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汉文化的特色及形成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阳论文,原因论文,特色论文,汉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河南西南部的南阳在汉代文化灿烂，独具特色：思想文化活跃，兼容并包；科学和艺术先进；民风淳朴，赴仁蹈义，勇于进取；人才辈出，著述丰厚；社会生活丰富多彩。究其形成原因主要是：南阳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交通发达；社会政治地位优越，历任郡守励精图治，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农业、手工业、商业发达，社会经济繁荣；传统文化渊远流长，源泉丰富，荟萃四方。
关键词 南阳 汉代 文化 特色 成因
汉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座巍峨的山峰，而河南南阳汉代文化更是光彩夺目。无论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或思维科学（哲学）方面，都在我国古代史上留下了重笔浓彩，奇文华章。张衡的科学文化成就举世称誉，以医圣张仲景为代表的中华医学文化至今闪耀着无与伦比的光彩，足智多谋的军事家诸葛亮已成为人类智慧的化身。南阳汉代的遗迹遗物丰盛，多达50余处，画像石、画像砖、陶狗被誉为“南阳三绝”，官吏、公卿、学者、士人之众、著述之多均在汉代诸郡国的前列。1984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城市名人雕塑时，国内共有129人，其中南阳汉代就有张衡、张仲景、诸葛亮（躬耕于南阳）3人。1989年，国家有关科研部门对全国各城市历代人才产出情况经过多年的定量定级分析研究之后排列名次时，南阳市（作为地级市）人才数量占据第18位，其中大部分人出现在汉代。据李泉先生研究，东汉六百石以上官吏有籍贯可考者1077人，南阳籍官吏为122人，占东汉官吏总数的11.7%，若包括附传在内，所占比例将更大些，无疑居全国之首。[①]据卢云先生研究《后汉书》诸传所载士人共990人，而南阳占57位。《汉书》列传士人510名，南阳士人8名。西汉五经博士共96人，而南阳无一人，东汉五经博士共74人，南阳5人。私人教授，西汉197人，南阳1人，东汉共213人，南阳占11人。东汉三公158人，南阳占21人，九卿144人，南阳占22人。西汉出书282种，南阳占2部，东汉出书508种，南阳占47部。西汉南阳文化在全国居于中上等水平，而东汉文化居诸郡国前列。[②]据笔者对《汉书》诸传纪和《百官公卿表》统计，南阳籍官吏18人，大多任职九卿。对《后汉书》诸传纪统计，东汉南阳籍官吏达195人，任职三公的27人，任职九卿的38人，南阳人被封侯王的120人。南阳共出学术著作60部，私人教授15人，博士5人。这在全国各郡国居于领先地位，反映了南阳汉文化发展的总体水平。本文试图探讨一下南阳汉代文化的特色及形成原因，以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
一、南阳汉文化的特色
南阳汉文化在当时诸郡国居于领先地位，显示出明显的先进性、丰富性等地方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文化活跃
南阳交通便利，四方文化荟萃，诸家思想云集，异常活跃。西汉南阳产生了不少的法学之士，精通法学思想，著名的有直不疑、杜周、杜延年、张释之、宁成等人，多任职廷尉、御史大夫等司法之官，以尚严刑酷法闻名于世。杜周还著有《杜周律章句》一书行世。到两汉之际，南阳出现了一批精通儒学之士，刘秀官僚集团中，刘縯、刘秀、刘嘉、刘隆、邓禹、朱佑、卓茂、张堪、阴识等人都游学京师，接受儒家思想教育。刘秀爱好经术，重视儒学，搜访儒雅，白天日理万机，“夜讲经听诵”，治国以“柔道”，即用儒家思想治国，他是中国古代受过大学教育的皇帝。贾复自幼雅好坟典，“少好学，习尚书”，带头弃武修文“剽甲兵，郭儒学”[③]。邓禹13岁即能背诵诗经，精通儒典，令13子各守一艺。南阳人研究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并且著书立说。著名的有：刘睦广结名儒，撰《春秋旨意终始论》；洼丹世传孟氏易，作《易通论》；谢该精通《左氏春秋》，撰《谢氏释》（《左氏释》）；樊英“习《京氏易》，兼明五经”[④]，撰《易章句》、《石壁文》3卷；张衡通《五经》，贯《六艺》，撰《周官训诂》；延笃少在颍川唐溪典门下受《左氏传》，“博通经传及百家之言”[⑤]，撰《春秋左氏传》注；樊儵跟随侍中丁恭学习《公羊严氏春秋》，撰《删定公羊严氏春秋章句》；刘珍和刘騊駼等人“校定东观五经诸子百家艺术，整齐脱误，是正文字”[⑥]；宋均喜欢经书，精通《诗》《礼》，撰《孝经皇义》。宋忠撰《周易注》10卷，刘辅撰《沛王五经通论》，刘苍著《南北郊冠冕车服制度》等著作，还有张衡著《南阳文学儒林赞》，都反映出南阳儒学的兴盛，其特点是学习《易》经和《左传》的士人居多，也反映出了汉代习《易》之风。由于汉武帝时董仲舒创立的新儒学是把方士之学杂揉起来的，故儒学本身也多兼方术之学。南阳方士文化也比较发达，有些还是门徒众多的著名经师，或世代相传的儒学世家。方士文化依附于儒学，特别依附于《易经》的方术，如《易》占等，这也是汉代易学发达的原因，一般士人都要精通“术数”之学，即以各种方术观察自然界可注意的现象，来推测人和国家的气数和命运。据《后汉书》卷59《张衡传》载，张衡即以善“术学”被安帝征拜为郎的，他“善机巧，尤至思于天文、阴阳历算”，是东汉中世“阴阳之宗”。南阳著名的政治家张衡、左雄、樊准、朱穆等人指陈朝政得失时都是依据阴阳符瑞灾变之理论，把天与人联系起来，说明他们都精通阴阳占卜等术数之学的，所以才能据天像推测社会人事吉凶。张衡对术数之学有精通的研究，曾撰有《太玄经注》、《玄图》等著作。南阳出土的汉画中有大量的天文画像就反映出南阳这种阴阳占卜、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等术学思想的盛行。南阳汉代谶纬之学也广为流传，谶纬之学是以预言与应验为特征并依附于经学的神学混合体。光武帝刘秀笃信图谶，以图谶起兵，以图谶称帝，以图谶用人。南阳富商李守、李通父子也喜图谶，李守常说谶云：“刘氏复兴，李氏为辅”，李通对此念念不忘，后竭力辅佐刘秀统一天下。[⑦]南阳人蔡少云“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南阳人邓晨很信这一谶言，也忠心追随光武帝刘秀左右。[⑧]新莽末年，刘龚在南阳阴县起兵，友人苏竟给他信中劝道：“君处阴中，土多贤士，若以须臾之间，研考异同，揆之图书，侧之人事，则得失利害，可陈于目。”这段话也典型地反映出南阳阴县多士人、善图谶的状况。东汉诸帝也重视图谶神学。据《后汉书》所载谶纬家58例，而南阳占6人。最著名的当数安顺时期的樊英，他精通《京氏易》，善河洛七纬，“以图谶教授”，“受业者四方而至”，顺帝曾待以师傅之礼。[⑧]并且儒学谶纬化，用谶纬解释儒家经典，制订礼仪制度，樊儵定郊祀礼，以谶记正五经异说[⑨]。治经明谶代表了东汉的学术文化水平，著名经学大师贾逵、马融、郑玄等也引谶纬注经典。南阳学者也颇多谶纬之书的著述，宋衷著有《太玄经注》9卷、《法言注》13卷、《乐纬注》、《春秋纬注》、《孝经纬注》。宋均撰有《尚书纬考灵曜》、《易纬通卦验》、《易纬传》、《书纬注》、《礼纬注》、《乐纬注》、《春秋纬注》、《论语谶注》等。南阳黄老道家神仙学说也大量传播，东汉黄老学者从散见的记载来看，以任隗、樊瑞、樊融为代表，皆好黄老之言，清静寡欲。东汉末年太平道教也在南阳广为传播，南阳黄巾军势力很大，曾攻进南阳宛城。南阳人张津为安州刺史，常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终被南夷所杀。南阳人阴长生还著有《金丹诀注》1卷、《修真君五精论》、《修湟经》1卷、《注全碧五相类参同契》3卷、《阴长生书》9篇，都是讲道教炼丹成仙之术。南阳出土的大量仙人乘鹿、鹿车画像、虎车画像、龙画像、羽人画像、飞廉画像，各种异兽组成的升仙画像，都反映出神仙道教思想的盛行情况。同时，南阳也出现了一些反对谶纬迷信的有识之士，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尹敏和张衡。他们认为谶纬虚枉，非圣人之作，是“虚伪之徒”“要世取资”而为，要求一禁绝之。尽管他们是用星占灾异说反对谶纬迷信的，但这种敢于破除迷信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二）艺术文化灿烂
汉代南阳艺术精湛，表现出明显的先进性。首先是舞乐百戏发达。张衡《南都赋》载，南阳聚族蒸尝祭祀，宴请宾客之际，“弹琴
龠，流风徘徊，清角发声，听者增哀”。南阳士人在三月上巳日纷纷到河边踏青游乐，举行歌舞聚会活动，“于是齐僮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舞”，弹筝吹笙，发出动听的新声。南阳画像石中有许多歌舞演奏场面，其中撞钟图、击饶图，十分生动，而弹琴、抚琴、击鼓更是栩栩如生，并有管弦打击乐器伴奏的乐队，所见有瑟、竽、排箫、埙、拍、铙、钲、钟、磬、建鼓、鞞等多种乐器，仿佛听到了《寡妇曲》的悲吟，《鹍鸡曲》的哀鸣，听到柔丽多变的“新声”。画像中的“七盘舞”、“建鼓舞”、“独舞”、“双人舞”、“巫舞”、“长袖舞”，个个细腰长袖，翩跹起舞，体现和反映出了丰富多彩的舞姿，果真状如白鹤，形同流云，使人应接不暇。画像中乐舞场面的恢宏盛大与张衡在《南都赋》中的汪洋恣肆的吟颂，相互辉映，令人如入其境，如闻其声，使人们确信南阳放射音乐文化异彩的过去。汉画中还有多种多样的杂技表演，诸如飞剑、跳丸、倒立、冲狭、弄壶、戏车等，技艺高超，令人赞叹不绝。特别是戏车，再现了一场惊心动魄、绝妙非凡的车上履索杂技表演，堪称杂技之精粹。其次，在雕塑艺术上，南阳出土的汉代陶狗，形体适中，比例匀称，写实性强，造型逼真，形象生动，准确地塑造出狗的各种形态，维妙维肖，收到了以形传神、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南阳出土的汉代石雕有天禄、辟邪、虎头、獬豸、卧羊、龙虎座等，造型奇特美观，其奔放苍劲的艺术手法反映了南阳汉代石雕艺术的水平。最能反映南阳汉代艺术水平的是画像石和画像砖，全国出土近6000块，而南阳竟占1／3。其艺术风格粗犷豪放，对各种形态刻画注重整体效果，不注意细部加工，粗中见巧，以动势求胜，朴素而不单调，豪放而不疏散，正如鲁迅所说“气魄深沉雄大”，主题表达明确，内容丰富多彩，大致分为生产、生活、历史故事、远古神话、吉礼祥瑞、天文星象、装饰图案等七大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南阳汉代的社会意识和思想观念，被称为“东方艺术宝库”之一。再次，南阳汉代书法艺术也有不少传世之作，现存的石刻宗资墓石兽膊题字“天禄辟邪”是正规的小篆，隶书有《越圉令碑》、《李孟初残碑》、《赵菿碑》、《淮源庙碑》、《张景碑》、《许阿瞿墓志》，还有画像石（砖）上的散字等皆很有名。光武帝刘秀、章帝刘炟、师宜官等都是著名的书法家。最后，在建筑艺术上，南阳出土的画像石（砖）中，刻有汉代的建筑。从住宅建筑上看有单檐四阿式、重檐四阿式、高层建筑、干阑式、平民住宅等。桥梁建筑有拱桥、弧形梁式桥等。还有园林建筑和乐舞厅堂、养动物的圈舍等。揭示了私人住宅和园林建筑的壮观豪华、幽静怡人及桥梁的坚实优美，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南阳汉代的建筑艺术水平。
（三）科技文化发达
南阳是汉代科技之乡。张衡是位优秀的天文学家和机械制造家，他撰有《灵宪》和《算罔论》等天文与数学论著，已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和日食的原因，发明并制造了世界最早的水力转动浑天仪、比欧洲早1700多年的地动仪、比欧洲早1000多年的侯风仪。他对星数进行观测，较亮的2500颗，常明星124颗，有名字的320颗，这是与现代天文学家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用肉眼看到的数目基本相同。在天文、历法、数学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被称为“科学之父”，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宋均在天文学方面也颇有造诣，著有《尚书纬考灵曜》、《易纬通卦验》两部纬书，其中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学内容。医圣张仲景精研《内经》，撰著《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历代医学界奉为经典著作，被后人尊为“万代医宗”，他的老师张伯祖也是南阳名医。南阳的钢铁冶铸艺术先进。南阳太守杜诗制作“水排”鼓风机，冶炼钢铁，提高了冶炼技术，欧洲在1100年后才开始应用这种技术。南阳市北郊瓦房庄冶铁遗址，是汉代全国最大的钢铁基地，通过出土的铁器分析，其中一件铁和二件东汉铁凿属铸铁脱碳钢、球墨铸铁，说明汉代南阳人已掌握了高温冶炼技术。在长安建筑遗址中还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南阳工官”铭铜弩机。
（四）文学繁荣
南阳文化教育发达，产生了一批文学家，留下不少文学作品，主要代表人物是张衡和朱穆等人。张衡的《二京赋》和《南都赋》、《思玄赋》、《归田赋》尤为著名，与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并称“汉赋四大家”，他的《二京赋》是汉赋之长篇极轨，抒情小赋为辞赋发展开辟了新境界，《归田赋》是东汉赋风转变的扛鼎之作，在语言上开汉赋骈丽的风气。他的《同声歌》、《四愁诗》是五、七言诗创始时期的重要作品。朱穆著有《崇厚论》、《绝交论》、《郁金赋》、《与刘伯宗绝交诗》等诗文近20余篇。其散文创作有延笃《贻刘佑书》、《与李文德书》、《仁孝论》，刘毅《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上书请著太后注记》，刘苍《光武帝受命中兴颂》、《建武以来章奏》，刘珍《汉记》、《东观汉记》，刘騊駼《玄根赋》、《与窦季玮书》、《与李子坚书》、《上书谏铸钱事》，左雄《上疏陈事》，张敝《奏记王畅》，刘复《汉德颂》，宗意《谏留诸王不遣就国疏》，张衡《大疫上疏》、《陈政事疏》、《驳图谶疏》、《论贡举疏》、《论举孝廉疏》等。张衡、延笃、刘珍、朱穆、刘騊駼、刘睦、刘苍等七人还有文集流传于世。这些丰富的文学作品，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而且也是汉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反映，体现了南阳士人忧国忧民的崇高精神。
（五）民风淳朴，崇德重义，自强不息
南阳汉代社会民风朴实无华，讲究名节，积极进取。张衡《南都赋》描述南阳人说：“且其君子，弘懿明叡，允恭温良，容止可则，出言有章，与时抑扬。”说明南阳人品德高尚，为世人之楷模。试举例以资证明：邓晨率宾客与汉军会于棘阳，小长安战斗之败，妻及三女皆遇害，新野县令烧其房舍，但终无悔恨之色，仍追随刘秀征战不已。贾复、邓禹等人带头弃武修文，开一代重儒之风气。李通首劝刘秀起兵反莽，发动武装起义未果，其兄弟门宗64人被杀，但仍忠心不已，终于助成帝业。岑彭坚守宛城，汉军攻数月不下，粮尽而降，刘伯升以他“执心坚守，是其节也”，表彰其讲义守节，封为归德侯，最终在平定蜀地公孙述政权中，为国捐驱。刘縯少有大节，自王莽篡汉，常愤愤有复社稷之志，组织刘秀、邓晨、李通等人起兵，合力攻占宛城。樊英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安帝特征到京师欲任以要职，他拒不接受，连安帝对他也无可奈何，不得尊以师傅之礼，不敢夺其志节，听其还归南阳。表现了南阳士人刚直不阿的独立人格精神。张衡一生积极进取，勤劳多获，但从不阿谀奉迎，苟且偷生，而且忧国忧民，直言不讳，品性高洁。他在《应间》中说：“捷径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进苟容，我不忍以歙肩。”“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⑩]崔瑗在《河间相张平子碑》中称赞他“然而体性温良，声气芬芳，仁爱笃密，与世无伤，可谓淑人君子者矣。”[11]象这些讲信有节，守死善道，忠孝仁义之士，在南阳人中是不胜枚举的。南阳汉画中刻有“二桃杀三士”、“荆轲刺秦王”“聂政自奢”、“程婴杵臼”、“狗咬赵盾”、“范睢受袍”等历史故事，也反映出南阳人崇尚名节，赴仁蹈义的社会风尚。
（六）政治文化发达
汉代南阳人才辈出，他们忧国忧民，孜孜为政，在政治上卓有建树。西汉南阳人在政治上作用不十分大，而到了两汉之际南阳人就崛起了，在东汉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南阳蔡阳刘氏起兵反莽，在南阳建立了更始政权，覆灭了王莽的新朝，王莽的首级也是首先传到南阳的。刘秀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南阳人是主力军，立下了汗马功劳，其手下的文臣武将多为南阳人，如刘赐、刘歙、刘嘉、刘信、刘祉、邓禹、贾复、陈俊、朱佑、李通、岑彭、杜茂、马成、吴汉、任光、马武、彭宠、邓晨、来歙、韩歆等人，都随刘秀南北转战，完成了统一大业，建立了东汉王朝。东汉建立以后，南阳人在统治政权中仍居统治地位。南阳籍官吏122人中，光武、明、章帝时期为53人，和帝、灵帝时期51人，中平元年以后仅18人，说明南阳人一直到桓、灵帝时仍兴盛不衰。仅光武帝朝南阳人任三公的就有10人，九卿13人。三公之一的大司马是全国的最高军事统帅，公元25年由吴汉担任，一直到公元44年止，共19年。从公元44年到51年由刘隆行其职，达7年。后大司马改为太尉，由南阳人赵熹自公元51年担任，至到60年，公元65－75年又任该职，共担任了十九年。说明军权一直掌握在南阳人手中，对东汉政权的巩固做出了深远的贡献。南阳的外戚集团也控制东汉政权时间较长，出现了光烈阴皇后、和帝阴皇后、和嘉邓皇后、桓帝邓皇后、灵帝何皇后，五位皇后参政议政达81年之久，几乎占东汉统治时期的1／2，对东汉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12]南阳人为政清廉，广推教化，造福人民，促进了东汉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稳定了东汉政权。任延、宋均、左雄、郭丹、邓晨、朱穆、张衡、樊准等人或任职郡守，兴修水利，发展经济，兴办学校，或任职中央官吏忠心辅政，为皇帝出谋献策，指陈朝政得失，有益于统治方针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足见南阳人忠心为国，安定政治的良苦用心。可以说南阳人是东汉政权的政治支柱。
（七）风俗文化中迷信色彩浓厚
汉代南阳有独特的社会风俗，光武帝刘秀曾下诏撰《南阳风俗传》。南阳风俗文化中迷信色彩浓厚主要表现在信仰阴阳五行和神仙灾异学说，以及星占和祭祀祖先、山河的风俗。从汉代南阳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砖）中可以看出，南阳葬制葬俗比较迷信，认为人死犹如生，随葬大量的生活用品供死人享用，并希望死人能够安全升天成仙。据对唐河针织厂墓两主室的天象图研究认为：北室主室顶部刻太阳、白虎、长虹等，为白昼天象，应是葬男主人的位置；南主室顶部刻有月亮和星辰，为夜晚天象，应为女墓主人的位置，这种天象绘制方法，反映了当时盛行的阴阳迷信思想。墓葬中的不少画像有月亮和东宫苍龙星座中尾宿共处的现象，尾宿是代表女性的星座，其在天为女性的保护神，在朝喻后妃，在野指主妇，因而在汉墓中经常与表示阴性的月亮同时出现。女宿又称婺女或须女，汉代认为它主布帛、裁制、嫁娶，在汉墓中也常在月亮旁边。所以它蕴含保佑后代婚姻嫁娶、繁衍昌盛的精神寄托。“日月合璧”图像是汉民族追求“和谐”的哲学理想在丧葬意识中的表现，它以日月象征阴阳之分、夫妇之位，以“日月合璧”相征生存世界的万物合谐，阴间的夫妇关系和睦，并以此为中心，以理想化的方式，建成一个天地人三位一体的和谐的实体。[13]反映了汉代南阳葬制葬俗中的迷信色彩。汉代人认为灾难、疾病是鬼魅作崇的结果，于是在南阳就形成了辟邪、驱鬼的风俗，南阳汉画像墓的墓门上常有神荼郁垒形象，亦有大傩驱疫鬼图像，以求平安无事。在南阳画像石（砖）中有不少的“虎吃女魃图”、“雷公出行图”、“风伯雨师图”“河伯出行图”“虹霓图”等都表现出祭神求雨的风俗，以求风调雨顺。张衡《南都赋》中还记载有四时祭祀祖先的风俗，以求祖先神灵保佑万事顺遂。阴历三月三日“上巳节”，人们都聚会在河边，举行禊祓祭，以求除灾祛邪。汉代南阳这些民俗尽管迷信色彩浓厚，但它反映了南阳人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希冀风调雨顺，平安无事，五谷丰登，有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
（八）社会生活丰富多彩
汉代南阳的社会生活表现在车骑出行之盛，宴饮舞乐百戏精彩。张衡《南都赋》对这种田猎饮宴活动有过描述，在祭祀祖先时举行宴会，不但有丰盛的美味佳肴，更有赵女郑姬穿红戴绿，弹琴跳舞，酣饮至醉而归，甚至通宵达旦。上巳节郊游踏青，男男女女穿着漂亮的衣服，坐着马车，聚集到水边。祓禊、歌舞、田猎、横渡，一幅贵族游春娱乐的画面，跃然纸上。南阳出土的画像石（砖），有大量的连车列骑、饮宴舞乐的豪华生活场面，其数量之多、场面之大是其他各地出土的画像石（砖）所无法比拟的，仅车骑出行田猎图就有借助猎犬捕兽、借助弓矢猎兽、借助马匹射猎，还有渔猎图等，所猎取的动物就有虎、牛、鹿、兔、野猪、雁、鱼等。饮酒时还要以投壶六博为赌具，汉画中有投壶图和六博饮宴图。举行宴会常以歌舞百戏来助兴，出现有拜谒、迎宾、宴飨一类画像。汉画中的《舞乐宴飨图》颇能反映这种饮宴情状，画面上方一人跽坐，三人鼓舞，下面二人对坐，中间置案，上有酒杯、鱼、鸭、肉串等饮食。画中的舞者“云转飘忽”的长袖，“体若游龙”的身段，给人以潇洒的美感。常常是杂技、舞乐、宴飨三种场面雕琢在一起，表现出当时南阳贵族生活的雍容华贵气派。南阳汉画中的斗兽图，与南阳“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习俗有关，把斗兽作为观赏娱乐，以表现勇猛的气概。由此可以看出南阳社会文化娱乐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也反映出汉代南阳的精神风貌。
二、南阳汉文化形成的原因
南阳文化在汉代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兼容并包，在诸郡国遥遥领先，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其形成原因主要有以下四条。
（一）优越的自然环境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环境对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影响。南阳郡自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72）设置，治宛（南阳市），辖境相当于河南省熊耳山以南叶县、内乡到湖北大洪山以北应山、郧县之间。内有大洪山，东南有桐柏山，西南有武当山，北有秦岭东段、伏牛山，南有绿林山，中部为一开口向南的半园形盆地，属于南襄盆地的一部分，山地与盆地之间为丘陵陇岗过渡带，形成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水系的分水岭及南北气候的分界线。南阳河流纵横，山川秀丽，自然资源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南阳人张衡在《南都赋》中有详尽的描述，他在赋的开篇就说：
于显乐都，既丽且康，陪京之南，居汉之阳，割周楚之丰壤，跨荆豫而为疆。体爽垲以闲敞，纷郁郁其难详。尔其地势，则武阙关其西，桐柏揭其东；流沧浪而为隍。廓方城而为墉。汤谷涌其后，淯水荡其胸，推淮引湍，三方是通。[14]
他以深情的感叹发端，盛赞南阳肥田沃壤，爽适开阔，地势环境险峻，内外交通便利，自古是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的战略要地。接着张衡铺陈了南阳丰盛的特产和自然景观，山势高大巍峨，有许多珍奇矿产，尤以铜铁最为丰富，战国时期就有“宛巨铁釶，惨如逢虿”的记载，秦汉时代以经营冶铁业著名的孔家，就是在宛地鼓铸铁的。在南阳的鲁山、桐柏、方城、宛城都发现有汉代的冶铁遗址，说明南阳铁资源是极为丰富的。水利资源丰富，主要河流有唐河（沘水）、潘河、赵河、白河（淯水）、潦河、湍河、丹江（淅水），分属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形成淮河、唐白河及丹江三大水系，沿河土质土壤好，易于耕作，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沟渠纵横，堤埂相连，旱可灌溉，涝可排水，水旱间作，随意耕稼。南阳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据研究，汉代南阳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具有亚热带到温暖带过渡的气候特点，以温暖适宜为主，比华中以南多雨潮湿和关中温暖干燥的气候都要优越得多，据张衡《南都赋》介绍植物，有“穰橙邓橘”，稻麦复种，一年两熟，种植有甘蔗，说明南阳当时气候适宜种植这些现今分布于亚热带的经济作物。这样的气候使得南阳鸟语花香，农业发达。南阳交通便利，地处南北之交，春秋战国时期即为楚秦间与中原各国的交通枢纽，由关中向江淮此乃孔道，由伊洛向荆襄此乃要冲，既为南北交通咽喉，又是西北向东南的必由之路。陆路交通主要有：一是南阳至洛阳，即由宛沿今口子河谷北行，穿过伏牛山，经鲁关（鲁山县南），出方城，北达成周洛阳地区，古称鲁关道。二是武关道，自湖北宜昌城起，经南阳西行，过武关、商洛至西安或咸阳。三是南方大道，又称夏路，或称方城路，由南阳盆地东出今方城、叶县间的伏牛山隘口，达到豫中平原，由方城经宛南行可至郢（湖北江陵），这里向北可达韩魏，向东北经陈蔡达于齐，即所谓“楚适诸夏”。四是，南阳出夏路向东南经汝颍下游平原的畐焚、平舆、繁阳、沈、胡、居巢等地，到达淮河南北一带，这就是南阳“东南受江淮”的陆路线。南阳还是长江水系伸入中原腹地最远的地区，其水运航程为中国古代南北天然水运航线之最长最盛者。水路交通线主要有：一是淯水（白河）。据谭其骧先生研究，战国时期，楚王的船可逆河而上，经汉水，入溧河，越过“夏路”进入鸭河。[14]即白河的行船可至今南召县境。湍河是白河支流，自邓州市至新野可通航进入白河。二是唐河，上段称堵水，下段称沘水、泌河，汉代自方城以下皆可通航进入汉水。三是丹水，又称淅水，逆流而上可达陕西商县城。淮水发源于桐柏山，距宛较远，但淮水的支流
水（今汝河）和
水（今甘江河）达方城附近，而堵水（潘河）、沘水（泌河）是汉江的支流，长江流域的货可经郢（湖北）地或由汉水上溯到宛，也可经沘水运到宛东北的方城，再往西北关中运输，而淮水流域的货物也可由水、水运到方城，再经唐河运到宛。由此可见，渭水流域的关中是通过宛与江淮流域联系的。这就是宛“受江淮”的水路。发达的水陆交通不仅为商业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便利。
（二）良好的社会环境
南阳汉代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保证。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
1、汉代南阳在全国特殊的政治地位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社会大的政治环境。南阳在西汉出人才13人，政治建树不大，但南阳的地位已经较高，西汉时封到南阳郡的侯王约30个。[15]新朝的建立者王莽曾封新都侯，哀帝时他也曾到新野都乡住了近三年。到了东汉南阳为“帝乡”，称为“南都”，皇亲国戚不能尽数，王侯将相第宅相望，“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风流”，封到南阳的列侯和公主达52人[16]，诸帝王巡视南阳，怀旧祭祖达12次。世代衣冠名族，如邓氏、阴氏、来氏、樊氏、岑氏，由于拥有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这些家族产生了大批政治与文化人才。南阳人汉代这种良好的大环境，为南阳人脱颖而出提供了某种机遇，也就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政治条件。
2、南阳历任郡守励精图治，为汉代南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小政治环境。西汉南阳有名可考的郡守9人，其中孙宠、贤、王昌、陈咸、薛明、翟义、义纵、原涉父亲，或事迹不详，或严刑酷法，惩治豪强。有政绩可述者只有元帝时郑弘和召信臣，二人明经通法，政绩卓著，特别是召信臣为民兴利除害，劝课农桑，戒奢尚俭，教化大兴，人民称为“召父”。东汉南阳郡守有名可考者42人，大都为政清廉。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打击豪强，惩治贪污，廉洁奉公，以身作则，发展经济。如杜诗勤政节俭，爱民省役，诛暴立威，兴建水利事业，人民称为“杜母”。桓虞表贤黜恶。王畅惩治豪强和贪官污吏，令受脏自首，若隐没不举，遣官吏“发屋、伐树、堙井、夷灶”。[17]陈球因打击豪强而得罪权贵被免官归家，为官清廉，“子孙同衣而出，并日而良”。[18]成瑨惩治皇亲富商豪绅张讯，得罪权贵被杀。他们惩贪除奸，扶正祛邪，为官一任造福于民，甚至不惜丢掉乌纱帽，也不去苟且偷生，这种为官之品德至今仍值得歌颂。二是尊师重教，移风易俗，形成良好的道德环境。大约在章帝时鲍德任南阳郡守，修缮学校校舍，“尊飨国老，宴会诸儒”[18]，行礼奏乐，鼓励百姓崇节尚义。刘宽任南阳太守，“好为诸生讲论经义”，每巡视属县就要召集学官和诸生，执经对讲，“见父老慰以农里之言，少勉以孝悌之训。人感德兴行，日有所化”。[20]还鼓励私人办学，南阳私学兴盛，著名的有洼丹、魏满、尹敏、谢该、郭丹、卓茂、高凤、樊儵等人，教授门徒少则百人，多则数千人。使南阳形成了良好的学风，培养了大批的文化人才，为南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由此可见，汉代社会政治大环境和南阳小环境相结合，形成了南阳汉代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南阳文化高峰的形成。
（三）发达的社会经济
汉代南阳社会经济发达，农业、手工业、商业发展迅速，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农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科学技术先进，普遍采用牛耕和铁制工具。从南阳发现西汉铁犁镜、V形铁口犁铧和铧范来看，铁制犁铧上口加宽，两侧犁叶加长，铧锋角度变小，加强了破土力。南阳还发现西汉耧足范，说明当时已用耧播，可以使开沟、播种等工序一次完成，播种均匀，深浅一致，是先进的农具。这就使农业深耕细作，提高了劳动力和生产效率。其次，表现在农田水利事业的建设上。南阳雨量充沛，河流纵横，为农田灌溉提供了条件。西汉南阳太守召信臣和东汉南阳太守杜诗疏峻和新修大型陂池堰渠，主要有六门陂、钳卢陂、樊氏陂、邓氏陂、召父渠、郑渠堰等。新野境内承淯水修的新野陂，灌溉面积很大，形成了一套水利灌溉系统，为农业丰收提供了保证。
汉代在南阳设有铁官和工官管理冶铸工业和其他手工业。南阳的铁器远销全国各地，在新疆就出土有汉代南阳冶铁作坊铸造的生产工具，长安城内就有“南阳工官”铭铜弩机的出土。农业和冶铸业的发展，促进了南阳商业的繁荣。《史记·货殖列传》说南阳“俗杂好事，业多贾”，孔氏“家致富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南阳郡治宛是汉代全国六大商业城市之一。《盐铁论·力耕篇》：“宛周齐鲁，商遍天下，富冠海内，皆天下名都。”东汉在宛设有交易丞和铁府丞，专管商业贸易之事。经济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两汉之际，在南阳起兵反莽的也大多是商人或大地主。刘秀经营田庄有方，连年丰穰，也曾贩谷于宛。李通是以“货殖著名”的大商人。大将军吴汉王莽末年在渔阳郡以贩马为业。刘秀外祖家樊氏也是大地主兼大商人。刘秀的姐夫邓晨也“富于财”。西汉末年，游学京师的南阳人刘秀、刘縯、刘嘉、刘隆、邓禹、朱佑、卓茂、张堪、阴识等人，也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西汉南阳人张释之、孔仅都是以经济实力起家入仕的。
（四）悠久的文化传统
南阳文化渊远流长，自很早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里生产和生活，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最早的当属南召县杏花山古人类文化遗址，发现有猿人右下前臼齿一枚及巨猿、剑齿象、三门马和肿骨鹿等动物化石。还搜集和发掘出哺乳动物化石共22种。经鉴定猿人牙齿的地质年代为更新世中期（距今约四五十万年前），与“北京猿人”接近。这个遗址中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中的巨貘和剑齿象是华南动物群的主要成员。三门马、肿骨鹿和河貍则是华北动物群的主要成员。这表明“南召猿人”遗址处于华北和华南动物群的结合地带。南阳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102处。其中最著名的有：淅川黄楝树遗址、下王岗遗址、双河镇遗址、马坡遗址、李家庄遗址、雷咀遗址，南阳县的黄山遗址，镇平县的赵湾遗址，社旗县的茅草寺遗址，南召县的二郎庙遗址，西峡县的杨岗遗址，内乡县的小河遗址，桐柏县的陡坡嘴遗址，新野县的凤凰台遗址等。这些遗址的主要特征是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和龙山文化三种文化层叠压。反映了中原文化和江汉文化的交流，也表现出南阳早期文化的区域特征。南阳是夏朝统治区域的一部分，故有“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的记载。文献有“荆河惟豫州”的记载，即现在长江与汉水之间的荆山，为夏商时楚族控制的中心区域，“河”指黄河。南阳地处荆山和黄河之间地带，所以南阳是探讨夏文化和荆山一带相当于夏文化的先楚文化互相交流的重要地区。据杜佑《通典》说“邓为禹都”，即南阳之邓州市曾为夏的都城。夏文化遗址有南召的二郎庙遗址、下王岗遗址，有代表性的当为镇平县马圈王遗址，出土有大口樽和澄滤器，为二里头（夏代）典型遗物，同时也含有商周文化层。商朝曾讨伐过位于今鄂西北荆山一带的楚方国。发掘的商文化代表遗址是十里庙遗址，发掘商代墓葬7座，窖穴十个，灶一个，半地穴房基一座，井一口，出土文物214件。还出土有商代石器、斧、镰、铲、凿、刀和锛、镞，铜器有镞。还有人骨，铸造铜器的陶范和冶铜坩锅，说明可能是一座商代铸铜作坊。据文献记载西周时南阳分封有申、吕、谢、应、邓、鄀等小国，并以南阳作为控制南方楚国的政治军事要地。在南阳市郊独山脚下红旗砖瓦厂处发现申国贵族墓地，出土文物有铜马镳、节约、辔饰、
、鼎、盘、簋等，还出土有铭文的簠，上有45字篆文，其中有“大宰仲爯父”字样，说明西周封的申国确在南阳市。由于南方楚国的崛起，积极向北扩张，大约在鲁庄公元年、楚文王二年（前688年），楚国灭掉了南阳申、吕等国，并且在申国的俘虏中选拔一个彭仲爽作楚的令尹。在淅川下寺楚国墓地发掘出土20余座春秋楚国墓葬，出土有青铜礼器、乐器、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石器、玉器、贝币及装饰品7000余件。其中一号墓出土的铜禁是国内首次发现的长方形礼器，是用失腊法铸造出来的。出土的编钟是历年来国内出土春秋时期编钟数量最多，音响效果最好的一套。出土的石排箫引起中外音乐工作者极大的兴趣；出土的钮钟，据测音和试奏，各种发音纯正，音色优美，音阶准确。55号鼎的透雕兽头，48号铜盏的卷帘状兽头足及盏身，是中国青铜器冶铁史发现较早的失腊铸件。出土的青铜器和乐器铭文计有119器，铭文字体多样，内容丰富，其中王子午鼎说明为楚王族墓。不仅展现楚人的音乐、冶铸艺术的发达，也为楚始都丹阳提供了崭新的实物材料，证明南阳确为楚地。前303年韩国从楚国手中夺走了南阳宛城，一直到前291年秦国占领南阳宛城。由上可知，南阳自古就是南北文化融合之地，先秦受夏、商、周、楚国和韩国诸文化的影响，有丰富的源流。南阳“纯朴憨厚之风”显然是受“夏人上忠，其敝鄙朴”的文化影响。南阳人崇礼重义可能是受商周礼制文化的影响。南阳人尊神祭祖，事鬼敬神，也许是受楚巫术的影响。南阳在西汉多法学之士，是受韩国尚法之风的影响。南阳汉代的艺术文化受楚文化影响较大，楚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物精致轻巧，一反商周呆板厚重之风。出土的鼎纹饰华丽，器表布满半浮起的夔龙纹、窃曲纹、花瓣纹等，造型错落，栩栩如生。王玉金先生在《试析楚文化对南阳汉画的影响》一文中认为，南阳天文画像居多，来自楚发达的天文学知识，舞乐百戏来自楚的舞乐之风，汉画中见到的乐器在楚墓中也有大量出土，升仙画像来源于楚国文献中大量道家升仙思想的记载。汉画中的鬼神形象也多是楚人敬仰的鬼神。南阳汉画粗狂豪放的艺术特色是受楚艺术狂放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影响。南阳出土大量的崇尚名节的画像石（砖），又显然受齐鲁文化的影响。
总之，南阳汉代优越的自然环境、政治环境、发达的经济和丰富悠久的文化源流形成了多彩多姿的、发达先进的、开放的地域文化，为我们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河南汉文化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李泉：《东汉官吏籍贯分布之研究》，《秦汉史论丛》第5辑，法律出版社，1992年8月版。
②卢云：《东汉时期的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4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7年；《西汉时期文化区域与文化重心》，《历史地理》第5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后汉书》卷17《贾复传》。
④《后汉书》卷82《方术列传》。
⑤《后汉书》卷64《延笃传》。
⑥《后汉书》卷80上《刘珍传》。
⑦《后汉书》卷15《李通传》。
⑧《后汉书》卷15《邓晨传》。
⑨《后汉书》卷32《樊儵传》。
⑩ [11] [14]严可均：《全后汉文》卷53、45。
[12]《后汉书》卷10《皇后纪》。
[13]陈江风：《天文与人文》，93—106页，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年版。
[14]《长水集》下集。
[15]《汉书》补注《王子侯、恩泽侯、功臣表》。
[16]《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中华书局，1984年版。
[17]《后汉书》卷56《王畅传》。
[18]《后汉书》卷56《陈球传》。
[19]《后汉书》卷29《鲍永传》附。
[20]《后汉书》卷25《刘宽传》。
[21]《南召县发现猿人化石》，《人民日报》1979年2月6日。
[22]《汉画学术文集》，河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第204—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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