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的历史变化与当代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农论文,中国论文,城乡论文,化与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如何对待和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社会经济的核心问题之一(林刚，2007)，也是当前中国城镇化的核心问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牛文元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当前中国的城镇化问题。他指出，城镇化的关键是处理好城乡关系，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要点是“走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型道路”，即“坚持在区域空间上实现大中小城市与乡村的协调发展，坚持实现城乡一体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坚持实现城乡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互相统筹，坚持实现农村与城市的共同发展、公平发展与和谐发展，坚持实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要求，坚持以城乡之间和城际之间获取财富和分享财富的机会平等为标志，逐步达到减缓和解消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共同富裕的城市化之路”(牛文元，2001)。 以往的单一城镇化道路不可持续，这一观点已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过去的研究仅把城镇化理解为单纯的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问题，把城镇化道路理解为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发展小城镇的问题(周一星，2006)，但近年来持此类观点者已不多见。“新型城镇化”已成为讨论城镇化问题的常用词。中央也已明确提出了“新型城镇化道路”的理念和要求。但是，为什么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旧城镇化道路的本质区别何在？对此各方看法并不一致。典型的观点有：①多方位综合理解，涵盖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社会公平等方面(周一星，2006；牛文元，2001)。②针对以往城镇化中出现的“三农”问题，从中国现代化整体目标出发，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重大历史任务”之下“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城镇化思路①。③不是从理想和愿望出发，而是根据国情，严格设定自然生态环境“红线”和“底线”的城镇化(仇宝兴，2014)。④强调通过新型城镇化，带动城市和产业结构优化、扩大市场消费、吸引国际投资的理念(郑新立，2009)。⑤强调以人为本、重点解决对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待遇均等化(陈鸿宇，2013)。 不难看到，已有研究对新型城镇化概念的理解虽有交叉，但对其本质含义仍有颇多分歧，甚至某些论者的观点前后也不尽一致。对将城镇化作为重大国策的中国而言，为什么一定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很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笔者认为，之所以提出新型城镇化，症结在于，原有的实行了若干年的城镇化在正确处理城乡—工农关系这个关键问题上出现了偏差。从中央在2013年底接连举行的三次重要会议中，我们可以看出问题的端倪：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一定要看到，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整个大局就有保障”。“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这个大局”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保障粮食安全难度加大”作为当前经济工作中“仍没有缓解的”“突出问题”之一，将“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列为2014年主要经济工作的第一项③。这表明迄今为止的城镇化并没有解决好与农业协调发展的“一体现代化”。如何在实现城镇化过程中使农业和粮食生产同步增长，以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问题，亟待解决。 我国农村存在着十分严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加强农村社会管理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要重视农村‘三留守’问题，搞好农村民生保障和改善工作，健全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要重视空心村问题”。似可认为，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是提高现有城市化率的基本原因之一，如任其发展下去，必然造成中央所提到的种种农村社会问题。正因为如此，中央才将这个问题置于统筹全国社会经济的高度以解决之。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在“城镇化”会议上提出了“耕地红线一定要守住”④。这表明，如何在城镇化过程中尽最大努力避免耕地面积的减少已刻不容缓。 上述中央会议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目标和方向。或许，可以用一句话来理解中央处理城乡与工农关系的新精神：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农业的基础地位不容丝毫动摇。“三农”现代化一定要和城市化和工业化同步进行，再也不能以牺牲和损伤“三农”来继续以往的城市化了。值得深思的是，城乡工农关系不协调，“三农”问题愈益彰显已存在多年。中央为纠正这一问题，自2004年至2014年连续11年发布“一号文件”，唯问题至今仍存。原因固然很多，如“土地财政”大行其道，但理论认识上的误导也难辞其咎。 初步检视一下有关中国城市化问题的讨论不难发现，主流意见的论证依据大多数源于国外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的理念，较少以工农—城乡关系的视角，根据中国历史长期演变的规律和经验，从中国国情出发去分析城市化问题⑤。在被称为世界上唯一具有五千年以上的延续不断文明史的中国，农业始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正确处理工商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从古至今都是治国理政的根本。 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是中国社会经济运行的长期基本特点和规律的体现。粗略观察，不难发现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是由两大部分构成的，即基本生存保障体系和经济发展提升体系。没有前者谈不上后者。不同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得二者在不同国家中形成不同的相互关系。在古典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亚当·斯密那里，两者都有兼顾。但由于很多“早期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获取必需的生存和生产原料，生存保障不再成为问题⑥，西方经济学理论总体上愈益偏重于研究市场、价格、消费等。而中国不能依赖国际贸易从国外获取以粮食为代表的基本生存资料来养活自己，也难以通过向国外移民解决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因此，对中国而言，基本生存保障与经济发展这两大要务任何时候也不能偏废，这关系到全国人民的现实和未来。 二、历史与国情 中国基本国情的历史基础是：农业为国民经济基础；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农户经济体作为生产和生活消费的统一体，将解决吃饭和就业问题统一起来。中国古代解决吃饭和饭碗(就业)问题，主要不是靠城市工商业的拉动，因为古代城市主要是消费性而非生产性的。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城市的人口、工商业规模和数量不能超出农民所能提供的粮、布数量，特别是粮食数量。这是决定古代城乡关系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底线。 那么，中国古代靠什么来解决吃饭和饭碗这两大问题？是靠保障和维护农民家庭经营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它通常通过两大措施以行之。第一条大措施是保障农民(以家庭生产为基本形式)的生存、生产条件：保障或调整农民的最主要生存和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⑦；从国家角度保证劳动者——农民的劳动时间和劳动所得，即不过分滥用和征发民力，“轻徭薄赋”。第二条大措施是国家从宏观上调节农民与非农民、乡村与城市的利益分配关系，使农民的微薄所得不致被过多榨取。所谓“重农抑商”即是政策之一。能做到这两条，农民就有了最低限度的生存和生产条件，可以在小块土地上耕作，并从事工副业，绝大多数人的“就业—饭碗”⑧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全国的吃饭、就业问题也就得以解决。 不过，在中国古代经济中经常出现的是城乡与工、商、农之间关系的不协调。这既是城市“侵犯”农村利益所致，也是由土地所有制和相应的阶级利益所引发。19世纪中后期，随着西方列强侵略导入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扩张，中国出现了近代工业及以近代工商业为主的新型城市。近代中国工农、城乡相互关系呈现出两种主导趋势：良性互动与恶性循环。 中国早期最主要的大工业部门——棉纺业是建立在为广大农户家庭手工业即织布业提供优质原料机纱的基础上，从而为产品创造了广阔的国内市场。棉纺业的发展带动了机械制造、化工印染乃至钢铁和电力等相关工业的发展。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也直接促使农用机械和农产品加工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并涉及钢铁和电力。这些铺垫了中国早期工业部门结构的轮廓。反之，当上世纪30年代初因种种原因造成农产品价格猛跌和生丝等海外市场大幅减少并由此引发农村危机时，很快导致了全国性的经济大动荡。这时，是上海的金融银行家们最先出来大喊要救济农村，要向农村贷款。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经济已形成工农—城乡之间的资金、物资、市场、生产等方面的互动关系。一旦农村、农业出现问题，金融的正常循环出现断裂，就会立即影响全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当时“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人物梁漱溟、晏阳初都对此有中肯分析。更重要的是，城乡关系的恶性循环体现在：一方面，一些早期现代工业部门不能使产品适应农村市场需求，致使这类工业严重制约了自身发展，如棉织、面粉、火柴、卷烟等行业，并使一些行业很早走上了垄断之路；另一方面，农村家庭工业失利对现代工业产生严重影响，其中手工棉织业是典型(林刚，2004，2007；吴承明，2002)。 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从正反两方面说明，符合国情的工农—城乡关系，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实现现代化起根本作用的因素。没有现代工业和现代经济，现代化也无从谈起。而中国的现代工业能否发展甚至能否产生，又由农村经济与农民家庭经济是否繁荣决定，由农村市场的购买力决定。这也就决定了现代经济与传统农村经济必须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不是前者破坏后者。 新中国成立后，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仍然是事关社会经济全局的头等大事。陈云于1961年曾极其中肯地总结了新中国建国后工农业比例四次失调的情况和对国民经济的巨大冲击。他说：建国以来，出现过四次粮食供应比较严重的紧张状况。这四次当中有三次是由于城市人口增加过多产生的，也就是说，城市人口的增加超过了当时粮食负担的可能。陈云将这四次情况上升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符合国情的基本经济规律——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理论高度加以总结：“农村能有多少剩余产品拿到城市，工业建设及城市规模才能搞多大。其中关键是粮食。这已经有了几次教训。”“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农业。农业好转了，工业和其他方面才会好转。所以，工业不能挤农业，城市不能挤农村，而要让农业，让农村”(陈云，1986a)。陈云甚至提出：“农轻重的排列，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陈云，1986b)。 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采取了三方面措施，使中国城乡关系又发生重大变化：①恢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和家庭经营体制。②通过调整工农产业的利益分配，促使农业和农民得利。③大力促进农村工业发展。这些措施明显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因失去家庭工、副业而导致的农民收入减少，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提高、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村经济的繁荣。这一时期是建国以来工农城乡关系发展最好、也是全国人民生活和全国经济改善最快的时期。其实质正在于从改善“三农”与工业、城市的关系入手，抓住了城乡协调发展这一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 但“三农”问题很快出现，在许多地区“重视农业”渐成一纸空文，形成有目共睹的农村基本资源土地、人才、资金的流失⑨。若非中央审时度势，及时制止了对农村、农民的严重摊派，果断取消了农业税并对农民实行了有效的种粮补贴，局势可能会更加恶化。 三、当前的工农—城乡关系若干类型 那么，在当前的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农村、农民、农业的削弱不可避免，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必定以传统部门的没落为前提，且成为一种必然规律？通过调查，笔者的答案是否定的。当前城乡关系的类型有多种。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因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等差异，各地的城乡—工农关系殊有不同。本文主要从城市—乡村、工业—农业双方的生产要素，即人力、资金、产业、资源(如土地)、技术等的流动和影响方面入手，将所调查的城乡关系抽象为四种不同类型⑩。 (一)依靠城市辐射型——毗邻大都市的城郊农村 这类农村也可细分为多种类型，但共同特点是农村经济受到大都市的强烈影响甚至村民收入主要由村外非农就业决定。比如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于北京市门头沟区的河南台村。该村土地大部分为荒山，绝大部分收入来源于村外的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各种转移支付(占总收入的18%，包括退休金(11)、抚恤金、福利补贴、保险年金、退耕还林补贴、农业和农资补贴、低保等)以及临时性的非农就业，即“干杂活”的收入(占总收入的17%)，真可谓无农业的“农村”(王小嘉，2010)。这虽在全国是少数，本文不拟详论，但该村所呈现的空心化、老龄化特征值得关注。 (二)城镇工业与农户家庭工业联动型——浙江诸暨 笔者重点调查了浙江诸暨的五泄、大唐两镇，当地经济的明显特点是农户家庭经济与城镇经济的互补、家庭工业与现代大工业的互补。农户家庭以工业产品，如机纱，作为家庭纺织业的原料，在家中安置现代纺织机械进行坯布生产。产品或作为大企业的加工点按合同生产，或经市场出售给大型印染精加工企业。最后，加工好的布由大企业出口。大唐镇的袜业生产在国际市场上占有很大份额，也主要由农民和城镇家庭用现代机器生产，最后由大厂出口。 毫无疑问，单纯发展农村家庭工业有许多限制：需要原料和市场，也不能污染环境。这些恰恰可以由农户家庭工业与城市大工业的产业组合配套来解决。在浙江，随处可看到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大小不等的市镇集中了为广大农村家庭生产提供原料、设备和产品精加工的大中型加工和服务企业，并由此形成了规模不等的“产业集群”，进而构成浙江大部分小城镇和中小城市的社会经济基础(盛世豪和郑燕伟，2004)。 诸暨的城乡关系主要是一种工业产业的互动关联。它通过工业生产的产业链，经由原料供给、产品初级加工、最终产品形成、产品销售等环节，将城乡经济联为一体。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城市大工业的工厂生产方式与农民家庭工业及小工厂生产方式的联动和互补，包含了原料、设备、生产者、技术、资本和信息之间的城乡流动和互补，也包含了以“现代包买商”为纽带、由市场机制调节和配置的产业分工和劳动分工。 “诸暨形式”让我们看到了工农—城乡双赢局面初露的曙光。对农民而言，首先是运用现代工业和科技的新成果：用先进的由电脑控制的织机、原料来为大工业生产初级产品。农户充分利用了家庭自有的各种资源——劳动力、空间，为大企业加工固定销路的产品，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收益。对工厂而言，同样节省了购置设备和厂房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大量费用。对农村经济整体而言，农户家庭生产极大地避免了因外出打工造成的家庭分裂和农村的空心化。农民一般还不放弃自给性的粮、菜、禽类生产，客观上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从工业和城市角度看，工业产业的互动关联模式减轻了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造成的种种问题，特别是大量资金成本投入、空间拥挤和环境恶化等问题。这种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生产方式，在经济上最显著的成效是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带来的产品竞争力，它直接导致包括袜子、打火机、贡缎等多种“小商品”在国际市场占有率的绝对优势。它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是以最低成本吸纳大量劳动力在本地本土就业。 我们接触过的类似诸暨乡村工业的地区还有温州(中共温州市委党史研究室，1996)、河北高阳(赵志龙，2006)、江苏南通等(12)，尤其多见于浙江、福建、广东、江苏、山东等地(盛世豪和郑燕伟2004)。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城市工业与农村工业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农副产品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生产与流通，这可能是城乡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更为普遍的形式(13)。 (三)城乡资源互补型——苏北李集 李集位于苏北，属传统的农业区域，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虽然由于行政区划变动现隶属于淮安市某区的街道办事处，但其农村属性仍然不容置疑，居民的身份仍然是农民，种植业仍是村民从事的主要产业。李集村城乡关系的特点是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之间由于不同的社会经济禀赋，产生出两者在人、财、物等方面强烈的需求和供给关系，体现为多种类多要素之间的互动和互补(林刚，2010)：农村受到城市的强大经济辐射，有自身的优势产业和产品输往城市；城乡相互影响的结果不是城市削弱农村或农村“化”成了城市，而是促进了农村、农业的发展，最终形成城市和农村的“双赢”。 资源互补型城乡关系在李集村的具体表现是：①李集的主要产业是蔬菜种植，农村供给城市必需的蔬菜后获取资金收入以继续生产，资金收入构成农户生活的主要现金来源。从事商品化蔬菜种植可以获得较高收益，这是形成李集城乡关系互动的物质基础。②部分农村劳动力早出晚归，就地进城打工。③农村家庭是城乡资源互补关系的社会基础和载体：其一，农民家庭根据年龄、体力、技能等的不同，择优选择务农或打工。适应新事物能力强的年轻力壮者，多进城打工，50多岁有丰富的务农经验者在家种菜。其二，打工者早出晚归，住房在农村，吃饭主要靠承包土地的产出，农村、农业为其提供了基本生活保障，极大减轻了打工的成本。其三，每逢农忙，打工者暂时回乡务农，可谋取农业和城市的双重收益，且可力避不确定的风险。其四，在家的老人可照顾年轻打工者的下一代。④李集城乡关系的多样性体现为农民的多种兼业。 李集农户总体上都是农业与非农业的兼业结合，从农村和城市两方面获取谋生资源，相互补充。这是该地城乡—工农关系良性互动的结果。应该看到，农民的家庭生产资料——耕地的保有，家庭经营机制的发挥，农民自主择业和城乡经济要素流动，构成了李集城乡关系基础。 李集现在已属于市郊型的农村了。我们调查过的黑龙江克东、甘肃定西等县，都远离城市，农民打工并不很普遍，这与李集有很大不同。但这些地区都以商品性农产品为主产：克东产大豆，定西产土豆，其城乡关系在依靠农产品输出换取在城市的货币收入这一点上，与李集类似。 (四)农村资源外流型——湘西动雷(14) 动雷村位于湖南西部绥宁县山区，林业和粮食种植业是该地的基本产业。由于林木资源在多年砍伐后严重受损，需要保护，目前已不是货币收入的主要来源。坡地及山下农田因地势形成小块分割，并不具备大面积产粮的条件；绥宁县又地处湘西山区，除林木加工外缺乏大工业。综上，动雷村城乡关系的特点是：农村没有可与附近城市互动的工业资源和就业机会，也没有与城市互动的优势农产品，农业产出仅能满足村民的温饱却谈不上富裕，普通人家甚至难以负担高额的教育和大病费用，到远方富裕省市打工成为当地农民满足物质生活愿望的主要选择。这就形成了农村单方面向城市流出大量人力资源和原料(林木)，而自身愈益贫困的局面。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动雷人开始外出打工，到上世纪90年代外出劳力超过一半。到2010年底，全村256户中，全家外出者76户，占29.7%；部分外出家庭166户，占64.8%；全部人口在家者仅14户，占5.47%。全村外出人口701人，占总人口62.7%，外出劳力582人，占总劳力78.8%。外出劳动力分布在湖南、广东、北京等全国13个省市和一个国外地区(加纳)。劳动力单一向城市流动使动雷村呈现三个方面的严重问题，即农民家庭的解体和破碎化、留守村民的老龄化和贫困化以及农村的空心化。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该村的家庭仍主要由父母和有孩子的已婚子女三代人构成。但村民大量外出打工后，真正的主干家庭已经很少。动雷村的实际家庭构成是：①老年的父母一代单独生活。或者只剩下一个老人，成为一个“独巢”家庭。②已婚子女夫妻两人外出打工，留下父母和年幼的第三代在家乡生活。③中年父母和几个年轻未婚的子女外出打工，但不在一处。有夫妻在一起而子女中有在他处者；有夫妻分开儿女也分开者。一个完整的家庭实际分裂为三个以上的独立生活体。④夫妻分开，其中之一在家，另一个外出打工；幼年子女在家而成年子女外出。 在动雷村，中国传统的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统一体的农户家庭经济的经济社会功能实际上已瓦解。2010年底，动雷村仅有二老在家的空巢家庭34户68人，占老人总数40.7%，仅有一老在家的空巢家庭37户37人，占老人总数22.2%，两项合计71户105人，占老人总数62.9%。其中儿(媳)女两年以上(含两年)不回家的老人家庭34户51人，儿(媳)女只逢年过节回家的17户31人，两个儿子以上大家不管老人或只一个儿子管的7户9人，无儿无女的一户一人。农村高龄老人、失能老人、残疾老人、独居老人不断增多，他们的照料护理问题越来越突出。在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的同时，家乡田园的荒芜面积也一年比一年扩大。耕地荒芜近400亩，占全村耕地面积(1371亩)近30%。农村呈现空心化，陷入“农村人才和劳力外流——农村日渐衰落——农村人才和劳力更加外流——农村更加衰落”的恶性循环。 “动雷现象”绝非孤立存在，它折射出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本应是我国农村和农业主体的以种植粮食为主的广大农区，当粮食收入不能满足农民维持生存之外的种种需求时，离开农村脱离农业几乎是他们的必然选择。面对这种情况，如何避免农村的空心化？如何保证粮食种植业的稳产高产？如何解决“谁来种地”问题？ 有人认为，大量农民离开农村，正是现代化求之不得的，这样才能实现农业的大规模资本经营，彻底铲除小农经济，实现城镇化。笔者对此不敢苟同。农业经营最有效率的方式是农户家庭经营，即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中国农村、农业主要分布在非平原地区，适于大型农机连片作业的农区不是我国农村的主体。在许多地区，自然原因造成土地小而散，稍具规模的家庭农场都难以形成。我国是人均化石能源十分短缺的大国，当前已是全球进口石油的第二大国。将具有优良传统的精耕细作型农业完全变为以进口能源为主的“石油农业”，应该考虑资源配置上的合理性和实际中的可行性，也应该考虑到城市化和工业化能否吸收九亿左右城市人口(假定城市化率为70%)的就业问题。 四、工农—城乡关系协调发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 浙江诸暨、江苏李集农村之所以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与城市的良性互动，离不开农村家庭机制的作用。其一，农村居民在工农结合的经营结构中获得工农两种收益。其二，家庭经营的内在机制使这种生产方式的成本最低：它利用了家庭成员在进行农业或家庭工业时不计算为自己干活的“工资报酬”的行为准则，又充分利用老、幼的半劳力。“干与不干，总要吃饭”。这种不计人工费用的生产活动的成本可以低到任何资本企业都不可能接受的水平(15)。其三，务工农民和离家近的农民工，可回家居住，子女可由自家人照顾，较“纯粹”进城务工者极大降低了工作成本。其四，完整的家庭较之四分五裂，亲情环绕较之远走他乡，在满足人的最基本需求和社会整体和谐稳定方面有不可比拟的社会意义。反之，必定会提高务工的成本，无论在工资报酬和工人管理上都是如此。 从全国的宏观角度看，工农—城乡关系失调已经带来了严重后果。正因为没有城乡、工农同步的一体现代化，国家的整体经济没有建立在农村、农业的繁荣发展和农民生计的充分保障与明显提高之上，才出现了城乡差距，并进一步导致数亿农民的“去农化”，使农业、农村这一能容纳最大量人口的、集生产、就业、生活为一体的稳定的“蓄水池”被破坏，使农业生产、农民就业、粮食安全、社会失序等问题同时产生。具体问题包括：①粮食的充分保障和安全问题。②因“去农化”形成的大量人口在非农产业中的就业安排问题。③因防止失业率过高而使国民经济不得不保持较快增长率；迫切需要的经济结构调整难以展开，突出表现为产能过剩问题。④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管理问题。⑤国内市场的形成和有效需求问题。⑥以特大城市为典型的城市病问题。⑦生态环境恶化问题。这不仅是发展工业和城市所致，也是农业上大量使用化肥、农药所致。注重农艺传统的“精耕细作”被抛弃(16)，取而代之的是“石油农业”和包括各种激素在内的“化工农业”，其结果是食品的严重不安全。⑧中华民族文明的基础——家庭的完整和维系问题。⑨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包括农民工在内主要人口是农民、人均资源高度紧张的国家，如何施行适应资源禀赋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问题。 要应对上述问题，特别是要实现牢牢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要解决好主要群体的就业问题等，除了尽最大努力扶持农民和复兴农村，让中国农业成为令人仰慕的米粮仓和菜篮子，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之外，没有其他出路。 如何使“三农”现代化？难点集中在缺少优势产业资源、又难以受到附近城市和工业辐射的广大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村地区。唯一的出路只有靠国家宏观政策在产、供、销等农户不能左右的大环境上的支持，靠强化城市与农村的产业联动，靠城市对农村的帮助和科技支持。现在中央强调农业现代化和工业、科技、城市现代化同步进行，强调工农—城乡的协调发展，可谓把握住了关键。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农村和农业的强固和雄厚，而农村、农业的繁荣，又离不开热爱家乡的“新农民”的努力建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晏阳初(1992)曾说过：民为邦本，本固才能邦宁。农村建设就是固本工作。中国今日唯一的出路是要把农村广大的人力资源开发起来，建设农村的人，这样我国方可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 以上分析的几种城乡关系可以启发我们：在通往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设计上，至少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思路。一种是以单一的城市化率为标准。如果将城市化率定为70%，这种现代化道路将继续面临将两亿左右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人类历史上空前艰巨的任务。欲达此目标，首先是在城市中再创造出数以亿万计的非农就业岗位，而中国现在的农业从业人数已远远超过目前主要发达国家就业人数的总合。同时，必须要解决如此巨量生产所创造的产品和劳务市场(现在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已大范围产能过剩)，而巨量生产又难免要从国外输入巨量的原料与能源以满足生产所需，并承担由此造成的环境和生态问题。另外，值得高度注意的是，目前农村进入城市的主体根本不是“剩余”劳动力，而是农业战线上的生力军、主力军。 另一种思路是真正实现工农—城乡一体化的协调发展。所谓“真正”，是指放弃工农—城乡两极对立的“现代化路径思维定式”，不是城市“化”掉农村、农民，而是将两者合而为一，均以对方的发展为自己壮大的条件。具体来说，是在社会经济的基层细胞体，即农户家庭中实行现代工业与农户经营的产业组合；在农村整体层面中，实行现代工业与农业、家庭工业生产的融合；在全部社会经济体中，实行现代工业、科技、组织方式与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整合。这是“多条腿走路”的中国现代化路径，它有利于减轻单一城市化带来的种种压力和弊端，有利于在实现农民、农村现代化的同时，实现工农—城乡一体现代化。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各种工业都可以分解为农民家庭生产。在完全不适宜工业下乡的农区，农民外出流动不可避免(17)，应该充分肯定大量农民打工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正效应”。但同时也应看到，我们在积极开拓城乡、工农共同现代化方面还做得不够，需要在有利于统筹城乡一体现代化的总思路下，进行全国性的宏观产业政策和结构的设置安排。例如，何种工业适合于城乡配套，何种工业只能集中在专业化的高端等，这需要区分不同情况，深入调查研究。但是，只要不遗余力通过各种途径(包括“工农结合”形式)实现数亿农民的“安居乐业”，在宏观上实现农村经济与适度发展的城镇化的“共存共荣”，就有可能同时形成全球范围来看最广阔的国内市场与最稳定的就业局面。 中国形成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和一体现代化有其内在的历史根源。中国的农业文明至少有七千年以上的历史。如果将中国的传统农户经济与刘易斯(1989)二元经济理论的传统部门相比较，可以发现二者在内容体现、运行机制、经济核算等方面的差异(林刚，2000)。中国传统部门的特点是：自给性农业与商品性工副业密切结合、自给性经营与使用资本经营密切结合。这显示中国传统经济内部存在着“工农相辅”、自给与商品生产缺一不可的“先天基因”(18)。我国当代农村经济与新式工业相结合存在着深厚的历史土壤。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并不能完全准确解释中国的传统经济特征。 近代以来，有诸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努力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工农—城乡关系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经验。他们当中有张謇、穆藕初、晏阳初、梁潄溟、方显廷、刘大均、费孝通等，也包括著名的国外学者如沙尔德、陶内等。2012年去世的中国经济史和经济理论大师吴承明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曾多次着力论述“近代中国式工业化道路”问题，强调新式工业不能一味走口岸大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路线，与中国本土农村经济相结合的工业化更有生命力和发展前途(吴承明，2002)。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工农—城乡一体现代化，不应拘泥于城市与乡村的地域和区位界限，而应重点关注工农—城乡结合、互动的实质，即双方稀缺要素的互补。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农民可以进城，工业可以下乡。既要解除城乡之间流动的障碍，也要防止制定违反国情和市场规律的、指标性的城乡比例，造成人为的新城乡分割，更要制止借城乡一体化之名，行剥夺农村之实的行为。 城市化、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中华文明的根源是农业文明。若将农民工包括在内，中国目前人口的绝大多数仍然是农民或与农村有密切联系的群体。这些都意味着处理好“三农”与现代部门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正如德国历史学家彼德·布瑞克所说，现代化的源头要从农民的需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农村社会组织的结构中寻找。换言之，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与此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因此，农村的现代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 本文的简短结论是： 第一，不存在脱离国情、历史和实际生活的现代化，这已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19)。对中国而言，只要基本国情未发生根本变化，长期经济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任何“非农”产业和经济都不可能在损害农业、农民、农村的前提下得到真正发展。无论在过去数千年的古代农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国门被迫大开的一百余年的近代中国“转型”初期，或是在当代中国的计划经济和市场化改革中都是如此。无论工业化和城市化到何种程度，农业、农村都是中国立国的根基。只有农业、农民的繁盛，才可能解决粮食安全、稳定就业和国内市场等问题。那种把农村经济与工业化、城市化截然对立的现代化理念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切实认识到这一点，才不至于把对“三农”的重视和扶持视为解决短期经济问题(如启动内需)的权宜之计，才有助于人们去探索什么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应如何把握中国现代化所必须注意的基本规律。 第二，现代工商业出现后传统农业部门有了革新的可能，而将“可能”变为“现实”必须依赖前者对后者的要素支援，这离不开国家层面的方针政策。中央2014年一号文件使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 第三，多样化与不平衡性是中国社会经济的重大特点。现在理论界有一种风气，即只强调国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经验，特别是在不考虑时间、空间和具体历史背景的前提下，将欧美发达国家的若干统计数据制定成“现代化”标准，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坐标和方向。这不但忽略了中国本土社会经济不平衡的特点，也忽略了中国与外国的国情差别和形成差别的历史条件，是不科学且危险的。 第四，现代化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只有维护和保障绝大多数民众的切身利益，才能谈得上国家的长治久安，也才有可能向人的现代化迈进。在已往的阶级社会和历史阶段中，都会有特殊利益集团的活动。特别是在中国人均资源高度紧张的国情下，社会变革中充斥着各种利益集团的激烈博弈。应该承认，在触及土地之类事关数亿农民身家性命的改革中，弱势群体往往是失败的一方。在这种形势下，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就是站在国家最高利益的立场，就是站在维护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立场，容不得半点含糊。 感谢编辑部负责人和责任编辑对本文提出的中肯意见和精心修改，文责自负。 ①见《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2005)。 ②资料来源：《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报导》，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3年12月13日。 ③资料来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导》，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3年12月24日。 ④资料来源：《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报导》，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2013年12月14日。 ⑤国内主流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将“三农”为载体的“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对立起来的“现代化观”，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详述，笔者旧作(林刚，2000年)略有涉及。 ⑥有人认为，在工业革命前，扩大交换引起的社会分工(谓之斯密动力)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但这在“古典”时期就引发质疑。历史和现实也确实告诉我们，工业化、商业化和高劳动生产率并不能必然保证某些类型国家的粮食基本自给和吃饭安全问题，这正是马尔萨斯深以为忧，并从历史和理论两方面对工农城乡关系于国民经济的重大影响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原因。较近的关于“分工”的研究可见夏明方(2012)。 ⑦这里所谓的“权”并不同于现代产权意义。它不完整，多受限制。 ⑧农业社会中农民的就业，不同于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就业概念。农民的就业就是能拥有可以谋生的土地。解决农民就业问题就是保障农民不失耕地。 ⑨“三农”问题的具体体现及原因可参见温铁军(2009)。 ⑩由于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本文提出的类型远不足以囊括实际。甚至在同一个村中，土壤的不同也会影响村内种植业与工业的关系。因此本文的抽象概括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与实际生活的差距，这也正是“灰色理论”与“常青实际”的区分。 (11)河南台村数据由王小嘉整理提供。笔者调研时，该村正按北京市的政策办理农村养老保险。60岁以上的农民不用交钱就可以直接领取每月200元的基本养老保险金。 (12)笔者自80年代初至2010年间多次调查南通的农民家庭纺织工业，现在该地是全国著名的纺织品生产销售基地，其重要特点是城乡工业的联动和互补。 (13)对这一极为重要领域的详细论述可参考张晓山等(2002)。 (14)笔者两度调查动雷村，数据资料主要由该村老书记陈明才提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编，陈明才、林刚撰写的《动雷村——林区农村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良性互动》调查，已完稿待出版。 (15)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如方行，2004)对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都对此有深入讨论。 (16)长期以来，传统农业生产方式被视为农业现代化必须淘汰的落后事物。但近数十年中，该观点受到强烈冲击。以“生态农业”的眼光看，“生态农业的建设与推广，是与我国传统农业习惯十分符合的”(金鉴明等，2011)。在“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中，有学者主张“中国别无选择，唯有发展一种独特的后现代农业”，它将传统农业中的许多优秀的有机方式吸收进来，同时又借助现代科技的优势，克服传统农业的局限，两者互补，互济并茂(王治河和樊美筠，2011)。 (17)一些地区受制于极端恶劣生态环境而不得不“生态移民”。在这类地区实行“工业下乡”显然不可能，但这种地区毕竟不普遍。本文强调的是，在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宏观决策和理论观念中，对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之间的相互支持乃至相互依赖关系需给予足够的重视，并在实际中进一步改进。在此大框架下，工农——城乡关系的良性互动应该如何实施，要完全取决于具体状况。 (18)费孝通(1992)多次分析过中国经济的“工农相辅”特点。 (19)日本著名学者杉原薰(2006)强调，从长期历史角度看，世界经济发展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或经济发展模式：一种是源于西欧的工业化道路，另一种是东亚的勤劳革命道路。西欧道路的特点是资源和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发展，而东亚道路的特点是资本节约、劳动密集型技术及用工制度，是一种“劳动密集型工业化道路”。一些国际知名学者如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彭慕兰等，都在研究的不同角度上采用了“两种类型的经济发展路径”视角。标签：农业论文; 农民论文; 新型城镇化论文; 农村人口论文; 城市经济论文;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论文; 三农论文; 城市中国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人口问题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人口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