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一体化的制约因素及发展方向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东亚一体化的制约因素及发展方向_东南亚国家联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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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052(2004)03-0057-04

一、东亚一体化的背景及现状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欧共体成立不久,东亚就出现了主张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呼声,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无多少人响应,到了80年代才又重新活跃起来。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EAEG)的设想,但由于这个建议带有明显的排美倾向,日本、韩国也并不热心,致使该设想胎死腹中。真正触动东亚国家加快展开区域合作的是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它迫使东亚领导人不得不考虑就如何应对和防范危机进行合作。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只有联合才能自强,才能恢复和发展东亚经济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的挑战。

金融危机以来的东亚区域合作有三个里程碑:一是1997年12月东盟与中日韩三国一起和分别举行首脑会议,分别与中日韩签署《面向21世纪的合作宣言》,形成了后来的一个“10+3”机制和三个“10+1”机制。1999年“10+3”首脑会议进一步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表示要在经济、社会、金融、财政、人力资源、科技、文化、资讯、政治及跨国事务等方面开展“长期的、战略性的”合作。二是2000年3月“10+3”财长会议决定13国之间以双边货币互换方式共享外汇储备、共同抵御金融风险。同年5月,13国在亚行年会上签署《清迈协议》,进一步认可了这一决定。三是2001年11月东盟与中国首脑会议决定10年内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日本也迎头赶上,小泉首相访问东南亚之际,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倡议。

二、东亚一体化的制约因素与推动因素

东亚一体化之所以发展缓慢既有东亚自身问题,也有外界一些不利因素,当然东亚一体化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推动因素,这些年来这个地区飞速发展的经济联系就说明了这一点。从总体上来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东亚一体化推动因素在迅猛地发展,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的经验将会对东亚一体化产生重大的影响的,然而东亚也将根据自己本身的特点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一)从内部因素来看,一般而言,一体化至少需要区内国家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共同意识的形成、制度化框架的形成以及共同行为取向的形成。东亚地区在宗教文化、政治制度、地理历史以及经济上的复杂性决定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必然比其它区域更为困难。但是随着各国交流的深入,思想观念的转变,各国开始认识到协调一致行动的必要性。区域内产业结构升级及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效应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并推动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1.宗教文化因素。与欧洲北美不同,东亚地区的宗教文化非常复杂。长期以来宗教上除了儒家思想影响深远外,佛教、伊斯兰教的覆盖面也非常广。文化上东亚地区缺乏一种合作的氛围,一体化建设中遇到的难点之一就是主权问题。当初东盟在加入APEC时就曾提出三大条件,即避免法律约束力、不设谈判权、未来的协议不超过关贸总协定,而若以此为前提,就很难形成真正的区域合作组织。

但是在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也东亚各国的文化沟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而且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东亚共同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非常突出。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各国清醒地意识到,协调一致比单打独斗更能维护本国的利益,对话比军事斗争更能解决问题。

2.政治制度因素。虽然各国利益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但是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动力使各国对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都抱有希望。从日本来看,由于顾及到对美关系以及担心中国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更加强大起来担任东亚的霸主,日本对深层次的东亚区域合作似乎并不热心。然而如果没有所在地区的依托,日本就不可能实现其成为经济或政治大国的战略。因而借助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是日本的基本战略,它今后可能对区域合作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同时以双边主义来弥补多边体制的不足。而东盟则担心东亚区域合作将会削弱其主导权。中日韩三国的经济力量的总和是东盟整体经济的五倍,东亚重心北移引起了东盟的不安。出于对东亚合作主导权的担心,东盟还不想与中日韩三国走得太近。但与此同时对于区内中小国家来说,都希望通过地区合作来把中日纳入到统一的框架之中,以便在加以约束的同时使其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而对于中国来说,东亚一体化也是自身发展的需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的出口扩大,使得其他国家纷纷加强对中国的非贸易壁垒,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寻求更广大的商品市场,稳定进口来源地,确立中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实现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的优化必须参与东亚一体化进程。反之则容易在竞争中失去机会和优势,另外,对于“四小龙”来说,目前正面临劳工成本高昂、外籍劳工短缺等经济难题,同时,为实现产业结构的软化,急需将部分产业外移。这些都是推动一体化的强有力的因素。

3.地理历史因素。东亚国家众多,而且地理上分散性强,达成共同协议的空间小,大大增加了达成一体化协议的困难,例如对一国有利的政策也许同时也会损害另一国的利益。而东亚不少国家相互间存有积怨,至今仍缺乏真正的相互信任。特别是东亚各国曾深受日本侵略之害,而日本至今仍不作真正反省和道歉,并有意修改和平宪法,在“正常国家化”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此外,中日、日韩、中国与东盟以及日本与东盟之间也都存在戒备心理。日本鼓吹“中国威胁论”以及把台湾纳入与美国的共同防卫范围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日两国合作的障碍;大东盟的建立,给东盟各国的政治团结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经济相对落后、国内政局不稳的柬、老、缅等国入盟后,如何实现与大东盟一体化进程接轨的问题也是一直困扰东盟的难题。但是我想这些都不是阻碍东亚一体化的关键因素,历史上的纷争在世界各地都存在,并没有阻止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同样也不会对东亚一体化造成太大的阻力。

4.经济因素。(1)缺少核心国与中心货币。日本近年来经济低迷,再加上历史问题,很难担当领导经济发展的重任。而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经济实力尚有不足。由于缺少核心国,中心货币——亚元也就一直没有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东亚经济对外贸易结算中70%一直用美元,美元币值的稳定对出口影响很大。但是如果中国和日本能够冰释前嫌,像欧洲的法国和德国那样实现联合,则这个问题也很好解决,而中心货币也可以由人民币和日元联合担当。(2)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问题。东亚地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呈现出三至四个不同的发展层次:最上面一层是日本,它属于世界上总产值及人均产值量最高的国家之列;第二层是那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最有名的是“四小龙”;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紧随其后,属第三层次;最后的是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属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确定的特别贫困的国家。(3)各国经济结构问题。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日益接近,趋同化趋势日益加强,制约了双方的贸易的发展潜力。然而近些年来由于自发一体化的推动,东亚区内贸易与产业间贸易都在加强,分工模式由垂直型向垂直及水平混合分工发展,区域内相互投资增长也越来越快。东亚区域内产业结构层次分明并日趋复杂,雁行发展模式老化而伴随新的发展模式。90年代以后由于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导致经济增长相对停滞,产业升级步伐缓慢,而亚洲四小龙等新兴工业国家开始向周边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直接带动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引起原先垂直型分工模式逐渐向水平加垂直的复合型产业分工转变,并导致产业内贸易的增长。伴随产业结构的转变,东亚区域内部开始了贸易结构的调整,扩大内需以减少对美国市场的过度依赖。从总体来说,200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原来的6个成员国都予以相互免除关税,使彼此的贸易有进一步增加。与此同时,区域内相互投资非常活跃。以中国为例,在亚洲,日本是中国最大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一直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双边贸易不断扩大。区域内中国经济的崛起将使东亚地区产生一个共同的制造业中心。它将改变东亚传统盼“雁行模式”。新的模式将以中国为制造业中心,来带动东亚地区各个国家的共同发展,形成一种新的产业结构和布局。虽然东盟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发展空间中更为直接的竞争对手,但考虑到过去几年东盟各国宏观经济状况变动较大,所以东盟各国并没有显示出经济结构调整的迹象。从长远发展来看,各国的相互合作将是一个双赢的结果。东亚地区的工业化及产业升级几乎已经成为各国和地区的共同政策目标,为此,区域内投资与贸易的互补性必然倍受重视。(4)经济合作组织问题。现有的合作组织工作力度不够,对推动东亚一体化向纵深发展“心有余而力不足”。APEC较为松散,东盟能否保持时区域合作的强力推动势头,则格外令人关注。一是金融危机后成员国经济困难重重,国内政治经济呈现“非良性互动状态,推动自由贸易化的阻力加大。”二是内部整合难度较大。各国贫富差距明显,特别是后期入盟的印支半岛国家在经济上没有得到预期的好处,而预期目标不一致也就出现了不一致的举动和不和谐的声音。此外,成员国民族众多,世界三大宗教在东盟都有很多教徒,各国国内的民族及教派摩擦极易引发政治冲突,从而影响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和合作。

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另一种机制,即多边、双边协议近来发展迅速,各国积极参与唯恐落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地区或双边协议发展迅速。与多边贸易体制相比,地区或双边FTA障碍较小,易于达成协议并产生实效。就地区或邻近国家而言,促使经贸合作机制化有利于进一步发挥经贸台作的地缘优势。因而虽然日本对东亚一体化并未抱非常积极的态度,但是当日本首相小泉得知中国与东盟要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时候立即斥责他的内阁成员,并表示要马上商讨建立“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区”绝不落在中国的后面。

(二)从外部因素来看,东亚一体化的外部因素之一就是美国,由于美国对东亚的利益,其对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东亚一体化进程。虽然美国惧怕东亚的强大会危及其霸权,但是推动东亚走向一体化仍从根本上符合美国的利益。另外,世界范围内FTA的迅速发展和出口市场经济的不景气,早已使东亚国家感到了加强经济联合、谋求自强的巨大压力。

首先,从军事上看,东亚一些国家仍然高度重视美国的影响,认为美国是防范区域冲突的可靠保障,因此对完全由区内各国参与的这方面合作态度不够积极。日本和韩国是美国在该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东盟大部分成员国都与美国存在某种形式的军事合作。从经济关系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一直是东亚各国最大的海外市场,一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对美出口有直接关系。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对美出口比重甚至占其GDP的20%以上。东亚国家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要依靠美国。日本、中国和东盟每年都有上百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此外,美国经济对东亚的稳定有重要影响,比如美国的汇率波动就直接影响东亚的经济增长和贸易出口。一旦出问题,引起金融动荡,受冲击最严重的地区就是东亚。

美国在东亚地区主要有三个目标。(1)推动东亚地区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确保一个对美国开放的东亚市场。因此美国全力反对任何将其排斥在外的东亚合作组织的存在。(2)维护美国在东亚的主导地位,防止任何可能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国家或集团的出现。美国惧怕东亚实现双边的尤其是区域的经济合作,认为“如果中国的自然资源和人力同日本的技术和经济力量结合起来,这样所产生的力量将是无法阻挡的”。还警告日本说中日联盟“既会招致美国的敌意,又会使日本的邻国忧心忡忡”。美国的可能的做法是,一方面要继续维持对APEC的主导权,并提升APEC的功能或使之机制化,以利于其继续在东亚地区发挥关键作用,也就是以倡导泛太平洋经济合作来避免东亚地区成立类似欧盟那样的区域经济组织,以确保自己在东亚的利益不受排挤;另一方面着手与亚太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此为基础推动美国主导的亚太自由贸易合作,也就是要各个击破。尽管目前“10+3”倡导建立自由贸易区符合美国的利益和多边自由贸易的一贯主张,但美国决策层仍担心未来“10+3”有可能成为反美的政治、经济集团。

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美国在东亚还有一个战略目标即:(3)确保东亚的安全与稳定,保护美国在东亚的政治、经济、安全和战略利益。美国同东亚的相互依存越来越深,它只有积极支持东亚的区域化进程,促进这个地区改善政治经济关系,才有助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亚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实际上它对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也很感兴趣,认为中国融入地区合作有助于地区局势的稳定,而一个日益开放并争取取得邻国信任的日本则能为美国推行其亚太地区战略助一臂之力。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讲,东亚国家加速探索区域化的道路是被逼出来的。美国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加快了区域化的进程,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和APEC后,又向拉美和跨大西洋合作方面扩展。欧盟建立经济货币联盟后,积极向中东欧地中海和拉美地区发展,显示出竞争潜力。欧美在贸易金融和投资等方面越来越有意识地构筑自己的经济圈,展开竞争。这种大背景更反衬出东亚国家单打独斗的弱点,如果继续游离在区域合作进程之外天疑会有损国家利益。对照欧洲和北美地区合作进程的迅猛发展,东亚简直可以说是处于分割、分裂甚至是支离破碎的状态。2001年12月,世贸组织统计的地区或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已增至140多个,而在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亚洲的日本、中国、韩国、香港和台湾未参与FTA。

此外,面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集团经济形势的恶化,东亚各国合作自救的意识进一步强化,区域经济合作也随之呈现出加速发展的势头。中国和东盟决定建立CAFTA后,韩国立即表示要迎头赶上,金大中总统呼吁尽快把CAFTA扩大为“东亚自由贸易区”,让韩国、日本也加入进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东南亚时倡议在东亚地区建立“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经济合作区,而其成员范围除东盟、中日韩外还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三、东亚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从现实角度来说,东亚一体化必然是一个从经济(自由贸易区)起步,向社会、文化、政治、军事各个领域扩散的过程。东亚地区未来30到50年内可能出现的相对理想的状态是:“10+3”发展为东亚的欧盟,合作范围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外交等诸多领域;ARF发展为“东亚的北约”,合作重点在军事安全领域;在货币金融领域,亚元成为各国核算的基本单位。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未来的东亚一体化取决于三个因素:中国的崛起,日本的“正常国家化”和美国对亚太地区日益提升的关注。从目前来看,推进东亚一体化有如下几条道路:“10+3”(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三国),三个“10+1”(即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加快各国双边FTA的发展,次区域合作(如两岸以香港为中介来合作,然后再与日,韩,东盟合作)。笔者认为中国参与东亚一体化的政策选择可以分为上、中、下三策。

上策是发展“10+3”,而重中之重是处理好中日关系。在东亚可以中日韩为中心,用“三架马车”方式推动区域联盟,以避免两强领导权之争。或者说,通过发展区域合作,把中日两强结合到一块,再加上韩国作为平衡。东北亚地区是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重心所在,中日韩三国的经济总量占东亚地区经济总量的90%左右,可以说如果中日韩三国能够建立一个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则东亚经济一体化就解决了一大半,而且这三国在经济结构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互补性(中国有着广大的市场和投资场所,而日本、韩国也有比较先进的技术和较为充裕的资金)。现在中日韩三国已在东亚合作的大框架下,建立了三国领导人正式会晤机制,同意举行政府各部门部长级会议和设立工商论坛。在东亚,无论是从经济规模还是综合国力看,日本和中国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强化合作、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最近日本研究中心分析比较了日本与不同国家组合的九个方案,认为最可行的是由日、中韩与东盟国家组成“东亚自由贸易协议”方案,它可使日本的GDP增长率增加1.02%。当然中韩和东盟国家会上升更多。即使哪怕只是签订中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也会获益良多。然而三国在能源、农业方面冲突比较大,再加上日本国内经济一直低迷和存在历史问题,使东北亚经济圈的建立成为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对于如何处理好中日之间的关系,中国一方面可以绕开一些敏感问题(如农业),而在中日两国互补性非常强的领域开展合作并使之进一步升级,建立一些如欧洲的煤钢共同体之类的组织。中国需要继续致力于加深中日经济相互依存度。随着日本对华经济依存度正在加深,日本要摆脱经济困境已离不开中国的紧密配合;另一方面,利用日本的危机感中国可以大力发展与韩国和新加坡的经贸合作关系,在北部商讨与韩国建立东北亚经济自由贸易区,在南部推进与新加坡的合作,用南北夹击的方法迫使日本加强与中国的联合。

中策是发展三个“10+1”及加快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扩散。让东盟扮演地区联络枢纽和区内大国对话中介的角色,充分发挥其大国平衡术,这样更便于避免大国间的猜忌,在相互包容中增进亚洲国家间的民主合作意识。日本-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韩国-日本自由贸易协定等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扩散,也有可能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创造必要的环境。这种做法在现实中可能更有操作性,但和发展“10+3”相比,东亚一体化的进程要缓慢一些,而且即使三个“10+1”建成后,如何处理好中日韩三国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下策是主要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来推进次经济区域的广泛建立与合作。环日本海经济圈,环黄渤海经济圈,华南经济圈,新柔佛成长经济圈等等都是现在发展势头比较好的次经济区域。但是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要想单纯依靠市场来推进,东亚地区要实现一体化还要走非常远的路程。长期以来,东亚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一体化组织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对区域经济集团或区域一体化的肤浅认识和排斥,认为它们的封闭性和排外性有悖于多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因而各国极力倡导自相矛盾的“开放”区域主义和“软机制”。而从现实情况看,这种看法存在问题。借鉴欧盟的经验,东亚地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机构来主持推进一体化进程,反之完全开放的地区主义效果不佳,如亚太经合组织。同时,也要注意从官方,半官方及民间多渠道进行。

总结全文,笔者认为东亚一体化的进程尽管困难重重,但是由于其符合东亚国家的根本利益,再加上近年来出现的诸多有利因素,一体化进程会在不远的将来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必须融入到东亚一体化的进程中并发展地区大国的主导作用,为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与日本的联合,推动东北亚经济区的早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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