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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学习能力
一个组织能否生存和发展主要取决于这个组织的学习能力，而国家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其生存和发展，或者兴衰，也同样基于其拥有的学习能力。
国家的学习能力是“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组织，从历史、现实和其他组织（包括国家）学习知识，不断完善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从而不断完善自身而影响未来的能力”。国家的学习能力和“软力量”不同（学习能力应该是“软力量”的基础），它不取决于文化的影响力，而是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学习的“驱动力”和在学习上的投入。
历史表明，一个暂时落后的国家只要具备了高度的学习能力，就能够赶超比自身更发达的国家。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因为具备了强烈的学习驱动力，从而迅速学习并掌握了西方的先进国家制度和科学技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成为一个亚洲乃至世界强国。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当时的清政府骄傲自大，没有任何向西方学习先进东西的驱动力，迅速为世界前进的步伐所抛弃，导致中华文明迅速衰落而进入了一个黑暗的世纪。
因此，在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通过仔细研究（包括比较研究）世界历史上中国和其他国家拥有旺盛学习能力或丧失学习能力时的经验和教训，找出构筑国家学习能力的社会结构基础、基本要素，以及社会的学习激励机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探索和实践，建立一个适合现代中国社会，同时面向未来的鼓励所有国民学习的社会机制，逐步树立并强化中华民族的学习能力。这样，才能保证中华文明能够复兴，并且在复兴后不再重蹈固步自封的覆辙。
理解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性
作为主导国际政治理论及实践的思想，现实主义的基石之一是“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假定一个有思想的主体会根据其对战略环境的判断，选择其认为是最佳的行动。这就意味着，对安全环境的判断是国家制定安全大战略的基础，或者说，国家能否对其安全环境有尽可能准确的判断决定了国家能否制定相对正确的安全大战略。而国家的安全政策又会反过来通过国家间相互作用而影响国家的安全环境，因此，一个国家能否对安全环境有相对全面和准确的评估就对其安全环境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如何理解安全环境对安全环境有重大影响。
如果把国家比作一个生命体的话，那国家的安全环境就如生命体的生态环境，是一个系统。在一个系统内，任何单个的刺激都将通过系统而产生无法单独估计的影响。即，安全环境中的某一个环节上的变化必然影响另外的环节。一个事件对安全环境的影响也不能被孤立的评估。
因此，评价国家安全环境必须采用系统的方法。传统的就事论事无法真正地理解国家安全环境，它充其量只能为应付突发事件提供一些参考，却无法为制定长远的安全大战略提供帮助。
遗憾的是评估国家安全环境的系统理论长期以来并不存在。理论匮乏的后果是许多安全问题研究都只把握一两个因素，过分强调一些因素或事件而忽视另外一些因素或事件；人们讨论安全环境时，经常只以某一个因素为依据，或罗列一些因素，却不深究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这样的非系统方法无法准确系统地评估安全环境，进而导致国家安全政策的失误，反过来引起不利于国家安全环境的反应。
更具有悲剧性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国家都是以“粗糙”的现实主义来理解安全，对安全的理解往往都只是追求军事力量和征服。欧洲各国和日本在二战前都以蒙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科学”光环的地缘政治眼光来理解安全，一心追求“生存空间”，对人类文明造成的灾难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人类对国家安全的系统性缺乏理解并不意味着系统作用的消失，无视其存在只能给人类带来噩运。
安全环境的系统性意味着国家的安全环境绝不是纯粹由外部因素构成的。认为安全环境纯粹是外部因素造成的很容易导致用寻找威胁的方法去理解安全环境。但威胁分析无法全面地理解安全环境，极易陷入就事论事而无法完整地把握国家的安全环境。更可怕的是，威胁分析很容易夸大某一事件的影响，引起过激的反应，进一步导致安全环境的恶化。
安全环境的系统性还意味着国家的安全政策选择具有不兼容性和不可逆性。国家在选择某一种政策时，也就限制了其它选择的可能（可能是无意的）。其原因在于几种选择本身是相互矛盾的或是某一种政策产生的后果使得第二个政策变得不可能。而一旦发现选择的政策行不通时，想再回到起初的政策选择点也已经不可能。
安全环境的系统性还意味着国家安全政策的后果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能被孤立地评判的。这是因为系统内的任何一点的变化都有可能引起其它点的变化，甚至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因此，在制定安全政策时，必须考虑不同政策的相互作用，即安全政策的互动性。
安全环境的系统性还意味着国家的安全政策或一个双边关系都受到其它国家的安全政策和其它国家关系的影响。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或两个国家的双边关系时，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将一个国家的安全政策或一个双边关系相对割裂地研究仅仅是为了便于研究，而不是现实。
多边合作组织的能力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
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中国作为主要奠基人而发起的地区性合作组织。这个组织的一些作用如果能够真正得到发挥，对于中国的西部安全和中国的西部开发战略能否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美国遭受空前的恐怖袭击后如何强化上海合作组织的地区影响力，保证该组织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是中国最需要切实关心的事情之一。
如果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国际社会中曾经存在过许多的多边合作组织，但是大多数组织最终却成了形同虚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几乎是零。许多组织在最初的来自高层领导人的政治推动的效果减退以后，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些组织从来就没能够发挥组织成立时各个成员国所期待的作用。
从历史和国际政治学中有关国际组织的理论来看，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那些最终丧失活力的组织的基础支撑都是单一的，而不是多方面的。许多组织的成立最开始都是为了解决某一个特定的分歧而达成一定的合作，但这种单一领域中的合作并不足以支撑一个地区性合作组织的长期生命力。多边合作组织的最终生命力首先必须建立在广泛的全方位合作上和多层次的人与人交流的基础上。而能够最有效地提供这种多层次的人与人交流的最重要的活动乃是经济合作和广义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因此，尽管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面临的最紧要问题可能是如何更加有力地打击恐怖活动、分裂主义、宗教极端势力、跨国犯罪等，但从长远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必须拓展更多的经济合作渠道，才能使该地区未来的稳定有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这也是作者为什么一直提倡中国应该致力于推动中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根本原因。在拓展上海合作组织的基础支撑的方面，各国还应该提供一定的资源，拓展多层次的文化交流。
其次，回顾世界上许多多边组织的历史，我们往往会发现那些面对挑战，特别是面对危机不能迅速作出有效反应的组织的国际地位都会受到重创而难以恢复，有的甚至从此一蹶不振而最后名存实亡。比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因为不能有效的应对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一些成员国发生国内局势动荡，而且其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大大下降，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类似的，南美的地区合作组织“南锥体共同体(MERCOSUR)”在成立十年后，各成员国对阿根廷面临的金融危机显得根本没有决心也没有能力应对，而必须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因此，人们也不得不让对该组织的未来产生怀疑。
最后，许多多边组织不具备充分的危机应对能力是因为组织缺乏一个机制化的协调反应系统。例如，东盟国家在泰国爆发金融危机后，甚至没有进行有效的多边磋商，而是相互封锁信息。因此，上海合作组织要形成危机应对能力，必须建立一个机制化的协调反应系统，而这种机制化的协调反应系统必须建立在各成员国之间一定的决策信任的基础上。各成员国必须意识到，过于狭义的强调行动自由而忽视了组织的合理机制化，那就会造成一旦需要面对危机和突发事件，就不得不靠临时抱佛脚而进行协调的局面。但这种时候，往往效果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