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的身份赋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教育的身份赋予，即教育对人具有赋予身份的功能。通过接受教育，个人完成一段学习的经历，得到一张文凭，在社会学意义上其实就是获得了一种教育身份，这种教育身份，就象民族身份、法律身份、性别身份以及文化身份等一样，同属人的社会身份的一部分。
教育具有赋予个人身份的功能，这是一种事实，一种千百年来就存在并成为教育发展内驱力之一的事实，一种在今天呈现出新的特点的事实，但奇怪的是，出于种种原因，我国教育理论界似乎很少甚至完全漠视教育身份功能的存在，更谈不上去研究和探讨它，好像一旦触及这个问题，便会背上助长“文凭热”的坏名声，更在骨子里隐藏着某种担忧和焦虑的想象：承认教育的身份赋予功能就等于贬低了教育的其它功能，就等于放弃了教育自古以来负载着的神圣使命，就等于把教育降格为一个发放文凭的证书机构。所以，人们干脆视而不见，仍然一味沉浸在各种听起来比较正当比较光彩的教育功能的论证上，譬如个体培养功能、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功能等。
其实，对于教育理论研究来说，面对着一种极为平常的事实而保持沉默和消极适应，这确实是相当尴尬的。在“文凭热”已热得烫手的中国，在各式各样的相关评论铺天盖地的情势下，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研究，为什么不能有积极主动的作为呢？为什么不去发挥理论的力量而对其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呢？为什么不能发挥教育的身份功能（文凭授予）的积极的一面同时应对其消极的一面呢？本文尝试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围绕“教育身份”这一核心概念，揭示教育身份赋予功能的具体表现和特点，并探讨教育在当代“学历社会”中的正确的角色定位。
一、身份授予：教育功能的新诠释
以往的教育学、社会学理论对教育功能的关注并不少。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的教育理论界有关教育功能研究的领域一直都不寂寞，甚至还时不时掀起阵阵热闹，但所有的讨论不外乎集中于两点，一是教育的社会功能，如经济功能、政治功能、文化功能等，间或也论及成层功能、社会选拔功能；一是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如传授知识、发展能力、培养个性等。几乎未见有人把教育功能与身份联系起来。至于国外的理论，教育界的探讨也不多。有关论述主要出自社会学界。美国的社会学教科书提及教育（学校教育）的功能时，大体上包含这几项：社会化、文化传播、社会控制（社会一体化）、筛选和分配、个人发展、社会革新和变迁等。其中“筛选和分配”相当于身份功能，但往往语焉不详（也许是有意回避“认可不平等”之嫌疑）。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曾提及身份集团一词，但亦未直接使用和界说“教育身份”这一概念。
我们认为，无论从事实的方面还是理论研究的方面看，明确指出并诠释教育具有授予身份(bestowing status)的功能（简称身份功能），都是十分必要的。身份功能与传统意义上的“成层功能”有重合之处，但审视的角度不一样，“成层功能”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说，而教育的身份功能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个体的寻求。与国内理论界常讲的教育的“个体发展功能”也不相同，“个体发展功能说”仅仅提到“传授知识、发展能力、培养个性”等，并无“身份寻求”的含义。那么，教育身份功能的本质是什么呢？一句话，就是教育具有授予一种可以影响人社会地位的身份的作用，人们追求和提升教育身份，其实质就是追求和提升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说得更彻底一些，教育的身份功能，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分层的功能，一种影响人们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人们因不同的教育身份而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也因教育身份的改变而产生社会流动。正是这种功能或这种因素，成为人们渴望接受更多教育获得更高学历的强大动力，促使个人不断地追求向上流动，力争达至更高的社会阶层，占据更为有利的社会地位。
可能有人会说，教育的身份功能古已有之，无须多提。然而，20世纪以来，教育的身份功能的内涵早巳发生巨大的变化，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非过去所能比。如果把教育的身份功能分为实用性与象征性两大块，（注：本文是在广义上使用“身份”一词，包括实际的社会地位和象征性荣誉，而非狭义的“荣誉象征”。）那么，我们可以发现教育身份这两种功用的历史变化。就西方的情况而言，由于贵族等级制已安排好了人的社会地位，古代社会的教育身份几乎完全是一种派生的锦上添花式的象征或单纯的荣誉，而很少独立的功利价值，但到了近现代，教育身份却获得了巨大的实用价值和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决定社会阶层的功能，譬如在美国，由于不存在世袭的等级和封爵制度，“美国人更加依赖自己的大学体系，指望这个机构培养人们的势利观念，建立社会等级机制。在别的国家，人们不仅仅依赖大学来实现社会地位，还有其它的传统途径。而在美国，尤其是本世纪以来，只有高等院校这样的组织，可以成为实现所有最高荣誉的来源。或者说，受高等教育至少是实现地位追求的最佳途径。”[1](p.202)“人们为了谋求社会地位而蜂拥冲进大学去读书”，“他们追求的不是知识，而是尊敬和社会地位”。[1](pp.209-210)而在科举制教育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国，教育学历和身份对人一生地位所产生的影响则更是大得多，在古代就已经具有极其突出的功利性，即“学而优则仕”——步入仕途的阶梯和敲门砖，仕途与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紧密相连，这一点明显不同于西方社会。如今科举制消亡了，教育的身份功能不再仅仅限于仕途，而是表现出多样性和丰富性，或“成龙成风”“出人头地”或“发家致富”之类，都是希冀在社会上获得一个更高更好的社会经济地位。
不管怎么变化，教育身份的实用性功能和象征性功能均在当代社会有所表现。教育身份的实用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求职入门的必备资格，（注：从当今各种高校毕业生招聘会上的学历门槛日趋升高可见一斑。）“学位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欧洲大陆系统进入专业和行政部门（前者包括学校教学和学术专业本身）就业所需进行的极为严格的国家证书考试的第一步，甚至常常是唯一的基础”。[2](p.54)在美国亦如此，“大学颁发的文凭是进入某些专业工作的特别通行证，如建筑学、医学和工程学等领域就是如此。其它一些学历资格虽然与特定的专业或职业的联系不那么紧密，但在实践中也往往被雇主用作衡量一般能力的指标和一个组织中某些岗位最低要求的条件。因此，高等教育的授证作用对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起到了一种广泛多样的职业筛选机制的作用”。[3](p.81)这一求职入门的资格特性在目前中国的就业市场尤其明显，岗位招聘的学历门槛越来越高，有时到了离奇的程度，如某大酒店的服务总台也要招一个硕士研究生。这种情形迫使人们不得不去追逐更高的教育身份，如考研考博，（注：近年来单是考研人数就高达八九十万，各种与“考研经济”相关的行业都发了大财。）或者干脆堕入歪门邪道去了。（注：搞假文凭，有“真的假文凭”和“假的真文凭”的说法。）第二，与个人的经济收入紧密挂钩，教育身份具有很高的含金量。教育投资给个人预设了丰厚经济回报的前景，学历越高，工资福利待遇也越高，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能找到大量的统计数据。在当今社会，读书人再也不是过去那副“穷酸样”了，从总体上看，高学历阶层的已迈入高收入行列，很多人凭借优异的教育身份（高学历）而获得很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成为新的权势精英集团，即所谓的“布波族”，（注：大卫·布鲁克斯所创，由布尔乔亚＋波希米亚组成，意指“既有钱有势又潇洒自由的高学历一族”。）“20世纪90年代的高学历精英分子的最大成就，就是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既可以让人享有富裕的成功，同时又不失叛逆的自由灵魂”。[4](p.37)虽然这后一句话可能只适宜于美国，但在中国，确实出现了一批高学历的“知本家”，这些人往往拥有名牌大学的博士硕士文凭，经济报酬之高、物质生活方式之优裕堪称“大款”，（注：有人戏称为“学款”。）他们坐拥国内国际航线的头等舱，像空中飞人似的到处作报告、搞课题，年收入动辄几十上百万，倘若没有那“博士硕士”的头衔，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好的待遇。正如此，考研考博年年升温，炙手可热。
有人以为教育身份的象征功能在当代已经消失，其实这是一种很表面的看法。教育身份的象征功能不但没有消失减弱反而更加突显，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今天的教育学历，其实相当于过去的贵族徽章，高学历阶层所拥有的荣誉，与过去教会阶层、骑士阶层甚至绅士阶层差不多。在美国，人们喜欢在小汽车的后窗上贴上自己所毕业大学的标签，如“哈佛”、“耶鲁”之类。在我国，无论是填表还是在著作上介绍简历，都一律少不了“毕业于某某大学”的内容。当然，在21世纪初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中国，一张大学文凭也许已不算什么了，水涨船高，身份追求往更好更高的层次提升，原来的“能否考上大学的问题”现在变成了“考上什么样大学的问题”，学子们此时竞争和看重的已不是大学这块牌子，而是大学牌子的含金量，从追求“学历”到追求“校历”，从获得基本学历到渴求高学历。这里面，好学历高学历不仅仅意味着高收入，也是荣誉和骄傲感的来源，更是社会身份感的来源。譬如在京城有两所顶尖名校的学生或毕业生，长期彼此抗衡，互不买账，甚至有人还正儿八经地出版了一本书《××大学第一，××大学第二》，引用数百页的材料和名人要人的说法，洋洋洒洒地论证这一判断的权威性。他们的兴趣所在已不是学历的功利性，而是教育身份所含的那份尊严和高贵。
必须指出的是，教育身份的这两种功能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水平下存在着不同的比重差异，在社会经济状况比较落后的国家或地区，教育身份的实用性更明显，即获得教育身份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实际上功利上的好处，如对于我国广大农村的青年学子来说，驱使他们“寒窗苦读”的直接动力，几乎都是盼望跳出贫困的农村进入城市过上好生活。在此，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和“户籍身份”对人们社会流动的制约，而教育则是打破这一限制的一种重要手段。几十年来，所有人口被人为地划分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为人口流动设置了一道极为僵固和封闭的制度壁垒，使得户籍身份竟成了“重要的分层维度之一”，个人的户口身份成了资源配置和利益再分配的重要依据和标准，[5](p.270)这是中国社会分层制度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在这种户籍制度之下，“农业人口”身份或“农民”身份处于十分不利的不平等境况，只好向往城市生活。但在过去，流动的渠道少得可怜，就那么几种：当兵、婚嫁和上大学等。今天，户籍制度有所松动，大量的人跑到城里做工，但正如许多社会学者已指出的，进城的人虽然在职业上已不是农民，但在很多方面仍然受到歧视，因而其社会身份被定位为“民工”，只有考上大学才被视为进入城市的“正途”，似乎只有教育身份才是“正统”的，只有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才能真正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因此非得拼命读书不可。至于“非农业人口”或城市人口，尽管社会地位比“农业人口”要高，但自身同样存在着等级式的户籍分层差别，如东西部差别、大中小城市差别等，为了突破户籍壁垒而实现“从西到东”、从小城市进入大城市的愿望，接受教育获得身份是许多人的首选。可见，无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改变自身不利户籍身份的最好的手段之一就是去得到一个较高的教育身份。总之，在中国，教育身份有着十分强烈的功利性。而在社会经济较发达的国家或地方，人们在讲求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的同时，更注重去竞争教育身份的象征意义。据《比尔·盖茨传》的记载，拉森是微软公司最早的雇员之一，他不听盖茨的劝告，用数年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学位，要是这段时间他不去上学而是在公司工作的话，他有可能得到上亿美元的薪水！为何拉森宁愿放弃巨额财富也要去求得一张名牌大学的证书呢？当然这里不排除其它因素，但我们以为追求教育身份的象征性应是其中最有说服力的因素。
二、积极抑或消极？——教育社会学理论的两种评价取向
学术界并无“教育身份”这一概念，但不等于没有与“教育身份”相关的论述和研究，诸如“学历主义”、“文凭社会”、教育的筛选和分配功能、教育与人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等等话题其实都是关于教育身份作用的探讨或不同表述。综观各种有关论述，我们发现它们主要围绕着教育学历的获致之因以及学历的身份功能的合理性评价而展开，大体上可把它们归结为功能主义与冲突论两大取向。
功能主义从“结构决定功能”的基点来论证学历——教育身份的功能，这一理论取向认为，社会的结构是分层的，并且分层具有合理性，因为分层是一种客观事实，有利于社会运转的正常进行，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持和稳定，是人们长期以来达成共识的自然而然的产物，即分层非外力或强加。这一分层的结构，必然就决定了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具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显示出有差异的或高或低的社会地位。在历史上，社会地位的差异来源于社会出身，来源于个人无法改变的先赋的家庭背景（贵族世家或下层贫民）。近现代以后，随着世袭制度的衰落和民主社会的兴起，个人的后天努力与社会地位分层有着越来越密切的关系，而家庭先赋因素的作用则在下降。在个人的后天努力诸因素中，教育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功能主义看来，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政治进步的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前提，因为现代生产力的提高和民主政治的推行，需要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员。但由于社会阶层的存在，对受教育的程度要求又是有差别的，即有些岗位要求较高的学历，有些岗位只要有基本的学历就可以了，高岗位高学历得到较高的经济报酬和社会声望，反之则得到较低的报酬和声望，这是合理和无可非议的。从个人的角度看，为了得到较高的社会地位，就必须去接受更多更高的教育，并且，这也是不需依赖家庭出身而是通过个人的努力办得到的，是一条十分公平的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个人能力有大有小，能力强的人得到较高的学历，享受较高的社会待遇，反之，则只能处于较低的社会地位，因此，教育的身份功能是合情合理的、公平的。高学历代表着高能力，拥有高学历的人理应得到好的待遇，“最受好评的奖赏物就应该分配在对于社会最富重要意义的地位上，这种地位要求有最高强的才能”。[6](P.129)
冲突论取向的论者则批评功能主义的解释显得保守，他们认为，教育的身份功能并非像功能主义讲的那么合情合理，而纯属社会冲突的产物，他们主要从两方面论证教育身份功能获致的内在根源。一方面，社会统治集团为了维持自身的既得利益和强势的社会地位并控制整个社会，会采取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如暴力机器、意识形态的合法机制等，其中提高社会对教育学历的要求是极为重要的一环。按美国社会学家柯林斯的观点，精英集团极力提高某些职业或某些位置的学历门槛，使得能够得门而入的人少之又少。表面上看来，大量的人所以长期处于社会的中下层，是因为其能力低而导致教育水平低，不能怪社会不公。实质上，正是统治集团以教育公正的幌子来掩护其不便明言的巩固统治地位的真正用心，在这一意义上，教育以其身份赋予，完成了对现实社会地位关系不平等的再生产、复制或放大，这也是著名的法国学者布迪厄在其名著《再生产》中所竭力指出的。另一方面，任何社会的个人，只要他（她）生活在社会中，都想得到一个相对较好的社会地位，但由于精英集团人为地设置了种种障碍，使得这种改变社会地位的努力变得十分艰难，尤其是对于社会处境不利的年轻人来说，比如英国学者伯恩斯坦发现，[7](p.650)现代学校教育所使用的语言属于一种“精制编码”语言，这种语言与中上阶层所使用的语言比较接近，因此出身中上阶层家庭的儿童很容易适应学校的语言场域，学业上更易取得成功，而较低阶层出身的儿童在家庭中所习得的是一种“局限编码”语言，当他们带着这种语言来到学校时，自然就感到不自在，产生抵触情绪，无法良好地适应“精制编码”语言的场域，于是导致学业失败，被贴上“差生”的标签。不过，在冲突论看来，无论是好生还是“差生”，都会产生一种“地位焦虑”感，因为高的社会地位资源总是稀缺的，正是这种“地位焦虑”感，使得人们疲惫不堪地奔波在教育学历档次（精英阶层有意设置的）的追逐上，教育的身份功能益发彰显，乃至过度膨胀，走向其反面——文凭的贬值。
三、尴尬适应还是主动有为——教育角色定位的再思考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教育的身份功能？教育的身份功能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从以上对两种有代表性的理论的比较介绍中，我们可看出它们不同的评价取向。功能主义持基本肯定的态度，把教育授予文凭视为一项积极的正向的“功能”，而冲突论则以批判的姿态出现，认为这种“功能”完全是消极有害需要揭露并清除的。我们不否认这两种取向都有其合理之处，但它们的欠缺在于，其出发点都属于一种宏大理论叙事，即从社会的大视角来统观“文凭热”来解释教育身份功能，差别仅仅是一正一反而已：一个在辩护一个在责难。由于是宏大叙事，因而就无法看到现实中教育身份功能的复杂性。如果换一个视角，从社会个体而不是社会整体来审视文凭热来剖析教育的身份功能，我们可能会获得对教育身份功能的新的认识和新的评价，就可以不必纠缠在功能主义—冲突论的没完没了的争执上。现在还有一种对文凭社会的批评迷误是将学历（教育身份的标志）与学历主义（对教育身份的迷信和偏执）混同起来，把学历主义的弊端看成是学历本身的弊端，最终否定了学历的作用。其实，这种批评不仅否定了学历积极的一面，也掩盖了学历所隐含的消极性。
学历或文凭是教育身份的标志物，它本身是中性的，只不过在其形成过程中有可能隐含某种价值判断倾向。但不管是站在肯定还是否定的立场，都很难否认教育身份获致的以下几个特点：(1)自致性，即得到一定的社会身份是可以由个人努力而非外求的，这正是教育身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获得的新的意义。与其它身份获致的途径比较而言，如西方历史上的贵族血统制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举荐制，要么必须托老天爷的福（生于贵胄家），要么离不开大量复杂的人际关系，都不是个人之力所能为的。而教育这一渠道则使个人能够摆脱先天的人身依附关系，仅仅凭借自身的内在素质，加上后天的勤奋学习，努力去社会上争得一个预想中的位置。回顾一下1949年以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广大百姓的“翻身解放”，仅仅是从一种奴役状态转变为另一种奴役状态，以一种身份状态替代原来的身份状态，虽然“阶级身份”、“城市身份”、“农民身份”、“干部身份”以及“工人身份”等等表面上看起来不是先赋的，“但人们获得这种身份时，不需要也不能够依靠平等竞争，而且一旦得到了这种身份，便不能轻易改变”[8]可见，这种身份仍然是先赋的，个人努力无法改变。教育身份则完全排除了先赋性和继承性，能够而且只能通过个人自身的努力去获得。(2)形式上的公正性，这是指要得到一张教育文凭，从理论上说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程序，经过一系列公开公正公平的考试，这就给所有的人（不分种族、社会出身、性别和年龄等）提供了平等的同样的机会。当然起点的平等不等于过程和结果的平等，但对比连起点的平等也不存在的以家庭出身为导向的时代，这已经相当公正了。教育平等尽管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但教育形式的公正性至少是具备的。(3)标准化，指接受教育过程的统一性：统一的教育目的、统一的教育组织形式、统一的教育内容和手段等。(4)结果上的不平等性，即最终不同的人最终获得不同的教育身份——有的只有基本的学历，有的得到了高学历，这与前面的特点似乎相矛盾，其实恰恰反映了教育身份的复杂性。因为虽然起点均等、过程也标准化，但由于个人从家庭的“场域”所承袭的精神、教养和“惯习”不一样，学校“隐含”着的课程不一样，以及高学历资源的稀缺，必然造成了教育身份结果的不一样。(5)社会控制性。应该承认，通过教育去获得身份比依赖传统的途径去世袭身份更具有自由性和选择性，是历史的进步。但其中所隐蔽的运行机制又使教育身份成为了牢牢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强大装置。教育内容的社会主流价值导向、考试题目和答案的合法化外衣包装下的意识形态、职业对学历要求的普遍性等等，实际上不分具体情况地强制着不同的人去接受教育，乃至为文凭而“文凭”，此时教育身份的解放意义就蜕变为奴役和监禁的“牢狱”。正是以上这些内在的特点导致了人们对教育身份功能的差别甚大的评价和各种争论。自致性、形式上的公正性等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和赞赏，但结果的不平等性和社会控制性则遭致否定和批判。可见教育身份功能的多重性、复杂性和难解性。也由此提醒研究者应深入考察、反思，不可轻易下结论。
平心而论，对于现代社会的每一个来说，接受不同程度的教育而获得身份既是一条必由之路，也是一种相对而言比较理想的获得与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所谓必由之路，是指作为一个现实中的人，没有教育文凭乃至较好的教育文凭而要想在社会有地位乃至较好的地位，几乎是难之又难的，人们不得不挤在羊肠小道上奋力争取，这从每天各种传媒都覆盖着的大量相关报道中可资佐证。所谓比较理想的手段，是指与历史上曾有过的获得社会身份的其它手段对比，通过教育去获取身份是可以凭借个人努力而实现的，而其它手段譬如贵族世袭制则是个人的后天无法得到的。这一自致性正是教育身份功能最大的积极意义。然而，就如任何一条向上社会流动之路一样，教育身份的竞逐之途也是拥挤不堪和噪音充斥的。越往上，社会位置就越稀缺，争夺就越激烈。高学历给人的社会地位所带来的潜在好处极富诱惑力，并引发人们的崇拜欲。但这还不能说明学历就是坏的，“学历——教育身份”真正隐含的消极性在于，当“学历”与“学力”脱节时，教育身份的自致性和公正性也容易成为一件遮盖虚假学识和才能的伪装的外衣，或者，当人们把学历和文凭奉若神明时，学历这一“教育身份”就变成约束人的自由和贬抑人的尊严的相当可怕的异化物。从历史上看，近现代教育为个人争取社会地位和自由地选择生活道路提供了广阔的机遇，教育身份的自致性的出现本来就是对传统身份的继承性的突破和进步，但对教育身份的过度迷信则等于又回到了以身份奴役人的老路，（注：过去的“政治出身”、“阶级出身”、家庭出身”等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决定性影响。）只不过是作了一番改头换面——从对“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单位身份”等的迷信变为对“教育身份”的迷信。这完全扭曲了教育身份的本真意蕴。
有了以上初步的剖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对教育在文凭热中的功能角色定位重新作一番比较公允的审视。现在有一种倾向性很强的观点认为，既然文凭——教育身份的表征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我们就不应该强化教育的身份作用，反倒要想方设法弱化甚至取消这种作用。想想文凭对人有那么大的束缚和压迫作用，想想假文凭满天飞，想想围绕着文凭产生如此之多的腐败污浊的现象，这种愿望是善良和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简单化和一相情愿式的想法，既缺乏理论上的说服力又在实践中行不通。在强化还是弱化教育的身份功能的问题上纠缠不休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教育的身份功能不单是教育自身就具有的，更是社会赋予它的，它是一种客观存在，不须强化，也“弱化”不了，可以去运作它，改进它，而无法消灭它。况且，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教育身份有着其积极和进步意义。因此，教育自身所能为的就是，发挥教育身份功能积极的一面，尽量消除其消极因素，第一，真正落实教育选拔形式上的公正性，使各种教育考试更公开、更透明、更合理。人们之所以常常批评学历社会，并非真的完全否定学历本身、否定教育身份及其作用，而只是痛恨在高考、考研考博以及职称考试中所出现的各种暗箱操作、舞弊现象，这些现象固然源于我们这个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和十分复杂的人际关系的潜规则，也同样与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有关，比如课程内容的陈旧僵化、教学形式的强迫灌输、考试形式的过于标准化单一化等等，使得教育选拔不能挑选出真正的人才，也不能甄别出人才的多样性，反而因其形式上的僵硬埋没压制了大量的各具特色的人才。第二，注意教育过程中所隐含的不平等性，尽可能地补偿不利家庭出身的儿童的文化资本。教育身份所沾上的不平等性，有时并不是教育形式不公正，更多的是缘于社会的深层因素，缘于教育手段和措施上的失误，例如当学校教育对儿童完全一视同仁时，其实就是在复制乃至强化不平等了，为何这样说呢？这是因为儿童原先拥有的文化资本存在很大的差异，出身于家庭社会地位高经济状况好的学生来到学校时就可能具备了较好的素质，而家庭出身不利的孩子到了学校往往处于劣势，当学校不加区别地对待他们时，实际上使前者更好，后者更糟。所以真正平等的做法是要对后者更多更切实的关注和帮助，消除因家庭影响造成的不利因素，尽力实现平等的教育追求。第三，根据个人的实际能力的社会需要，允许教育学历有不同的层级差异。人人都是大学生，“硕士博士满街走”，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教育身份只是社会身份的一种，而非全部，现在社会上加载给文凭的意义太多太沉重，把文凭与所有的社会待遇（钱、权、荣誉等）搅成一团，反倒掩盖和削弱了文凭的原生价值。当务之急是恢复教育身份的本真面目——人的正规教育程度的标示和知识修养的表征，相对淡化其过于浓重的功利性象征性的符号意味。应把高学历身份（硕士以上）视为一种学术身份，也就是说要强调高学历的学术性质，只有真正从事学术研究，才有必要接受更多更高的正规教育，否则就是奢侈或浪费。那种把仕途上的升迁与学历水平硬性挂钩的制度性的规定尤其要不得，因为人的从政素质与高学历并无必然联系。众所周知，在世界上很多国家，从政只需基本的学历（如本科）即可，很少说非硕士博士不可。但在中国，受某种不正常的社会心态的驱使，当官尤其当大官，似乎怀揣着一张高学历文凭，那头上的光环就更耀眼，那脚底的位置就更稳固……让文凭回归本位，让学历真正成为一种受教育的经历和体验，这是杜绝教育腐败的一声最迫切的呼唤。让教育身份回归本位，同样也意味着剥离文凭对人的压迫性，剥离形式主义给教育造成的异化性，使教育更好地体现对个人的解放和升华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