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易经”中的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_忧患意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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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易经的忧患意识与民族精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经论文,民族精神论文,忧患意识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易经提出的人们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的忧患意识,锻炼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意识和生活智慧。易经中的忧患意识,经过《易传》的阐发,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道德生活和人生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政治生活中,提出了物极则反、居安思危的治国原则,并且基于居安思危和拨乱反正的忧患意识,提出改制的要求。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一。在道德生活、人生观中,提出了在危险和困境中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坚守自己的理念和做人准则的“唯义所适”的义命观。这是中华学人安身立命的依据,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 易经 《易传》 忧患意识 民族精神

易经是儒家尊奉的经典之一,并居群经之首,从汉朝开始,为历代学人必读之书。同其它中华元典相比,易经的一大特色是,培养了中华学人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中华民族虽经历千难万险,沧海桑田,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总结这份珍贵遗产,对振兴中华,迎接21世纪的来临,有其重要意义。

周易或易经乃西周时期形成的占筮用的典籍。这部典籍由六十四卦象和解说卦爻象的卦辞和爻辞组成。卦辞和爻辞保存了先民的求生智慧和生活经验,含有自我反省的忧患意识,以此引导人们化险为夷,趋吉避凶。此书中,关于吉凶的断语即占辞或筮辞,除吉、凶、利、不利外,还有“有悔”、“无悔”“悔亡”、“咎”、“无咎”、“吝”等。这些断语都表示通过悔悟或悔恨,改过自新,使自己从困境中摆脱出来,否则,则陷于困境或险地而不能自拔,甚至遭遇不幸。如乾卦九二爻辞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说,君子终日不懈怠,至傍晚都抱有警惕之心,虽遇险情,仍不犯过错。又此卦上九爻辞说:“亢龙有悔。”谓龙飞得过高,有掉下来的危险,会有悔恨,要人们做事不要走极端,以此自勉。坤卦初六爻辞说:“履霜,坚冰至。”谓霜降是结冰的先兆。此条爻辞要人们善于察觉事物的走向,防微杜渐,以免后患无穷。又如屯卦六三爻辞说:“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谓入山林打猎,无守林人引路,不如罢手,否则,必有悔恨。此条爻辞要人们做事,先要熟悉情况,不可轻举妄动。又家人卦初九爻辞说:“闲有家,悔亡。”谓治理家事,预防不轨,可免于后悔。困卦上六爻辞说:“困于葛藟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谓遭到藤类植物缠身,处于危境,动则后悔。如能悔悟反省,找出摆脱困境的途径,继续前进,则吉。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谓人生旅途,不是一帆风顺,有平坦,就有陂斜,有往就有来,遇到困难,不要惊慌失措,如此则可无咎。明夷卦六五爻辞说:“箕子明夷。”谓遇到殷纣王一类暴君的迫害,要如当年的箕子那样隐遁起来,韬光养晦。又恒卦九三爻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谓做事要有恒心,否则,一事无成。孔子对此爻辞,十分赞赏,认为懂得这条道理,用不着占卦了,所谓“不占而已矣”。以上所引表明,易经这部古老的典籍,是通过古筮的形式,要人们对自己的处境和言行,时刻保持警惕。即是说,要有忧患意识,以自省和改过改善自己的处境,从而化凶为吉,或避免不幸。此种言辞,同当时的卜辞相比,是一大进步。龟卜这种算命术,向上帝卜问吉凶,上帝的启示,或吉或凶,或利或不利,吉凶分明,一切听从上帝的旨意,人对自己的命运无选择的余地。而周易的卦爻辞,将卜问吉凶引向迁善改过,化凶为吉以及防患于未然的反思道路,表明人类支配自己命运的主动权相对地增强了,理性的自觉提高了,从而使周易这部典籍所含有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国哲学的源头之一。

易经中的自我反思和忧患意识,被战国时代形成的解释易经的文献《易传》所阐发,视周易为排忧解惑的典籍。《系辞下》论周易的兴起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关于周易的价值,《系辞下》说:“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是说,周易可以培养人的忧患意识,如同师长和父母一样,告诫其弟子和子女时刻保持警惕,从而化险为夷。关于易经中的占筮之辞,《系辞上》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又说:“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说,“悔吝”、“无咎”等辞,表示人有忧患之心,善于改过,从微小处做起,通过悔悟,避免犯过错。历代著名的易学家和思想家都如此看待周易。如宋朝的张载解释《系辞》文“明于忧患与故”说:“圣人与人撰出一法律之书,使人知所向避,易之义也。”(《易说·系辞上》)“法律之书”,谓周易乃规范人类行为的教科书,使人有所悔悟,为善去恶,以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清代的易学大师王夫之解释《系辞》文“忧悔吝者,存乎介”说:“本善也,一有小疵而即成乎不善,故告之以悔吝,使人于此忧之,以慎于微而早辨之。”(《周易内传·系辞上》)此亦是以周易为提高人的忧患意识,从而改过迁善的典籍。他又说:“本有咎而告之,故使人知悔其前过而补之,则犹可以无咎。易之所以警惕夫人而奖劝之于善者至,非但召以吉凶而已。”(同上)此亦是说,周易的卦爻辞劝人改过自新,勉励人为善去恶,不只是示人以吉凶。清代易学家焦循说:“夫易者圣人教人改过之书也。更者改也。极孤危凶困,一经改过,遂化为吉而无咎。”(《易图略·原筮》)谓人处于逆境或困境之时,能改过自新,则化险为夷,故以周易为教人改过之书。以上所引,乃后来的易学家对《易传》提出的忧患意识的阐发。

可以看出,所谓忧患意识,是说,人对自己的处境和现状,时刻抱有警惕之心,即使处于平安无事,事业发达兴盛之时,也不能掉以轻心;即使处于困境和逆境,也不要气馁,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信念,通过反省,争取改变现状,迎接光明的来临。这种意识也是对恐惧感和危机感的理性的反思。正是这种求生存求发展的忧患意识,锻炼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意志和生活智慧,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民众的福祉而奋斗终身。北宋的改革家范仲淹,“泛通六经,尤长于易”,正是在易经的忧患意识的启迪下,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成为中华学人的典范。

易经的忧患意识,经过《易传》的阐发,对中国人的政治生活起了深远影响。首先,通过对卦象的解释,提出物极则反,居安思危的治国原则。易经对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和一卦六爻的安排,体现了对立面转化的思维。如乾卦之后为坤,屯卦之后为蒙,泰卦之后为否,剥卦之后为复,损卦之后为益,革卦之后为鼎,既济卦之后为未济等,所谓“非覆即变”,相互转化。一卦六爻,初爻表示开始,上爻表示终结,意味着发展到顶点,要转向反面。《系辞下》称为“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如泰卦上六爻辞说:“城复于隍”,谓城墙倾覆倒于壕沟之内,表示泰极则否。剥卦上六爻辞说:“小人剥庐”,谓剥去庐舍,表示剥到尽处,将转化为复卦。《易传》从卦爻象的变易中得到启发,提出了物极则反的思维方式。如乾卦《象》解释上九爻辞“亢龙有悔”说:“盈不可久也”;《文言》解释说:“穷之灾也”,“与时偕极”。意谓刚健之德发展到极端,则走向反面。《易传》依此,考查政治生活,提出三不忘:“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易曰”引否卦九五爻辞,谓随时戒惧危亡,如同桑树之根深蒂固一样而不移动。此是说,治乱,兴亡处于转化的过程,不可掉以轻心,要居安思危,防止走向反面。故乾卦《文言》说:“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是说,圣人治理天下国家,总是从进退、存亡两方面考虑,即是说,要有忧患意识,方能长治久安。此种忧患意识,对安于现状的执政者来说,无疑是一付清凉剂,成为历代英明的政治家和有远见的思想家治国安邦的原则之一。

南宋时期的抗金派和改革家杨万里,著有《诚斋易传》,其在《序》中说:“易者,圣人变通之书也”;“古初以迄于今,万事之变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乱。圣人有忧焉,于是幽观其通而逆绸其图,易之所以作也。”他视周易为讲变化的典籍,就政治生活说,认为治乱、得失总是处于转化的过程,圣人有忧于此,故以周易为教人居安思危、转乱为治的教科书。关于吉凶的转化,他说:“易之道无它,其于以往之得失吉凶,既旋观而顺数,故其于将来之得失吉凶,亦逆睹而前知;见履霜而知冰坚之必至,以已往之微知方来之著也。见离明而知日昃之必凶,以已往之盛,而知方来之衰也。”(《诚斋易传·说卦》)此是说,有远见的政治家,总是依据物极则反,盛极则衰的法则,从以往的政治经验中吸取教训,以预防未来之事变。据此,他警告说:“泰至上六、则阴盛而阳微,君子消而小人长,泰往而否来,如城之颓而为险,于是治化为乱,存化为亡,国化为家,辟化为庶,有不忍言者矣。诗曰高举为谷,深谷为陵是也。”(《易传·泰》)此是借泰卦上六爻辞,警告当时的执政者,如不改弦更张,就要丧权辱国,沦为庶人。他认为,处于治乱存亡的关键时刻,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内乐存”,即以坚持自己的节操为乐,不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外忧亡”,即忧虑国家的危亡,虽不见用,也不改变自己的初衷。可以看出,易经的忧患意识,成为中华学人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之一。

其次,基于居安思危和拨乱反正的忧患意识,《易传》于政治生活中进一步提出改制的要求。《系辞下》说:“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其本义,是就器具的发明创造说的,认为旧有器具,不能应付人民生活的需要,就要创造新的器物。但这三句话,表达了一种思维方式,即事物发展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有通过变革,方能通畅下去,否则,是死路一条。就政治生活说,所谓“变”,即改变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即《杂卦》所说“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革卦后面为鼎卦,表示除旧布新。《彖》赞扬革卦义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是说,变革乃天经地义之事,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要经过变革,才有其生命力。因循守旧,只有走向衰亡。所以又说:“革而当,其悔乃亡。”是说,变革适当,则可免于悔恨,进入一新的发展时期。《易传》提出的穷、变、通、久的思维方式,成为中国历史上追求进步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号召改制的理论支柱。

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著有《通易论》,视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为治乱兴亡相互转化的过程,进而提出改制的要求。他说:“道至而反,事极而改,反用应时,改用当务。应时故天下仰其泽,当务故万物持其利,泽施而天下服。此天下所以顺自然惠生类也。”谓事务变化的法则总是物极则反,事极则改。明君治理天下,要依此原则,应时改革旧制,当务建立新政,以此化乱为治,恩泽及于天下,造福于生民。北宋的改革派欧阳修于《易童子问》中说:“恒之为言久也。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也。久于其道者,知变之谓也。”此是对恒卦义的解释,认为只有通过变革,方能实现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改革家王安石继其后,依《易传》的变革思维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认为“新故相除”(《杨龟山集·字说辩》引),乃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共同遵守的法则。礼乐刑政是圣人依时事之变而制定的,圣人“所遇之势不同,旋设之方亦皆殊”(《临川集·拟上殿札子》),主张因时立法,改革弊政。到了近代,龚自珍和魏源依据《易传》的变革思维,提出变法的号召。龚氏依《易传》穷、变、通、久原则,得出结论说:“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著议第七》魏源说:“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变则小治,大变则大治。”(《圣武记》)又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默觚下》)到了康有为提出“变者,天道”,认为天以善变而能久,社会政治制度亦是如此。他说:“法既积久,弊必从生,无百年不变之法”;“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上清帝第六书》)。他依穷、变、通、久的原则,要求变法维新,走近代工业化的道路。至孙中山先生,又依《易传》的变革思维,号召国人为推翻帝制而斗争。他认为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乃时代的要求,所谓“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这两句名言,是他对革卦《彖》辞所说“顺乎天而应乎人”所作的新的诠释。统观中华历史,一切忧国忧民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都从《易传》的变革思维中吸取智慧,视改制或革命为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并为此而奋斗终身。这种忧患意识同样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一。

易经的忧患意识,经过《易传》的阐发,对中国人的道德生活和人生观也起了深刻影响。《易传》谈道德问题,有一显著的特点,即从忧患出发,谈如何提高人的道德品质。《系辞下》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认为六十四卦中有九个卦名,即履、谦、复、恒,损、益、困、井、巽,皆有于忧患之时,提高人的道德境界的意义。此九卦的意义,先后讲了三次,被称为三陈九德。意谓当人处于逆境、困境或衰世之时,此九卦所含有的道德意义,可以为人排忧解难,树立信心。其中,关于困卦义,此章说:“困,德之辨也”,谓处于困境,可以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又说:“困,穷而通”,谓处于困境,坚持德操,可以打开新的局面。又说:“困以寡怨”,谓处于困境,守节不移,不怨天,不尤人。关于困卦的意义,《象》说:“君子以致命遂志”,谓处于危难之时,宁肯丧失生命,也要实现志向。以上这些言论表明,当人处于困境或逆境之时,是放弃做人的准则,追求个人的安逸,还是坚持自己的理念,不受逆境的摆布?提出了伦理学中讨论的义命关系问题。《易传》对此问题的回答,成了中华学人安身立命的依据。

宋朝的哲学家张载,依《易传》义,辨论了吉凶祸福等遭遇同道德生活的关系。他提出“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易说·系辞下》),认为周易谈吉凶,是为君子提高道德境界,不是为小人逐名求利。他特别指出,当人外于危难之时,仍要努力进德涉义,不放弃提高自己品德的机会,所谓“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惧之地,乾乾德业,不少懈于趋时也”(《易说·乾》)。当处于可进可退之时,要坚守道德原则,“惟义所适,惟时所合”,不要动摇自己的理念。易学家程颐于其《易传》,解释困卦《象》辞“君子致命遂志”说:“君子当困穷之时,既尽其防虑之道而不得免,则命也。当惟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当然也。则穷寒祸患,不以动其心,行吾义而已。”(《伊川易传·困》)他以无力改变自己的处境为命,认为当君子处于危困之时,对个人的生死祸福已无力挽回,只有泰然处之,不因祸患而动摇其志向,一心行义而已。此即他所说的“求之以道,得之以义,不必言命”(《语彖二上》)。此种命义观,是对《系辞》的“困德之辨也”新的阐发。清代易学大师王夫之继承了张载的“易为君子谋”说,以善恶释吉凶,如其所说:“易不为小人谋诡至之吉凶。于其善决其吉,于其不善决其凶。无不自己求之者,示人自反,而勿侥幸,勿怨尤也。”(《周易内传·系辞上》)认为周易占筮所说的吉凶乃善恶之义,小人为不善之事,不可能从占筮中得到益处。如《火珠林》纳甲法一类的占术,可为盗贼占吉凶,是对周易的亵渎。他认为,周易的价值在于教人通过自省,提高人的道德境界,处忧患之时,得以安身立命。他说:“虽或所处不幸,而固有可顺受之命。故研几精微,谨小慎微,改过迁善,君子自修之实功具于彖爻著之。”(同上)是说,处于困境,更应精研周易,观象玩辞,从中汲取教益,改正过错,不因危难放弃修养,方为道德完善之人。他认为,人类生命的特点在于动,有动则必有吉凶,有吉凶则有悔吝。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吉凶遭遇。他的回答是:“其视天下,不可无吉也,无吉则道不行;不可无凶也,无凶则义不著;不可无悔也,无悔则仁不复;不可无咎也,无咎则志不恒。”(《周易外传·系辞下》第一章)是说,吉意味着能行正道,凶表示能行正义,有悔表示恢复仁爱之心,有咎表示改过之志坚定,总之,要人们坚守正道和正义,不受吉凶遭遇的困扰,此即《系辞》所说“吉凶者贞胜也”。此是视吉凶的遭遇为守道行义的手段,即以吉凶遭遇来锻炼人的道德品质,以悔吝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王夫之认为,个人的生死贫富之命,可不必计较,但国家人民之命,不可等闲视之。又提出:“君相可以造命论”,为改变国家和人民的命运而奋斗。这些都是对《易传》义命观的进一步阐发。

可以看出,历代易学基于忧患意识所倡导的义命观,它告戒人们,处于危难和困境之时,应将个人的吉凶得失,置于度外,既不受名利的诱惑,又不屈服于邪恶势力,坚守自己的理念和做人的准则,“唯义所适”。这种义命观,既是理性主义的,又是乐观主义的。从而在历史上哺育了一大批为民造福、为真善美理念而献身的仁人志士以及伟大的思想家、学者和文学艺术家,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此种忧患意识,同样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本文是作者于1996年7月在山东曲阜举行的“海峡两岸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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