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什么样的金融社会学——读布鲁斯和劳拉的《货币与信用：一个社会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劳拉论文,社会学论文,布鲁斯论文,视角论文,货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70(2014)04-0112-06 涉足金融，对社会学来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金融学是建立在概率论基础上的，它需要大量的技术知识和专业化的金融工具。金融理论模型有着一套标准化的、对收益—风险的复杂计算公式，不断被发明出来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维持着早期金融学的前进，这让很多专业人士望而生畏，社会学研究者对金融领域更是鲜有涉及。金融学不但继承了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而且大有将其进行到底的势头，建立在有效市场之上的分析充满形式化色彩。但是，理论并不等于实际，相反，它是实际的简化和抽象。随着金融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违背金融理论的现象开始出现。于是，金融学内部发生分歧，开始分化为金融理论和金融市场。在金融市场中，以哈佛大学的安德鲁·施莱弗(Andrei Shleifer)[1]和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Robert J.Shiller)[2]为代表，发起了一场针对投资者和投资行为的革命：行为金融学。这可以说是金融学诞生以来的最具有激进意义的革命。作为一门建立在对有效市场的批判基础之上的学科，行为金融学是在金融学、心理学、行为学、社会学等学科交叉中行进的，开始了多学科融合的金融学向社会学等学科抛出了橄榄枝。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范式 正如金融学脱胎于经济学，经济社会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兴盛为金融社会学的崛起提供了契机，金融危机的到来也让经济社会学人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金融领域。经过20多年的发展，金融社会学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但金融本身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对金融市场、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行为等各个领域的研究，只要秉承了社会学的学科特色，在研究过程中关注制度、文化、意义和社会结构等因素，都可以说是具有学科意识和学科指向的金融社会学研究。从研究范式上来说，正如新经济社会学内部门派林立一样，对金融社会学的研究也缺乏统一。嵌入性视角、网络分析、制度分析、文化分析、政治权力分析、行为学派、述行学派等都对金融社会学的某些领域作过研究，多元化的视角加上多样化的研究领域，使得金融社会学一直以来缺乏明晰的线索。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之后，缺乏将各领域、各学派打破的利器，这阻碍了理论的前进和学科的发展。 布鲁斯和劳拉(Bruce G.Carruthers & Laura Ariovich)的《货币与信用：一个社会学的视角》为目前学派分立、条块分割的现状提供了融合的可能性，这是一部线索清晰、信息丰富的金融社会学专著。他们从货币这一基本的交换工具入手，在格兰诺维特的嵌入理论的影响下，分析了货币体系、信用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历史演化、组织机构、制度变迁，兼顾微观的个人层面和较为宏观的公司层面，实现了金融社会学在某一研究视角下的多个研究层面的融合。 格兰诺维特的关系网络和嵌入理论的发扬光大增加了社会学向金融领域进军的兴趣与信心，网络和嵌入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产生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流派，因此，布鲁斯和劳拉选择从嵌入的视角来看金融社会学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嵌入突出的表现在关系网络的嵌入，这在布鲁斯等人关于公司管理、个人信贷的论述中随处可见。除了网络嵌入外，还可以有其他的嵌入形式，比如，有些学者提出的政治嵌入[3]、制度嵌入[4]、文化嵌入等(甄志宏，2006：98；Zukin & DiMaggio，1990)。不管格兰诺维特是否认为这是对嵌入概念的滥用，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研究方法，在分析货币和金融体系时，布鲁斯等人显然是受到了这种较为广泛的嵌入观的影响，除了进行网络嵌入分析外，还进行了大量的制度嵌入性分析。广义的嵌入的概念一定程度上缓解或回应了网络嵌入概念所受的批评：“格兰诺维特取向的嵌入性在强调经济与人际关系网络不可分离的同时，明显忽视了政治、文化和制度因素对经济行动的影响”[5]。 二、从货币入手的金融社会学研究 布鲁斯和劳拉的《货币与信用》是从货币入手对金融社会学的各个研究领域进行系统化的一次尝试。该书分为两部分：货币体系的历史演化和社会意义；信用体系的微观个人层面和公司层面。其中，信用体系是对货币体系的演化和发展，是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部分。从货币入手的金融社会学研究可以将整个金融体系融合起来，对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行为等各个领域进行体系化的研究。将金融学的各个研究层面在某一个研究范式下进行整合是系统化研究的第一步，它为将来研究范式之间的互通和对话提供了基础。 货币有着悠久的历史并经历了丰富的形态演化。在我国，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出现了用青铜铸造的铜贝，这是人类最早的金属铸币。从古代的贝壳、兽骨、皮毛一直发展到金属货币、纸币、信用卡、支票等，都充当过货物交换的媒介。经济学对货币的定义强调功能和作用，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社会学家一般会强调货币的社会意义，比如，强调不能用货币和市场价格表现的社会价值，强调货币的象征意义。在货币的定义问题上，布鲁斯和劳拉认为，货币是“具有普遍性的、对价值的合法宣称”，货币是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的合法性权力[6]。其实，自从货币诞生之日起，便有了各种各样的关于货币的定义和思考。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认为，货币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物品，目的是利于交换，因此借贷收息是错误的。而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货币是由法律规定的、是对价值的常规化的衡量标准[7]。这里体现出来的关于货币性质上的张力是值得认真反思的：货币体系要健康运行是否必须要具有内在价值？比如，奥地利学派的代表米塞斯(1966)就认为，由于不具备内在价值，命令货币是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源[8]。围绕货币是否必须具备内在价值这一问题，货币发展史上有过众多争论，特别是当现有的某种货币体系崩溃之后，会伴随着更多的关于货币本质的思考。 以美国的货币政策为例，内战前后、大萧条时期和二战之后，美国政府都根据国内国际的经济政治形势采取了不同的货币政策。内战的爆发瓦解了政府的收支平衡，导致了猖獗的金融投机和囤积居奇，私有银行不再保证纸币与黄金之间的兑换。政府不得不印制纸币和发行债券来弥补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为此，政府大力支持联邦银行的建立和运行，在1860-1870年间，州立银行的数量从1579家骤减至261家，同时，联邦银行的数量从0攀升至1612家，这一现象直到几十年后才有所改观[9]。联邦银行兴盛的客观结果就是美国终于确立了新的银行体系和统一的纸币。但纸币却不再跟黄金挂钩。战争之后就关于纸币是否与黄金自由兑换这一问题引发了多次争论，形成了支持纸币自由发行的“绿背党”和支持金银与纸币之间自由兑换的“重金主义者”。前者认为，不论是金银还是其他物品，其价值都是社会赋予的，是由法律规定的，纸币的价值不是靠金银来实现，而是看它能否购买货币和服务。此外，紧缩的货币政策也不利于地区经济平衡，不利于债务人的利益，使美国的经济依赖于英国。而重金主义者则认为，货币必须具备内在的价值才能行使职能，这种内在价值不需要政府规定。纸币也只有在实现了与货币的可兑换性之后才能健康运行，否则，只能带来不必要的通货膨胀。这次争论以重金主义者的胜利而告终，重新实现了纸币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1900年金本位法案的通过再次确立了黄金的地位[10]。 从理论上说，与黄金挂钩的金本位货币政策可以有效抵御政治干预，在国际经济贸易中平衡收支，促进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截至1928年，世界上已经有40多个国家采取了金本位制，但这并没有阻止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大萧条之后，货币政策又发生了改变。1931年，英国率先取消了纸币和黄金之间的可兑性，各国采取了相对独立的经济政策，限制国际自由贸易。面对大规模的银行倒闭，美国于1933年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来保证存款人的利益，通过斯蒂格尔法案将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开来以抑制投机。这些政策措施确立了美国现代化的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基础，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各国再也无法恢复到金本位体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美国和英国的主导下，确立了新的金融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与金本位体制下的资本自由流动不同，布雷顿森林体系限制资本的自由流动，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向其他国家分别提供短期和长期的贷款，以促进全球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1]这些金融政策与后来订立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一起确立了世界贸易和金融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政府干预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本自由流动的趋势明显，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入其他国家投资建厂，另一方面西欧日本等国家经济起飞，产品竞争力大幅度增强，美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美元贬值。1971年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黄金和美元的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垮台。第一次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本位制的金融秩序开始发展起来，自此，美元的货币发行不再受黄金的约束。“美国可以不再依靠储蓄来增加消费，而是向世界各国发行国债或企业债来维持它的经济运转。”[12]世界金融体系开始变得系统化、全局化，金融危机也就更加复杂，风险性更高。 从货币出发，《货币与信用》一书论述面虽广，却无支离破碎之感。从纵向来说，它讲述了货币金融体系的发展历史、从古至今的制度变迁、社会后果；从横向来说，它包含了社会学进军金融领域的各个重要层面。 三、货币的社会意义 波兰尼曾说，经济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同样，作为经济交换工具的货币也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布鲁斯和劳拉认为，今天在我们看来再平常不过的货币，作为一种制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并且还会随着时代背景的不同而继续演化。在金融体系的演化过程中，货币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社会学也不乏对货币侵入社会关系的后果性分析。较早的有齐美尔、韦伯、马克思等人。 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一书中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货币经济对社会及文化生活产生的作用。他关注的是精神内在性问题，“对人的内在生活、精神品格的影响才是齐美尔货币文化现代性理论的要旨所在。”[13]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货币越来越呈强势，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它一方面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量化、平均化、客观化、理性化；另一方面，货币租税“决定性地取代了实物役务，义务关系彻底地去个人化，承担役务的人才获得了人身自由……个体自由随着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而提高。”[14]但这种自由在齐美尔那里“说到底是一种负面的、消极的自由”，对金钱的追求成为生活的最终目标。货币作为经济交换媒介，一旦得到人们的认可，就为交易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使用货币作为交易媒介，商品获得了客观标准化的价值计算方式，企业按照更具合理性的市场运作机制组织生产活动，理性计算首先在经济生活领域迅速发展，后来逐步向其他社会生活领域扩张，成本—收益核算一度成为社会决策的首要原理。理性化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过度理性化也会给社会秩序和社会关系带来危害。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有些政策收益则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过度地追求物质利益会弱化对亲情、尊重、荣誉感的关注。这在马克思那里也是如此。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早期学者都承认货币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入侵，力图阻止货币关系的继续扩张，中和货币关系和其他社会关系，防止价值的“量化”和生活的“异化”。与前期的货币入侵观不同，后期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更多地看到了货币关系被社会关系和文化型塑的一面，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中的货币具有不同的意义。货币不仅具有经济学家列举的交易媒介功能，而且还作为“意义”和“象征”而存在。这些具有“社会意义”的货币并不必然会解体家庭、友谊、社会关系，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补偿形式：货币的和非货币的，用来区分和指明不同的社会关系的性质。这一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保罗(Paul Bohannan)、简(Jane Guyer)和泽利尔(Zelizer)。 保罗在对尼日利亚南部的提夫人部落进行研究后指出，该部落各个交换领域是相互分离的，呈现“多元中心经济”形态，经济分别与生计、声望、婚姻相关，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制度和道德价值。交易在同一交换领域内发生，却不会跨域进行，“统一化的货币”也就没有任何意义[15]。简的研究则告诉我们，不仅“原始货币”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即便是今天的现代货币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现代”。人们为货币作了很多规定，限制其“普遍化”的交易媒介功能。文化规则、社会关系限制了某些领域和活动的货币化，例如，对儿童、专业技术职务、官僚职位的“购买”，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是不会得到认可的。邻居之间建立在道义基础上的相互帮助也不能用“货币”作为补偿。货币作为“普遍化的交易媒介”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我们正在使用的货币是具有“特殊性”的，是特殊货币[16]。泽利尔于1994年出版的《金钱的社会意义》一书，再次肯定了“货币并非是单方面引起社会变革的工具”这一观点。她通过对19—20世纪美国家庭的研究指出，人们会把货币“社会化”，将货币按不同的标准分类并赋予它在法律上原本不存在的社会意义。有些货币的社会意义是与性别紧密相连的，比如，家庭主妇的“零花钱”，这些零花钱的数量和用途要受到“社会合法性”的制约，而不是个人随意支配的。“货币一旦进入家庭，其分配、计算和使用则与市场规则有着显著的不同。”[17]具有不同意义的货币有着不同的交易范围和交易限制，这类似于心理学家的“心理账户”概念。心理账户区分了货币的来源和用途，假如是意外得到的彩票，则可以用于购买一些奢侈品，而工资收入则主要用于家庭的日常开支。同样，企业也会按照不同的用途和流动性要求将资金分类，以分散组织管理的风险，实现赢利目标。 四、信用的个人层面与公司层面 经济学意义上的信用是指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活动，当现金不足、难以满足需求时便产生了借贷。但早期的借贷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收益公式，贷方也没有明确的投资计划，甚至在某些伊斯兰教地区，与宗教禁忌有关，人们禁止对借贷活动收取利息。与早期借贷不同，现代信用体系的发展是建立在复杂的风险收益计算公式和先进的信贷技术手段之上的，数学和技术知识推动着现代金融体系的发展和运行。与借贷有关的关系网络、信用评估、组织模式、技术创新、金融监管、公司管理等问题也就进入了金融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货币与信用》一书选择从个人和公司两个不同的层面来分析信用问题。 不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公司层面，与信用密切相关的概念是承诺和信任。一方面是借方对按期归还本息的承诺，另一方面是贷方对借方承诺的信任。如何评估信任就变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借贷是熟人借贷，是靠社会网络、人际关系来换取信任的。从19世纪中期开始，随着技术的发展，非人际的、定量化的信任评估方法逐渐占了主流，但社会关系网络所发挥的作用并未受到忽视，借贷并非像吉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说的那样是线性演化的。吉尔兹曾在《标会：发展中的过度现象》一文中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中国和越南等地的三种不同的民间金融形态，据此认为，“这几个亚洲地区的民间金融形态分别代表了从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发展的过渡阶段，这种演化论的研究是同经济学的演化思想保持一致的”[18]。与演化论的观点不同，乌兹(Brian Uzzi)认为，社会关系依然影响今天的商务借贷。通过对1300家中小规模企业的调查，乌兹发现，关系网络可以影响企业金融资本的可获得性和获得成本[19]。由于缺乏信用数据，中小规模企业往往难以获得银行贷款，但近距离的、亲密性的嵌入关系可以迅速地把企业的信息传递给银行，从而增强信任，提高企业获得商业贷款的可能性，银行甚至可以为自己钟情的企业量身定制适合企业发展的贷款类型。并非所有的银行都会平等地对待所有的公司，尤其是在公司发展的初级阶段。“人际关系网络在第一阶段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20]从嵌入性视角出发，罗家德在对台湾金融市场进行研究时，提出了“关系金融”的概念，并指出了“关系金融”的四种形式：“私人借贷是建立在人际关系感情连带的强度上；标会是建立在会员关系网络的强度和密度上；储蓄互助社是建立在既有团体的内聚力与我群意识之上；信用合作社则建立在地缘关系人脉连带以及团体化过程上。”[21]各种形式的金融关系广泛存在于台湾的现代金融系统，非正式的民间融资一直占有着一个相当稳定的市场空间。根据格兰诺维特的观点，人际关系网络在互动中可以产生信任，信任可以转化为借贷过程中的信用，根据关系网络的性质、连带的强弱可以解释不同的金融现象与金融行为。总的来说，货币和金融问题的复杂性和社会嵌入性，使得金融社会学的分析成为可能。 从个人层面来看，信用促成了消费社会的到来。个人不同程度地嵌入到信用网络之中，“债台高筑”在提高消费水平，给经济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风险。第一，面向私人的借贷种类繁多、形式各异、数额巨大，容易催生信贷危机。信贷市场上借款者与贷款者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严重。一方面是借款者极力表现出良好的还款倾向，另一方面是贷款机构主动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贷款，以获取比“优级抵押贷款”偏高的贷款利率。由于次级抵押贷款人的信用状况比较差，很容易产生违约，当金融环境发生改变，如货币政策由松到紧、房价下降时，再融资或出售抵押的房产都无法收回贷款，一些放贷机构遭受严重损失甚至破产。这导致投资者对整个金融市场健康状况和经济增长前景缺乏信心，股市出现剧烈震荡，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不足，金融危机和经济滞胀开始出现。第二，消费社会的到来催生了“有闲阶级”，这些“有闲绅士”们不仅追逐彰显身份地位的时尚品牌，还热衷于金融投资。一方面是金融产品的不断证券化和金融投资工具的不断发明创新；另一方面是投资者不停地在高回报和低风险之间寻求平衡，投机和套利行为给金融市场带来了系统化、全局性的风险。如果对金融危机的原因进行微观解释，借贷机构和消费者个人的金融行为是两个重要因素。现代经济大量依赖于个体的消费信贷，但信贷经济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市场力量的结果，不论是在经济正常发展时期，还是在经济危机的特殊时期，政治和社会安排是货币和信用体系良好运行的必要条件，政府对信贷市场的干预是必要的。这也符合嵌入性观点。 信用的公司层面主要围绕“公司如何募集资金”这一问题而展开。除了传统的公司融资、金融监管等议题外，《货币与信用》一书的第五章“信用与现代公司经济”主要关注影响资金流动的关系网络和制度设置，以及经济金融化所带来的影响。在金融发展中，制度设置具有与网络同样重要的地位，从广义的嵌入观来看，金融行为嵌入网络之中，也嵌入制度之中。不同金融机构的组织、制度安排不仅关系到公司的融资、监管，而且还影响着全球范围内的资本流动。根据佐兹曼(Jone Zysman)的观点，金融系统的两种最为典型的制度安排是“基于市场的金融体系”(market—based)和“基于信用的金融体系”(credit—based)，前者以美国、英国等为代表，后者以法国、韩国为代表[22]。英美国家的金融体系拥有发达活跃的资本市场，股票、债券交易市场繁荣，资本市场支撑公司的融资需求，公司对商业银行的依赖性较低，银行也很少干预公司事务。而在基于信用的金融体系中，资本市场不发达，无法满足公司的资金需求，银行贷款是公司的主要融资渠道。公司的管理和决策容易受到银行的干预和监管。同时，银行发展一般会受到政府支持，为了支持某些产业的发展，政府经常会干预和引导银行的放贷行为。公司、银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很高。随着金融业的发展，新的金融技术、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出现，来自股票、债券、基金的投资收入在非金融公司的收入中所占比例大幅度提高，“经济金融化”趋势明显。经济金融化的直接后果是金融监管滞后于新工具的发明和应用，欺诈行为时有发生，向投资者隐瞒风险、挪用生产资金等现象成为公司的常见丑闻。当下的经济危机证明了某些制度的不适用，但危机与制度变迁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如何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保持制度稳定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话题，也是社会学对金融制度进行研究的议题之一。 《货币与信用》一书是从嵌入性视角出发对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市场、金融行为等各个领域的系统化研究，体系化的金融社会学学科蓝图开始确立，打破了目前条块分割的研究现状。布鲁斯等人所取得的成就是显著的。经济活动嵌入社会生活之中，嵌入性分析是经济社会学研究的金字招牌，也自然成为金融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强有力的视角，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流派的影响。其中，卡隆(Callon)倡导的“述行学派”(performer theory)和弗雷格斯坦提出的“政治—文化分析法”是可以与嵌入性分析相提并论的主要分析方法。 述行学派首先由卡隆(Callon)倡导，强调科学技术介入市场和经济的建构过程，提出了“经济学的述行性”。认为经济不是嵌入在社会中，而是嵌入在经济学中——通过经济学所发明的经济工具或经济理论创造一种现实的经济，改变现实世界，把现实世界创造成为他们所描述的状况[23]。后来，麦肯兹(MacKenzie)等人以芝加哥期权交易所为研究对象，长期追踪分析了金融市场怎么样被经济学所提出的金融工具或金融方法所改变，将卡隆所提出的“述行分析”应用于对金融及其衍生品市场的研究，丰富并修正了述行理论，认为在关注正面述行的同时，也要积极地关注反面述行[24]。 在对网络范式进行批评的基础上，弗雷格斯坦(Fligstein，N.)提出了“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关注组织内部和组织之间的权力斗争和文化力量对市场的影响。市场的形成是与国家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于是，“再怎样高估政府对于现代市场的重要性也不为过”[25]。这对金融市场来说尤为如此。生产市场中的交换可以自发产生，可以先有市场后有监督；金融市场却不可以，它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金融工具和技术知识，需要规则先行。考察金融市场背后的政治—文化因素，会得出与传统市场不同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和权力关系，从而为比较研究提供基础。标签：金融论文; 社会学论文; 经济社会学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货币职能论文; 货币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银行信用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金融体系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信用政策论文; 银行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