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云凤[1]2016年在《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文中指出公平问题在中西方的历史上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开始了对公平问题的探究,从对“公”、“平”、“正”、“义”的阐释到对大同社会的美好憧憬,展示了人们对于公正平等社会的向往。西方对公平问题的探究在古埃及就有文字记载,表明公平最初是同人们的劳动实践及分配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完善,西方的公平思想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派别。中西方历代先贤们的公平思想对于当前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认识和解决公平问题仍然具有启发意义。20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之后,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以及分配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局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环境、运行程序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特别是非市场原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反映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线;改革中各种矛盾的阶段性和集中性爆发,深层次社会矛盾的显现,使得公平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国家和政府也非常重视公平问题,从最初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显示了政府解决公平问题的过程与决心。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梳理近代以来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探析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公平思想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环境、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总结归纳其中的教训和经验,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的公平问题可以提供某些借鉴和启示,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采用历史学方法、政治学方法、传播学方法等,对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论文内容包括绪论及六章内容。论文在绪论部分介绍了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论文研究方法与结构、基本概念的界定。在基本概念的界定部分,阐述了“公平”、“公正”、“正义”的异同,介绍了公平的类型等,指出了平等是衡量公平的重要指标。论文梳理了西方历史上的公平思想,筛选出了近代以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包括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契约论公平思想、功利主义公平思想、拉斯基民主社会主义公平思想、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沃尔泽和米勒的多元正义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也是产生于西方的公平思想,但在性质上与西方其他公平思想截然不同,所以在分类上单独列出。分析了上述公平思想在西方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对这些公平思想进行概括、归纳、提炼。西方公平思想随着列强的侵略涌入中国。基督教神学早在唐朝时期就传入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圣经》完整译本在中国的出现,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开始系统地传入中国,传教士作为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传播主体,通过直接讲道、写作或翻译书籍、创办教会学校、发行报刊等方式进行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的传播。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在内容上具有麻醉性、消极性,鸦片战争后被列强利用充当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奴化和驯顺中国人民,以利于列强的殖民侵略;另一方面,基督教神学公平思想在客观上冲击了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成为太平天国的理论来源之一,“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也是西方平等思想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契约论公平思想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传入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客观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认为不仅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及思想文化,西方的进化论思想、天赋人权思想、叁权分立思想等逐渐传入中国。契约论公平思想源自霍布斯、洛克、卢梭,其主要内容包括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自然权利(天赋人权)等。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王韬、郑观应、何启、胡礼垣较早地接触到或传播了天赋人权思想;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间接或直接传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资产阶级革命派杨廷栋、邹容、刘光汉、陈天华、孙中山也传播了契约论公平思想。西方契约论公平思想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促使了民众国民意识、权利意识的提高;但也由于救亡图存的工具性,在传播过程中疏离了西方契约论公平思想的本意,从而导致了影响的变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社会的热潮促使了公平思想的广泛传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社会的热潮中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开始传入与传播,功利主义公平思想也得到了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李达、陈独秀、陈望道、毛泽东等通过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书籍、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等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进行了传播;一些国民党人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问题与主义”之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此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主要是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即铲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美好社会,对经济公平也有一些探讨。胡适、高一涵等在知识界传播功利主义公平思想。功利主义公平思想影响主要在理论层面,是五四时期“民主”的思想资源,“科学”的重要内容,是改造国民性、增强国民个人权利意识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指出了公平社会的新方向,其影响在不断扩大,并且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20世纪叁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与其他公平思想展开博弈。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专制主义在制度公平方面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博弈。李达、李一氓、吴亮平(吴黎平)、郭大力、王亚南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着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中国20世纪叁四十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潮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民主社会主义,主要传播者是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施复亮等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所谓“计划化民主国家”的公平社会难以实现。新专制主义覆亡、自由主义式微、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胜利,这是历史和人民的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叁十年,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践行中出现了曲折,在建立相对公平的基本制度之后,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出现了波折,由最初的追求平等到陷入了平均主义的误区。此时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主要是社会制度公平思想、分配公平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公平思想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原则是权利原则和按劳分配原则,在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按需分配原则。诸多主客观因素影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解读与实践,使之附着了中国传统大同思想与平均主义的色彩。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平思想的传出现了新气象,因此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对公平正义思想的吁求,从起点公平、机会公平、结果公平方面透析西方公平思想的影响。传播的主要西方公平思想包括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诺齐克的权利正义论、德沃金的资源平等论、沃尔泽和米勒的多元正义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可批判借鉴西方其他流派的公平思想,以利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平正义理论体系的构建。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传播历程启示我们在当今时代应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的各类传播主体的潜力、充分发掘各类传统传播媒介和新媒介的功能,还应重视马克思主义公平思想的中国化实践,以增强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思想的传播力,巩固其主导地位。
王立洲[2]2014年在《民主建构的文化自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经验》文中研究指明民主不仅是一个制度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政治价值理念和社会管理体制的复合系统。因而民主建构既包括制度建构,也包括文化建构。民主制度作为民主的“硬件”,必须有民主文化这个“软件”与之配合。民主文化是一种深层的民主意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它一方面维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规范着日常的政治和行政活动。如果缺少民主文化的支撑,再完美的民主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真正落实。虽然当今世界,民主政治已成为大多数国家政治发展的主流,人类的政治观念和政治价值也达成了民主共识,但民主建构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制度的建立只是民主建构的开始,民主的巩固和发展才是民主建构的真正主题,在此过程中,民主文化是否发育成熟,成为决定民主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之一。民主建构在中国已有百年历程,但由于中国民主文化发展一直相对滞后,大大影响了中国民主化的实际进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步伐也逐渐加快,但中国目前的民主政治现实与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之间还有较大距离；与此同时,在全球化时代,西方民主输出又对社会主义民主构成新的挑战。而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价值理想,并积极维护好中国民主意识形态安全,关键是要在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是有着内在的割不断的联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规律及其未来走向,只能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追根溯源。所以论文的主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作一项文化史的考察,力图厘清民主文化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生成与嬗变的脉络。论文通过历史梳理、思想阐发和理论分析,把主流民主文化发展、非主流民主文化影响与大众民主文化培育研究统一起来,把“解构”研究与“建构”研究结合起来。从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运动的发端及其历史演变、语境转换中去总结反思,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孕育、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揭示其成长规律,并从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中,探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向。论文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形成、发展及其基本经验研究”这一主题,依据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在内容结构上,将研究问题分解为彼此紧密联系的六章内容。第一章主要通过对民主建构的文化自觉,来研究民主建构中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突显民主文化在民主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彰显出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演进与发展过程的意义；同时通过对民主文化的基本理论研究,界定论文的核心概念,为中国民主文化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点和依据。第二章、第叁章、第四章主要沿着近现代以来中国人文化自觉的历史足迹,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发展的历史实践过程。内容分别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的孕育与萌芽、初步建构与曲折发展、重构与发展叁个阶段,跨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建国初到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叁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在每个阶段总结和梳理出民主文化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及其主要内容,并揭示出民主文化的自觉程度及其对民主建构的影响。第五章主要通过考察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民主文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民主化浪潮对中国民主文化发展的影响,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发展的机遇、挑战,在比较宏观的视域下,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发展的时代定位,并揭示其在新世纪的创新发展及其成果。第六章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历史演进与当代发展的总体反思,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发展的基本经验及深远意义；这也是对整篇论文的一个理论总结。
于江涛[3]2016年在《毛泽东与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过程中的思想与实践探索为研究对象,力求客观展现毛泽东领导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脉络,总结毛泽东构想和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主要思想,科学评价毛泽东探索的历史地位。基于此,论文主要解决如下问题:一是毛泽东如何确立社会主义理想。毛泽东毕其一生都在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奋斗,这源于青年时期对“改造中国与世界”命题的思考以及对社会主义理想的坚定信念。求学期间,他接触过多种主义,但经过革命实践和思想清算,最终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把个人政治抱负与党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开始了在中国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不懈探索。二是毛泽东如何构想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毛泽东最早从无产阶级专政和消灭私有制认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他把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认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到新中国成立前初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构想,这包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等。叁是毛泽东如何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创建社会主义基本制是毛泽东革命实践的最终指向,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实践也有着探索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内涵。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本思想,这一思想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衔接和转变,并指导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四是如何评价毛泽东领导创建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历史贡献是开拓性的,他找到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道路,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开启了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在制度创建和改革探索过程中,也存在着无法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对制度现代化问题认识不足等历史局限。
隋萌萌[4]2012年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性质再认识》文中认为作为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近年来，一直有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说法，认为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这种说法赢得了一些学者的认同。这些学者坚持通过研究后认为所谓的新民主义社会存在于建国前后，并为此进行了大量的论证。但是所谓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说法是不能够成立的。首先在官方文件中未曾出现过此种说法，这就表示了它不曾得到认可。而且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种说法自身也存在矛盾。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本身就包含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内容，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非并列的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着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结束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自此以后我国便进入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在这其中也并没有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我国进入过渡时期后，开始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改造完成后，虽遗留了不少问题，但是改造所取得的成就远远大于遗留的问题。我们应该对社会主义改造进行科学的正确评价。因为能否科学的评价社会主义改造具关系到建国以来的历史，关系到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到社会主义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一部分别有用心的学者宣扬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理论动机。他们将所谓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当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意在说明现阶段是对历史的重复与修正。他们宣扬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最终目的是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否定毛泽东，从而否定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更有甚者直接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现在就新式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曾经的被我们放弃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成为一部分人用来与社会主义作斗争的武器。我们必须看清楚他们的真实面目，并揭露出来。在今后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仍需要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陈聚芳[5]2011年在《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由两条历史洪流汇合而成。一方面,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无处不在;另一方面,近现代席卷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剧烈。这两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最终走上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逢中国共产党诞生九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历程与经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轨迹,系统总结中国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利于今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协调、全面和可持续发展。从思想源泉看,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有叁个来源:(1)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产生和践行的文化背景。(2)在本质属性上,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发展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基础;列宁、斯大林的社会发展思想对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产生了直接的重大的影响。(3)近现代世界的各种发展观为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本文对上述叁方面内容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论述。从发展历程看,九十年来,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发展历程。(1)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爱国理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探索中国的出路。他们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未来是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认清国情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建立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人民大众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动力,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前景。(2)新中国成立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分析了世界发展的态势,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大变动时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在“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奋斗目标的统领下,在发展道路上,中国经历了一个由“以俄为师”到“以苏为鉴,努力寻找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具体道路”的探索过程;在建设过程中,毛泽东逐步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于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发展阶段、矛盾运动、发展动力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由于各种原因,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在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之间徘徊摇摆,最终政治斗争压倒了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严重挫折。(3)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实践中经历了一个由不完善到比较完善的过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针对世界发展呈现的许多新特点,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强调要“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确定了中国“叁步走”的发展战略和两大文明都要搞好的战略布局,领导中国进行了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找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制订了“叁个有利于”的社会发展评判标准,并提出了“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的中国发展机遇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深化了邓小平的社会发展思想。江泽民认为,世界各国应该主动迎接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共创一个和平繁荣的新世纪。在这个背景下,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了更加明确的规定,确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叁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实施了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中国社会发展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进行了的新思考,提出了充满时代气息的创新动力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争论,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胡锦涛分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确立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理念上的创新。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中国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协调发展的总体布局,实施了人才强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发展战略。胡锦涛强调,中国要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奋斗。论文最后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基本内容。择其大要有:把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是国家现代化;中国社会发展的理念是以人为本;走自己的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的发展是自然、社会和人的协调发展与全面进步;中国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要依靠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内容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骨架。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发展孜孜不倦的求索,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与启示。这些经验主要是:中国社会发展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担任;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社会要不断进行改革;要坚持用科学的发展理论作指导;要断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始终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边实践、边总结,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是中国社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人民群众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要把中国社会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之中。希望这些经验有助于增强中国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减少中国社会发展的代价,迎接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辉前景。
来庆立[6]2016年在《观念史视域中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与实践》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所思考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十分庞杂且反复谈论了数百年的问题,厘清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中国,也关乎人类整体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由于这一问题的展开需要大量篇幅,所以本文引入观念史的方法,试图从阐释“观念简史”出发理解观念。首先,本文尝试通过概述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和革命向度,界定取得规定性概念的社会主义观念,并考察这一概念的内涵,这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其次,本文通过考察马恩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叁位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列宁——的观念,阐释这一规定性概念在其中的历史演变；最后,在观念整体架构中梳理社会主义的观念变迁和实践分野,进而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的观念与实践,关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对象的客体性,即将社会主义观念作为“总体的客体”,放置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之中,并通过核心概念的阐释规定社会主义观念本身。因此,观念史的发问方式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而非“社会主义是什么”。另一方面,廓清社会主义观念,需要对整个社会主义观念史的演进路径进行一般的逻辑阐释,这样才能在整个历史发展中梳理社会主义观念经历了怎样的内涵演变,最终廓清社会主义观念的现实内涵。这要求研究者不仅关注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也不能忽视在某一方面提出重要内容的“次要人物”,但本文限于篇幅,仅仅考察马恩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对社会主义观念的历史演进具有重要影响的叁位社会主义者,进而寻找到一条线索论述“观念简史”。遵循着“总体的客体”逻辑,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之中可以廓清“概念何为”及其革命向度,从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借助唯物史观,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呈现为从“物”的革命到人的革命的发展进程。通过纵深解剖这两段进程可以看到,在“物”的革命中首先出现了自由概念。人作为个体和类存在,唯有在“物”的革命中才能推翻封建制度中的“人”的权力,进而取得自由,所以这也是“自由的革命”。如果考察这一革命的形态和精神,那么无疑可以将其归纳为高举自由大旗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极大促进人类自由发展的资本革命,即“革命的自由”。但自由仍然存在限度,人脱离了“人”的权力,却还从属于“物”的权力,所以作为自由的进一步发展,人不能继续从属于外物,而应当从属于自身,这时候自由也就等同于解放。唯有在人的革命中推翻“物”的权力,人才能真正取得权力,使自身解放,这也是“解放的革命”。如果考察这一革命的形态和精神,那么同样可以将其归纳为高举解放大旗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使人类完成自由发展这一历史任务的生产关系革命,即“革命的解放”。因此,从核心概念的革命向度(也即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逻辑)出发也就可以认为,社会主义是从“物”的革命到人的革命、从“自由的革命”到“解放的革命”这一人类一般历史发展逻辑的后果和观念,也是关涉个体生存与发展,使自由扩大为解放的现实实践,即从“革命的自由”到“革命的解放”的实践。因此,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正是承启于他对人类历史发展一般逻辑的思考,并且在这一视域中展开他思考路径——从人的生产、劳动与需求的实践维度出发,展开人与人的关系,系统地考察社会关系,从而描述“物”、“物”的权力和其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最终指出这一社会关系因其经济基础而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所以它既合乎历史理性,但又不契合现实理性。与“物”的革命一样,历史会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当中掀起新的革命,使权力回归人的本身,使人的权力替代“物”的权力,这就是人的革命,这一历史发展的逻辑就是解放,是人真正成为人,并且取得解放的历史。因此,人的革命也就是解放的革命,这也就是具有规定性概念的社会主义观念。观念是由时空观、核心概念和现实形式叁方面构成,并且具有“时空一概念”和“概念一形式”的双重逻辑,前者是概念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后者是概念的形式展开。以核心概念为基础,进而展开逻辑框架,形成理论体系,也就是探究社会主义观念的基础路径。因此,基于核心概念之上,就需要在马恩之后确定具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者,对其在何种程度上变更了这一核心概念进行阐释,最后从观念的整体结构上考察其与马恩观念的不同以及实践分野。这叁位人物的选择涉及社会主义史上最具争议的历史片段,即传统理论所指称的：恩格斯逝世到十月革命之间产生的革命、改良分野。这段历史上承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观念,下接东西方社会主义的道路分裂,正是这段历史决定了未来发展中对社会主义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和有关社会主义实践的大量斗争。从核心概念出发,在观念史视域中,对具有代表性的叁位社会主义者——伯恩施坦、考茨基、列宁——进行分析,可以看到在马恩之后,取得规定性概念的社会主义观念演变为以自由和解放为核心概念的两种叙事逻辑。而在观念框架下,这两种叙事逻辑表现为对马克思社会主义观念中核心概念的替代和内涵变更,在总体上呈现为自由和解放这两个核心概念以及实践精神的分歧：改良的自由精神和革命的解放精神。因此,观念的“时空一概念”逻辑就体现为时空观以及实践方式的分化： “突变”形态的革命时空观和“渐变”形态的改良时空观。观念的“概念一形式”逻辑就体现为观念形式构成以及实践形式的分野：通过“革命的专政”打破“物”的框架和秩序,建构解放秩序完成人的革命,与通过“改良的民主”利用“物”的框架和秩序,通过对自由秩序进行改良进而完成人的革命。所以,在核心概念的逻辑向度中,社会主义观念史的发展实际上呈现为叁种不同内涵的观念和两条不同道路的实践。但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这两条道路却呈现为与其自身不相符的演进路径。对于自由叙事而言,它试图在“物”的框架内对其进行改良,但却在承认“物”的权力基础上走向了“非解放的自由”,最终走向“非自由”。对于解放叙事而言,它试图在人的权力框架内展开“物”的革命,但最终也回到了“人”的权力,进而取消“物”本身,走向了“非自由的解放”,最终走向“非解放”。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而言,它一直体现为以解放为核心概念的革命社会主义观,所以在观念的时空构成中表现为革命时空观,在实践中表现为“突变”的实践方式,在观念的概念构成中表现为革命的解放,在实践中表现为解放的实践精神,在观念的形式构成中表现为革命的专政,在实践中表现为专政的实践形式。而在改革开放后,它同样也呈现为一种特殊的革命形态,即在人的革命所建构的权力框架内开展自身对立面——“物”的革命,这一方面既是通过“物”对人的革命所建构的解放秩序进行改革。另一方面也是通过解放秩序对“物”进行改革的特殊发展状态。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既要吸取历史上的教训——不能重新回到“人”的权力,最终走向“非解放”；也要吸取现实中的教训——不能在开展“物”的革命过程中屈从于“物”的权力,最终走向“非自由”,而应当在观念内涵和历史实践中坚持“革命的解放”和“解放的革命”,最终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实现人的权力的复归。
郭士民[7]2017年在《政治共识达成与新时期统一战线关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是先确定了选题,即政治共识达成与新时期统一战线关系,然后拟定了研究框架,再来逐步开展的各项具体章节的撰写。本文总体框架安排是,除导论外,第一章是有关政治共识达成影响因素及其与统一战线之间关系的一般性的理论知识介绍,为全篇研究奠定一个总体的理论框架基础;第二章为历史层面的广义的政治共识达成实践梳理;第叁章开始着重论述选题的价值内容,主要探讨的是新时期统一战线及其与政治共识达成的关系。紧随其后展开的第四章、第五章为第叁章之具体化。各章节具体内容如下。开展研究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导论回答了本选题的依据,即为何要从政治共识视角来考察新时期统一战线,指出当前形势下统一战线通过凝聚政治共识发挥着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作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之一,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开展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凝聚政治共识的研究之前,首先对政治共识及统一战线达成政治共识进行了相关研究的综述。总体来看,当前国内对政治共识的研究还主要处在对国外研究成果的借鉴和运用阶段,对统一战线凝聚政治共识方面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这虽然给本研究带来不少障碍,却也是本研究的价值之所在。为了更好地利用政治共识这一方法论工具,本研究首先尝试在对政治共识概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将其纳入到一般政治观念的政治理想、政治共识、政治事实认识框架中。通过着力探讨政治理想、政治事实对政治共识价值和程序两个层面政治共识两个部分的影响,试图建构一个方法论框架,从而为整个研究的开展奠定一个理论基础;其次,开展对政治共识达成与新时期统一战线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理论层面对统一战线与政治共识达成之间的关系先进行分析和基本定位。指出政治共识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根本前提和政治基础,统一战线是实施政治共识的战略策略手段。同时,通过统一战线凝聚政治共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内在要求。在完成理论分析框架的建构以后,接下来需要从历史实践层面对人类民主政治实践中凝聚政治共识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政治共识是进入现代民主社会以后才面临的一个问题。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共识达成的问题,对我们影响最大的要数苏联几十年的社会主义民主实践,以及在实践过程中凝聚政治共识方面取得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不但影响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而且在今天仍然有很强的启示意义;在对苏联民主实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着重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发明创造出的统一战线实践进行考察。考察了统一战线实践在政治理想、政治事实影响下如何凝聚政治共识的。政治共识达成问题并非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问题,毋宁说,当前资本主义多党竞争型的代议民主制已经陷入政治共识达成困境,"否决政治"现象正在蔓延,而为医治这一弊病而提出的协商民主,在西方代议制民主大环境中对凝聚政治共识所发挥的作用有限。政治共识是一扇窗,透过这扇窗来考察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对西方民主制度正在面临的问题看得更加清楚,有助于我们破除对西方民主的迷信。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凝聚政治共识的理论层面的研究是本研究的核心章节之一。在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发挥凝聚政治共识作用的意义、价值和主要路径进行了分析以后。新时期统一战线亟需发挥凝聚政治共识的作用,这是其所面临的客观工作环境已经发生变化所决定的,也是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所提出的价值层面凝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共识、程序层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转换提出的新要求。在当前统一战线具体工作过程中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达成政治共识来实现;探讨新时期统一战线如何凝聚政治共识,还必须对达成政治共识涉及到的相关政治主体进行研究。侠义上理解的政治主体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广义上从主体间性的视角来观察,统一战线的政治主体还包括具体统战工作中被称为"统战对象"的各政治主体。实际上,现实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将各个政治主体从普通的个人或群体尽量转化为政治性的个人或群体,即政治主体;本章还集中探讨了新时期统一战线通过凝聚政治共识追求政治团结的内在逻辑。通过引入政治团结理论,将统一战线所要追求的政治团结目标与所要达成的价值层面和程序层面政治共识进行了类比,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和凝聚政治共识之间的关系方面作了较为深入的说明。在对新时期统一战线所要达成的价值层面政治共识的研究中,首先需要破题,即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凝聚价值层面政治共识的内涵、意义、政治基础、政治条件等一般内容进行了概述,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探索出一套有效达成政治共识的体制机制,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漫长历史实践密不可分的,同时与党的坚强领导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还需要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凝聚价值层面政治共识所受到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念、时代价值变迁、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等的影响进行了梳理;最后,根据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具体政治实践,一方面来验证价值层面政治共识达成所遵循的规律,另一方面为新时期统一战线凝聚政治共识提供理论借鉴。在对新时期统一战线达成程序性政治共识的具体路径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程序性政治共识相关概念、内涵、障碍因素等进行概述。本文认为新时期统一战线达成程序性政治共识是历史逻辑、现实实践逻辑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指出,中国传统的缺乏法治观念等因素严重影响了程序性政治共识的达成效果;对统一战线达成程序性政治共识的主要原则也需要进行梳理,主要列举了理性协商原则、团结和民主基础上的自我教育原则、又团结又斗争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基础上的自我教育原则等。这些原则在新时期统一战线达成程序性政治共识的过程中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在对统一战线达成程序性政治共识的具体路径的探讨方面,主要包括要利用好政党协商、政协协商这两个政治共识达成主渠道、将政治协商入公共决策程序、利用好统一战线搭建的学习平台、通过开展主题活动在服务大局中达成政治共识等。
党怀清[8]2004年在《20世纪30～40年代毛泽东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兼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文中提出民粹主义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主张从农村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20世纪30～40年代,在对民粹主义保持高度警惕,进行深刻批判的基础上,毛泽东为中国选择了一条经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形成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理论。
姜玉齐[9]2012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社会思潮的认识和态度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的认识是在国际国内两方面的背景之中展开的。其中国际背景是指,革命与战争是时代的主题,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内容,社会主义是这个时代发展的主要方向；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日本、欧洲、俄国得到了广泛传播,影响是巨大的,日本、欧洲、俄国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主要路径。国内背景是指,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观念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资本主义产生了避害意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先进分子的目光由西方转向东方、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能够满足当时中国社会反帝反封建的理论需要是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建党前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较量初步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信仰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各种社会思潮的总体状况是：均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具有纷繁的复杂性；各种思潮在激荡交融中争夺话语主导权。本文选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较大影响并且中国共产党与之有直接联系的社会思潮作为研究对象,这些思潮是叁民主义(孙中山)、中国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革命环境中对叁民主义(这里指的是孙中山的叁民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同的,经历了叁个阶段：①夸大叁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不同性或相同性,对其采取完全否定或完全肯定的态度;②初步认识到叁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异同,表示愿意实行叁民主义;③对叁民主义形成了科学而完整的认识,拥护、继承与借鉴叁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叁民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既有重要的意义,即在理论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上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即曾对叁民主义持完全肯定和完全否定的态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革命环境中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是不同的,经历了五个阶段：①认为自由主义是妥协的和平主义,对其持排斥的态度;②认为自由主义有反封建的进步性,主张联合自由主义者；③认为自由主义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对其持否定的态度;④认为自由主义在团结抗日、发展民主上有进步性,团结争取自由主义者;⑤认识到自由主义的改良性和进步性,将思潮与人物区别对待。中国共产党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和态度既存在合理、恰当之处,即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的意义;也存在一些不足,即曾对自由主义思潮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并对一些自由主义人士言辞过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的认识及批判,经历了一个从不够成熟到比较成熟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叁个阶段：①认为中西文化已是“魂游墟墓”,对两种思潮持排斥和反对的态度;②重新估量中西文化,在对两种思潮的批判中主张综合古今中西文化以创造新的文化；③认为中西文化中含有“精华”与“糟粕”,在对两种思潮批判中阐明了科学的文化观。中国共产党对文化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思潮的认识和态度既有重要意义,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大众化；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即曾对这两种思潮曾持绝对否定的态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社会思潮的认识和态度中彰显了先进性,即中国共产党正确回答和解决了“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主题,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待社会思潮中彰显先进性的途径是：实事求是地认识评价社会思潮；在对待社会思潮中贯穿辩证的批判精神：在对待社会思潮中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满足人民的迫切要求是在对待社会思潮中彰显先进性的根本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对待社会思潮中积累了经验与教训,主要经验有：一是以理性的态度对待社会思潮,形成反帝反封建的共识;二是把批判和建构相结合,实现理论创新;叁是在革命实践中保持马克思主义的“高势位”；四是树立科学的文化观,发展中国的先进文化；五是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问题。教训有：在对社会思潮的认识和态度中防止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极端倾向；对一些社会思潮主体的批评避免言论过激。借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认识和态度的主要经验、吸取其教训,关照现实,这就要：认识和把握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把握新时期我国社会思潮的总体态势和特点以及现阶段“引领”的时代意蕴；一切从实际出发,增强马克思主义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进程中努力探索新时期引领社会思潮的科学路径。结语论述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思潮认识和态度的整体性思考。
房晓军[10]2017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质属性。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本文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作为研究对象,在分析纯洁性建设基本内涵与理论支撑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和总结这一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归纳其基本经验,希望对于今天保持党的纯洁性提供一定的借鉴。当然,这也是我们对革命先辈们丰功伟绩的深深致敬。纯洁性建设,关系到政党的存在合理性、合法性和政党的生命力、发展前景。政党纯洁性,是政党建立以后,发展存续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状态、行为、实践与其宗旨、纲领、目标等体现的与政党的内在本质属性之间的相符合的程度。这种相洽性,对于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显得更为突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实践过程中,要想实现这种相洽性,必然要在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指导下进行提高自身纯洁性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这一系列的活动,就叫党的纯洁性建设。可以这么说,纯洁性是目标,纯洁性建设是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实践形式。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先进政党,加强纯洁性建设,是党的建设中的应有之义。但是,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主要从理论基础和组织管理、内在基因与外在形象、监督约束与震慑预防等方面入手,在思想、组织、作风、清廉等方面加强纯洁性建设,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党的纯洁性建设,首先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客观需要,同时,它的产生又有其重要的理论渊源。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中已经富含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想意蕴,在他们的革命理论与实践中,一直重视党的纯洁性建设,提出了一系列理论原则和要求,这些思想观点,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纯洁性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而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伟大的苏维埃革命中的建党实践,则给予了中国共产党直接的理论启迪。在俄国的建党实践中,列宁针对国内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保持党的纯洁性的观点、措施和主张,保证了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和顺利执政。他的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思想可以从十月革命前和十月革命后两个阶段集中体现出来。同时还应当看到,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带给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传统文化中的关于心性修养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建党思想涵融汇通,给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建设提供了多维的理论支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荆棘载途的革命实践中,对党的纯洁性建设进行了艰辛的实践探索,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纯洁机制,通过思想教育、组织建设、整风运动、制度建设、整肃纪律等措施,淘汰了一批批腐败者、落伍者,保持了党的肌体纯洁性,为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创造了有利条件。建党之初,党就确立了纯洁性建设的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亮明了自己的奋斗目标,规定了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大革命时期,党把党员成分纯洁、思想纯洁、组织纯洁看得特别重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人民进行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对党的纯洁性建设进行了创造性探索。古田会议首次提出在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遵义会议结束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纯洁了党的思想,重新树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抗日战争时期,整风运动对如何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进行了系统的设计,并取得了巨大成效。党的七大,对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探索较之以前更为全面,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纯洁性建设均有许多重大建树。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开展的有声有色,注重组织纯洁,谨慎发展党员。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创建了"叁查""叁整"等基层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新模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提出的"两个务必",彰显了党对执政党纯洁性建设的主动性和预见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建设一支思想上巩固政治上坚定组织上严整作风上清廉的革命队伍,党的领导人对此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索。毛泽东明确要求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军队和党的建设,创造性地提出了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要求全党坚决抵制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侵蚀,坚决同各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想作斗争,使新民主主义革命沿着正确的路线走下去。刘少奇则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理论同中国文化注重个人修养、崇尚人格完善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党性修养理论。许多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和锻炼,提高了自身纯洁性。周恩来身体力行党的纯洁性原则,他所制定的修养要则,体现了他对纯洁性建设的深刻认识和高度自觉,为全党树立了保持纯洁性的楷模,开拓了一条纯洁性建设的途径。朱德在领导革命军队和指挥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注重部队中党员的组织纪律建设,认为提高政治觉悟需要政治训练。陈云最早阐释党的纯洁性基本内涵,认为党必须经常有系统地调剂自己党员的成分。在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那里,党的纯洁性建设理论从不同角度得以思考和阐述,最终以集体智慧结晶的形式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理论。历史经验是真知灼见之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革命,取得执政地位的过程,也是党通过不断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自始至终保持纯洁性的过程。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与始终把纯洁性建设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在严酷的环境中警醒戒惕,秉承正确的政治路线,反对错误倾向,采取合适形式,进行全方位系统净化分不开的。历史实践证明,纯洁性建设是党产生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一脉清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历史经验集中表现为:其一,党的纯洁性建设是一个坚定不移的优良传统;其二,党的纯洁性建设是一项多方位的系统工程,是党对自身的全方位系统净化,这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一条重要规律;其叁,"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重要特色;其四,发展"真同志"做党员,这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基石;其五,"发扬叁大优良作风",这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关键;其六,"厉行廉洁政治",这是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根本要求。回看历史,我们能够看到,中国共产党从筚路蓝缕发展到了蔚为大观,勇挑重担,带领全国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与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保持自身纯洁性,打造了一支拥有共同目标理想、具有战斗力和凝聚力的党员队伍不无相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经验极大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纯洁性建设理论的新境界:思想上建党,提升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新高度;开展集中教育,开辟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新模式;认识到制度建党的重要性,找到了党的纯洁性建设的新方向。其实践价值在于:纯洁性建设帮助党战胜了不足,壮大了自身;纯洁性建设帮助党赢得了人心,赢得了群众;纯洁性建设帮助党克服了险阻,取得了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经验对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要有战略眼光,明确纯洁性建设的极端重要性;要有系统设计,抓好党的纯洁性整体建设;要保持思想纯洁,坚定理想信念;要保持组织纯洁,永葆青春活力;要保持作风纯洁,营造良好党内风气;要搞好清正廉洁,坚决反对腐败;要真管严管长管,大力加强监督和严明纪律;要发挥内外力量,制度约束和党性修养相结合;要领导干部带头,做好自身纯洁性建设;要采取合适形式,不断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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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主要社会思潮的认识和态度的研究[D]. 姜玉齐.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10].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纯洁性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D]. 房晓军. 山东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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