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文化折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折扣论文,模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一词最初由德国人希尔曼·艾格伯特(Seelmann Eggebert)用来描述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化的必要性，加拿大学者科林·霍斯金(Colin Hoskins)将其适用范围扩展至传媒经济学，以此来测算文化产品跨境交易需要考虑的文化差异。文化折扣较低的文化产品更容易主导国际贸易市场，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电视节目就通过简化信息来追求全球受众的最大化，避免复杂内容降低信息传播的国际竞争力。不过文化折扣并不限于文化贸易的范畴。霍斯金将文化折扣界定为：文化项目的吸引力总是产生于既定环境，在跨文化交流中，这种吸引力会随着所传递的信息与受众的文化差距的增大而减少，这一文化差距主要体现在对文化项目所体现的形式、价值观、信仰、制度和行为模式等的不认同，结果导致受众既不愿意知道更懒得理解这些信息。①可以说，文化折扣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贸易入超，在思想领域表现为文化逆差。中国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就存在明显的文化折扣现象，而且是贸易入超和文化逆差共存的升级版文化折扣现象。 文化贸易入超是文化逆差的重要前提，但并非充分条件，因此，我们关注的重心不能只是以影视作品为主的文化贸易。文化通常可以区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三者在跨境传播中的文化折扣度不同，器物文化往往是简单清晰的，文化折扣度最低，所以它是多数国家对外传播的主要形式。制度文化就不仅仅是消费型的，它对环境机制的要求非常高，产生文化折扣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强扭的瓜不甜”，全盘移植的外来文化常常出现水土不服的排异性。思想文化是三者当中最复杂的，也是本土性最强的，思想文化的长期积淀可以从器物中发掘证据，也可以表现为制度文化，讲究的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但撼山易、撼人心难，所以其文化折扣度也是最高的。 30多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模式成为“中国研究”的关注焦点之一，是各国学术界、政界以及其他各界不可回避的议题。中国模式兼具器物、制度和思想三种文化特征，如何处理其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问题，变得尤为重要。所谓的中国模式，究竟是知音寥寥，还是颇有影响，在对外传播中，它是保持原汁原味，还是大打折扣，对此不妨先来一番理性的验证，而不急于做朴素的直观判断。本文旨在以“中国模式”作为国际受众认知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概念，主要检验境外学者与大陆学者理解中国模式的异同，以及境外学者对中国模式的肯定、质疑和批判，从而相对深入地剖析中国模式在跨境传播中可能遭遇的文化折扣现象。 研究方法与研究结果 本文选取提供人文、经济、社会、法政类期刊的JSTOR外文学术期刊数据库，以China model或者Chinese model或者China development model或者Beijing Consensus为关键词，在摘要中检索2004年以来的“学术期刊论文”，结果有几百篇。以2004年为起点，主要是考虑到，这一年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首次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然后，通过论文题目和摘要内容进行二次筛选，最终获得以中国政治、经济等模式为关键内容的学术论文73篇，其中由境外学者(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学者以及华裔学者)独立撰写或参与撰写的论文为43篇。 这43篇由境外学者撰写的文章中，有约12篇属于中国模式概论(包括概念、历史、与其他模式的比较等)；有15篇讨论了中国模式的具体形式(包括中国式民主、央地关系、政党建设等)；有8篇讨论了中国模式的普适性；另有8篇主要涉及境外学者对中国内政外交战略的总结，以及对社会文化、非政府组织等的讨论，与中国模式的参照价值略弱。上述分类也是另外30篇由中国学者撰写的讨论中国模式的文章所涉及的主要内容，故总体而言，可以说这些类别是分析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这些论文集中展现了三大问题：中国模式是什么?中国模式有何问题?中国模式有无普适性? (一)中国模式为何物? 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5月，是时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题为“北京共识”的会议文章，他在该文中提出：“两个最无视‘华盛顿共识’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阿根廷、印度尼西亚等华盛顿共识的忠实追随者却付出了社会和经济代价!”②北京共识有别于华盛顿共识，主要是指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三大组织运行规则：通过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注重可持续和平等公平的发展模式；以及通过积聚非对称性力量坚持独立自主的安全原则。③总体而言，这三条属于理解北京共识的三大基石，而非对北京共识本身的明确界定。之后不少中外学者参与了这个理念的探索，而中国学者则从中国本体出发将其提升为中国模式。 西方媒体试图赋予中国模式一个好记、好用、便于抨击的简洁形象，即“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经济上的市场自由”；或者叫作“政左经右”。《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编辑罗文凯(Rowan Callick)就认为中国模式主要由两大要素构成：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和强势政府的政治控制，中国模式就是在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之间，在市场导向的经济和威权国家的政治之间维持一种平衡，从而支持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④ 境外学术界也有类似认知，但不倾向于做如此简单的归纳，甚至有学者表示这种归纳并不精确。他们倾向于从纵向上(比如中国模式的历史沿革)⑤、横向上(比如中国模式与其他东亚模式的比较)⑩、断面上(比如单纯谈中国政治制度的合法性⑦、中国式民主的特点——如协商民主⑧、公推直选⑨、精英治理与大众民主的结合⑩——以及中央与地方的互动(11)等)来讨论中国模式。这些严谨的学术研究表明，要想减少中国模式这种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离不开中外知识分子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平等交流。总体而言，境外学术界对中国模式的共识包括：哲学上的实用主义、渐进主义和反复试错(多篇文章提到“摸着石头过河”与“黑猫白猫论”)；政治上的威权主义、精英治理(political meritocracy)；融合政府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以及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 中国学者探讨中国模式的英文文章同样强调历史沿革的纵向角度，但更关注横断面的制度问题，讨论多集中于选举制度、央地关系、经济成分等具体层面。就中国学者而言，北京大学教授潘维的观点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他认为中国模式就是对人民共和国60年“成功之路”的理论解释，主要包括三个子模式：“国民”经济，体现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有国家政府的控制，也有人民群众的创新创业和自由流动；“民本”政治，体现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主要包括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和为人民服务的政治行动；“社稷”体制，体现中国独特的社会模式，是联通家庭、社区(单位)和国家的精神纽带与社会组织形式。三大模式“三位一体”，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12)潘维的梳理是迄今为止关于中国模式最系统的论述，是从经济、政治和社会三方面进行的全面总结，故本文将其作为中国模式的典型表述。 相比之下，在本文样本中，境外学者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所形成的，(13)尽管有学者进行历史梳理，但往往把中国模式看作是对改革开放之前、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发展状况的否定。但中国的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之路，经济发展的创新与试错之路，社会进步之路，人口的大规模减贫之路，对外的独立自主之路，都是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期就已经开始的。因此，潘维教授强调，中国模式是对人民共和国60年发展之路的理论升华。复旦大学教授郭定平则把中国模式称为“中国式社会主义”，尽管他没有明确说明改革开放前后的政策继替，但他认为改革开放政策本身是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过程中的调适，而在建国后创立、“文革”期间停滞、改革开放后恢复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模式与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的重要区别等。(14)这些方面体现了大陆学者与境外学者在社会主义历史观上的差异，历史观的差异导致了对中国模式的认知差异：我们倾向于强调自己是社会主义，而有些西方学者则认为中国实为国家资本主义。 其次，潘维认为中国模式有经济、政治、社会三个子模式，而境外学者讨论较多的是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和政治模式，少有学者涉及社会模式。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托马斯·克利夫(Tom Cliff)博士，通过对塔里木油田公司的新单位形式“塔指”(Tazhi)的调查发现，社会主义时代的单位体制或者理念依然存在于改革后的中国，即使在倡导自由竞争和个人成就的社会氛围之中，人们还是有着进入单位体制的强烈意愿。在克里夫看来，人们喜欢单位的稳定和福利。(15)但他可能无法理解中国人通过单位所践行的家—国—天下的社稷伦理。单位和国家与个体的关系，带有父母子女关系的色彩，这样单位就成为中国人生存和发展的一种归宿。因此，对于境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而言，中国模式的社会子模式的文化折扣度是最高的。但在潘维看来，这三大模式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任何一个子模式的缺失都会导致无法理解中国模式的内在实质。这样一来，社会模式也就成为我们对外讲述中国模式的难点所在。不过，“社会模式”与跨文化传播中广泛采用的“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的文化模式契合，如果两相对照，或可减少中国模式在对外传播中的文化折扣。 (二)中国模式的问题何在? 如同雷默所言，不断创新和实验是中国模式的一大特征，中国模式提供的不是华盛顿共识或“后华盛顿共识”(16)那样的“教义”。不丹王室大学的教授玛杰里森(R.K.Marjerison)指出，中国模式本身就是动态的，不宜简单以成败论之，而应具体讨论在不同阶段的成功或者某个给定时间点上的失败。(17)这些观点都希望说明中国模式是在变动中不断调适的，它不断处理浮现出来的问题。那么，在境外学者眼中，中国模式的主要问题又有哪些? 首当其冲的是所谓中国的“政治威权主义”，核心所向是批判它缺少民主、人权和法制；经济发展但政治瘸腿，在西方缺乏合法性。(18)因此，如果不进行民主改革和法制建设，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必然不可持续，弗朗西斯·福山就是持此观点的典型。(19)斯蒂芬·哈尔波(Stefan Halper)甚至表示中国的市场—威权模式虽然提供了高速增长和稳定，但却以牺牲自由民主为代价，所以它是一种威胁，其威胁就在于这种模式竟然在很多国家有市场。(20) 大陆学者非常熟悉这一观点，正如新加坡学者张朱照所言，这一观点其实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的盎格鲁—萨克逊教义和亚洲驱动的社会导向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21)它否定了中国推进政治改革的努力，把民主绝对化、教条化了，而且忽视了中国的现实。 就中国的政治改革而言，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诸如领导体制的制度化(从体制上确定党内监督和领导人的继替)；努力让政府回应不断增长的多元社会需求(比如实行干部问责制)；公民的宪法权利获得保障；以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革命政党”向一个“治理政党”的转化(加强党建，严肃党纪，提升政党的先进性)。此外，中国改革也不可能采用已经被证明必然导致巨大经济社会悲剧和政治倒退的休克疗法，它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一个慢慢摸索、实验、调适的过程。 就民主而言，在不少学者眼中，民主的标准就是多党自由竞争选举，而像曾经在西方绵延千年、作为民主利器的抽选，在许多国家(包括中国(22))有着成功实践的商议式民调等，都被“选主”的霸权话语所淹没。而“选主”的多数决形式也有着其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23)贝淡宁(Daniel A.Bell)认为中国式的政治精英治理一定程度上或可修复选举民主的关键缺陷。他指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民主的精英治理模式，其分为三个层次：顶层是精英治理，中层是实验创新，底层是直选民主。这种结构在道德上是合意的，在政治上是稳定的。(24)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康奈尔大学的扎克·蒙塔古(Zach Montague)则认为不该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是否民主挂钩。中国农村是直接民主选举，尽管可能被认为是橡皮图章式的选举，候选人可能是中国共产党指定的，但也存在一些竞争性选举(比如蔡文轩等分析的中国基层的公推直选等(25))，所以大约超过一半的中国人已经有渠道，或至少是形式上的渠道能够影响政策过程。(26)同时，根据2003年、2006年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中国民众对于经济、人权、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一直是非常高的。中国的近代史让中国人特别看重国家的独立、政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改革不仅要发展，还要有秩序，这才是中国的民情。(27) 第二，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讲道德、不讲信用。这首先与中国推行的“亲、诚、惠、容”的外交理念不相符。但看看他们的论据：中国吸引人的是有形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不是无形的道德观念；中国模式强调的实用主义让人们觉得中国把利益放在人权和其他道义之上，(28)这就可以明白，此观点其实很大程度上指向的是中国不附加条件的对外援助政策。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这一对外援助政策在非洲并没有发挥好的作用，反而破坏了当地的民主。但也有来自非洲本地的观点与其针锋相对：中国的策略与华盛顿共识不同，中国从没有像世界银行那样，给非洲强加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条件，不像新自由主义那样要求受援国放松监管、削减社会开支、把一切都私有化、放弃提供公共产品。中国政府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而且在推动南方世界的工业化进程上远远比西方国家更积极、更主动。(29) 第三，改革导致了贫富分化，滋生了官员腐败。这一点是无论支持还是反对中国模式的学者们的共识，也的确是中国模式必须审慎对待的现实问题。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一直是中国共产党最为重要的政治目标，正因此，可持续和平等公平的发展就成为中国模式的一大特征。但是，由于中国东、中、西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等各种条件不同，政治经济发展仍然不平衡，这放大了市场失灵的社会危害，先富起来的人群与后富追赶的人群之间出现收入和财富差距，社会的反向保护声音日益强烈。境外学者同样非常重视这一点，比如有香港学者就把群体性事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借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发展经济的社会成本之一。因此，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标志，中国开始重新配置中央—地方关系，以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国家强势干预市场，通过再分配政策提高社会保护水平，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30)1999年以来，为了缩小社会不公，降低社会风险，国家着手推行一系列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西部大开发等经济政策，更加注重平等公平的民生政策，以及涉及绝大多数民众福祉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住房保障、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政策(31)。 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做出了诸多努力，时至今日，贫富分化依然是个严峻的问题，特别是与腐败现象相伴而生，很容易刺痛民心。比如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显示，我们国家的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较高，但民众对政府在打击腐败、犯罪和解决失业等问题上的态度是比较负面的。(32) 邓小平说过：“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而“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33)这是涉及执政党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本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潘维才说：“国民经济是中国模式的表层，社稷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层，民本政治居于两者之间，是关键层。社稷是民本的源泉。但‘民本’政治垮了，‘社稷’也会分崩离析。”(34) (三)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适性? 普适性是中国模式绕不开的话题。中国模式本身就是针对另一个“普适”模式华盛顿共识提出来的。如果说华盛顿共识已经千疮百孔，被证明不再就有普适性，那么如何评估中国模式的适用性?事实上，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此一向都非常谨慎。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曾表示：每个国家的模式都是独一无二的，有它自己的传统和生活方式，我们只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果有国家完全复制中国模式，将无法成功。然而，这种经济快速增长、国家主导市场的中国模式的确给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一个非常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选择。(35)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就从一个非常宽泛的意义上来讨论中国模式的普适性，他认为中国在面对资源、环境、人口非常严峻的挑战之下，还能创造出惊人的成就，这条道路给了世界一种信心，也可以说是另一种不容忽视的可能性。(36)显然，两者的观点是非常接近的。 境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回答：没有普适性；有限普适；普适。 第一种回答是中国模式不具有普适性，给出的理由主要是其“不民主”、谈不上有什么模式以及中国经验有着强烈的本土特殊性。 就“不民主”而言，华盛顿共识的重要阐释者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认为，中国的“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只能获得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的青睐，却无法赢得其普通民众的支持。(37)福山附和他的观点，认为如果不实行民主改革，中国模式将无法持续，又何谈普适。而非洲国家对中国模式的欢迎，往往被视为是功利主义的选择，他们在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之间做比较，哪个更容易获利就选哪个，中国不附加条件的援助政策也正符合他们这一意向。(38) 就“无模式”而言，有学者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对中国现实改革经验的不精确的总结，都谈不上是一个关于中国经济成功的故事。这一“模式”不仅所基于的中国经验事实是错误的，而且不顾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似和差异，扭曲了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位置。(39) 就“本土特殊性”而言，比如冯戴克(Meine Pieter van Dijk)就表示，中国模式产自中国，而非洲缺少中国获得成功的诸多前提条件，比如强大的政党、稳定的政府、充足的劳动力以及土地改革等，因此不能复制中国的成功，也就是说，“北京共识”并非“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模式。(40) 以上观点都有显见的偏颇之处，我们可以在下述有关中国模式的有限普适性和广泛普适性的讨论中找到一些回应。 关于有限普适性这一点，学者们的观点比较一致，即中国模式尽管不是民主模式，但中国利用自己摸索出来的方法，取得了极高的经济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肯定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所以对于那些统治精英治理的非民主国家，它是具有适用性的。比如约瑟夫·奈(Joseph S.Nye)就认为中国模式尽管在民主国家缺乏合法性，但在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就极富吸引力。因为中国模式在发展了经济的同时也稳定了社会，而不稳定常常是民主化的副产品。(41)雷默也指出，由于不像华盛顿共识那样，要求他国通过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来谋求经济发展，中国的发展模式对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有效，更具实践意义。(42)布里奇特·威尔斯(Briedget Welsh)与张傅贤(Alex Chang)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2010年至2013年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提到，那些与中国有着特殊历史渊源的国家以及较支持家长制政府的国家，其民众更支持中国模式。(43) 最后，认为中国模式具有广泛普适性的人不多，常常是政治家这么看。比如德国前总理施密特表示，中国持续成功的发展不仅是解决中国自身问题的良方，还为西方国家摆脱窘境提供了灵感；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说，中国模式对于中东国家解决贫困、失业、欠发达的教育和科技等问题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44) 也的确有一些学者指出，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屡屡出现问题。21世纪以来，经历颜色革命的国家的现状就是有力的论据。而中国这种“威权政府和自由市场的结合体”，能有效地组织起民众，给人民带来繁荣，为什么不能说它比西方模式更合理，甚至更优异呢?(45)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提供了一个更宏观的视角：北京共识缺少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然而，这正满足了建构新全球秩序的需要，这种全球秩序的根基“不是会导致霸权主义的均质化普遍主义，而是同时认可共性与差异”。(46) 综上所述，中国模式无论是否具有普适性，都有一定的支持者，相对来说，认为其具有有限普适性是更为主流的观点。有限普适论者尽管认可中国模式，但还是以“普选民主”作为尺子来丈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如果他们能给民主一个更宽的定义，也许就会有不同的论断。不过，正如潘维所言，中国模式是对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总结，它自然有一定的环境约束，所以无法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钥匙，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可以给他国带来启迪。 中国的确一直在“摸着石头过河”，不过我们也一直都有一个理想或不那么理想的彼岸作为参照：从革命建国进程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到改革开放之初的西方发达工业化模式，到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模式”，直到新世纪我们基于自身成败所形成的中国道路、中国体制、中国制度，我们一直在摸索、在调适、在打磨，这是中国模式朝向更大普遍性的活力源泉。 新世纪以来，中国模式成为全球热议的焦点。从有没有中国模式的争论，到对中国模式进行系统总结，再到对中国模式普适性的追问，这是一个未尽的话题，正如中国模式本身就不是固态的教条一样，它的主题和论题都在不断发展。就中国模式而言，境内学者也有颇多争议，尚算有普遍共识的是：的确存在一个中国模式。当然也可能不用“模式”这个词来概括，或者宽泛一点，存在一套中国在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处理所遇问题的因应之道。这套方法处理的是现代社会可能遭遇的全方位问题，它涉及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结构甚至外交等等，需要从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同角度、不同立场共议“中国模式”，这应该是我们向世界说明中国模式，并探索减少中国模式之文化折扣的有效路径。同时，也必须承认中国模式首先是一个尚待检验的结构，也许还要很长时间才能成熟稳定下来，这就需要有长远的战略考虑；其次它也的确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如何创设更多制度化渠道来满足人民参政议政的意愿，如何更好地把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如何更为清晰地体现人民的主体地位，以及本土化与适应症等问题，这些都尚需更多境内外学者的辩论交流。 限于研究方法，本文所分析的样本无法表明其具有多大程度的代表性，但本文旨在通过探索性的研究，从文化折扣切入，尝试在境内外学者的视域中找寻共识，辨析差异，就此而言，中国模式无疑是一个可供人们理解中国与世界复杂关系及其长远未来的多角度棱镜。 注释： ①Colin Hoskins and Roll Mirus,“Reasons for the US Domi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Television Programmes”,Media,Culture and Society,Vol.10,No.4,1988,pp.499～515. ②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③(42)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Foreign Policy Centre,May 2004,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④Rowan Callick,“The China Model”,The American,13November,2007,https://www.aei.org/publication/the-china-model/. ⑤(18)(28)Suisheng Zhao,“The China Model:Can It Replace the Western Model of Modernization”,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9,Issue 65,June 2010,pp.419～436. ⑥(30)Alvin Y.So,“Globalization and Transition from Neoliberal Capitalism to State Develpmentalism in China”,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odern Sociology,Vol.33,Special Issue,2007,pp.61～76. ⑦Yun-han Chu,“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The China Review,Vol.13,No.1,Spring 2013,pp.1～42. ⑧Beibei Tang,“Deliberating Governance in Chinese Urban Communities”,The China Journal,No.73,January2015,pp.84～107. ⑨(25)Wen-Hsuan Tsai and Peng-Hsiang Kao,“Public Nomination and Direct Election in China:An Adaptive Mechanism for Party Recruitment and Regime Perpetuation”,Asian Survey,Vol.52,No.3,May/June 2012,pp.484～503. ⑩(24)参见清华大学贝淡宁教授的观点。Daniel A.Bell,The China Model: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5. (11)Haifeng Huang,“Signal Left,Turn Right:Central Rhetoric and Local Reform in China”,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66,No.2,2013,pp.292～305. (12)潘维教授对中国模式的详细论述，参见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3～85页。 (13)比如R.K.Marjerison,“The China Model-The First Thirty Years and Beyond”,Proceedings of Annnal Shanghai Business,Economics and Finance Conference,3～4November,2014,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Shanghai,China,pp.1～7; Alvin Y.So,“Globalization and Transition from Neoliberal Capitalism to State Develpmentalism in China”,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odern Sociology,Vol.33,Special Is-sue,2007,pp.61～76. (14)(27)(32)Dingping Guo,“The Changing Nature of Chinese Socialism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Vol.8,No.1,2009,pp.1～29. (15)Tom Cliff,“Post-Socialist Aspirations in a Neo-Dan-wei”,The China Journal,No.73,2015,pp132～157. (16)(29)Barry Sautman and Hairong Yan,“Friends and Interests:China's Distinctive Links with Africa”,African Studies Review,Vol.50,No.3,Dec.2007,pp.75～114. (17)R.K.Marjerison,“The China Model-The First Thirty Years and Beyond”,Proceedings of Annual Shanghai Business,Economics and Finance Conference,3～4 November,2014,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Shanghai,China,pp.1～7. (19)(26)Zech Montague,“Solving China' s Economy Isn' t a Question of Democracy”,The Diplomat,20 July,2014,http://thediplomat.com/2014/07/solving-chinas-economy-isnt-a-question-of-democracy/. (20)Stefan Halper,The Beijing Consensus:How China's Authoritarian Model Will Dominate the 21st Century,Basic Books,2010. (21)Eric Teo Chu Cheow,“U.S.-China Ideological Rivalry Heats Up”,Japan Times,5 January,2006. (22)参见Jessica Teets有关中国协商式权威主义(consultative authoritarianism)的观点。Jessica C.Teets,Civil Society under Authoritarianism:The China Mode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 (23)当代西方民主理论家对这一困境的深刻反思，参见王绍光主编：《选主批判：对当代西方民主的反思》，欧树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31)王绍光：《中国仍然是低福利国家吗?》，《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11月下。 (33)冷溶等：《邓小平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版，第1364页。 (34)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35)Pete Guest,“Mrica Should Not Follow China's Model,Beijing's Ambassador Says”,8 May,2014,http://www.forbes.com/sites/peteguest/2014/05/O8/africa-should-not-follow-chinas-model-beijings-ambassador-says/2/. (36)丁宁宁：《中国道路可能更具有普适意义》，载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211页. (37)John Williamson,“Is the 'Beijing Consensus' Now Dominant?”,Asia Policy,Number 13,January 2012,pp.1～16. (38)James Mittelman,“Glob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Learning from Debates in China”,Globalizations,Vol.3,Issue 3,2006,pp.377～391. (39)Scott Kennedy,“The Myth of the Beijing Consensus”,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9,Issue 65,2010,pp.461～477. (40)Meine Pieter van Dijk,The New Presence of China in Africa,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2009. (41)Joseph S.Nye,“The Rise of China' s Soft Power”,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29 December,2005. (43)Bridget Welsh and Alex Chang,“Choosing China:Public Perceptions of 'China As a Model' International Images of a Rising China”,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24,Issue 93,2015,pp.442～456. (44)Yiwei Wang,“China Model Not Only Develops China but Also Benefits the World”,2014,http://en.theorychina.org/xsqy_2477/201412/t20141216_315983.shtml. (45)Holly Brown,“Liberal Democracy v.s.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China etc.)Which Works Better?”,10 September,2014,http://www.meetup.com/poliphilo/events/201096132/. (46)Arif Dirlik,“Beijing Consensus:Beijing 'Gongshi',Who Recognizes Whom and to What End”,2006,http://www.globalautonomy.ca/globall/article.jsp?index=PP_Dirlik_BeijingConsensus.xml.标签：中国模式论文; 华盛顿共识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民主制度论文; 观点讨论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