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先睿[1]2016年在《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文中指出城市发展水平代表着国家的发展水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来了国家实力的大幅提升。但与城市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伴的,是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城市化重“量”不重“质”,唯经济论发展模式引发的诸多城市病,创新型科技发展投资不足,城市化发展水平不平衡,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贫富差距拉大,政府职能错位,“经济发展”与“道德滑坡”二律悖反,城市化发展模式的转变迫在眉睫。城市化进程中产生诸多问题,很大程度在于城市化各参与主体对城市化的本质认识不清,无法有效地抓住影响城市化的关键动力因素及其运行机制,从而做到有的放矢的选择适宜的城市化发展策略。在此背景下,任宏教授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本质论。论文基于此理论,回顾了国内改革开放前后的城市化历程,总结了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的阶段性特征与前人研究,从自然界的规律、人类的发展脉络以及城市化历程中,对城市化的本质即“智慧”的涌现与“力量”的聚集进行了深入辨析,指出智慧与力量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带来了力量的集聚,加速了智慧的涌现。结合对城市化本质的认识,论文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模式,指出“智慧”是城市化的源动力,“力量”是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基于该动力模式,对各研究中的城市化动力因素进行了识别与分类,将智慧分为科技智慧、文化智慧、教育智慧与信息智慧四个子类,将力量分为产业力量、体制力量、开放力量、市场力量、经济力量与社会建设力量六个子类,继而初步构建了城市化动力机制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对各城市化动力因素的作用机理进行了系统分析,提出了“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动力机制初始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依据分析结果对动力机制评价指标体系和动力机制模型进行了最终修正,确定了中国现阶段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并量化了各动力因素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程度,指出智慧是各种力量不断增长的源泉,是城市化“源”动力。社会建设力量对城市化有显着的直接作用,经济力量是连接社会建设力量与其余力量的枢纽,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经济力量是现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叁大主要因素。而体制力量、产业力量、市场力量、开放力量是经济力量的重要支撑,是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一般因素。在城市化动力机制模型相关参数的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基于“智慧”+“力量”的城市化动力水平综合评价模型,对中国各地级市与直辖市的动力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从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着手,分别分析了各城市的动力状况。结果表明,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偏低,城市化动力呈现东高西低的状态。各地区普遍存在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低水平现象较为严重,且经济力量相对好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的状况,城市化进程中重经济、轻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的现象较突出。根据各城市群中包含城市的动力均值大小,可将城市群划分为叁类。第一类城市群经济力量发展与智慧、社会建设力量大致相当,叁者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第二类城市群经济力量高于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且智慧与社会建设力量普遍较低。第叁类城市群则存在智慧、经济力量、社会建设力量叁者过低的情况,导致城市化动力严重不足。结合动力评价的结果,论文引入基于距离的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各市的城市化动力与城市化水平的协调状况进行了计算与排序,并运用矩阵分析的方法,对35个典型城市以及十一大城市群内城市的协调状况与城市化发展状况进行了相应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多数城市的城市化动力与现城市化水平较好地匹配,呈现一种协调的状态。但这种协调更多的是一种低城市化动力下的协调,是一种偏离健康的状态,如何全面地提升低水平的城市化动力,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根据动力协调矩阵分析的结果,十一大城市群中珠叁角、长叁角、山东半岛、辽中南、关中、武汉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问题区,京津冀、海峡西岸、川渝、长株潭、中原城市群多数城市处于偏离区,仅有大连、天津、苏州、无锡、武汉处于适中区,北京、深圳处于发展区,而杭州处于金牛区。最后,论文基于上述研究成果,提出积极培育智慧“源”动力、提升社会建设力量直接作用、充分发挥经济力量枢纽作用的中国城市化总体道路,并根据城市化动力协调矩阵,分别探讨了十一大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城市化发展策略,提出了不同的城市化动力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控制建议。
余美蓉[2]2017年在《长叁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新常态”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城市化已经步入中后期阶段,服务业发展作为城市化发展的后期动力,而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新时期下缓解经济下行压力,突破叁期迭加的发展瓶颈,推动形成新经济增长点的重要内容。因此,研究城市化与现代服务业的协调发展,对推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长叁角城市群是我国最成熟与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研究长叁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以长叁角城市群26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对2005-2014年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了长叁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特征。对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再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对协调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分析其区域特征和集聚特征,并划分四种地域类型,同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研究发现:(1)长叁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10年间呈现出波动式上升的发展态势,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且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地区差距在逐步减小;长叁角城市群城市化发展总体上呈现上升的趋势,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一定的稳定特征,表现为“之”字形的空间特征;(2)长叁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现代服务业是两者相互关系的主要推动力;(3)长叁角城市群的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且一直处于勉强协调状态,较接近于初步协调;两者协调发展水平整体上集聚态势进一步增强;(4)根据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将长叁角城市群各地级市划分为四种类型:相对协调型、现代服务业相对滞后型、城市化相对滞后型和低质均衡型。
颜华保[3]2008年在《南昌市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业互动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城市化是人口等资源要素向城市聚集的过程。南昌市城市化率从1991年的35.93%提高到2006年的47.05%,市区人口达到221万人,城市规模扩大一倍。快速的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发展相互促进,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因此,基于南昌市城市化进程,本文在阐述城市化与房地产业相关理论及述评的基础上,运用归纳和演绎、定性与定量、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首先对南昌市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业发展关系进行了定性分析,认为人口集聚导致城市化,从而促进房地产业的全面发展,并从微观与宏观层面分析了房地产业推动了南昌市城市化进程,指出房地产业塑造了南昌市宜居城市形象。其次,对城市化与房地产业互动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先选取南昌市商品房销售额及销售面积数据,比较房地产增加值、房地产增加值/GDP两者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进而把房地产价格引入时间序列,分别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性检验,得出房地产业促进了南昌城市化进程;并用房地产投资增长率指标,与城市化关联性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城市化与房地产业良性互动发展的结论。最后,运用城市成长管理与城市规划等理论,指出南昌市政府作为城市经营主体,房地产从业者参与城市经营,两者统一于政府政策,最终使南昌市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业协调并良性互动。
张文静[4]2015年在《对外开放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目前,关于中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是众多经济学和政策制定者所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说,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两件事:一是美国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在十八届叁中全会、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政府不断强调,积极稳妥的新型城镇化是稳定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之一,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传统的城市化理论认为,一个地区的城市化是国内经济系统发展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学者们开始关注对外开放对一个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因此,研究对外开放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并探索如何利用对外开放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现实意义的课题。鉴于此,本文以中国31个省市和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为样本,基于国际贸易理论、国际投资理论和城市化相关理论,研究对外开放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首先,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新型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现状进行分析。近年来,我国进出口的区域分布变化不大,东部沿海地区是我国进出口市场的主要聚集地,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虽然我国FDI大都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流入的FDI少一些,西部地区更少(重庆与成都除外),但是部分FDI开始向中部地区或西部地区转移。新型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京津冀城市群、长叁角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以及广东与福建的部分城市,然后中部地区的部分城市,最后是西部地区的城市。就全国层面而言,我国新型城市化水平呈倒“U”型的走势,整体城市化水平先是上升,然后又出现下降。其次,在二元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理论框架和计量模型,以我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3年的城市面板数据研究了进出口贸易对城市化的影响。其结果显示,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均显着有利于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且二者的作用效果基本一致;进出口贸易总额对人口城市化的综合影响显着为正,且这一综合影响效果显着高于单纯出口与进口影响总和。分地区的研究结果显示,各地区出口额与进口额对人口城市化影响均显着为正,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出口对城市化的作用大于进口,而在中部地区进口的作用则大于出口;进出口贸易对西部地区城市化的综合影响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进一步通过考察进出口贸易对人口城市化不同分位点的边际效应及其变化趋势发现,随着人口城市化分位数的提高,进口和出口贸易均呈现先增后降的发展趋势,且进口对城市化边际贡献的拐点出现在25%的分位点,而出口对城市化边际贡献在75%分位点处;进出口贸易对城市化的综合边际效应呈现先降后增的u型发展趋势。此外,本文还进一步研究进出口贸易对新型城市化指数的影响,结果显示:进出口贸易对城市化的综合作用比单纯出口和进口的影响效果更明显,且出口的作用效果明显大于进口,出口对新型城市化水平的影响由东向西依次递减,进口的作用在中部地区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进出口贸易综合作用由东向西依次递减。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随新型城市化指数分位点提高,出口贸易的参数估计均显着为正且基本呈递增趋势;进口贸易对各分位点新型城市化水平的影响先增后减,且仅在25%、50%及75%分位点显着;进出口贸易对各分位点新型城市化水平的综合促进作用均大于出口或进口时的情况,且随分位点增加,其边际贡献不断提高。然后,根据我国省际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研究对外贸易结构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其结果显示,无论是静态还是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均得出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能显着的促进我国总体、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西部地区的人口城市化进程。此外,以新型城市化指标为被解释变量时,其实证结果显示,对外贸易结构的改善有利于促进新型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以及社会城市化的发展,尤其在东部地区最为显着。而在中部地区对外贸易结构只有在10%的显着性水平下对空间城市化产生显着的影响,对社会城市化的影响不显着。在西部地区对外贸易结构对新型城市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经济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上,而对空间城市和社会城市化的影响不显着。接着,分析FDI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作用机理,并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FDI流入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其实证结果显示:在全国样本下,FDI流入会对城市化水平产生显着的正向作用。在分地区样本下,在东、中、西部地区,FDI流入都会显着性推动城市化进程,就影响效果而言,东部地区的系数大于中部地区的,而中部地区的系数又大于西部地区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随城市化分位点增加,FDI对城市化的边际贡献由低分位数向高分位数不断降低,这说明与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相比,城市化率较低的城市其FDI流入对它的城市化进程具有更大的推动作用。随着城市化率的提高,FDI的这种正向作用在下降。此外,本文也进一步研究FDI对新型城市化指数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全国样本下,FDI流入会对新型城市化水平产生显着的正向作用。在分地区样本下,在东、中、西部地区,FDI流入都会显着性推动城市化进程,就影响效果而言,也是由东向西逐渐下降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各分位点上,FDI的参数估计均显着为正且较为稳定。最后,根据相关研究结论,本文从进出口在城市化推进中的互补性、进出口贸易质量、提高外资综合优势和利用效益、优化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因地制宜地制定对外开放和城市化政策等方面提出对策。
俞静[5]2007年在《珠江叁角洲产业集群和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把城市化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要解决“叁农”问题,要加快城市化的速度,从长江叁角洲(长叁角)和珠江叁角洲(珠叁角)的经验可以看出,比较好的办法是发展工业产业集群。只有工业化发展了,城市化才有基础;产业集群发展了,就会带来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升。东南沿海一带最近20年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得益于这一地区产业集群的飞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珠叁角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也是经济最富有朝气和活力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跨入新世纪后,珠叁角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研究它的经济发展规模,探讨其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原因,可以为珠叁角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也可以为其它地区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和城市化,以及产业集群和城市化相关关系的研究进行了回顾总结,其次运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对珠叁角、长叁角、环渤海地区制造业部门的29个行业进行了产业集群的定量识别,接着又在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对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北京的城市化水平现状用层次分析法作了横向比较。之后对珠叁角产业集群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的机理进行了初步探讨。接下来对代表珠叁角的产业集群和城市化两组变量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并得出产业集群和城市化之间相互依存、互动发展的关系。之后选择以产业集群以外源型模式为主的东莞为例,对产业集群与城市化发展两者之间互动关系作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最后总结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并从完善区域支撑体系、加强区域内外合作、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创造与发展新需求并重等方面提出一些政策建议供参考。
刘艳军, 李诚固[6]2009年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机理与调控》文中研究表明首先提出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概念,通过分析1953-2005年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过程与偏差,构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强度系数模型、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机理模型,探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形态及空间效应,并划分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的地域类型。研究表明:1953-2005年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变动整体呈波动性变化,城市化与非农产业发展存在一定的偏差;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系数不断增大,表明城市化对产业结构演变的响应强度在不断增大,产业结构演变城市化响应强度具有空间差异性;城市经济密度提高、城市人口密度和规模的扩大以及区域人口数量的增长是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变化的主要动力因素;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形态包括各类开发区、都市经济区、城市产业整合体、交通经济带、资源型城市和口岸型城市等,各类形态的发育对产业结构演变发挥了重要的空间效应;东北地区可以划分为大城市地域、资源—加工地域、传统农业地域、边境口岸地域、生态环境脆弱地域五种地域类型,产业结构优化与城市空间的整合、协调是各地域类型的主要调控模式。
李松霞[7]2016年在《新疆城市化发展质量时空分异规律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十叁五”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更是城市化由规模强度向质量内涵转型的关键节点。如何根据区域资源环境禀赋、生态承载能力和区位地缘条件,发展具有地域特色和分工职能的城镇体系,是提升我国城市化发展质量重大课题。新疆资源优势明显,区位和地缘位置突出重要,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资源储备区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新疆城市化健康发展深刻影响着西部国土安全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在城市化发展初级阶段,如何总结发达国家和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成败经验,结合自身在国际、国内及区域分工的地位和作用,通过统筹协调、合理布局、有序发展各级各类城市,提升区域城市化发展内涵质量,对新疆实现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根据城市化发展理论、空间经济学理论、城市化空间发展基础理论及中国城市化空间分异基本规律,结合新疆城市发展区域特点和现实问题,在准确界定城市化发展质量内涵基础上,从人口发展质量、社会发展质量、经济发展质量、生态环境质量、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五个维度构建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赋权、动态评价、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方法、空间计量模型等,综合测度了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发展质量,动态分析了近11年新疆城市化空间分异过程、格局,实证研究了新疆城市化空间分异特点及规律,探究了新疆城市化发展空间秩序及分异规律,在借鉴国外典型城市城市化空间发展经验基础上,尝试性提出了提升新疆城市化发展质量的对策建议,为新疆新型城市化建设、实现“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目标提供科学依据。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新疆15地州市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各维度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增长缓慢,区域差异显着,协调水平较差,阶段性特征明显。凸显新疆城市化发展的政府主导地位,以及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变化、城市化发展历史阶段所决定的特点。经济、社会和人口维度是城市化发展质量的主要动力,生态环境和城乡区域协调贡献度偏低,新疆城市化处于传统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口、经济、生态环境维度的差距大于整体差距,而社会、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差距小于总体差距,并呈扩大趋势;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质量维度以2007年为分水岭,而人口和城乡及区域协调发展维度分别以2008年和2006年为界,各自划分为两个阶段;北疆与东疆、南疆的差距较大,但近几年有缩小趋势;11年来15地州市各维度协调水平较差,整体处于失调阶段,且以2007年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新疆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各维度层级特征明显,呈现明显的南、北疆空间差异格局,且以天山北坡经济带为核心向北、南方向逐渐递减的“中心-外围”空间分异特征。凸显新疆城市化发展的行政依赖性、交通依赖性和区位依赖性。除了社会和生态环境质量维度外,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其余维度较低质量层级主要分布在南疆的喀什地区,形成新疆整体发展的“低洼”区域。而较高质量层级集中分布在北疆区域的天山南北坡沿线,尤其是天山北坡中段;各州市城市化发展质量及各维度聚集程度呈减弱趋势。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质量维度呈随机分布,人口、经济、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维度与城市化发展质量格局及空间分异特征相似且聚集特征显着,呈现南、北疆空间分异格局;各维度中只有生态环境与城市化发展质量关联性有上升趋势,且经济发展质量较好地区对应较低的生态环境质量。第叁,新疆各地州市与相邻区域之间的空间效应从扩散或溢出效应到空间相互作用,且不同时期影响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的因素各有侧重。从2004年的空间滞后模型到2014年的空间误差模型的显着性,表明各地州之间的空间效应从空间扩散效应转换为空间联系;2004年,人口因素、交通区位、政府政策及地区间空间溢出效应是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而资源的过度依赖及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城市化发展质量;2014年,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因素、交通区位及相邻地区间的联系强弱是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而水资源的约束和缓慢的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发展滞后以及政府的过度干预等影响城市化可持续发展;人口因素中的人口素质指标和交通区位中的通讯设施指标始终是城市化发展质量空间分异的主要因子。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提出:新疆应围绕国家“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战略目标,抓住新型城市化建设历史机遇,立足新疆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时期的地缘区位和通道走廊优势,科学发展、合理布局各级各类城镇,完善优化城镇地域体系和空间结构,培育现代城镇功能和互联互通网络;重点建设北、中、南叁条国际化大通道上的节点城市——国际、国家及地方性枢纽城市,把乌鲁木齐市、喀什市、霍尔果斯口岸等建成新疆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国际化都市(群),通过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实体经济、服务贸易与“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有机融合,来支撑、辐射和提升新疆城市化发展质量和水平;大力发展绿洲生态型中心城镇,建设空间组团或团聚型现代城镇体系,积极培育与生态承载、地域优势和集聚规模相适应的城市经济功能和要素,并将其有机地融入国际化都市建设中,形成经济分工与社会职能、人口集聚与生态承载彼此协调、互利共生的城市化空间发展秩序。
吴雪玲, 邓伟, 谢芳婷, 张继飞, 杨勇[8]2013年在《四川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通过四川省改革开放以来的产业结构演化及其城市化响应过程分析,揭示不同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特征,为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提出"第二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系数R(2)"和"第叁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系数R(3)"2个概念,分析了四川省改革开放以来二者的变化特征,探讨了不同产业与城市化过程的内在联系。根据不同产业发展的城市化响应水平的关联情况,将四川省21个市州划分为3类:一致响应型、偏R(2)响应型、偏R(3)响应型。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逐步回归法确定产业结构演变与城市化响应的主要关联因素,探究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城市经济密度、空间集聚能力、人口集聚能力和城镇体系水平是影响四川省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因素,据此对不同类型区域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对一致响应型区域统筹城乡经济,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偏R(2)响应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应控制城市规模,加快第二产业发展;对偏R(3)响应型区域应调整城镇体系,加快第叁产业发展。
吴文钰[9]2014年在《政府行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从政府行为视角分析中国城市化的进程、特征及问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五个方面：(1)从理论层面探讨政府行为与城市化的关系。从分析城市化及动力机制的概念、内涵以及政府的概念和内涵基础上,从城市化行为主体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分析城市化的理论框架,即在政治经济体制框架下,政府、企业、个人和家庭及其自身行为、内部关系及互动、竞争等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塑造了不同的城市化模式和特征。(2)构建中国政府行为与城市化的研究框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具有其独特性,政府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的,在经济社会活动中,政党现象明显；不同层级的政府权力结构具有相似的结构；政府对经济社会活动具有极强的控制能力,中央政府通过对地方政府、企业、社会的影响从而影响城市化的进程和特征。(3)从国家层面分析中央政府行为对城市化的影响。主要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变动、与企业和个人关系的变动进行总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就中央政府的城市化战略、城市化相关制度和政策等进行分析和述评,剖析中央政府作用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现状特征。(4)基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的区域城市研究。从地方政府行为视角分析地方政府行为对城市化中的作用及地方政府与城市化的区域差异。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省级政府行为对城市化的影响。(5)以长叁角为例分析地方城市化及政府的作用。在长叁角城市化过程中,中央、两省一市一级各市政府均起了重要作用。在分析长叁角16市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差异的基础上,分别就不同层级政府的作用进行了分析。(6)基于政府行为探讨城市化问题的根源并提出对策措施。尝试探究城市化问题的体制性根源,进而提出推进制度创新进而引导城市化健康发展的对策措施。本文研究遵照问题提出——文献综述——理论框架构建——实证分析——对策研究的研究路径进行研究和篇章安排。全文一共分为九章。章节安排如下：第一章为绪论,是本文研究的基础。主要阐述本文选题的主要依据和研究设计。说明本文的现实和理论背景、研究意义,阐述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第二章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进展综述。主要就从城市化动力机制的相关学科研究背景再到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国内外研究进展的重要文献进行分析比并总结归纳和评论,指出现有研究的不足。第叁章为政府视角下城市化理论的重构。分析城市、城市化和城市化动力机制、政府行为等概念内涵、相关理论,之后就城市化与政府行为进行关联性分析,提出包含政府行为主体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分析框架。第四章主要分析中国城市化的政治经济体制背景,并构建出政府行为视角下分析中国城市化的研究框架。第五章主要从中央政府行为层面实证分析其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第六章实证分析地方政府行为对中国区域城市化的作用机制。第七章以长叁角为例分析长叁角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及城市化中政府的作用机制。第八章分析城市化问题的体制原因,进而提出促进中国城市化健康发展战略建议。第九章为研究结论、不足和进一步研究之处。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1)政府是城市化的重要行为主体,政府行为对城市化具有重要影响。(2)政府行为是分析中国城市化的重要视角,从政府行为视角可以较好地解释中国城市化进程和现状特征。(3)中央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基本路径。(4)地方政府竞争有力地促进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但也带来了负面效应。(5)中国城市化很多问题与政府行为有着直接的关系。(6)要推进城市化健康发展,需要从政治、体制、制度等多方面进行变革。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1)研究中国城市化的新视角。本文从政府行为视角对中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进行分析,将政府行为视为影响城市发展的内生机制,从政府行为视角对中国城市化进行新的诠释,无疑,这样的视角有助于更好地理理解中国的城市化现象。(2)中国城市化研究的新框架和新诠释。从城市化的行为主体企业、个人和政府出发构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安排——行为主体行为——互动博弈——经济变化——城市格局变化的研究框架,并在这个框架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并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行为对城市化的影响。(3)城市化问题的新分析和新思考。通过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很多问题与政府及其行为息息相关。要从根本的政策体制机制上进行改革,破除阻碍城市化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才能保证可持续的发展。
刘嘉汉[10]2011年在《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发生转变的过程,是非农产业和人口集中化、集约化、高效化以及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演变的自然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方面,城市不断集聚人口和产业,城市文明日益提升,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另一方面,城市不断辐射和带动乡村,城市文明日益扩散。因此,从理论上讲,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有更多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在农业产出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民收入会相对提高,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会呈现缩小趋势。但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城镇化进程呈现加速发展的势头,城市化水平由1978年的17.92%较快提升至2010年的49.68%,与此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却从1978年的2.56扩大到2010年的3.23。城乡发展差距的扩大,必然加深城乡之间的矛盾,严重制约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立足于中国国情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党的十六大首次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此后召开的党的多次全会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又对这一战略作了强调和提升。为落实这一战略,中央在2007年6月正式批准成都、重庆为全国首批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国家层面上展开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一轮探索。2009年5月,国务院在批复“十二五”期间将全面实施的《成都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时强调：要加快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尽快在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一体化等方面取得突破,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融合。在统筹城乡背景下如何实现新型城市化?成为时代提出的新的命题。本文选题,正是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乡差距逐步拉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正式实施、城市化质量水平有待提升的背景确定的。论文以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基础,以统筹城乡背景下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为研究视角,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分析、计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城市化、城乡统筹、新型城市化的概念、理论、实践等进行了阐述,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新型城市化的模式、机制、与传统城市化的差异,以及成都在具体实践中的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进行了分析,并对统筹城乡背景下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进行了思考,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本文内容在结构安排上,大体按照从理论研究到实证分析的顺序展开,共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论文的理论基础部分,共分为四章。其中：第一章,导论：概要交待本研究课题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思路、结构安排、研究范围、研究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等,形成对本研究的基本认识。第二章,文献综述与基础理论：回顾评述了国外和国内学者关于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概要阐述了城市化的涵义及相关概念、城乡统筹的概念和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理论,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叁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与机制研究。在对城市化机制理论进行阐释并对传统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和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机制与发展模式作出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政府与市场的选择中构造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中国新型城市化新机制的理论主张。第四章,国外城市化道路选择与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启示。该章主要选取6个典型国家进行模式研究：英国是第一个完成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的国家,美国是当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是与中国毗邻且人口、文化特点相似的国家,印度和巴西是与中国处于相同发展阶段和具有类似城市化特点的国家。对这些国家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系统阐述和客观比较,从中找出其共同的特点和不同的规律,得出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经验启示。第二部分是论文的实证研究部分,共包括叁章。其中：第五章,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反思及新型城市化实践命题的提出。采取纵横结合的方式,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城乡关系演变、中国传统城市化模式的特点与问题,并在对中国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的反思中,提出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发展方向和正确处理城乡关系是新型城市化道路选择的逻辑起点的主张。此章主要为新型城市化命题假说的提出寻求经验数据支持。第六章,建国以来成都城市化的历史演变与回顾。该章是对成都城市化道路的过程分析和现状评价,目的在于更为清晰地了解和把握成都市结合国内外城市化的经验与教训,积极探索新的发展机制,最终走出一条具有典型意义的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现状及其演进过程。本章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城镇体系空间布局的发展与演进,二是城镇主体功能分工的发展与演进,叁是人口城市化的发展与演进,四是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的发展与演进,五是城市化进程中政策的发展与演进。第七章,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在条件分析的基础上,主要从五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成都市在全面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不断提升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过程中,探索形成的新的城市化发展模式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加以论述：一是统筹城乡发展中成都城市化模式的生成背景,二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轨迹和阶段性特征,叁是成都新型城市化模式探索的主要内容,四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效果评价,五是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经验与启示。第叁部分是论文的政策研究部分,内容集中在一章之内。第八章,推进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的思考：在前面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章探讨了成都新型城市化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并由此提出了解决问题、消除差距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以此为本文收尾。本文力求在以下方面体现出一定的创新性。在研究视角上,论文重点从新型城市化机制的角度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展开分析,实现了研究视角的创新。在理论研究上,本文在梳理城市化与城乡统筹相关理论、厘清新型城市化模式的形态和本质的基础上,尝试性建构了新型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架构。在实证研究上,本文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作为实证研究对象,将城市化与统筹城乡发展的一般结论应用于对成都统筹城乡进程中推进新型城市化道路的实证分析之中,详细剖析了成都市结合统筹城乡发展的推进,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生成背景、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经验启示和问题差距等,力图通过对典型区域的研究,为成都乃至中国未来完善统筹城乡发展机制、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提出具有一定现实可行性的思考。由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城市化问题涉及范围都较为广泛,限于本文的篇幅和作者的水平,本文仅选取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作为重点案例,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问题进行分析,对其他地区的情况还涉及不多,对与成都的对比分析还较薄弱,由此可能导致对统筹城乡发展与新型城市化问题的把握不够全面和准确。其次,论文在实证分析中,运用了不少经验数据和数量指标,但所使用的计量分析工具还不够先进和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到分析的精准性。此外,统筹城乡和城市化的实践均处于飞速发展变化的过程,本文尽管力求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但受精力和条件所限,对相关材料的掌握尚不充分,对发展动态的了解尚欠及时,某些概念的阐述还不够系统,某些问题的论述还未尽其详,一些材料的选取还难言准确,一些数据的使用还不定恰当。这些,只能留待今后再择机加以弥补了。
参考文献：
[1]. 基于“智慧”+“力量”模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其评价研究[D]. 马先睿. 重庆大学. 2016
[2]. 长叁角城市群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研究[D]. 余美蓉. 江苏师范大学. 2017
[3]. 南昌市城市化进程与房地产业互动关系研究[D]. 颜华保. 南昌大学. 2008
[4]. 对外开放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研究[D]. 张文静. 湖南大学. 2015
[5]. 珠江叁角洲产业集群和城市化互动发展的实证研究[D]. 俞静. 浙江工业大学. 2007
[6]. 东北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机理与调控[J]. 刘艳军, 李诚固. 地理学报. 2009
[7]. 新疆城市化发展质量时空分异规律研究[D]. 李松霞. 石河子大学. 2016
[8]. 四川省产业结构演变的城市化响应研究[J]. 吴雪玲, 邓伟, 谢芳婷, 张继飞, 杨勇. 地理科学. 2013
[9]. 政府行为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研究[D]. 吴文钰.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10]. 统筹城乡背景下的新型城市化发展研究[D]. 刘嘉汉. 西南财经大学. 2011
标签：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论文; 经济理论及经济思想史论文; 城市化水平论文; 中国城市群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经济模型论文; 产业结构理论论文; 成都发展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空间分析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现代服务业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区域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智慧产业论文; 经济论文; 生活方式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