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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是一个多边贸易体制，和属于一国主权领域范围之内的税收制度根本不发生关系，或不直接发生关系。但由于贸易和税收有密切关系，故加入WTO之后对中国税收的影响，会通过贸易这个纽带传递到中国的税制变革上。为了适应加入WTO之后所出现的国内、国际的一系列变化，我们应当主动的推出的一系列税制改革。
首先是增值税。我国现行增值税制址1993年酝酿成型的，当时有两个基本背景，一是通货膨胀；二是财政收入和税收收入占GDP比重过低。因此当时就想方设法把税基搞得大一点，宽一点，把税率定得高一点。在那样的条件下，我们的税基选择了增值性的税基。也就是把新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的税基也作为增值额的内容，税率为17%。现在中国现实的状况是：通货膨胀已不存在，税收收入一直以较高速率增长。因此，我们的增值税改革就必须进行，那就是缩小增值税的税基，变生产型为消费型，降低增值税的税率，从17%适当地下调。
其次是消费税。消费税的消费对象是奢侈品；另外一类是政府政策上想予以控制、限制的一类特殊消费品。这两方面都是政府不鼓励的，消费税是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个工具加以使用的一个特殊的税种。1993年下半年，化妆品、护肤品还在奢侈品之列，但今天已经演变为一般意义上的大众消费品了，所以，需要把这部分内容从现行消费税中剔除；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想象不到的消费项目的出现，至今还游离于消费税之外也不合理，也要把它纳入其中。
还有所得税。一是企业所得税，目前中国的企业所得税还是两税并行，对内一套，对外一套。这两套税制是必须走到一起的，否则中国企业在加入WTO后，背负着比外国公司更重的税负，无法和外国企业竞争。二是个人所得税。1993年确定的800元的起征点，已不适应现在的经济形势，必须调整。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费改税。1998年提出要进行费改税改革。但4年过去，就目前情况来看，实际进展不大。这意味着中国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扭转，费改税的任务依然十分重大。
税收收入说到底，只是政府取得收入的一种形式，所完成的是把老百姓手中的一部分钱，转移到政府手中来。这些钱如何用，可能关系到税收更实质的层面。再看现实的财政支出，现在用于国防的财政支出在适度增长，教育支出增长速度也很快，中央财政每年就增加一个百分点。其他方面的支出，增长速度快的就是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支出或适合现实生活中的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城市建设、公共建设、公共事业等方面的支出。这样一来，政府的支出格局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办众人之事。
另外，入世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当这些外国人成为中国的纳税人之后，我们的税收来源结构当中，也具有了一种“地球村”的概念。所以，“以众人之财办众人之事”的特征将会越来越趋于显著，中国政府有关政府税收、政府支出的操作的规章制度和具体程序，也就必须越来越趋于公开和透明。因此，在此条件下，我们关于税收的理解和认识，以税收为线索而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应随之进行调整。
作为企业和居民的纳税人，实际上是为了消费和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纳税。政府部门实际上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所做的事情就是向大家提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公共物品或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实际上是在用纳税人的钱在办纳税人的事。
为了推进现实中国社会生活当中的税收理念及其规则的调整，在当前的中国应当尽可能迅速抓好三件事。
第一，要分解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部门和专司征税之职的税务部门的涉税行为。可以把专司之职的税务机构称为“征税人”，而将其他部门称为“用税人”。在中国，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抓好政府部门、政府官员用税行为及其用税机制的规范化。
第二，应当将政府部门所运用、支配和掌管的所有资金，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税款，来代替所谓“公款”。如果将“公款腐败”换为“税款腐败”，那么这对于所有的企业和公民，将会是一个税收理念和运行规则更新的一个极大的推动力。
第三，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纳入"3·15"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保护范围当中。现实中通过纳税而购买的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渠道，还处于不令人满意的阶段。如果能够改变这一点，不仅是纳税人、税务机关的官员们而且包括全体党政干部、全部政府机关乃至整个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所有人，都会用税收这条线索，把彼此的关系理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