接管机关妥为保管，报告情况，并不得使之与地方行政机构之档案、资料合并，等待政务院决定处理办法”。3月16日，周恩来总理发来电报，指示在成、渝两地分别派员调查民国档案，进行有组织有系统的搜集。西南军政委员会和西南军区认真贯彻执行周总理的指示，决定共同负责此项工作。3月27日，邓小平与李达（西南军区参谋长）写信给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介绍军区魏锦国前来研究如何协同搜集。一场大规模的搜集整理民国档案的工作在西南地区开展起来，并取得很大成绩。仅成都、重庆两地，搜集清理民国档案13826箱、150捆、71763卷、23043册、549690件、6634宗，其中民国中央档案5000箱。
解放初期，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档案成为他们破坏的目标之一。1950年2月18日，特务纵火绕毁了存放在防空洞内的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档案。这一严重事件引起西南军政委员会重视，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草拟了通报，以密件发给本会所属各部门，各省、行署、市政府，各大中城市军管会。邓小平审阅后签批“用”。这个文件不仅通报了特务纵火事件，批评了负责保管这批档案的接管机构重庆军管会后勤部，而且也批评了其他单位不重视档案的现象，随便什么人可以随意扯开封条，随意翻丢，随意搬走，如此等等将会“招致无可估量的损失”。通报明确指出：“目前已到管的阶段，很多档案材料必须认真掌握清点，严格负责保管。”通报要求“上述事件应引起各地各接管部门严重的警惕”，“所有接管部门，必须注意文卷档案的保管，将原管各单位文卷档案的保管情况，作一次检查，加以改善。必须严格交接手续，明确保管责任，以防意外。”邓小平签发的这份文件对西南地区民国档案的安全保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990年，邓小平年事已高，仍然关怀档案工作，兴致勃勃地为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题写馆名，给西藏和全国档案工作者极大鼓舞。
注释：
①《军队整顿的任务》，1975年7月14日。《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0页。
②四川省档案馆藏西南司法部档案永久卷242号。
③四川省档案馆藏革命活动家手稿7号卷47页。
④同③，第86页。
⑤同③，第45页。
⑥同③，第69页。
⑦同①，第263、270页。
⑧同①，第247页。
⑨《邓小平文选》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82页。
⑩(11)(12)(13)(14)(15)(16)(17)(18)同①，第255、368、287、191、251、288、246、191页。
(19)同⑨，第152页。
(20)四川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文件25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