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路线论文,二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周年论文,指引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二十年前，在全国范围开展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是毛泽东同志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和国家处于新的历史大转变之中、面临各个领域进行拨乱反正这样一个特殊社会时代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它的实质，是要回答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关注的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这场讨论恢复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权威，重树了“实践第一”的基本观点，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准备和舆论准备。
紧接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而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是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个伟大历史转折。它的突出贡献有三：
第一，结束了长期个人崇拜和“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这就为我们党科学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重新审视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正确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实行全面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果断地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曾经造成严重危害的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倾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重新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为根本任务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的制定，提供了框架和雏形。
第三，首次深刻地揭示了我国现行经济、政治体制的弊端，向全党全国人民正式提出了实行改革的任务，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并且初步勾画了改革的方向和原则。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群众性政治运动为中心的旧时期的结束，标志着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上述三大贡献，核心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它是全会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的基础和前提。这一点，突出地体现在邓小平同志在全会前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中。这篇讲话的一个最鲜明特色，是系统、深刻、精辟地阐发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尖锐地批评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存在的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指出不打破这种状态，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因此，他强调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他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的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并且深刻地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他在讲话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也就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我们党在新时期的一项基本指导方针。这个讲话被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完全接受，意味着我们党在深受“左”倾思想、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长达二十年的伤害之后，终于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唯一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因此，党的十五大报告对它作了很高的评价：“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正是二十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促进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大解放，思想大解放又必然带来生产力的大解放，社会的大发展，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0页。）二十年来我国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性深刻变化，无不与坚持实践标准，坚持解放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十年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就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不断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的进程。实践反复证明：从事空前艰巨复杂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关键在于实事求是， 前提在于解放思想。 正如江泽民同志1993年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所说的：在开创全新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只能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一切从国情出发，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探索，在实践中提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检验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我们要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抛弃那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理解，抛弃那些对社会主义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抛弃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坚决反对那些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去分析和解决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统一的。只有解放思想，才能达到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我们的认识要随着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不断提高。全党同志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1997年党的十五大的一个重要精神，也是解放思想。十五大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作出了一系列新论断，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武器。十五大本身就是在世纪之交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的典范，是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典范。我们今天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最重要的就是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加自觉更加坚定地坚持实践标准，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使我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状态提高到十五大所要求的水平和境界，提高到时代所要求的水平和境界。
二
那么，当前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坚持实践标准，坚持实事求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呢？我认为需要着重解决以下三个问题。
（一）要选择好解放思想的重点即突破口
十五大在理论上有许多重大建树，而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或者说最能体现解放思想精神的，是在所有制的问题上。因此，我们当前解放思想，应当以所有制问题作为重点和突破口。
关于所有制问题，“老祖宗”有过大量的论述。简要说来，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但是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基于这一基本思想，他们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要通过剥夺或者赎买把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通过示范和提供社会帮助把小农的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占有，从而建立一个集体的、以生产资料公有为基础的社会，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列宁进一步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这就明确地把合作社也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后来斯大林则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形式限定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把前者称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把后者称为公有制的低级形式，并且把所有制的优越性问题与所有制的“级别”混在一起，从而抽象地得出全民所有制优于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必须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结论。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长期受这一传统理论观念的影响，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抽象谈论所有制的优越性，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割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尾巴，搞“穷过渡”，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严重后果。同时，在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资产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上，也是简单划一，对资本主义国家采用的那些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一律拒绝和排斥，从而很大程度上使公有制企业降低了效率和效益，失去了活力。而所有这些，归结起来是没有搞清三个问题：一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是只能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是只能采取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三是公有资产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是不是等同于公有制的性质并且只能有单一的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本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对此作了不断的探索，逐步确认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上，从现实的生产力状况出发，不可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而只能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共同发展，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方针和政策，并在实践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近几年也开始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形式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逐步否定了公有制只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形式的传统观念，并且努力寻找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在实践中已初见成效。
但是，在我们党内，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毕竟根深蒂固，相当一部分同志思想仍然很不解放，对党中央的上述探索和方针政策还是心存疑虑，行动上犹豫狐疑，首鼠两端。这种精神状态极不利于改革的攻坚和深化。因此，党的十五大报告以浓重的笔墨，重新系统地阐发了所有制问题：首次明确肯定“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不仅从根本上冲破了那种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单一公有制的传统观念，而且比先前我们把它看作是一项经济政策、基本经济方针也有了新的发展，反映了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在认识上有了一个新的升华；首次明确宣布“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冲破了那种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无足轻重，甚至予以歧视，而不把它当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中的一种行为载体的思想束缚；首次科学地界定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扩大了公有制经济的范围，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就冲破了那种把公有制经济仅仅限定为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种的传统观念；首次深刻地从质和量两个方面阐发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含义，并且指出“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增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就冲破了那种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就是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的比重愈大愈好的思想束缚；首次明确地把公有制的性质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区分开来，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这就冲破了那种把所有制性质与所有制实现形式混为一谈，认为采取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就是实际上为搞私有化打开方便之门的思想束缚；首次明确地论述了股份制的问题，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其性质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这就冲破了那种把股份制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不可能成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的思想束缚；等等。
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作出的一系列新论断，既继承前人又不墨守陈规，既不丢掉老祖宗又发展了老祖宗，既遵循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又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解放思想的范例。我们当前解放思想，最主要的就是要从认识到实践全面贯彻落实十五大的这些新论断，使自己真正从上述一系列传统观念和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现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必须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触及所有制问题乃是势所必然，也是改革深化发展的重大任务和关键所在。因此，解放思想要选择所有制问题为重点和突破口，即首先在所有制问题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是十分自然和顺理成章的了。
（二）要掌握好解放思想的理论武器
当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思想理论上的最大成果，是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正是这个实践标准，成为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主要理论武器。它犀利无比，锐不可挡，使一切个人迷信、教条主义、僵化观念都难于招架，纷纷败北。由此可见掌握好理论武器，对于开展思想解放运动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今天进一步解放思想，关键也在于掌握好理论武器，这就是作为实践标准的延续、深化和发展的生产力标准，尤其是“三个有利于”标准。
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实践标准，是指人们的一切主张、设想、方案、计划、理论等等，都要以实践结果来检验其是否正确，是否反映了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性。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改革开放中，人们实践的结果，应当集中地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上。所以坚持实践标准，最重要的是坚持生产力标准；反过来说，坚持生产力标准，也就从根本上坚持了实践标准。真理标准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尽管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尽管已经重新确立了实践标准，尽管实践不断证明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是行有之效的，但是关于这条路线究竟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其根本原因，就是一些同志离开生产力而抽象谈论社会主义，陷入了历史唯心主义的泥潭。有鉴于此，党的十三大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生产力问题的一贯思想和大量论述，正式提出并深刻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理论，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是社会主义所要求的，或者是社会主义所允许的；一切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是社会主义所不允许的。这一生产力标准理论，是在建设和改革中对实践标准的延伸、深化和具体运用。它的提出，从根本上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种种空想的界限，成为全党继续解放思想的强大理论武器。
但是，历史的进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十三大以后的几年中，国内发生了政治风波，国际共运中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客观上，它们使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遇到一定的曲折，“左”的僵化的观念有所回潮，突出表现在如何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尤其是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时有所闻，“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传统观念，还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且影响着我们党的有关决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在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与此同时，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全党继续解放思想提供了新的强大的理论武器。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对生产力标准的发展，也是对实践标准的进一步延伸、深化和具体运用。由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包括了生产力标准，而且加进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词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内容，这就把生产力标准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标准以及人民利益标准统一起来了，从而提供了判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性质即我们所走的道路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提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最根本的是非和价值判断标准。有了这个标准，全党同志才能从“资”与“社”、“好”与“坏”的抽象争论和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认识到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是“社”而不是“资”，就是好而不是坏，从而可以放大胆子、放开手脚地去干了。
当前我们的思想应当如何正确地解放？解放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目的？对此，十五大报告提出了“两个一切”作为总回答：“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在这里，“一切”指的是我们选择所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范围应当是无所不包的；“符合‘三个有利于’”和“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指的是我们选择所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应当遵循的原则；“可以大胆利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指的是我们选择任何一种所有制形式和公有制实现形式所要达到的目的。总之，“三个有利于”标准是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在所有制问题上取得真正突破的强大理论武器。今天，坚持实践标准，最重要的是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反过来说，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也就是从根本上坚持了实践标准。十五大报告说得好：“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只要真正掌握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理论武器，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就一定会形成破竹之势，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
（三）要排除一切“左”的和右的干扰
由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本身以及形势发展的复杂性，也由于人们对这一复杂事物的认识必然有一个过程，还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在思想解放运动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干扰。不排除干扰，思想解放运动就不能健康发展，甚至会误入歧途。
这种干扰，有来自“左”的，也有来自右的。“左”是一种束缚，右也是一种束缚；“公有化”是一种禁锢，“私有化”也是一种禁锢。所以，解放思想既要冲破“左”的束缚和禁锢，也要冲破右的束缚和禁锢，即要同时开展两条战线上的思想斗争。
但是，无论从历史的还是现实的情况来说，我们遇到的主要是来自“左”面的干扰。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中国之所以主要是防止“左”，是因为：首先，从“左”的东西的社会历史根源看，我国曾经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这就决定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常常有各式各样的反映。小资产阶级极不稳定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华而不实，好走极端；在政治倾向上，往往因希望革命马上胜利而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所以历史上小资产阶级的广泛存在，是滋生“左”的东西的最佳土壤。其次，从“左”的东西对党的危害看，民主革命时期，三次“左”倾特别是王明“左”倾路线，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社会主义时期，从1957年到1978的二十年间，主要的错误都是“左”的错误，其中“文革”的全局性错误更是给我们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灾难，使党一度濒临全面崩溃的边缘。可见，在党内历时最久、为祸最烈的错误，不是右而是“左”。再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历程看，二十年来，几乎每前进一步，都得号召解放思想，打破种种传统的、僵化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枷锁，克服来自“左”面的阻力和障碍。因此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是鉴于中国的国情、我们党的历史和新时期实践的经验而提出的，是从全局和总体上看问题而作出的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基本估量，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和长远的指导意义。坚持这个论断，无疑是我们今天进一步解放思想的一个重要条件。
不过，我们对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也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即不要忘记它的前一句话：中国要警惕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过大量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的理论，是十四大概括的邓小平理论九个主要方面内容之一。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讲话和建党七十周年讲话中关于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的论述也并没有过时，近年来他的关于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等七个界限的指示同样仍然有效。应当承认，鼓吹私有化之类的右的思潮，在当前中国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对它保持警惕并非没有必要。近来报刊上出现的一些论点，就很值得商榷。例如：“第二次思想解放解决了姓‘资’和姓‘社’问题，第三次思想解放解决了姓‘私’和姓‘公’问题。”按此说法，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以后，四项基本原则可以不必再提了，十五大以后，就没有“公”与“私”的界限了。这是离开“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前提抽象地谈论问题，至少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又如：“只要政府代表人民利益，只要执政党和政权的性质没有变，那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按此说法，国民经济的性质不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决定的，而是由政治因素决定的，于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过时了，而且搞完全的私有化也无伤大局。这种观点显然是似是而非的。更有甚者，有的同志干脆把十五大精神归结为一句话：“大胆放手搞私有”。这就直接误解和曲解了十五大的精神。邓小平同志说过：“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 ”（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364页。）又说，“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79页。）。可见，我们今天一方面要强调解放思想，要侧重防止“左”的倾向，同时也要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统一起来，警惕出现右的倾向。要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解放思想没有止境，实事求是要始终坚持。只有这样，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才能在邓小平理论和十五大精神指导下，沿着科学的轨道深入、持久、健康地开展下去，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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