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理论的新发展及其在中国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新发展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莫迪里亚尼等人（Modigiiani and Brumberg，1954 ）的生命周期假说和弗里德曼（Friedman，1957）的永久收入假说到霍尔（Hall，1978 ）的随机游走假说， 乃至最近仍方兴未艾的预防性储蓄假说（如Caballearo，1990；Hubbard，Skinner and Zelds，1995等）和流动性约束假说（如Zeldes，1989；Jappelli and Pagano，1994等）， 消费理论一直是战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热点。本文将介绍近年来消费理论的最新发展。利用这些理论知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并为启动消费需求乃至扩大内需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
霍尔（Hall，1978）在卢卡斯批判（Lucas，1976）的基础上， 把理性预期方法论应用到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之上，提出了革命性的随机游走假说。根据随机游走假说，当效用函数为二次型，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等于利率时，各期消费应为一个鞅（Martingale）：
E[,t]C[,t+1]＝C[,t]……（1）其中E[,t]表示消费者在第t期时的预期；C[,t]表示第t期的消费。根据理性预期的定义，（1）可以被改写为：
C[,t+1]＝C[,t]+ε[,t+1]……（2）其中ε[,t]误差项，E（ε[,t]）＝0，Cov（ε[,i]，ε[,j]）＝0， i≠j。从（2）式中可以看出，随机游走假说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消费与滞后的收入变量无关。弗莱文（Flavin，1981）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仔细的检验，发现各期消费并不是一个鞅，消费与劳动收入的变化呈显著的正相关性。 弗莱文把上述发现称为消费对劳动收入具有“过度敏感性（Excess Sensitivity）”。除了弗莱文的检验以外，戴利和哈迪马特奥（Daly and Hadjimatheou，1981）与米鲍尔（Muellbauer，1983 ）利用英国数据、卡丁顿（Cuddington，1982）利用加拿大数据、约翰逊（Johnson， 1983）利用澳大利亚数据分别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检验，结果都拒绝了这一假说。霍尔和米什金（Hall and Mishkin，1982）利用美国的横截面数据检验随机游走假说，结果也都拒绝了这一假说。这些实证研究表明，消费对劳动收入变化存在明显的“过度敏感性”。后来，坎贝尔和迪顿（Campbell and Deaton，1989 ）从另一个角度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了检验。他们的研究表明，利用二阶自回归过程可以很好地模拟美国战后劳动收入的时序数据：
W[,t]＝8.2+1.442W[,t－1]－0.442W[,t－2]+ε[,t]……（3）
σ[,ε]＝25.2，σ[,ε]表示误差项ε的标准差。根据随机游走假说，对应于σ[,ε]，消费变化的标准差应为45.16。然而，实际消费变化的标准差仅为27.3，远远小于估计值。坎贝尔和迪顿把这种实际消费变化小于理论估计值的现象称普消费的“过度平滑性（ Excess Smoothness）”，用以说明随机游走假说与实证研究结果之间的矛盾。消费的“过度平滑性”和“过度敏感性”一起构成了对随机游走假说的挑战。由于随机游走假说不能完全解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为了弥补消费理论的缺陷，经济学家又提出了许多假说，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流动性约束假说、预防性储蓄假说和λ假说。下面我们将对上述三种假说进行介绍。
二、预防性储蓄假说
里兰德（Leland，1968）撰文指出，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时，确定性等价原理不再成立。相对确定情况而言，消费者在不确定情况下会采取更为谨慎的行为。当消费者的时间偏好等于利率时，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满足：
E[,t]u＇（C[,t+1]）＝u＇（C[,t]）……（4）其中u（·）表示效用函数；u＇（·）表示边际效用函数；u ＇（·）＞0；u″（·）＜0。（4）式表明消费者对未来边际效用的预期应与当期相等。如果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边际效用u ＇（·）为一凸函数，因此有：
E[,t]u＇（C[,t+1]）＜u＇E[,t]（C[,t+1]）……（5）把（5）式代入（4）式可知u＇（C[,t]）＞u＇E[,t]（C[,t+1]），因此有：
E[,t]（C[,t+1]）＞C[,t]……（6）（6）式表明消费者预期的未来消费大于当期消费。 当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时，在不确定情况下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要大于确定情况下消费的边际效用。未来的风险越大，预期未来消费的边际效用越大，因此也就越能吸引消费者进行储蓄，把更多的财富转移到未来进行消费。
在效用函数的三阶导数大于零和不确定情况下求解最优消费路径有一定的困难，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甚至不可能解出最优消费路径的解析式。卡贝里罗（Caballero，1990）提出了一种可以求解的情况， 即假设效用函数为常绝对风险规避型（CARA）效用函数：
u（C[,t]）＝（－1／θ）exp（－θC[,t]）……（7）其中θ为常数。根据普拉特（Pratt，1964）和阿罗（Arrow，1970）的定义，如（7 ）式所示的效用函数具有绝对内风险规避系数为常数θ的性质。卡贝里罗的研究结果表明，绝对风险规避系数θ和未来劳动收入变化量的方差越大，最优消费路径的斜率越高，预防性储蓄越大。这就是预防性储蓄假说的主要结论。
预防性储蓄假说可以说明不少无法被随机游走假说解释的现象。首先，费希尔（M.Fisher，1956）发现， 自我雇佣者平均要比管理者多储蓄12%。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由于自我雇佣者未来收入的风险大于管理者，自我雇佣者进行的预防性储蓄要大于管理者，因此自我雇佣者的储蓄更多。其次，迪顿（Deaton,1986）指出，美国战后消费路径的实际斜率明显高于根据随机游走假说得到的理论估计值。根据前面的结论，预防性储蓄假说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最后，弗莱文发现的消费“过度敏感性”与坎贝尔和迪顿发现的消费“过度平滑性”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现象可以同时地被预防性储蓄假说所解释（Caballero， 1990）。假设劳动收入的变化又与未来劳动收入的风险正相关，当期劳动收入的变化意味着未来风险的增加，消费者会进行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从而导致消费的“过度平滑性”。根据假设，我们可以知道当期劳动收入的变化又与滞后劳动收入的变化相关，因此消费会与滞后的劳动收入相关，从而出现“过度敏感性”。其实，消费的“过度平滑性”和“过度敏感性”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只要跨期预算约束成立，消费对滞后劳动收入变化的“过度敏感性”必然导致消费对未来劳动收入的“过度平滑性”。
三、流动性约束假说
迪顿（Deaton，1991）发现，在美国有相当数量的消费者只拥有很少的财富，这一现象无法被预防性储蓄说所解释。此外，就财富积累的总量而言， 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得到的估计值也远高于实际值（Carroll，1992）除了预防性储蓄动机外， 显然还有其它因素在影响着消费者的行为。不少经济学家猜测消费出现“过度敏感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在消费理论研究中，一般把流动性约束定义为消费者不能利用消费信贷进行负债消费，即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由如下规划决定：
∞u（C[,t]）
Max∑
──────
t＝0 （1+P）[t]
s.t.C[,t]+（A[,t+1]－A[,t]）＝W[,t]+rA[,t]；A[,t]≥0其中p表示消费者的时间偏好或主观贴现率；其中A[,t]表示消费者在第t期时所拥有的财富；W[,t] 表示劳动收入； r 表示利率。 扎德斯（Zeldes，1989）根据上述定义证实了有相当数量的美国消费者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流动性约束假说主要有以下三点主要结论。第一，与不受流动性约束相比，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较低，因为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只能消费当期的财富。流动性约束下的消费自然与当期劳动收入正相关，这就解释了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过度敏感性”的存在必然导致消费对未来劳动收入的反应变小，这也为消费的“过度平滑性”提供了一种解释。第二，消费者一旦预期到未来可能面临流动性约束，当期消费就会下降。这是因为流动性约束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影子价格。这个影子价格在动态规划中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利率，它使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在决定最优消费路径时就好象面临着一个更高的利率。消费者将被迫降低当期消费，因为影子价格的存在令当期消费变得更为昂贵。由于只要意识到未来可能会面临流动性约束，消费者就会增加储蓄，因此，一个合理的推论就是当一个国家的消费者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时， 这个国家的储蓄率较高； 反之则反是。 贾泊利和帕格诺 （Jappelli and Pagano，1989；1994）对这一推论进行了检验。 他们用消费贷款比例来衡量一个国家消费者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与消费贷款比例负相关，流动性约束的确影响着消费者的储蓄行为。最后，如果消费者在第t期面临流动性约束， 他在以后各期的消费都将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第t 期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会用尽所有的财富，因此，他在第t+1期的财富必定为零。初始条件的改变必然会影响到从第t+1期开始的最优消费路径。
迪顿（Deaton，1991）和卡罗尔（Carroll，1992 ）在结合了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之后， 提出了缓冲储蓄假说（Buffer －Stock Saving Hypothesis）。 迪顿和卡罗尔的共同出发点是假设消费者具有较高的时间偏好，消费者的最优消费路径于是将呈现出向下倾斜的形状。而由于流动性约束的存在（Deaton，1991）或是负债消费的成本较高（Carroll，1992 ）消费者的当期最优消费将主要由当期收入决定，从而表现出“过度敏感性”。最后，由于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作用，消费者的最优选择将不是用尽所有的当期收入，而是进行数量较低的储蓄，即所谓的“缓冲储蓄”，以防未来收入的意外下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部分消费者拥有的财富非常有限。
四、λ假说
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都是在生命周期假说和永久收入假说基础上，对随机游走假说进行的修正。与这两种假说不同，坎贝尔和曼丘（Campbell and Mankiw，1989；1990；1991 ）直接从总和消费入手，建立了一个所谓的“λ模型”，我们称之为λ假说。
坎贝尔和曼丘假设一个经济中存在两类不同的消费者，第一类消费者具有凯恩斯描述的特征，消费由当期收入决定；另一类消费者服从随机游走假说，消费由永久收入决定。假设第一类消费者的比重为λ，这个经济的总消费为：
C[,t]＝λY[,t]+（1－λ）E[,t]Y[p]……（8）其中Y[,t]表示消费者在第t期的可支配收入；E[,t]Y[p] 表示消费者在第t期对永久收入的预期。根据（2）式，我们可以把（8 ）式改写为：
C[,t+1]＝C[,t]+λZ[,t+1]+V[,t+1]……（9） 其中Z[,t+1]＝Y[,t+1]－Y[,t]，V[,t+1]＝（1－λ）ε[,t+1]。流动性约束为λ假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策观基础，因为我们可以把λ假说中的第一消费者理解为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消费者。坎贝尔和曼丘利用（9）式对λ假说进行了检验。由于（9）式中的自变量Z可能与误差项V相关，坎贝尔和曼丘（Campbell and Mankiw，1989 ）用滞后的消费变化量作为Z的工具变量，利用美国的时序数据对λ进行了估计。 估计结果表明，λ大致在0.5左右。与其它许多实证研究的结果一样， 这一估计值也说明随机游走假说并不能完全解释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当期收入对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坎贝尔和曼丘（Campbell and Mankiw，1991 ）还对英国、加拿大、法国、日本和瑞典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除了日本外，其它4个国家的总和消费数据都符合λ假说。 其中加拿大的λ最低，在0.2左右；法国的λ最高，接近于1。
λ假说也可以对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和“过度平滑性”作出解释。从（9）式中就可以直接看出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正相关。 如果当期收入与滞后收入相关（比如假设劳动收入服从自回归过程）。则当期消费还将与滞后的收入变量相关，这符合弗莱文（Flavin，1981）的发现。根据（8）式可知：
△C[,t]＝λ△Y[,t]+（1－λ）△ε[,t]……（10）根据（10）式，我们可以知道消费变化量的方差Var（△C）为：
Var（△C）＝λ[2]Var（△Y）+（1－λ）Var（△ε）+ 2λ（1－λ）Cov（△Y,ε）……（11）而根据随机游走假说，Var（△C）应当等于Var（△ε）。 正如多元化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一样，弗莱文（Flavin，1993）指出， 只要Cov（△Y，△ε）不太大，消费变化量的方差Var（△C）将小于Var（△ε）。这就很好地解释了消费的“过度平滑性”。
如果把流动性约束假说作为λ假说的微观基础，一个自然的推论就是一个国家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强，λ的估计值就越大；反之则反是。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比如根据贾泊利和帕格诺（Jappelliand Pagano，1989；1994），日本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远大于法国消费者。但根据坎贝尔和曼丘（Campbell and Mankiw，1991 ）的估计，日本的λ接近于零而法国的λ却接近于1！ 这说明流动性约束假说尚不足以完全解释λ假说。另一种理解λ假说的方法是假设消费者同时根据永久收入和当期收入决定当期消费。基于这种理解， 克库瑞尼（Cochrane，1989 ）为λ假说提供了一个不同于流动性约束假说的微观基础。他的研究表明，在跨时预算约束下，根据（8 ）式进行消费的效用损失只是二阶的。
如果实际消费符合λ假说，
根据坎贝尔和曼丘（Campbell and Mankiw，1991）的估计，在大多数国家中， 消费者的效用损失仅为最大效用的0.01%左右。因此，我们也可以把λ假说看成是随机游走假说在阿科洛夫和耶伦（Akerlof and Yellen ， 1985a ； 1985b）的有限理性假说下的一个推广。
五、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在中国的应用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倾向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数据，1997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80.7，比1987年下降了近7个百分点。随着消费倾向的降低， 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1996年和1997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速度仅为2.8%和1.3%。中国城镇居民最终消费占GDP 的四分之一，消费需求的疲软严重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作为近年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重要部门的出口贸易，1998年仅增长了0.6%。 （注：数据源于《中国统计》1999年第2期。）在总需求普遍疲软的情况下， 尽管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未能很好地启动包括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在内的国内需求，经济增长仍然没有达到预期的速度。在出口贸易可能出现下降的困难之际，为了确保中国经济一定速度的增长，如何启动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利用前文介绍的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和消费需求疲软的原因。
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是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原因。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既可以来自未来个人情况的不确定，也可以来自未来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我们把前者称为个人风险，把后者称为系统风险。在计划经济时代，工资标准由国家统一决定，收入采取平均分配制度，企业担负着职工养老、医疗和意外事故等方面的费用，对绝大多数中国城镇居民来讲，基本上不存在个人风险。与此同时，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了严格控制，整个宏观经济运行效率很低，但宏观经济的短期环境比较稳定，中国城镇居民面临的系统风险也比较小。因此，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城镇居民对未来收入不确定性的预期较弱。只要城镇居民的跨期替代弹性处于正常范围，由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所引起的预防性储蓄数量必定有限。与计划经济相比，未来收入在市场经济中的不确定程度大大加强。在市场经济中，个人风险表现为身体健康状况、雇主满意程度和企业运行情况等诸多影响个人未来收入的因素都是不确定的。经济波动以及利率、汇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变化则构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系统风险。以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为例，许多研究结果都表明美国居民收入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如Macurdy，1982； Hall and Mishkin，1982等）。中国目前正处于转轨时期，原有的收入分配制度被逐渐打破，城镇居民的个人风险迅速上升。由于个人风险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基尼系数可以用于衡量个人风险。根据赵人伟和李实（1997）的计算，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16。到1995年，基尼系数上升到0.28，已经接近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除了个人风险以外，随着政府逐渐放宽对国民经济运行的控制，相对计划经济时代而言，中国城镇居民在转轨时期所面对的系统风险也在上升。目前，国内需求的疲软、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和下岗人数的增加都是造成系统风险上升的因素。上述分析表明，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存在着较强的不确定性。根据预防性储蓄假说，只要中国城镇居民的跨期替代弹性不是很大，收入较强的不确定性将吸引居民增加相当数量的预防性储蓄。由此可见，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强是导致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和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改革以来财富的逐步积累，1997年底中国城镇储蓄年末余额已经达到了37147.6亿元，各类消费信贷也开始起步， 中国城镇居民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放松。但是，对于财富积累较少的居民来说，流动性约束依然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特别是对于住房这种耐用消费品而言，随着住房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普通收入的中国城镇居民可能要花费一生积累的财富才能购买。虽然住房公积金贷款制度和按揭贷款制度正在逐步建立与完善之中，但如果居民无法获得足额的消费信贷，为了购买住房他只能进行更多的储蓄，积累起足够的财富。一项关于上海家庭储蓄目的的调查显示，有19.2%的家庭把买房作为储蓄的首要目的，把买房排在储蓄目的前三位的家庭比重达到55%。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至少在购买住房方面，大多数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都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因此，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也是造成转轨时期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般认为，利率下调可以刺激消费。1996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对名义利率进行了多次较大幅度的调整。以一年期存款利率为例，名义利率从1996年的9.18%下降到了目前的3.7%。但从实际情况看， 利率下调没有产生预期效果，中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局面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预防性储蓄假说和流动性约束假说也可以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我们知道，利率下调对消费具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是指利率下调提高了未来消费的价格，降低了当期消费的价格，这使居民更倾向于在当期进行消费。收入效应是指利率下调实际上减少了居民的财富收入，这就迫使居民减少消费。在一般情况下，替代效应要大于收入效应，利率下调具有刺激消费的作用。在不确定情况下，利率下调意味着未来可确定的财富收入发生了下降。因此，利率的收入效应被加强了，而利率下调对于刺激消费的作用则被相应地削弱了。由此可见，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所引起的预防性储蓄削弱了下调利率对于促进消费的作用。流动性约束的存在也具有类似的影响。因为流动性约束限制了当期或未来消费的水平，从而减少了利率下调的替代效应。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三点旨在提高中国城镇居民消费倾向和启动中国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第一、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经广泛的宣传和论证，使广大居民对未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信心，从而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哈伯德、斯金纳和扎德斯等人（Hubbard,Skinner and Zeldes，1995 ）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居民（特别是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水平。失业或下岗、身体健康状况的恶化是造成中国城镇居民未来收入不确定的重要因素。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提高居民发生意外时的收入，降低居民面临的收入风险，从而起到减少预防性储蓄、提高居民消费倾向和启动消费需求的作用。采取积极措施鼓励保险行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中国城镇居民参加保险也具有相同的作用。政府既可以通过发行国债也可以增加税收来筹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所需的资金。根据陈（Chan，1983）的研究结果，只要居民知道政府征税是为了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理论的结论不同，增税具有刺激消费的作用。
第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住房、养老、医疗、就业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应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力争尽快到位。这些改革关系到中国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由于改革意味着利益的重新分配，因此随着改革进程的展开，中国城镇居民会提高对未来收入不确定程度的预期。改革拖得越长，居民风险的预期就越大，这将促使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降低消费倾向。反之，在确保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改革进行的越是彻底，居民对未来收入风险的预期就会越低，预防性储蓄也会随之减少。因此，适当加快五大改革的进程有助于降低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倾向，从而起到刺激消费的作用。
第三、建立健全消费信贷制度，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就目前情况来看，许多中国城镇居民都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影响。建立健全消费信贷制度可以放宽流动性约束，提高当期消费水平。目前首先可以推行诸如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信贷制度。中国消费信贷刚刚起步，从试运行的情况看，消费信贷逾期归还率很低，风险明显小于对中国企业的贷款。因此，扩大消费信贷规模不仅可以加大放宽流动性约束的力度，而且还可以提高中国金融机构的综合效益。除了抵押贷款以外，非抵押分期付款信贷、循环信贷和信用卡信贷也都可以成为今后消费信贷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