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发展的十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学研究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研究，走过了曲折而又充盈着活力的十余年。在学术发展史上，这不能不算作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文学理论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教条的束缚，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想象，以敏锐的观察和判断，继承、吸收、扬弃、创造、推进，其成就有目共睹。但如果注目深层，从文学理论发展建设的全局着眼，我们认为还有一些相当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
1、建立本位话语
文学理论有四条线：一是西方文论，二是中国古代文论，三是马列文论，四是原理。如果单就文论史（作为一种学术发展史）研究来讲，可以说80年代成绩斐然。西方文论的译介，几大卷本的中国文论史的出版，马列文论的深入探讨，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辉煌。但是这种辉煌，由于原理建设的相对薄弱而显得有些象泥足巨人，根基不牢。
基础理论永远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点和标志。科学史是以其基础理论的阶段性发展为“生命链”的。而这种阶段性发展的前提则是思维方式的变革和理论范畴的更新。我国文学理论界由于老中青三代、特别是中年一代学者的努力，已呈现发展的良好态势。他们有的将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哲学基础，深入探讨了艺术反映诸问题；有的深化了“艺术生产”范畴的内涵；有的沿着“审美本质”的方向，提出“文学是审美语言的意识形态”的新论；有的将人类学引入文学研究，提出了“人类本体论文艺学”；有的构建了“主体论文艺学”；也有的写出了“文艺心理学”等论著。他们是有成就的。但从学科建设的总体，尤其是从长远的建设需要来看，则原理的研究还是显得比较薄弱，进展缓慢。而这正内在地决定和影响着文学理论乃至整个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令人忧虑的是，在80年代的文论界，仍是有许多人对这个关乎文学研究全局的深层理论课题缺乏强烈的攻关意识，以至造成文坛上当代西方文论话语称霸，而找不到“自己的话语”的现状。品读拉尔夫，科恩（美）主编的《文学理论的未来》①时，我们深深感受到他们那些论题背后的两个坚实的前提：一是西方哲学的发展，一是西方社会和文学的当前问题。前者特别凸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70年代的人文主义潮流的回归，后者凸现了晚期资本主义种种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意识形态问题，诸如黑人批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视野，等等。正是从这些坚实的前提中，理论家们提出自己的概念、范围、理论系统，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话语。这一点具有方法论上的参照价值，十分值得注意。例如，美国文论家J·希利斯·米勒指出，1979年以来，西方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与社会、历史等关系的“外部研究”。他毫不掩饰地讽刺了本文解读的乏味和令人疲倦②。面对西方文论研究的这种大规模的转变，那些曾经把本文研究视为唯一正途的思路显然碰到了难题。
我们认为，对西方文论要学习，要参考，但无须盲从。要从“当代西方的就是新的”的心理幻影中解脱出来。要紧的是站稳自己的脚跟。这里的问题是：中国的文学理论必须建立起自己的话语系统。
这就要回到我们民族自己的前提性背景：一、中国传统文论有几千年（至少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它在本世纪初已开始了现代转型，然而，历史没有提供契机让它转换并发展成用现代语言表述的便于传播的逻辑系统，以致于古代文论只是作为一种历史性对象被阅读、欣赏、阐释和研究，而未能作为当代理论的有机构成被吸收和转化。但是它的活力和潜能依然存在。由是，这个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史命题，也依然无可跨越地存在着。二、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文学演进的复杂现实所提出的严峻挑战，更是无法回避的时代命题。比如，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命运以及随之而来的相关的意识形态和文学理论问题，就是一个极富现实感的话题③。从这个丰富、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我国的文学理论家需要用自己的理论话语进行建构。这不仅是可能，而且是责无旁贷。
2、重新思考意识形态批评
当我们思考建立文学理论的民族的本位话语的时候，可能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现在是重新思考意识形态批评的时候了。这不仅因为，意识形态批评在中国以伦理本位为核心的悠久古代文化传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也不仅因为在现代文化传统中，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就是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更重要的，是文学自身的意识形态属性，是现实社会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的需求。很显然，同别的视点相比，意识形态批评具有更为深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依据，更切近文学的特点，也更切近社会接受心理，因而有着更多的包容性。
这里的关键在于：曾经有过的那种作为极“左”文艺路线的理论支点、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庸俗社会学为基础的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批评，必须坚决扬弃和否定；我们所需要的，是在批判继承的前提下重构科学的意识形态批评。
为了寻找科学的意识形态批评的样态，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的事可做。第一，回到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丢掉马克思主义。今天当我们带着新的人生体验和理论准备重读马克思（包括晚年的人类学笔记）时，是会有许多新的发现的。其实，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并不是独断的经济决定论，并不是机械反映论，并不是无主体的客体论和无偶然的宿命论。重新回到马克思，我们对其中的中介意识、主体意识、社会意识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人的意识，会产生特别强烈的感受。第二，思考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开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面对马克思未曾经历的新的社会现象考虑问题，特别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界定，对我们不无参考价值。其理论要点是：技术至上的意识形态理论，劳动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异化，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及危机理论（全面危机，包括生态失衡和技术进步引起的人的危机），等等④。第三，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当代形态，深刻而富有远见地认识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发展与危机，社会伦理的复杂变化，痛苦而又矛盾的民众心态，等等。
以上思路，至少可以启发我们为何重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的内容。这当然是一个目前尚难以说清的重大理论课题，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即纠正了阶级斗争决定论的片面性以后，当代意识形态理论必然以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为参考标准，并以人的这种发展要求为核心内容，由此揭示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揭示人性的发展与社会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进而同人民的全部生活（包括精神心理生活）融和在一起，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意识形态。文学的新意识形态批评也应该具有这样的特征。
3、树立体系意识
一位西方文论家讲，二十世纪是理论的世纪。确实是这样，那些创造性的文论著作，都是以理论体系的面目出现并构成了学术史的。理论研究，从根本上说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建立属于自己的理论体系（当然从非根本的意义上说，还有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等，又当别论）。这个目标，对于今天的理论工作者来说显得尤其重要。因为，一方面由于长期（古代、现代）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的学者一向重历史轻理论，重阐释轻创造，缺乏那种理论建构的热情和对思想的专注的关怀。因而至今很少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具有完整体系的理论著述；同时，几十年来那些我们曾经赖以安身立命的传统的思想理论观念已陷于“危机”，改革开放的新现实正急切地呼唤着新思想新理论的创构和建设。这样，构建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具有完整体系的新理论，或曰具有中国特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就成为一个迫切的时代课题。这个课题不解决，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建设是很难设想的。
在我们看来，欲完成建构理论体系的时代课题，需要克服两种思维路向。其一，是“模仿他人”的思维路向。在这种路向下，虽然也构建了“文艺××学”的理论系统，但并无己见，只是他人体系、概念的套用。其二“随心所欲”的思维路向。在这一路向上，有才气的作者是可以抓住一点灵感，一个观点，一段语录，一个口号，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写出颇富神彩的文章的，但由于缺乏作为“砥柱”的属于自己的核心理论参照，在学术上没有坚定的原则、操守和追求。关注对象（文学作品、作家、文学史、文论史）是文学理论研究的通常规范。正是在这里理论的创造者往往陷入迷茫。因此我们必须反顾自身。
4、强化理论建构的概念链
思想是理论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新思想便不可能有新理论。但是理论体系和建构并不单单靠思想，思想的大厦是由概念的砖瓦砌成的。学术史表明，新理论的创造是以新概念与新概念链为标志的。例如系统论、信息论、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美学、新批评等等，各种理论都有自己独特的概念，并形成互相连贯的完整的概念体系，以至于一提到某个概念，人们就会立即联想到它所属的理论体系。不可能设想，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一位有影响的理论家没有属于他自己的概念和概念体系。
自然，任何新思想新概念都不是突然间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对富有生命的相关思想概念借鉴、改造和创构的结果。不过这被“借来”的概念一旦进入新的理论系统，便具有了新的内涵，新的生命，新的质，而成为新理论概念链中之不可分割的有机一环。事实上，异质概念的契入和转化，正是新的理论概念系统的一种特征性现象。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在思想上受到韦伯和齐美尔的影响，书中主要范畴“合理化”和“被赋予的意识”来自韦伯，关于“物化”的论述则具有齐美尔的印记；马尔库塞的主要著作《爱欲与文明》中关于“压抑”与“升华”、“爱欲”与“死亡”、“表现原则”等一套词汇都是弗洛伊德著作中的用语；阿尔都塞著作中的重要概念“认识论的断裂”来自白歇拉，“依据症候的阅读法”来自拉康，“多元决定”则借用于弗洛伊德。这里的难题是如何将这些原本异质的概念自然有机地契入新的概念体系。正是在这个难题上，富有创造精神的理论家显出了运笔自如的高超。也正是在这个难题上，平庸的理论家显得力不从心。
解决异质概念的转化，构筑概念链的关键在于：要善于寻找元概念。所谓元概念，就是在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观察、深度把握的基础上集中提炼而成的一种切近本质包涵丰富理论信息的原生性概念。这个概念就如同一颗新理论的胚胎，它本能地孕含着一种未来的理论模型，由此生出相关的新的概念链。一个有远见的创造型的理论家，他的思维目标首先集中在探导和提炼对象的元概念上。然后，从元概念出发，借助高度的想象力和抽象力，把孕含于其中的理论模型设计并建构出来，形成具有自身逻辑起点、内在逻辑结构、气韵贯通、富有生机的完整的理论概念体系。在他那里，一粒元概念的种子，可以成长为枝干繁茂的理论大树。
事物的本质是多层次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如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探究，可以获得不同蕴含的元概念，形成不同特色的理论概念体系。举例来说，在相当深入的层面上，可以说“活动”是文艺学研究中一个很富活力的元概念。这个概念甚至能够影响到文艺学的总体架构。它揭示了人类艺术生产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在“活动”视界之中，文学可以包括作家——作品——读者——社会以及批评家之间的全部复杂关系。当然，这仅是一例。
5、关注“知识增长”
“知识增长”本来是科学哲学系统中的概念，也可以说是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西方科学哲学家们可以表述相近或完全相反的观点，但目标是共同的：他们专注于人类知识进化或进步的规律。
“知识增长”的话题，在我国科学界已经开始引起注意，但在文学研究领域还是相当陌生。有人试图说明此类问题与人文科学无关，其实不然，倒正是由于对这个问题的忽视，使我们在研究课题的选择和成果的评估上怠慢了一个真正带有权威性的标尺。在不明了选题是否具有推进性、突破性、前沿性、开拓性，也即是否有利于学科“知识增长”的情况下盲目写作，只能造成人才和智力的浪费。编年式的门类文学史写了一本又一本，大同小异的文学原理出了一部又一部，同一水平的文学评论结了一集又一集，就是证明。同样，不举起“知识增长”这根权威性的标尺，也就无法对科研成果进行真正科学的评估：那些量多质次，以重复他人甚至重复自己为能的“伪劣”产品的制造者，可能被戴上模范的桂冠；而那些量少质高（学界反应强烈、被正面引用率高，甚至被作为解决相关问题的依据等），以学术攻关探求“真经”为己任的创造型的学者，则有可能被遗忘在清冷的角落。这对作为一门科学的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是很不利的。为此，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加以特别的关注，并在科研管理和学术政策上给予保障。我们并不否认，在这个敏感的人文理论领域，要确立“知识增长”的公认的标准是不容易的。然而惟其不易，才有必要。不然，将无法避免历史教训的重演。
6、语言在意识形态构架中的契入
对新的意识形态批评的思考需要作开放的理解，我们认为应该将语言学研究引入其中。这个认识得益于西方的经验。
从本世纪初开始，西方哲学与文论中的语言学转向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到70年代新批评的衰落方告消歇。由于我们的封闭，至80年代初才感觉到了这个转向，也断断续续地发出转向语言、文本、符号、结构等的呼吁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是中国文坛这个“转向”的出现，是借于“外力”作用而非源自学科发展的内在压力。对它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西方学术的新鲜感和热情，所以它的历史的合理性往往被掩盖了。1985年曾有人倡言是“文学语言年”，结果被别的名目的“年”所取代，一个接着一个，来去匆匆，留下许多遗憾。
从我们民族的思想传统来看，似乎自身没有可能产生西方那种语言学革命的契机。这主要是因为深深的人文关切是它真正的内涵，也是它的历史价值所在。所以即使在韦勒克《文学原理》激发下，1985年出现的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倾向，也并没有转向真正的“内”，而是转向主体性的人文精神问题（人性、人道、异化、人的社会关切，等等）。这些本质上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社会性主题的变异。也许不会有一个独立的时间段，让我们在学习和真正了解了西方的语言哲学、符号学之后，再来倡导文学研究的语言学革命，因为当代西方文论的意识形态回归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参照。问题只能从语言与意识形态的结合角度寻求解决。关于这一点，美国文论家希利思·米勒在1989年写道：“下一时期文学批评的任务，将是在修辞学或文学内部关系研究同当前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文学外部关系之间作调停工作。”⑤从一种思想的发展线索来看，西方文论的这种语言与意识形态“调停”的倾向，很象是走完了一段“之”字形的道路，可以说是一种意义上的否定之否定。这并不是偶然的。它给我们的启示是：语言学的引进恰好成为补充、更新意识形态批评的一个契机；语言批评视角的加入，正是为了本文阅读的细致化和意识形态对象化的重建，并进而更好地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
语言作为文学研究的媒介，是“现实的图像”、“是描写现实的逻辑结构”。提倡加强语言研究的实质在于：提倡一种语言哲学精神，即科学的分析精神。当代人类学家认为：“语言主要是由一套全意识但极其复杂的规则和设计所构成的体系，它包含了人类对世界的知识，以及行动的原则。它也是文化中被探讨最多、描述最完善的片段，因此提供了一套关键性的线索，让我们知道人类是如何思想和了解，以及如整理其所知所信的东西”⑥。由此可知，对文学进行深入的语言分析，不仅可以把语言所涵盖的本文的意义、社会价值、审美理想、人生经验、道德水准、政治见识等，用较精细的形式确定下来，传达出去，还可以透视文化和人类的本质，透视文学创作和接受过程中主体深层和思维机制，揭示从生活原型到文学语言的转换，从而也有益于揭示文学研究中最为繁难的特殊的形象思维的过程。
7、确立“日常生活”的理论价值
片面的意识形态构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的和政策的构架，它不仅在操作层面上不关注语言学的研究，在精神层面上也排除了文学描写“日常生活”的理论价值。其结果，导致了历史意识的残缺失真，从而也使“意识形态”本身遭到曲解。
在我国，从“圣人生活”回到“日常生活”，这首先是一个历史的现实过程。我们增经批判过极“左”路线下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形象，其实在那个时代，这种不完整的人物不仅仅是艺术的存在，同时也是现实的存在。人的片面化在那个典型的年代里成为符号化的抽象物。这种现实，反映了人在自己灵魂深处“自觉”地对正常欲望和生活关怀的扼灭。人的片面化的扬弃，就是人的感觉和人的丰富的人性需求的全面苏醒。这个苏醒过程需要理论的说明才能彻底。
关于“日常生活”的理论研究，在国外已经进行得相当深入。卢卡契的《美学》(1963)、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1964)、《现代世界的日常生活》(1968)、阿格妮丝·赫勒的《日常生活》(1968)，以及霍克海默、哈贝玛斯等人的著作，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其中有些理论很有启发性。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至于关于日常生活的文学理论，则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匈牙利著名哲学家阿格妮丝·赫勒指出：“日常生活的模式包含有历史的常量，必须联系历史变量来考虑这些历史常量。”⑦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见解。在人类的整个社会生活中，日常生活是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在日常生活中，消解和溶化着一切重大的社会生活，历史的变量和历史的常量融为一炉。它以“日常”的方式蕴含并显示着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信息，于平淡之中包容着深厚。我们要确立一种观点，日常生活才是社会生活的全部“现象”。一切重大的社会生活主题都熔化、消解在日常生活中。文学没有理由将其剥离出来加以表达。
由此可知，那种认为日常生活与重大政治生活无关或相关甚少，或者认为二者互相疏离乃至对立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相反，文学创作只有对日常生活给予深度关注，才能在更深刻的程度上与现实感性的社会真实相契合。这意味着，文学从对社会的政治结构及其变革的优先性关注，转向到对社会历史进程的总体性强调。也即，文学从对人的片面化的关注转向全面化的关注。当然，这一历史过程，在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已经开始，新写实小说的涌现就是突出表现，但是，这种进行往往是以日常生活与“主题生活”（以社会重大历史事件为主题）的人为对峙作为条件的。于是“日常生活”又常常被视为“远离生活”的代名词，成为一种消闲和优雅的别号。这仍然建立在对“日常生活”的误解上。这种误解既有来自理论批评家方面的，也有来自创作家方面的。
这里所谓“日常生活”，是对“历史常量”、对历史总体进程的关注，也即关注对生活的文化批判，意识批判，日常生存方式（活动）的批判。所以它的主题的“重大性”在于揭示人的心理和心灵生存活动的片面性、局限性、以及对于建设人的个体再生产的审美价值的关注。所有这一切都建立在一种理想关怀的基础，即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挚信之上。文学没有了这一切，就没有了灵魂。不管以何种流派何种面貌出现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作家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倾注了对理想状态的一种憧憬，或者说，倾注了对自己个体生存状态的反思和热情。我们提倡确立文学描写“日常生活”的理论价值，决不是让文学丢掉“灵魂”，走向平庸，而是要让文学之“魂”符向“日常生活”之体，从而使文学走向真正的深刻。
8、重视偶然性
在自然科学领域，偶然性问题已经受到高度重视。著名的“蝴蝶效应”，讲的就是偶然性（微小的不经意的行为）可能引起最终无法预料的结果。它曾经是被称为本世纪物理学第三次革命的“混沌”理论的出发点。然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偶然性问题至今未能引起积极的关注。这种情况正影响着创作和理论批评的健康发展。其一，不能进一步从理论上指出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症结，以至此类作品屡批不绝并仍能通行无阻（特别是影视作品）；其二，由于缺乏理论的支持，那些关注偶然性的成功创作不能得到应有的肯定和发扬，其创作经验也难以总结和传播；其三，在文学理论的体系建构中，偶然性问题也不能得到应有的论述。
重视偶然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一种必要的回归。事物的普通性表现在个别性之中，所有的表现都是个别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也通过个别性表现出来。“必然的个别”与“偶然的个别”共存在一个时空场中。如果把一个人或一件事视为一个“信息域”，那么必然的因素与偶然的因素都应当是这个“域”中的成员。因此重视偶然性正是尊重了实际，符合了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否认排斥偶然性才是与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偶然性不只是一个看法，一种观点，它应当被理论化。它的被肯定实际是对教条的机械论批判的结果。我们还记得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偏斜的原子”的肯定。对文学来讲，它所关注的人生轨迹就更具有许许多多无法预料的“偏斜”了。这里的偶然性，不仅仅是指人的无意识、下意识心理所造成的活动，同时也指人的自觉选择所造成的无数个“偶然”后果。正是这众多的无可预料的“偶然”的加入，使生活变成既真实又神秘，既可解又不可解。这便是“偶然性”的价值。
重视偶然性，在文学创作上将引起思维方式的巨大变化。传统的创作理论重视必然、本质、规律，按照这种理论创作思路是：观察共相，归纳综合，提炼本质。这必然导至公式化、概念化。而从重视偶然出发，其思路则是：观察个别（包括心理个别），发现原型，发掘内蕴。这系思路把作家引向生活的深入，引向真正的艺术之路。因为偶然的现实中常常是那些“令人惊异”的特例（包括特异的心理现象）。这种“特例”，往往正是某一事物全身发展过程中某种质变的转折点，或者是原质中鲜为人见的层面的显露，载荷着大量生动新鲜的信息和能量，显示着事物深层的有机性、整体性和生命力。它虽然还比较原始、粗糙、朦胧、模糊，但内里跃运着一种生机，一种气韵，一种灵性，是形成于现实之中的艺术生命的原始形态，它的出现可能正隐含着文学创作的新突破。一切真正的艺术创造都是从发现偶然开始的。
重视偶然性绝不是“纠偏”的权宜之计，它应在文学理论体系中占有着自己确凿无疑的地位。
9、重提开放的现实主义
50年代，法共主要理论家伽罗蒂有过一本《无边的现实主义》，在斯大林时代，它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视界。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世界上出现的文学流派五花八门，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更迭不已，但是，大体上我们所能理解的广义的现实主义，仍是文学发展的重要或主要流派。特别在中国，它的主流地位从来就没有被别的什么主义和试验取代过。
这个判断不仅建立在历史事实之上，同时也有着中国传统思维的根据。长期的经验论与实用理性的思想传统，使得人们对文学的接受偏向于写实的风格。一个才情横溢的文学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各种样态的文学模式，但无法创造出具有历史和社会印记的主流读者。这种读者群是由历史创造出来，而不是由小说家创造出来的。
1983年，我们曾在一篇文章中预言了纪实文学的兴起，当时主要出自对读者心理的分析。改革开放的急迫的社会变革引起人们阅读心理的巨大变化。他们对“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模式开始失去耐心和兴趣，渴望通过文学更直接、更快速、更切近、更实在地了解生活，了解它的多样性、多层次性，也即它真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同时获得审美的享受。这就是“主流读者”对文学的新的要求和期待。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不同形式的带有探索和创新意义的现实主义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广泛的欢迎，甚至引起轰动的社会效应，而那些专注实验性的“先锋”小说，由于语言的晦涩和形式的怪异，则只能成为一种小范围的“沙龙文学”——尽管它们在文学生命系统中也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和不可替代的地位。
我们认为，具有深长历史渊源的现实主义，其生命没有熄灭，也不可能熄来；它的深层次地反映现实的本性，如同现实本身亘古常新一样，永远不会过时。这里需要树立发展的“现实观”。现实并不是一湾静止的死水，它是一个在时间长河中无限展开的过程。这个过程，说到底是人的无限丰富的潜在本质和能量逐步外显、逐步对象化的过程。人创造着现实，现实也创造着人。在这个人与现实的相互关系和发展中，现实变得日益丰富和复杂，人对现实（包括人自身）的认识也日益深化。今天，在人们的眼里，现实已经从政治中心走向社会全景，从重大斗争走向日常生活，从纯粹客观走向主客相融，从外部景观走向心灵世界，从普遍现象走向特殊现象，总之，现实变得多维、多向和立体化、世俗化了。这种新的现实观反映在文学上就是对传统现实主义观念的扬弃和改造，就是开放形态的现实主义新样式。这将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
需要指出的是，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创作实践中，现实主义已经形成了开放发展的态势。而有些论者还把一些富有“开放”特色的现实主义作品归入到“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野之中。这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是不利的。
现实主义的渊源深长的历史与生命没有熄灭，而由于理论的疲软，使它已经出现的新的样式处在自生自灭之中。然而，它的新的样态是一定要给以理论说明的。由于对哲学基础、方法论、思维视角、历史意识、文化精神等各方面已产生了新的认识，一种健全的、有生命力的文学理论和创作潮流，一定会蓬勃地发展下去，成为再一个十年文艺理论建设的重大的甚至是中心话题。
10、放眼新的人文精神
毋庸讳言，建设“开放的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正是本文的一个中心话题，也可以说是建立本位文学理论话语的一种设想。为了使问题再深入一步，我们不能不将目光转向建立这样一种新的理论的当代人文背景。
改革开放的大潮，将我国传统文化推至一个无可回避的“转型期”。在这个时期里，固有的文化矛盾尖锐而又紧张，人的价值失重和精神的无依托前所未有地浮现出来，造成一种不可等闲的危机感。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并非来自历史的普遍性，而是我国特殊的历史际遇的产物。在一个没有制度式宗教而传统的社会性宗教情绪又在历史发展中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精神危机”使思想和行为失范现象屡屡发生，是可以预料的。因此，从深远的历史发展需要出发，重提“建设新的人文精神”是完全必要的。这种新的人文精神，不是屈从于市场的“商业精神”以及肤浅的指导日常行为的“竞争意识”等等。它的独特的内涵，应该来自时代的深处，来自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来自人性的深处。
文学理论的建设无法脱离这种人文背景。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它所主张的精神之核应当具有当代性。文学理论不仅要架构和处理语言、主题、结构、情节等这样的技术性问题，更需要凸现精神的内涵。历史上各种文学潮流都不是纯技术的，特别在当今，世界性的返回历史和社会的趋向，使精神问题更为突出。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新的文化人格的建设。文学作品归根结底是写人，写人的精神的。那么，你的鞭鞑，你的揭露，你的同情，你的赞颂，你的写实，就会与人、与人的人格有关。这就规定了建构新的文艺理论，不能够漠视人格重建这个时代性的文学主题。
面对这样的现实，文学理论建设历史性地担负起心灵自我拷问的重任。理论家们不得不将探索的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个空前复杂和丰富起来，令人难以把握的心灵世界，并在积极的观察和探索中，寻求人格的重建之路。这自然首先要求理论家自身要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关注和研究精神现象的人是不能没有精神的。
注释：
①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
②参看《文学理论的未来》第121页。
③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文学的相关性研究，目前处在十分滞后的状态。这对于一个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讲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它首先涉及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分析。从严格的意义上讲，中国的文论家要做类似卢卡奇、富科、哈贝玛斯那样的工作。他们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使得文学理论成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一个敏感的契合点。参看：《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历史与阶级意识》（卢卡奇）、《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本·阿格尔）。
④关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热门话题的介绍，参看《最新西方文论选》（王逢振、盛宁、李自所编），中文书籍还有《文艺学与新历史主义》（社科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
⑤见《文学理论的未来》第121页。
⑥参见基辛(R·Keesing)著《当代文化人类学》，台湾巨流图书公司译，第216页。
⑦见《日常生活》，第2编，重庆出版社1990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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