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在新时期以来获得了引人注目的显著进展，探讨的问题日益深广，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既具深厚功力、又具独特理论建树的学术佳作。这一学科的特点，是与历史学的发展道路和当前的方向息息相关，既要及时、清醒地对以往走过的学术历程进行反思、总结，又要自觉地反映时代要求，勇于创新，经过讨论和争鸣，共同把握好继续前进的方向。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文化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中国本来就是历史学发展的沃土，不但有历史悠久的优良史学传统，又有几千年长期连续发展、内容无比丰富的客观历史进程，还有一百多年来走过的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奋斗道路，其中蕴涵着难以尽数的研究课题，对此发挥大气力进行总结和阐释，不但能够大大丰富史学理论宝库，而且还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极其宝贵的借鉴。当前我们又处于思想解放和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的极佳时期，我们应当树立强烈的使命意识，以与时俱进的科学历史观为指导，努力对各种有价值的历史理论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进行新探索，从当今时代的高度做出新的概括，并力求提出具有中西学理融通意义的新表述。任重而道远，亟需学术界同行一起不断努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长期以来即关注这一学科的进展，为专家学者发表宏论提供园地，相信一定会得到广大作者、读者朋友的热心支持。本期专栏以“20世纪史学研究”为中心，一共组织了4篇文章，均为各位作者潜心研究而取得的成果，他们或是提出了新问题，或是采用了新视角，或是探讨了新的领域，读之颇能引人入胜。譬如，《关于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思考》一文，结合作者三十余年的研究实践，提出了史学史研究应当重视运用“文化视角”、重视贯通研究等理论问题；《社会史大论战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论析》一文，提出应将“社会史大论战”置于学术视野来考察，从而证明这场论战有力地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革命性和实践性相结合之特性；《沿革地理学向历史地理学的变革——史念海先生的主要思想与实践》一文，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探讨、总结了史念海先生数十年中是如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推动“历史地理学”这一新兴学科的形成；《缪凤林的通史编纂风格》一文，提出对缪氏学术的研究应有新的关注点，其撰著的《中国通史纲要》在史学思想上旨在激扬民族精神，而在编纂体裁上又作了很有启发意义的新探索。——各篇所论，均能发前人之所未发，新见迭现，相信能引起专家和读者的关注，并祈请大家就相关学术问题作广泛、深入的探讨。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4-0005-08 为了推进学术研究和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我们应当着力探讨中国史学演进中带有关键性的问题，要努力总结和阐释那些显示出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彰显民族文化的伟大创造力，具有当代价值，具有中西融通学理意义的内容、思想、命题和方法，以展示传统史学和近现代史学的成就和独具魅力，促进中国学术向世界的传播。这是中国学人的时代责任。围绕这些问题，遵循这一思路，我鼓励自己深入探索，并力求做出新概括、新表述。举例来说，有以下8项。 一、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 中国古代史学高度发达，但以往对史家、史著的研究，却有时容易局限于单科性的局部范围之内。因此，应当跳出这种局限，转换角度，“从文化视角研究史学”，即认识历史学的发展与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多向性的联系，因为它跟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社会思潮有着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将“史学”与“文化”作互动考察，即探究和评价一部优秀的史著应当与它所产生的时代之社会生活、民族心理、文化思潮、价值观念等结合起来，从而更恰当地揭示出它的思想价值，把握住书中跳动的时代脉搏。此外，对“史学”与“文化”做互动考察，还能够更加准确地评价优秀史家、史著的成就，丰富我们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和丰富蕴涵的了解，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华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和伟大创造力，提高民族自信心。所著《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史学与民族精神》《再建丰碑》《学术史沉思录》等书，对于《史记》《汉书》《史通》《文史通义》，以及《春秋》《左传》《日知录》，乾嘉考史三大家钱大昕、王鸣盛、赵翼，龚自珍、魏源、崔述等名家、名著，都力求提出新的看法，做出新的阐释。 二、深入探索，揭示史学演进的纵向联系和时代特点 史学史作为一门专史，对它的研究应当将深度开掘与纵向考察二者相结合。前者，是指对一部名著或一个时期的史学成就，应当从著述内容、编纂形式、同时代人的学术交往、史著与社会思潮的互动等项作深入的分析；后者，是指应将史著置于史学演进的长河之中做纵向考察，探讨它对前代学术的传承、对后代的影响，它由于解决了史学演进中的什么问题而构成了新的学术高峰。还需注意对学术界曾经提出过的一些看法作出回应，或赞成、引申，或解疑、辨难，通过学术争鸣，以推进真知。如《史记》，之所以被赞誉为“史家之绝唱”、“传统史学之楷模”，这其中除了司马迁本人具有雄奇的创造力以外，又取决于他对先秦各家学说精华的大力吸收，和对汉初多元文化格局的自觉继承。汉初思想家陆贾、贾谊、晁错等人吸收秦亡教训，谴责秦的文化专制政策，他们勇于提出自己的思想主张，同时重视吸收各家之长。如陆贾重视儒家“仁义”学说，又吸收道家、法家思想。司马谈撰《论六家要旨》总结各家学说，有肯定，也有批评，成为司马迁的重要学术渊源。[1]288汉初学术的多元化局面，是先秦百家争鸣的继响，是对秦朝文化专制政策的巨大超越，因而成为司马迁社会思想成长的肥沃土壤。当时，封建制度处于上升时期，具有蓬勃的活力，国家的空前统一，都为他的著述提供了极好的时代机遇，因而勇于提出“成一家之言”的目标，形成自由表达思想的高尚志趣。还有，以往有的哲学史教科书评价司马迁的思想倾向是“崇道抑儒”，实际上，我们结合司马迁生活的时代，却能从书中举出大量证据，证明他高度评价“六经”对于治理国家的作用，以“继《春秋》”自任，书中评价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标准均大量地以孔子的论断作为依据，其《孔子世家》系对孔子在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了全面的论述，所以梁启超称他是西汉时代独一无二的大儒!当然司马迁又善于吸收各家学说之所长，有拥抱全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他对道家的智慧和哲理也重视采纳。 再如《汉书》，本来历史上长期以《史》《汉》并举，但是在一段时间内，《汉书》的评价却处于低谷。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一度盛行“对立面斗争”的思维定势的影响，要肯定《史记》的杰出成就，称它是“异端”思想的代表，就要拿《汉书》作为陪衬，贬低它是“正统”思想的典型。这与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形大相径庭，需要结合中国史学的纵向发展与班固所处的时代环境做深入分析，重新评价《汉书》的历史地位。《史记》著成之后，成就卓异，人们仰慕不已，此后一百余年间只能“续作”，写出若干零篇。这些续作者自褚少孙以下有十余人，所作的工作自觉不自觉地被置于司马迁巨大成就的笼罩之下。他们并未意识到需要构建新的史学体系，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则“保存历史记载长期连续”的目的便会落空。试看，这些“续作”之大部分都已湮灭无闻，就是明证。班固既继承了司马迁的纪传体结构，同时又认识到“大汉当可独立一史”，因而“断汉为史”。在内容上提供了时代所需要的历史教材，在构史体系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推动中国史学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以前，有研究者对班固“宣汉”大加批评，认为他是在为封建皇朝唱赞歌。其实，与班固同时代的大思想家王充著《论衡》一书，内容有《宣汉》《恢国》《超奇》《齐世》等篇，都是在记述和赞美汉朝比前代的进步。并且他还尖锐地批评当时俗儒“好褒古而贬今”，因为他们生下来读的就是颂扬三代的书，“朝夕讲习，不见汉书，谓汉劣不若”[2]298，所以识古不识今。我们联系王充的大量论述，正可证明：班固是以其成功的史学实践回答了时代的需要。在历史编纂上，起自高祖，终于王莽，这一断代为史的格局正与以后历代皇朝周期性更迭相适应，所以被称为后世修史者“不祧之宗”，历两千年沿用不改。进而再深入探析《汉书》的内容，有大量史实证明，班固发扬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不为汉讳”；在对汉初历史变局和藩国由猖獗到废灭等历史问题的阐述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因素；有一定的人民性，尤其是对封建刑律的残酷作了深刻揭露；十志则在反映封建国家政治职能上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很有价值的看法。简而言之，我们结合纵向和横向考察，可以雄辩地得出结论：《汉书》是一部适应时代需要、继《史记》而起的巨著，在史学发展上无疑应占有崇高的地位。由于《汉书》的成功，自东汉至唐600年间形成了一门发达的“汉书学”。 三、对“经”与“史”作贯通考察 经史关系对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六经”乃中国文化之源头，是古代先民智慧的结晶。其中包涵着关于自然、社会以及人类思维活动的现象和规律之深刻观察和概括，影响极其深远，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六经”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处于独尊地位，成为政治指导思想和学术指导思想，因此，重视考察各个时代的经史关系，是深化史学史研究和拓展学术探索范围的关键之一。 《春秋公羊传》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既与史学的长期发展关系很大，又是解释《春秋》经的三传之一，在西汉和晚清时期曾两度大盛于世，但因时过境迁，当代许多人都对它感到陌生。公羊学说中既蕴涵着深刻的政治智慧和精微的哲理，又包含有隐晦芜杂甚至怪异神秘的内容。研究这套学说，就特别需要有思辨的智慧和剥离剔别的能力，才能于“荒诞丛中觅取最胜义”。公羊学说的源头，在于《春秋》之“义”，而《公羊传》对《春秋》大义的解释，便构成公羊学说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内核。再经过汉代董仲舒和何休的大力推演，更成为有体系的学说，以专讲“微言大义”而在儒家经典中独具特色。我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出公羊学体系的三大特征：(1)政治性，主张“大一统”，倡导适应时代需要而“改制”，“拨乱反正”，“为后王制法”，阐发经义以谴责暴君贼臣，关心民族关系；(2)变易性，提出一套含义深刻的变易历史观，强调古今社会和制度都在变，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时代越来越进步；(3)解释性，或称可比附性，其优点是善于解释，在阐发经书“微言大义”的名义下，为容纳新思想提供合法的形式，但大胆解释又容易造成穿凿武断、随意比附，这又是明显的弊病。[3]46-47[4]清中叶以后，研治春秋公羊学的学者甚众，有庄存与、孔广森，至晚清有夏曾佑、皮锡瑞等十余家，写出风格多样的著作，经过深入探究、辨析，我们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其演进脉络和本质特征。晚清公羊学说的展开，恰与清朝统治危机相激荡，又与新思想的传播相伴随、相呼应。它环环相扣，符合逻辑地有序展开，由庄存与揭起复兴序幕，刘逢禄张大旗帜，龚自珍、魏源改造发展，至达到极盛，成为近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倡导变法维新的理论武器。戊戌变法前后，好学深思之士都喜谈“公羊”。至20世纪初年，随着变法的失败，公羊学说在政治上的作用，虽然宣告终结，但它在思想文化层面，却成为中国学者接受西方进化论学说的思想基础，并且是“五四”前后兴起的“古史辨派”运动的学术源头之一。这些足以证明，紬绎春秋学说，对于深化先秦、西汉史学的研究和清代、近代学术史的研究，确实裨益甚大。 四、重视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主要功能在于，它能够推进我们的认识能力，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我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达到更加准确、更加深刻的层次。事物的特点和意义是相比较而存在的，而且会由于适当的比较而相得益彰。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流通的特点时，不仅研究它们本身，还将之与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比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作比较。比较不同时期的史学名著，就可以广泛地考察两者之间联系、继承、发展的各个侧面，更加清楚地认识它们的不同特点，以及各自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促使我们的认识更趋深化和更加正确。 如，《史通》和《文史通义》这两部名著同被称为“古代史评双璧”，但是章学诚本人却着意强调二者的相异之处，在其一封家书中说：“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言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5]92。但我们通过认真的比较研究，就能够深刻地认识到这两部名著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共同性：刘、章二人都重视总结史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践的发展；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通过比较研究来认识这两部书的共同性，对于史学史研究意义甚大，证明刘知幾和章学诚都重视历史体裁创新，凸显出中国史学有重视理论总结的优良传统，以之来指导史学实践，这就更加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更能深刻地认识到这两部著作的差异性，由此更深刻地把握唐代与清代史学所面临的不同特点和刘、章二位著名史家不同的学术个性：刘知幾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著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拓新路。他洞察到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乃救治之良方，因此主张大力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又如，魏源完成于鸦片战争时期的《海国图志》和黄遵宪于甲午战争前撰成的《日本国志》，同为近代史学名著。《海国图志》第二次增订本为100卷，全书包括论(《筹海篇》一至四)、图(各国沿革图)、志(《志东南洋海岸各国》《志大西洋欧罗巴各国》等)、表(《中国西洋纪年表》等)。《日本国志》全书共40卷，分为10篇“志”(国统、邻交、地理、职官、食货等)。假如从表象看问题，《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史地知识包括了亚、欧、美、非各大洲，而《日本国志》只专记日本一国，两书范围之广狭相去甚远，似乎不适于比较。其实，这是由于未能达到对两部史书深层认识之缘故。我们试就两书的背景、观点、内容、影响作逐层比较，即可以认识到：两部史书具有相同的主题，都不愧为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这两部书的编纂内容和体裁的共同特点，在于都创造性地运用典志体以容纳具有时代意义的新鲜内容。作为谙熟史书体裁特性和感觉敏锐的学者，魏源和黄遵宪都采取改造了的典志体来撰写史著。他们充分地发挥了传统典志体所具有的两大长处。一是它适合于反映社会史的丰富内容。典志体可以包容各种典章制度、天文、地理、民族、经济、物产、军事、外交、学术文化等。每一部分既可反映社会史的一个侧面，同时又可储备各种知识。在近代，迫切需要了解外国的历史、地理和制度文化，典志体这种史书编纂体裁恰恰能够囊括这些内容。二是灵活性。这种体裁没有固定的框框，可根据需要调整，可以灵活变通。 通过比较，我们能够进一步认识到近代史学发展的阶段特点。在近代初期，反侵略的需要十分迫切；而到了19世纪后期，则进而要求学习西方的制度文化。所以，近代初期的进步史家向往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而认识却比较肤浅；到19世纪后期，这种认识已变得比较深刻。在历史编纂方面，《海国图志》和《日本国志》虽有共同的特点，但后者的编撰技术则已显得更加成熟。 五、探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途径、阐发其理论意义 “传统史学”一词，大体上是指鸦片战争以前在中国文化自身环境中演进的、原有的史学。至鸦片战争后，则进入近代史学时期；而“近代史学”的正式产生，应以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以及在此前后出版的新型学术史和通史著作为其标志。“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基本格局迥异，近代史学无论在历史观念、治史内容等方面都有极其鲜明的时代色彩。由此之故，对于“传统史学是如何向近代史学转变的?”这一问题，研究者的看法很有分歧。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大开，西方思想大量涌入，使人感到格外新鲜。于是，有学者因对中国文化的自身价值认识不足，遂产生一种偏颇看法，认为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之间存在着断裂层，近代史学从理论到方法都是由外国输入，在编纂上也是摒弃了传统史书形式而从外国移植的。笔者认为，这种“断层论”、“摒弃论”与历史事实极不相符。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演进的轨迹清晰可寻，而转变的动力，乃在于传统史学内部有近代因素的孕育。研究这一“转变的中介”，不但内涵十分丰富，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进一步证明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近代具有一定的应变力，具有向现代学术转变的内在根基。 从清初顾、黄、王三大家，到乾嘉时期一批出色学者，以及继之而起的龚自珍、魏源等人，都为酝酿、推动这种转变做出了贡献。他们相继的努力汇集起来便创辟了如下的转变途径：(1)在历史观点方面，批判专制，憧憬民主，以及对公羊学朴素进化观的阐释；(2)在历史编纂方面，章学诚提出了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魏源、夏燮等史家则做出了成功的探索；(3)在治史方法方面，乾嘉史家严密考证的科学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可见，近代史学就是发扬传统学术的精华与接受西方新学理二者结合的产物。近代著名史家，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人，他们都是在勇于吸收西方新思想的同时，又都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之中，写出来的论著都是地道中国式的，所以才为学者和大众所欢迎。 六、高度珍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思想遗产 20世纪中国史家人才辈出、成果丰硕。由于得益于悠久的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滋养，又适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对话、切磋和启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献重见天日，凭借着这些难得的时代机遇，学者们辛勤耕耘，因而取得了众多佳绩，蔚为大观，这里既包含着对待祖国文化传统的正确态度，又包含着对外来学说吸收容纳的勇气和善于鉴别的眼光，是留给我们的极其珍贵的思想遗产。由于20世纪史家已经做出了大量的创新性、系统性研究，使我们对于中国漫长历史认识的广度、深度和准确度都得以大大推进，使我们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如何发展巩固、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以及国家治乱盛衰做出了总结，并且对各种制度的建立、沿革，民族关系的处理，历史人物评价以及学术文化的发展、变迁等重要方面的认识，较之以往要丰富得多和正确得多。20世纪几代学人的贡献，诚然功不可没!我们绝不能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积贫积弱而妄自菲薄，决不允许对先辈的遗产有丝毫的低估。20世纪中国史学遗产之丰厚体现在，不仅形成了“三大干流”，而且它们彼此之间又互相吸收、互相影响并互相推动。(1)新历史考证学派。它与乾嘉考证学派有继承关系，同时又接受西方近代史家重视审查史料、拓展史料、严密考证等观念的影响，代表性人物有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2)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其创始在五四时期，以后经过奠基、壮大，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确立其指导地位等阶段，代表性人物有李大钊、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3)新史学流派。以往，曾称前两者是“20世纪史学两大干流”，对于“新史学”则一般只关注它是20世纪初年由梁启超倡导、形成磅礴声势的重要学术思潮，而没能明确地认识到事实上它已经形成为一个重要“学派”。我们经过深入探究即能把握到，这一学派不但有影响巨大的领军人物、重要的代表性著作，而且还有共同遵奉的学术旨趣和明显的学术传承关系。构成“新史学流派”基本的学术特点是：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主张探求历史的因果关系和规则性；不局限于研治政治史，而要研究、叙述人类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史家要关心国家民族命运，著史要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重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拓展研究视野，扩大史料范围；重视历史编纂的创新，写出受大众欢迎的史著。不仅“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本人，其他人如萧一山、吕思勉、张荫麟、周予同、周谷城等，尽管各有其学术个性，而上述诸项又构成他们学术上的共性。不同学派之间并非互不相干、壁垒森严，而是互相吸收、相互影响。譬如，梁启超的史学方法影响了新考证学派学者，而马克思主义史家郭沫若、侯外庐等又很重视考证学派的成就。学派繁盛，各展风采，又互相取鉴，正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达的确证。更加深入地考察“三大干流”的形成及其影响，无疑是推进20世纪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推进对20世纪史学的研究，还需要着力解决一些难点和重点问题。如，唯物史观和实证史学都是为了探究历史的真相，二者之间绝非互不关联，更不是互相对立。唯物史观也强调搜集史料，要求充分地占有材料；同样重视对材料的考辨，去伪存真，重视史料出处的环境，重视甄别、审查的工作，务求立论有坚实的史料依据；同样遵从“孤证不立”的原则，遇有力之反证即应放弃，训练严谨、科学的态度，反对主观臆断，所得的结论必须经受住事后的验证，发现原先认识有错误迅即改正，决不讳饰；同样要求尊重前人的成果，同时又反对盲从，学贵独创，要有所发现，不断前进，等等。诸如此类，因为都是做学问的基本方法和原则，所以唯物史观与实证史学都是相通的。新中国成立后，许多研究者通过自觉学习唯物史观，收获巨大，能够对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学术问题做到，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以辩证的眼光作具体、细致的分析，互相联系，上下贯通，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解决了长期困惑自己的问题，获得真理性的认识。这些事实证明唯物辩证法的确是比传统思想和近代流行的诸多学说远为高明，唯物辩证法成为进行科学分析问题的理论武器。当时有一批40岁上下的学者，如徐中舒、杨向奎、王仲荦、韩国磐、邓广铭、周一良、谭其骧、唐长孺等史学俊彦，他们原本熟悉传统经史文献典籍，在运用历史考证方法上很有造诣，其具有科学价值的观念和方法，本来就与唯物史观相通；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又比传统学术、近代学术具有更高的科学性，以之为指导，能够帮助研究者更全面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全局，更深入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因此，这些学者得到科学世界观指导以后，极感眼前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学术研究达到更高的层次。这些年，有的人由于痛恨教条主义，而不恰当地将之与提倡唯物史观联系起来。关键在于，对教条主义盛行的原因应当作深入的具体分析。“十七年”中一度教条主义泛滥，其原因甚为复杂，除了研究者因经验不足、运用不当以外，主要的，是因当时受到政治上“左”的路线的影响、干预，以及其后“四人帮”别有用心的破坏。实际上，“十七年”中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学风，与教条主义恶劣学风相对立的，是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这是许多正直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像徐中舒、杨向奎、谭其骧、唐长孺等一批严谨治学的学者所坚持的，因此，“十七年”史学虽经历了严重曲折，但仍取得许多重大的成绩。令人欣喜的是，进入新时期以后，教条主义恶劣学风受到彻底清算，而实事求是、坚持唯物史观与时俱进的优良学风则更加显示出其蓬蓬勃勃的活力! 七、历史编纂学：新的学术增长点 传统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充分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巨大创造力，每一种体裁都有成功之作，世代流传。这些名著是历史家呕心沥血之作，其成功，既包含着进步的史识，渊博的学识，又蕴含着高明的治史方法和合理、严密的编纂技巧，这些具有宝贵价值的内涵都承载在历史编纂的成果之中。以往一般认为，史书的体裁、体例，似乎只关乎技术性问题。其实绝非如此。史书的组织形式与其内容、思想是辩证的统一，组织形式的运用，结构、体例的处理，体现出作者的史识、史才、史学，包涵着多方面的思想价值和深刻的哲理。白寿彝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中曾说：“史书的编纂，是史学成果最便于集中体现的所在，也是传播史学知识的重要的途径。历史理论的运用，史料的掌握和处理，史实的组织和再现，都可以在这里见个高低。刘知幾所谓才、学、识，章学诚所谓史德，都可以在这里有所体现。”[6]23这对于我们有深刻的启发。我们应当对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和特点重新给予恰当的定位：历史编纂学是一个时代史学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也是衡量史家的史识、史学、史才、史德达到何种水平的有效尺度。史家再现历史的能力如何?其史著传播历史知识的效果如何?在这里都直接受到检验。历史编纂学既是史学史研究的内容之一，同时，它又是推进研究史学发展的新颖视角和重要方面。通过深入研究历史编纂学，就能提出一系列新的课题，拓展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因而是重要的、新的学术增长点。近些年，历史编纂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已日渐增多，这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应当举起双手欢迎，并经过共同努力，尽快建立起“中国历史编纂学”这一分支学科。无论从主要史书体裁的发展，或不同历史阶段历史编纂的特点，或一些名著中对体裁体例的匠心运用等项，值得探讨的问题无疑很多，而其中我们尤应深入地探讨“编纂思想”如何体现和运用，作为推进研究工作的关键环节；因为史书的框架设计、体例运用，都是为了反映客观历史进程的需要，而精心安排，或作调整、改造、创新。故此，应当特别重视从“编纂思想”这一角度来深入揭示史学名著成功的真谛。所谓“编纂思想”，可以初步提出主要包括以下数项：(1)史家著史的立意，最著名者，如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7]2735，司马光之“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8]9739。(2)史家对客观历史进程的理解，并在史著中努力加以凸显。(3)史家为了达到再现客观历史的复杂进程，如何精心地运用体裁形式和体例上的处理。(4)史家的编纂思想如何与社会环境、时代条件息息相关。以此作为重要的切入点，再联系对风格各异的史学名著的独创性、时代性，不同时期历史编纂的特点，以及学者提出的观点主张等项深入考察，就一定能够不断获得有原创性价值的新成果。 八、大力发掘和阐释传统学术精华的当代价值 传统文化典籍内容博大精深，承载着古代先民观察社会生活、总结历史进程所得到的睿思和经验。历史是过往的社会生活，当今时代是历史的发展。现代社会虽然比古代远为复杂和进步，但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些最基本的内容和原理，古今是相通的，因此，古代经典中的精深哲理和先辈们的创造性成果，具有超越时空的意义，具有当代价值。我们应当大力发掘和阐释这些珍贵的原理、原则和精神，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并结合今天时代的需要进行改造和再创造，以大大增强民族文化的创造活力。对于古代历史名著，同样应当努力发掘、总结其中具有珍贵价值的思想、观念和方法，作为我们发展新史学的借鉴。譬如，《史记》创立的体裁以“本纪”为纲，其余“表”、“书”、“世家”、“列传”与之配合，体例完善，故被后代学者称誉为“载笔之体，于斯备矣”[9]27，又称为著史之“极则”。《史记》的体裁一般称为“纪传体”，实际上其本质和优长，是五体配合的综合体裁。以后历代正史的纂修者只知因循，不求创造，只会刻板地沿用体例，而丧失了运用别识心裁加以驾驭和灵活变通的能力，因而遭到章学诚的严厉批评，称之为如洪水泛滥，祸患无穷!章学诚由此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5]81。这就是：要创造性地发扬《史记》诸体配合、包罗宏富的体例特点，和根据记载客观历史变迁的需要，灵活变通、“体圆用神”的著史灵魂；同时，糅合纪事本末体的特点，以解决“类例易分而大势难贯”的严重缺陷。此后，梁启超、章太炎撰著中国通史的尝试和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都体现出朝着这一方向继续努力。至20世纪末白寿彝明确主张对传统纪传体实现创造性改造，用“新综合体”撰成12卷本的《中国通史》(1989-1999)，完成了既大力发扬传统史学精华、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成功巨著。 我们既有历经数千年形成的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又有100年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前进的优良作风，这两者是保证中华民族处于当今国际激烈竞争中繁荣、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恩著作中的基本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相结合而确立的正确方向。如何在实现现代化大业中，更加自觉地把这两个优良传统结合起来，是当前我们应该解决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课题。通过研讨，更加深刻地认识传统文化的精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二者互相贯通，使我们在大力弘扬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同时，更加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与时俱进，发展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我在2008年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一书时，专门写了一个题目：《传统思想的精华何以通向唯物史观》。我提出的基本观点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同样表达了历代人民大众的美好追求和理想，虽然未达到欧洲18世纪先进学说的高度，但其发展方向是相同的；这就成为‘五四’以后先进的中国人接受唯物史观学说的思想基础和桥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传统思想的精华，与中国文化形成的价值观的内涵深深地相契合，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中与时俱进地发展，一直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的重要原因”[10]36。并从传统思想中有丰富的唯物主义思想资料；历代思想家有大量关于辩证、发展的观点的论述，光辉闪耀，前后相映；历代志士仁人反抗压迫、同情民众苦难的精神；先哲们向往的大同思想4个方面，作详细论证。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同仁的肯定和鼓励。我愿继续对此探索，为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尽绵薄之力。标签：文化论文; 汉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读书论文; 史记论文; 春秋论文; 海国图志论文; 西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