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法俄快堆信息交流和特别讲演会议（论文文献综述）
王若玢[1]（2021）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研究（1922-1925）》文中研究指明1922-1925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承担起领导全国青年的重任,发舆论先声,尽宣传之力,运用多种方式培育青年成长,引导青年运动,凝聚青年力量。20世纪20年代国内外形势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舆论宣传工作提供现实需要与现实可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国传统文化及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思想提供理论资鉴。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集结了一批早期有志青年,以施存统、恽代英、张太雷为代表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核心人物应时代呼声发挥了舆论领袖、榜样模范作用;《先驱》《中国青年》作为团中央机关报刊,宣传马列主义、分析国情时事、报道青年运动,充分发挥其舆论宣传主要阵地的作用;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的舆论宣传主要活动,关注工人、学生、农民等多个青年群体,运用多种舆论宣传策略塑造青年形象、引领青年思想、激扬青年情绪。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工作有着巨大的历史贡献,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当代中国共青团舆论宣传工作提供资鉴: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重视舆论领袖力量;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聚焦青年群体,树立青年远大理想;提升宣传实效,多维凝聚青年力量。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深入探析,有利于舆论宣传工作的发展与创新,有利于提升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对青年的组织与引导作用。
王欢[2]（2021）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从幼年走向成熟、从低谷走向高峰的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取得长足发展,对外交往更是在这幅精彩纷呈的历史画卷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彰显了党高超的政治智慧,审时度势处理国际国内关系的能力,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直至新中国的建立,起到重大推动作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国际形势更加严峻复杂,竞争与合作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梳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总结历史经验,阐释当代启示,会对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大有裨益。论文以此为核心,首先从日本侵华导致中国外部民族矛盾激化、内部阶级矛盾尖锐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出发,阐明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对实现抗日救亡,建立新中国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意义。继而通过梳理,明确了马列主义的外交思想是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渊源,近代西方和中国传统外交思想是文化渊源,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交往则是对外交往的实践基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主旗帜,反映了中华民族和人民革命的利益与要求。为实现争取外援,为抗日战争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这两大战略目标,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三年认识和探索外部世界,处理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三大指导原则:一是独立自主。独立自主的对外交往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同党内教条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实践中形成并逐渐完善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中国革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需要国际力量的援助。在处理中国革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奉行“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则。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自力更生是内因,争取外援是外因,只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才能赢得更多的外援;而更多的外援反过来又会促进自力更生。三是利用矛盾,为我所用。这项原则的提出和逐步贯彻到中共中央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过程中,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逐渐摆脱教条主义束缚,走向成熟。以上对外交往的指导原则形成了三位一体,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根据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与时俱进地制定了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论文将其概括为三点,分别是: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反美的“中间地带[1]”战略;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2]”战略。首先,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苏联对外政策和共产国际七大策略路线的转变,契合了中国共产党转变对外政策的自身需求。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的召开,使中国共产党突破了一直以来“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思想桎梏,决定通过联合英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克服民族危机,解决国共问题。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构想虽已提出,实施起来却是一波三折。英美策划“远东慕尼黑”阴谋,对日绥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国共关系紧张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中国共产党一度抛弃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重回“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苏德战争爆发后,英美迅速与苏联结成反法西斯同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对日宣战。美国此时已成为对中国政局影响力最大的国家,鉴于此,中国共产党重提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实质就是联合美国,其实施也主要是围绕对美政策所展开,但中国共产党始终视苏联为中国革命最可靠的盟友这一立场从未改变。其次,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战后人民渴望和平,苏美寻求妥协,国民党内战准备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中国经历了短暂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但只要蒋介石国民党武力灭共的阶级本性不改变;美国扶蒋反共,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和附庸的对华政策的本质不改变,内战爆发就不可避免。全面内战爆发后,毛泽东提出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他指出:“美国和苏联之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非、亚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3]”。毛泽东认为当时世界的主要矛盾应是“中间地带”的国家与美帝国主义及其附庸之间的矛盾,具体到中国就是中国人民与美蒋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据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着名论断。“中间地带”战略将斗争矛头直指美帝国主义,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战后欲突破美苏两个大国对于世界政治格局的垄断,走独立自主道路的诉求。再次,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冷战爆发并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暂时放弃“中间地带”理论,提出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表明了在美苏冷战中,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坚定立场。在以上对外交往原则和战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砥砺前行,进行了既合作又斗争的对外交往实践。中国共产党通过揭露和反对“远东慕尼黑”阴谋,采取坚持抗战的长期战略方针援助苏联卫国战争,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等行动践行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努力从美、英、苏等国寻求外援。通过利用美日、美蒋矛盾,处理“皖南事变”;利用美苏与国民党矛盾,化解第三次国共危机;利用美苏与苏蒋矛盾,争夺东北,践行了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接待埃德加·斯诺等国际友人和国际团体、组织,教育日本士兵成为反战勇士的“民间外交”,以及接待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的“半官方外交”践行了国际统一战线战略。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突破“中间地带”,与美蒋反动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冷战加剧后,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支持苏联。通过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所取得的成就,把对外交往的历史经验归纳为四条:一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二是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三是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四是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抚今追昔,鉴往知来。全面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成就和经验,对继承发扬对外工作的优良传统,更好地厘清新形势下做好外交工作的思路,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启示意义。论文最后探讨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当代启示,即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重视开展民间外交;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努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王丽娜[3]（2021）在《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传播历史较为漫长,近代以来,随着它们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在不断的加深。本文以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大的社会历史环境为背景,以哈尔滨城市发展的时空为经线,以整体的国内外政治环境变迁为纬线,考察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方式的流变过程,思考二者传播方式差异的原因,着力揭示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发展不同趋向的内在因素。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介绍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同时对早期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入进行简要的概括和对比。从俄罗斯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入我国的背景来看,东正教传入中国无疑与沙俄帝国对周围国家和地区的扩张相关;而基督新教最初的传入实质上也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一部分。第二章从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和发展期对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传入背景差异、传播对象、主体、媒介的运用情况进行对比,并对此时期的教堂兴建情况进行整理。哈尔滨的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强烈的政治动荡之中传入、因移民的到来而不断的传播、发展。东正教这个侨民宗教一直以维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主要使命,而基督新教在不断的传播自己的福音,他们在传播媒介的选择运用、对象的选择上、主体的呈现差异上都呈现出明显的不同。第三章论述了20世纪下半叶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衰落后的恢复,及基督新教的逐渐发展。这一时期,哈尔滨所处的复杂的政治环境对二者的传播影响重大,传播主体上,东正教因其政治依附性强,随着政治格局变动,教区归属不断更迭,传播主体原有的优势消失,基督新教主体开始脱离西方差会控制,走向自主、合一,同时外侨的大量外迁,东正教的传播对象流失,基督新教对象却日益增多,致使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在传播媒介的利用方式和程度上出现了反差。文革后,政策开放,二者逐渐恢复,相比于人数较少的东正教团体,基督新教在哈尔滨呈现不断发展的趋势。第四章从东正教和基督新教的神学教义、经典、崇拜对象等内化因素和教阶、教仪、节日等外化因素来分析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传播趋向不同、发展现状不同的内在因素。东正教对教义、仪式、教阶制度所采取的保守性政策,严重影响了东正教的传播。而基督新教以世俗性、普世性着称,教义、仪式、教阶等简洁,神秘性较弱,易于接受理解,与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合度更强,有利于其发展。虽然东正教对哈尔滨并未产生较大影响,但这些宗教留下独具特色的宗教建筑,历史积淀下的多元性文化,仍对哈尔滨发展起到了特殊的影响。
冯帅[4]（2020）在《沃尔特·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是美国上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新闻记者和政论家,他的社论文章被誉为是“荒野中的声音”。从1913年24岁时加入《新共和》杂志到1974年85岁逝世,61年里笔耕不辍。他先后供职于《新共和》、《世界报》、《纽约先驱论坛报》与《新闻周刊》等多家报社,撰写了上万篇时政文章,并出版30多本涵盖新闻、外交、哲学等多方面的知名着作。他在专栏中孜孜不倦地为美国公众指点迷津,引导公众了解、思考美国社会与国际政治。李普曼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当属其外交思想,他几乎直接参与和间接影响了上世纪美国和世界历史上诸多要事,其主张国家权力与义务保持平衡的观点也极大地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本文从李普曼的政治理性主义思想入手,沿着时间线索一路追踪其成长、学习、工作与生活的人生轨迹,探寻影响李普曼一生外交观点的思想根源与外在因素,通过剖析其丰富的工作经历与人生体验,指出其政治理性主义的思想内核,进而更好地把握李普曼的外交思想。第一章主要考察了沃尔特·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思想的萌芽与成形。通过引入其幼年经受的良好家庭教育、在萨克斯男校的刻苦学习以及四年的哈佛求学生涯,探究查理斯·科普兰、威廉·詹姆斯、欧文·巴比特、乔治·桑塔亚纳以及格雷厄姆·沃拉斯五位恩师对李普曼一生的深远影响。同时通过分析其早年在《波士顿平民报》以及担任林肯·斯蒂芬斯助手的职业经历,勾勒出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的思想基础与实践经验,揭开其正式投入外交事务的序幕。第二章从李普曼长期发表的政论文章和多篇外交着作出发,结合不同时段的具体国际局势与发生案例,详细论述其对20世纪国际关系与美国大政方针的真知灼见,以期对李普曼复杂人生中的多元化政治倾向以及其政治理性主义的内政外交实践做一整体性、全局性描摹与阐述。时间上几乎跨越整个20世纪,案例分析将近囊括上世纪世界历史上发生的所有重大国际事件,其中涉及威尔逊与十四点原则、1929年经济危机与罗斯福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乔治·凯南遏制政策、越南问题等等。第三章着重分析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与独特特点。其一,李普曼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宗旨是维护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其二,外交政策的本质就是保持一国目的与权力的相对均衡并保有充足的权力以使其在国际竞争中始终留有余地,必须保证一国对外政策的目的和意图与实施手段相当,实施手段同时又与目的和意图相若;必须保证一国做出的各项承诺关联着相关资源,相关资源又足以支撑其做出的各项承诺。其三,李普曼主张二战后大国之间开展有效合作与军事联盟,以此作为稳定战后和平的前提条件。第四章探讨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与思想价值,剖析其思想的有限影响与无限影响,并对其思想中的缺陷与不足展开论证。其有限的实践价值在于其为20世纪美国政府制定、实施内政外交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对美国社会与普通大众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无限意义则在于其作为一名为人忽视的战略思想家为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理论盲点在于李普曼存在着非理性一面,如他在犹太人问题上的立场、其与政府高层若即若离的接触等等。结语部分总结前述内容,对李普曼进行客观评析,说明李普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新闻记者,还是一名出色的战略思想家。虽然其思想理论存在局限性,但并不能抹杀其对20世纪美国历史做出的突出贡献。
李梦玲[5]（2020）在《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文中指出近代岭南报刊小说中有着一定数量的翻译小说,与近代其他地区的报刊翻译小说一样,这些刊于岭南报刊的翻译小说同样是近代翻译小说大潮中的一抹别样的浪花。据统计,近代岭南地区刊载翻译小说的报刊多达34种,共刊有101篇翻译小说,1部寓言故事集（《伊索寓言》中译本,82则）,翻译小说单行本也有至少40种。可见,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具有一定的规模,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本文将其作为研究对象,除去绪论和余论外,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其兴起背景进行探究,涉及小说界革命、岭南地域文化、译者来源以及读者与市场这四个因素。并梳理其发展脉络,可分为萌芽期、发展期、繁荣期和衰落期这四个阶段。第二章对其艺术特色和文化价值进行挖掘,既有与近代报刊翻译小说相似的一般特征,即在呈现传统小说特色及文化观念的同时,也蕴含着西方小说特色及文化观念,又彰显了岭南地域文化色彩,如粤方言、岭南风物与民情、岭南画派以及岭南革命风潮等特色。第三章对突出刊物与名篇译作进行个案研究,不同报刊有着不同的办刊理念和编辑队伍,这对所刊翻译小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关注世界名着在近代岭南报刊的译介情况,着重考察译作与原着之间的关系,探析译介手法。第四章考察其对自着小说产生的影响,如观念的革新、题材的拓宽以及小说叙事手法的突破等。最后对其成就与缺陷进行总结,并评价其在岭南小说史和翻译小说史上的地位。
黄秋硕[6]（2020）在《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丁韪良（W.A.P.Martin）任清政府同文馆总教习和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等职,前后从事职业教育40年,其一生汉学成就突出表现为六个方面。第一,丁韪良在近代西方人文学科方法影响下,重视对儒释道文化的释读,肯定颇多。丁韪良是美国汉学史上真正依据中国典籍并结合考察社会实际而释读儒释道文化的第一人。第二,丁韪良高度评价中华民族“壮丽的文学丰碑”;热衷向西方传递中华文化、中国观念和中国形象,促进了中国文学在美国的传播。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丁韪良称得上是中国文学研究与译介的拓荒者与奠基人。第三,丁韪良热情颂扬与推介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并以明确的近代化理念,在西方汉学史上,第一次梳理从鸦片战争到中华民国诞生之前的中国近代史。丁韪良是这个时期中国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他的相关记述,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第四,丁韪良翻译大量西学论着,侧重于近代化新兴学科与实用知识,大多是对西方科技、法律、经济等领域专着的首次翻译,其对相关理论、概念、名词及内容等方面的汉语表述,对中国近代相关新兴学科之构建,均具有创新与借鉴意义,丁韪良汉译西学论着,同样具有重要汉学意义。第五,丁韪良创办中文期刊《中西闻见录》与《新学月报》,大力传播“实学”,不仅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对推动汉学研究往更高层次发展,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第六,丁韪良作为汉学研究机构北京东方学会首任会长,倡导以“自由思辨精神”来研究汉学的一切领域。北京东方学会在拓展汉学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学术创新等方面,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并很大程度上脱离了西方宗教的负面影响。丁韪良也存在种种弱点与不足,这应更多地从他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性的角度加以说明。在美国早期汉学发展史上,美国汉学的开创、奠基与初步发展,主要是由清代美国来华汉学家们完成的。丁韪良称得上是汉学发展史上一位成绩卓着的巨匠。其在中学西渐与西学东渐双向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重要贡献和产生的积极影响,不仅值得充分肯定,至今仍有实际借鉴意义。
王良青[7]（2014）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研究》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虽然是在党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的,其后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热潮。但是其实践却是始于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李达等早期的中国知识精英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探索。当前学术界围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相关命题已经展开了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视域,有助于深化对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诞生及其发展壮大中的意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作出了开创性探索。这一探索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执政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全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绪论和正文的五章。绪论部分主要论述了选题理论和现实的意义,选题的理论依据、现实依据,国内外研究概况以及论文相关概念的的界定及历史考查。第一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背景、主客观条件,以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第二章论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要途径包括:唤起民众的觉醒意识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撰写文章、翻译经典着作解释马克思主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出版通俗刊物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论战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社团、讲堂、学堂、补习学校、课堂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平台,各种纪念活动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第三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对农民问题的关注,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第四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和局限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以下特点:探索大众化的过程由自发到自觉、探索大众化的内容上囿于’阶级斗争”的视域、探索大众化的模式上,深受苏联的影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局限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够,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度;掌握传媒的资源不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缺乏有力的机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度;经费短缺、民众文化水平低,加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第五章论述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认清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面临的挑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把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不断创新方法手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充分利用各种执政资源,建立各种保障机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障。
孟德楷[8]（2014）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文中提出1900年至1923年,欧洲历史学家先后在西欧主要国家的首都组织了5次规模较大（每次千人左右）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分别为巴黎（1900年）、罗马（1903年）、柏林（1908年）、伦敦（1913年）、布鲁塞尔（1923年）。就是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5届大会上,议决设立从属于“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的前身）的常规机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Historical Sciences）,简称“国际史学会”,组织每五年一届的大会,并处理其他日常工作。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立后,连续组织了第6届（奥斯陆,1928年）、第7届（华沙,1933年）、第8届（苏黎世,1938年）大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会没能正常举行。战后,国际史学会于1950年在巴黎召开了第9届大会,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成员（总部设在洛桑,秘书处设在巴黎）。此后,大会每5年一届如期举办,每届参会的历史学家都在2000人左右。其中以第13届大会（莫斯科,1970年）规模最大（3305人参会）。前苏联齐赫文斯基院士曾参加过第11届至16届大会,他说：“历届历史科学大会都对世界政治形势极为敏感。举办大会的东道国也会对大会发生影响。例如1970年在莫斯科的第13届大会是以纪念列宁诞辰一百周年为标志的；而197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第14届大会则突出美国建国200周年和美国经验。……第16届大会（1985年）,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在致辞时,突出的是‘德国统一’和‘全德意志精神’。”由此也可以看出大会的多元与包容。就大会主体而言,它在促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方面进行了人所周知的努力,并取得了及其显着的效果,它也因此而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二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演变的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内容丰富而过程曲折的一幕内容。晚清学人对肇始于1900年的“万国史学大会”即有关注;民国年间,先是陈训慈、向达等青年学子,后是朱希祖、傅斯年、顾颉刚、袁同礼、姚从吾、刘崇鋐、蒋廷黻、胡适等史学中坚,以及蔡元培、罗家伦、梅贻琦、何炳松、王世杰等学、政两界的领袖,均以“主动的姿态”致力于中国史学组织的建设,以接轨国际；又均以“积极的姿态”致力于中国与国际历史学会,以及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互通；1938年抗战爆发的危难之际,中国政府排除诸难,在傅斯年、顾颉刚、蒋廷黻和胡适之间几经斟酌,指派胡适代表中国参会,并完成了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的工作。1940年代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因“二战”而中断,但中国国内史学界仍关注并讨论以往历届“大会的主旨”和国际史学的趋势；1950至1970年代,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的官方联系虽然中断,但在中苏友好、中苏对立,以及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下,中国史学界却并未中断对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尤其是苏联参会的关注；“文革”结束和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格局的形成,以及胡乔木、刘大年、季羡林、戴逸、张椿年、张海鹏等一批学界领袖的扎实推动,最终完成了中国史学融入国际的进程：自1980年以来,中国史学会代表团参加了第15届,以及此后的历届大会,直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的第21届大会上,通过了第22届大会2015年在中国山东大学举办的议案。与其他国际组织不同,100多年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始终对中国、对中国史学界、对中国历史文化怀有真诚的敬重和热情的期待。1937年国际历史学会会长、剑桥大学教授田波烈访华期间,曾以“一生最伟大的时刻”期待中国加入国际历史学会；国际历史学会主席埃德曼、柯卡,秘书长阿维勒夫人等享誉国际的史学家都是中国融入大会的真诚推动者。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历史,就是中国与世界、中国史学与国际史学相互交融的历史,更是一部极具讨论价值的当代学术史。本文梳理了近百年来中国与大会相互交融的基本线索,讨论了其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图“回溯”或“复现”一段完备的历史。二本文在系统梳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发展史实和中国与大会关系演变状况的基础之上,主要讨论了四方面的问题。第一,探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形成机制,研究其组织结构和学术范式的演变。国际学术组织是国际共同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历史学家自己的国际组织,是全球史学家的学术共同体,享有“史学奥林匹克”的盛誉。第14届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主席埃德曼说：“今天,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已成为历史学科不可或缺的成分。”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19世纪末以来世界历史的变迁和全球人文社会科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嬗变。大会从一个纯粹西欧和美国学者参与的组织发展为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大会的范式也经历了新旧更替的巨变。在大会成立之初,支配史学家头脑的是历史主义思想,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国家的政治史,写作方法是叙事。今天参加大会的史学家讨论全球史,历史学日益社会科学化,历史分析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第二,从国际学术界层面,研究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国史学组织的的演进情况。中国近代学术共同体制度是西方的舶来品。1905年,中国学人对“柏林史学大会”的宗旨及其组织就予以关注。1920年,“南高学派”的青年学生成立史地研究会,其首要的努力目标,就是推动组建中国史学会,以利于中国参与国际学术交流。1923年,青年学子向达译自《美国历史评论》长文《不鲁舍拉第五次万国史学大会》及“译者附志”,是由本文首次使用的一篇重要文献,在近代学术交流史和史学组织发展史中有重要地位。1929年,中国史学会筹建的动机同样缘于1928年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具体刺激”。1980年,中国史学会恢复工作当年,就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82年正式成为会员。此后,1995年和2010年两次提出申办大会。考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中国关系的演变,有助于我们从中国历史学界参与国际交流层面上认知中国史学组织的自身演变过程和特点。第三,以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观照中国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流变。晚清以降,中国遭遇“千年未有之变局”。西学东渐,中国本土的传统学问受到了最明显的冲击。相较于自然科学领域,历史学是中国传统固有之学问,中国发达的史学自有一套成熟的处理资料的方法和表达的形式,因此,史学方法的自我变革在时间上迟了一波。自民初至今,中国学人一直都密切关注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选题和方法论方面的变化,自觉从国外的新方法中汲取灵感和启发,“以预世界之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各大学创办的《史地学报》、《历史教育》、《史学消息》和《现代史学》等杂志,都积极报道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活动、相关的史学选题和学术方法等,自觉寻求方法论上的启示。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史学虽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进行研究,但对苏联史学家历届参会的关注,也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的思考；而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史学家走出国门,眼界大开,治史理念和方法得以丰富。外国史学流派和方法通过各种途径输入中国并产生日益重要的影响力,其中最集中的途径还是史学大会。参加历次大会的中国学者中都有人记录和分析了史学大会的情况,其中最集中的则又是对国际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展的报道。第四,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关系史是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全球化历程的极佳个案。从起源上说,国际史学大会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在历史学的学术研究和学术组织层面的反映。就演进来看,大会起初是一个欧美性质的组织,其成分和议题不断扩张,中国加入和申办的经历本身就是全球化进程的一个个案情况,值得从全球史入手解读。中国对大会的期待和参与当然有着自己的民族诉求。作为历史大国,中国学者们除学习国外同行之外,更要展示自身的追求和取得的成绩,以期在世界讲坛上获得应有的话语表达。而史学又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昭示着国家的兴衰,因而中国与史学大会的关联,又成为近百年来几代学人念兹在兹的“邦国大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成为战胜国,首次跻身近代大国之列,这也成为中国以大国身份加入国际史学大会的直接动机；1938年,傅斯年在阐释中国参加大会的动因时,更是明言：“此会系‘国联’所主持,是一郑重国际学术会议,未可轻视。且其中包括近代外交史、远东史,此皆日本人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之处,吾国不可略也。”这也说明,只有融入国际,才可以真正扞卫中国的权益。1980年之后,中国再度以“和平大国崛起”的姿态成为国际历史学会会员国,及至2010年在阿姆斯特丹大会上成功申办了2015年大会,成为100多年来,大会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行的东道主,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这是继中国成功主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之后,将在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国际盛会。主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对中国文化发展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中国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文化节点。
陶海洋[9]（2013）在《《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文中研究说明《东方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的一个重要出版物,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发行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而又完全民办的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于1904年创办、1948年终刊,共发行44卷、819号,先后经历8位主编,发表作品20000余篇。在经历清季、北洋政府、民国过程中,《东方杂志》不仅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的发展历程,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大量述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努力为社会培养人才,因此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生长点。秉承商务印书馆“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企业宗旨,《东方杂志》致力于介绍现代文化最新成果,以述评时事政治作为办刊特色,并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在长达44年的发展过程中,《东方杂志》可以分为主要五个时期,即早期杂志（1904—1910年）、杜亚泉时期（1911—1919年）、钱智修时期（1920—1931年）、王云五时期（1932—1941年）、苏继颀时期（1943—1948年）。为便于研究,钱智修时期可以分为具体的三个阶段,即钱智修时期（上）（1920—1923年）、钱智修时期（中）（1924—1927年）和钱智修时期（下）（1928—1931年）,王云五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杜亚泉、钱智修、胡愈之、王云五等四人,不仅是《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而且是杂志发展中的关键人物。其中,杜亚泉以其独特的见解引发了中西文化论争,钱智修是主编时间最长者,胡愈之是作品最多的作者、又曾担任过杂志主编,而王云五则是挽救商务印书馆及《东方杂志》的核心人物。早期杂志《东方杂志》的重要作者,有蛤笑、蕴照、孟森等人。主要内容以清末新政为重点,在立宪主旨下,多数作者主张保存传统文化,同时述评清廷政治腐败、主张发展实业,作品主要涉及教育、立宪、外交、实业等内容,同时还有大量转载文章。杜亚泉时期《东方杂志》的作者约计453人次,而重要作者有杜亚泉、胡愈之等10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文章来源大为拓展,其中来源于英美等西方国家报刊的译述文章更多。杂志积极参与新文化运动,介绍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其中包括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作者,认真反思包括“一战”在内的现代文明的“时代错误”,述评民国建立后愈益严重的政治腐败,努力寻找整合社会的新的精神动力。这批文化人,努力进行中西文化的鉴别、对比和“体合”,“随世运而俱进”,自觉承担起现代文化最为激烈的观念转变的时代使命。杜亚泉因引发东西文化论争,主编职务被无奈地撤换。事实上,文化分歧在《东方杂志》内部早就开始,主编的替换也经过一个微妙的过渡阶段,另一方面,由于文化争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当时的文化人不可能达成共识,注定了这场文化论争只能是一波三折的过程。钱智修时期（上）的《东方杂志》的作者共约计510人次,重要作者有胡愈之、周建人等12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积极顺应时势变化,“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作者队伍更为庞大,出现大量介绍西方社会发展的翻译作品,包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创作,理论视角更为开阔,同时出现更多的独立评论,又使这一杂志逐步摆脱了文化争论和思辨的色彩,进一步加大了现代文化的传播力度。钱智修时期（中）的作者共约计340人次,重要作者有黄惟志、胡愈之等11人次。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以1926年为界,有一个从述评中西文化,转向重点述评国际时事政治的变化过程。在国际时政报导上,主要以欧洲为重点,并介绍苏联以及他国的政治发展。这一变化与钱智修等人的民间政治思想有关。同时,这一时期出现更多的文学创作,注重描述某类社会层面、特别是知识分子和下层百姓的生活状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内容。钱智修时期（下）的作者约有786人次,重要作者则为俞颂华、张明养等9人次,作者队伍进一步分化。在内容上,这一时期进一步注重国际时事的报导与述评,并进一步关注了国外社会文化、社会生活,同时出现现代文学的创作高潮。文学作品更多关注基层民众生活及心理状态,反映了基层社会民众在政治剧变与社会动荡中面临的生活压力。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是中国文化事业受日本侵华战争摧残、并努力抗争的一个见证,日本侵华战争造成《东方杂志》三次停刊、四次搬迁的曲折。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上）,作者总人数约计1340人次,重要作者有张明养、郑永恭等12人次,而来源于社会上的作者大为增加,可以说明商务印书馆在经历“一·二八”事变的劫难后,及时得到社会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正值中国新一代文化人成长并活跃于文化舞台,文化传播的主体、内容与方式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社会出现新一轮的文化生成现象。《东方杂志》更多关注了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各国的经济应对之策,国际社会新的战争危险,特别增强了经济体制理论的述评。同时,主要由于中日矛盾的上升,关注民族生存和国家发展,成为文化人的深深的忧思,并由于环境的逼迫,出现新一轮的文化反思。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受战争影响最大,出现大批现实主义风格作品,但这种特殊政治动荡中出现的创作高潮,很快因抗日战争进入艰苦时期而中断。王云五时期（下）的《东方杂志》作者共计约317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郑允恭等18人次。这一时期述评欧洲相关事务的作品大为减少,而反映具体国家之间外交活动的作品比例大为上升,反映了国际政治力量在“二战”中重新组合的状态。其中,中日战争的相关报导大为增强,同时出现的经济类作品针对性更强,很多作品述评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经济、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具体应对之策,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及文艺作品的质量却开始下降。苏继癫时期的《东方杂志》作者总人数约计613人次,重要作者有吴泽炎、岑仲勉等8人。这一时期《东方杂志》尽管走出了抗日战争的阴影,却又因内战等影响而出现发展顿挫,并最终休刊。这一时期的作者队伍日益星散,办刊特色也逐步丧失。《东方杂志》忠实地反映和记录着时代变迁,成为20世纪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全备的资料库,全面述评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主要学术思想,成为探索中国发展模式必需的思想库,大量培养人才,成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人才库,同时,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保持长时段的持续发行,也成为世界杂志发行史上的典型的样本库。《东方杂志》的发展历程说明,现代文化的发展,不仅需要社会诸要素共同的现代化作为基础,更需要中国文化人努力实践现代学者品格。
朱文通[10]（2013）在《李大钊与近代中国社团》文中研究说明李大钊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且还是闻名于世的着名教授和学者。从1916年5月留学回来，到1927年4月英勇就义，短短12年的时间，李大钊是如何实现从一介书生到北京大学着名教授、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转变的呢？又是如何走上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的呢?本文认为，李大钊主要是通过社团活动走上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并为近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变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现代化转型当中，这种转型表现在各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从中国传统的结社到近代新式社团的转型。李大钊在社团的近代转型中，一方面通过大量的社团活动逐渐走上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舞台，另一方面李大钊又为中国社团的近代转型做出了莫大的贡献。本文主要以近代社会转型为背景，在传统社团向近代社团的转型中，研究李大钊的社团活动，并考察其历史影响，即李大钊的社团活动对传统社团向近代社团转型及其对国家重建和转型的作用和影响。李大钊社团活动的主要内容、类型和特点，以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笔者将前期命名为求学和北京办报（刊）时期，后期命名为北京大学时期。前期，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近代社团发展迎来了一个新高潮，李大钊自觉不自觉地参加了其中的一些社团活动，主要是以学生身份参加一些学生社团的活动，经历了从一般会员到社团骨干，再到自己发起成立社团的转变，初步积累了一些社团活动的经验。李大钊曾经短暂地介入当时社团的主流——政党团体的活动，一度加入中国社会党，并参与创建社会党天津支部。在社团活动中，受到当时社会主义思潮传播高潮的影响，为后来他接受马克主义埋下了伏笔。北京大学时期，李大钊先后担任图书馆主任、教授、校长办公室秘书等职务，业余参加了大量的社团活动。一方面，他参加发起成立了一批社团，另一方面直接或间接地指导帮助大批青年学生开展社团活动，促使学生社团活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社团活动的主流，并掀起了五四时期社团活动的又一个高潮。此外，他还从思想信仰整合、文化重建入手，跳出了“中体西用”论和“全盘西化”论的束缚，提出融合中西文化，创造世界第三文明的理想。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代表着未来第三文明的发展方向。因此，他在中国大力传播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大批进步青年共同理想和信仰，并致力于和工农运动的相结合。通过各种社团组织整合各种社会重建力量，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协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在中国掀起了大革命的高潮。总之，李大钊走上政治舞台主要是通过社团活动，一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与各种社团活动的互动；另一方面，他的社团活动不仅在中国近代社团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使近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日法俄快堆信息交流和特别讲演会议（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日法俄快堆信息交流和特别讲演会议（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研究（1922-1925）（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研究 |
| 1.3.2 对舆论宣传的研究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创新点 |
| 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逻辑与理论资鉴 |
| 2.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逻辑 |
| 2.1.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与发展 |
| 2.1.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现实需要 |
| 2.1.3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现实可能 |
| 2.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理论资鉴 |
| 2.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舆论宣传思想 |
| 2.2.2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舆论宣传思想 |
| 2.2.3 近代先进中国知识分子的舆论宣传思想 |
| 2.3 本章小结 |
| 3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核心人物 |
| 3.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核心人物的舆论宣传 |
| 3.1.1 施存统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舆论宣传 |
| 3.1.2 恽代英关于青年革命的舆论宣传 |
| 3.1.3 张太雷关于国内外时事的舆论宣传 |
| 3.2 核心人物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作用 |
| 3.2.1 勇担舆论领袖,加强青年理论武装 |
| 3.2.2 成为榜样模范,坚定青年政治方向 |
| 3.3 本章小结 |
| 4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主要阵地 |
| 4.1 《先驱》《中国青年》舆论宣传的主要内容 |
| 4.1.1 宣传马列主义,抵制宗教渗透 |
| 4.1.2 分析国情时事,宣传党团决议 |
| 4.1.3 报道青年运动,关注青年生活 |
| 4.2 《先驱》《中国青年》舆论宣传的策略 |
| 4.2.1 明确而清晰的舆论宣传原则 |
| 4.2.2 具体而多样的舆论宣传目标 |
| 4.2.3 新颖而灵活的舆论宣传风格 |
| 4.3 本章小结 |
| 5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主要活动 |
| 5.1 舆论宣传活动的主要内容 |
| 5.1.1 组织工人运动: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例 |
| 5.1.2 领导学生运动: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例 |
| 5.1.3 关注农民运动:以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例 |
| 5.2 舆论宣传活动的策略 |
| 5.2.1 聚焦典型,多角度塑造青年形象 |
| 5.2.2 聚焦内容,多层次引领青年思想 |
| 5.2.3 聚焦过程,多形式激扬青年情绪 |
| 5.3 本章小结 |
| 6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评价及当代启示 |
| 6.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评价 |
| 6.1.1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贡献 |
| 6.1.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的历史局限 |
| 6.2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对共青团舆论宣传的当代启示 |
| 6.2.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重视舆论领袖力量 |
| 6.2.2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将理论与实际结合 |
| 6.2.3 聚焦青年群体,树立青年远大理想 |
| 6.2.4 提升宣传实效,多维凝聚青年力量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一、延安时期 |
| 二、对外交往 |
| 三、战略 |
| 四、对外交往战略 |
| 第三节 研究综述 |
| 一、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现状评析 |
| 第四节 研究思路及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硏究方法 |
| 第五节 重难点与创新点、不足 |
| 一、重难点 |
| 二、创新点和不足 |
| 第二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缘起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
| 一、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 |
| 二、封闭落后的社会背景 |
| 三、抗日建国的必然要求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理论和文化渊源 |
| 一、理论渊源——马列主义外交思想 |
| 二、文化渊源——近代西方与中国传统外交思想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形成的实践基础 |
| 一、与共产国际的交往 |
| 二、与苏联的交往 |
| 第三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原则与战略方针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目标 |
| 一、争取外援,为抗战胜利创造有利国际环境 |
| 二、反对外来干涉,为建立新中国提供外部保障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原则 |
| 一、独立自主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战略方针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 |
| 二、反美的“中间地带”战略方针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 |
| 第四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的实践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原则的践行 |
| 一、独立自主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二、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三、利用矛盾,为我所用原则在对外交往中的践行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一、既联苏又联美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方针的实践 |
| 二、突破“中间地带”的革命实践 |
| 三、联苏反美的“两大阵营”战略方针的实践 |
| 第五章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历史经验及当代启示 |
| 第一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成就 |
| 一、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
| 二、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
| 三、扩大了国际影响,树立了党的正面形象 |
| 四、确立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构架 |
| 五、提出了对外经济交往思想 |
| 第二节 延安时期中共对外交往战略的历史经验 |
| 一、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
| 二、坚持以民为本,壮大自身力量 |
| 三、坚持开放包容的胸襟,高瞻远瞩的国际视野 |
| 四、坚持求同存异,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统一 |
| 第三节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的当代启示 |
|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不动摇 |
| 二、重视开展民间外交 |
| 三、加强对外宣传工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3）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一、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概述 |
| 二、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研究问题与展望 |
| 第一章 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 |
| 第一节 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 |
| 一、俄罗斯东正教在中国的萌芽及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的发展 |
| 二、俄罗斯东正教的传播向北京以外的地区延展 |
| 第二节 基督新教在中国早期的传教活动 |
| 一、鸦片战争前基督新教的微弱渗透 |
| 二、鸦片战争后基督新教的大规模传入 |
| 三、基督新教传入东北 |
| 第三节 不平等条约与中东铁路的修筑活动 |
| 一、传教者的护身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
| 二、信徒的顺风车——中东铁路的修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传入与发展 |
| 第一节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传入与初步发展(1898——1917)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在哈尔滨传入背景之异同 |
| 二、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初传时期传播方式之比较(1989-1917) |
| 第二节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发展(1918——1930) |
| 一、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对象的对比 |
| 二、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三、发展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媒介的对比 |
| 四、信仰发展导致的教堂林立 |
| 第三节: 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短暂发展(1931—1945) |
| 一、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二、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教对象的对比 |
| 三、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媒介的对比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20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衰落与恢复 |
| 第一节 侨民外迁时期的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衰落(1946—1954) |
| 一、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对象的变化 |
| 二、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主体的对比 |
| 第二节: 教会自主合一化之后的曲折行进(1955——2000) |
| 一、东正教哈尔滨教区的自主与基督新教教会的合一(1955-1965) |
|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宗教的停滞(1966-1976) |
| 三、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信仰的恢复(1977-2000)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差异的内在原因 |
| 第一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经典教义的内在差异与外在表象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经典的差异 |
| 二、基督新教和东正教教义的差异及在哈尔滨传播中的呈现 |
| 三、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崇拜对象差异及在哈尔滨实际传播中的体现 |
| 第二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教阶制度的差异与外部呈现 |
| 一、基督教教阶制度的产生及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教阶制度的差异 |
| 二、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教阶制度差异在哈尔滨传播中的体现 |
| 第三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圣礼的差异与传播呈现 |
| 一、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圣礼的差异 |
| 二、东正教与基督新教圣礼的差异在哈尔滨传播中的体现 |
| 第四节 东正教与基督新教的节日差异与实际呈现 |
| 一、东正教与基督新教节日的差异 |
| 二、哈尔滨东正教和基督新教圣诞节的简要对比与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4）沃尔特·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思想的萌芽与成形 |
| 1.1 初入哈佛 |
| 1.2 启蒙之师 |
| 1.2.1 文学导师:查理斯·科普兰 |
| 1.2.2 机能主义:威廉·詹姆斯 |
| 1.2.3 保守主义:欧文·巴比特 |
| 1.2.4 新柏拉图自然主义:乔治·桑塔亚纳 |
| 1.2.5 费边主义:格雷厄姆·沃拉斯 |
| 1.3 政论新秀 |
| 1.3.1 初出茅庐:加入《波士顿平民报》 |
| 1.3.2 黑幕揭发运动与林肯·斯蒂芬斯 |
| 1.3.3 开启外交事务序幕:入职《新共和》 |
| 本章小结 |
| 第2章 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的内政外交实践 |
| 2.1 投笔从戎:起草“十四点纲领”的台前幕后 |
| 2.1.1 局外者:中立还是参战 |
| 2.1.2 “咨询班子”与“十四点纲领” |
| 2.1.3 “十四点纲领”的失败 |
| 2.2 从鼎力相助到分道扬镳:经济危机与罗斯福新政 |
| 2.2.1 《世界报》供职 |
| 2.2.2 转战《先驱论坛报》 |
| 2.2.3 经济危机与罗斯福新政 |
| 2.3 从孤立到参战:李普曼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
| 2.3.1 绥靖政策与中立法 |
| 2.3.2 美国参战 |
| 2.3.3 战后规划 |
| 2.4 冷静的思考与批驳:冷战与遏制政策 |
| 2.4.1 美苏矛盾浮出水面 |
| 2.4.2 “长电报” |
| 2.4.3 欧洲危机与美国援助 |
| 2.4.4 “X”先生文章与“冷战” |
| 2.5 地区冲突 |
| 2.5.1 德国问题 |
| 2.5.2 朝鲜战争 |
| 2.5.3 古巴导弹危机 |
| 2.5.4 逃离越南泥潭 |
|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的内涵 |
| 3.1 李普曼的外交思想与国家利益观 |
| 3.1.1 美国对外政策的首要宗旨:维护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
| 3.1.2 外交政策的本质 |
| 3.1.3 大国合作与战后和平 |
| 3.2 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的思想特点 |
| 3.2.1 贯彻一生的理性精神 |
| 3.2.2 变革性与连续性 |
| 3.2.3 宏大的视野格局 |
|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的时代影响与思想困局 |
| 4.1 有限影响:美国外交决策与美国民众 |
| 4.2 思想困局:身份的自我束缚与时代的囚徒 |
| 4.2.1 犹太身份的自我束缚 |
| 4.2.2 种族歧视与排日风波 |
| 4.2.3 时代的囚徒 |
| 4.2.4 目的与权力失衡的解决之道 |
| 4.3 无限影响:熠熠生辉的战略思想家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导师及作者简介 |
| 致谢 |
（5）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概念界定 |
| 二、选题缘由 |
| 三、研究文献综述 |
| 四、基本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学术价值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兴起与发展 |
| 第一节 兴起与背景 |
| 一、“小说界革命”对“新小说”的提倡 |
| 二、岭南地域文化的开放性 |
| 三、译者来源 |
| 四、翻译小说的读者与市场 |
| 第二节 发展脉络 |
| 小结 |
| 第二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特色 |
| 第一节 呈现传统小说特点及文化观念 |
| 一、传统章回小说的体制特征 |
| 二、传统意象、典故与程式 |
| 三、传统伦理道德秩序 |
| 四、传统文化的印记 |
| 第二节 彰显岭南地域文化 |
| 一、采用粤方言翻译小说 |
| 二、岭南风物与民情 |
| 三、翻译小说插图 |
| 四、革命精神的体现 |
| 第三节 蕴含西方小说因素及文化观念 |
| 一、题材内容的更新 |
| 二、西方小说叙事方法的呈现 |
| 三、西方文化的传输 |
| 四、西书标点符号的尝试 |
| 小结 |
| 第三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重要个案分析 |
| 第一节 突出刊物 |
| 一、《香港华字日报》及其所刊翻译小说 |
| 二、《中外小说林》及其所刊翻译小说 |
| 三、《新小说丛》及其所刊翻译小说 |
| 第二节 名篇译作 |
| 一、《天方夜谭》的两个早期中文译本——《千一夜夫妻》与《一夜夫妻》 |
| 二、《基督山伯爵》的首个中译全本——《几道山恩仇记》(上编) |
| 三、《科里奥兰纳斯》的首个中文译本——《钢矛记》 |
| 小结 |
| 第四章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的影响与总体评价 |
| 第一节 对自着小说的影响 |
| 一、“开道之骅骝”:敢于打破陈规 |
| 二、摹仿翻译小说的叙事手法 |
| 三、积极开拓新题材 |
| 第二节 总体评价 |
| 一、成就与缺陷 |
| 二、在岭南小说中的地位 |
| 三、在翻译小说史上的评价 |
| 小结 |
|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一览表 |
| 附录二 近代岭南翻译小说单行本一览表 |
| 附录三 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内容提要 |
| 在校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后记 |
（6）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国内外关于本选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一、中外学者关于美国早期汉学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
| 1.美国“早期汉学”起始于何时？ |
| 2.美国“早期汉学”结束于何时？ |
| 3.美国“传教士汉学”何时向“专业汉学”过渡? |
| 4.笔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史分期之思考 |
| 二、当代中外学者对美国早期汉学家成就的总体评价 |
| 三、当代中外学者对丁韪良汉学研究的总体论述与评价 |
| 四、国内学者关于丁韪良其他方面问题的讨论 |
| 五、国外与丁韪良有关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二节 本论文研究意义、研究思路与学术创新 |
| 一、研究意义与研究目标 |
| 二、研究思路与写作框架 |
| 三、研究方法与学术创新 |
| 第一章 丁韪良来华前后的美国汉学界 |
| 第一节 裨治文与美国汉学之起源 |
| 一、裨治文来华前的中美关系与来华美国人 |
| 二、裨治文来华与创办《中国丛报》 |
| 1.裨治文来华与初期的汉语研习环境 |
| 2.裨治文创办《中国丛报》最初目的 |
| 3. 《中国丛报》由宗教性向世俗性转变 |
| 4.裨治文与美部会的分歧 |
| 三、裨治文的主要着述 |
| 四、裨治文创办学会与教育机构 |
| 1.裨治文等创立美国东方学会 |
| 2.裨治文创立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
| 3.裨治文创办其他学会 |
| 第二节 卫三畏来华经历与汉学研究 |
| 一、卫三畏汉学研究之历程 |
| 1.第一阶段:以传教身份研究汉学 |
| 2.第二阶段:以外交官身份研究汉学 |
| 3.第三阶段:以学者身份研究汉学 |
| 二、卫三畏汉学研究成就与特点分析 |
| 三、卫三畏与马礼逊、裨治文、丁韪良之关系 |
| 第三节 丁韪良来华前后美国汉学之演绎趋势 |
| 一、美国早期汉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
| 二、早期美国汉学家“中国观”类型之演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丁韪良宣教经历与汉学研习 |
| 第一节 丁韪良来华与汉学初步研习 |
| 一、丁韪良来华前的教育背景 |
| 二、丁韪良初到广州、福州的社会观察力 |
| 三、丁韪良宁波研习汉语三步骤 |
| 四、丁韪良发明宁波话拼音 |
| 第二节 丁韪良宣教作品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天道溯原》 |
| 1.写作缘由、内容与材料来源 |
| 2.《天道溯原》与附儒之传教策略 |
| 3.《天道溯原》之影响 |
| 二、丁韪良的其他中文宣教作品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职业教育家与汉学研究之转型 |
| 第一节 丁韪良的教育改革实践 |
| 一、同文馆总教习 |
| 二、赴欧美考察与汉学交流 |
| 三、京师大学堂西总教习 |
| 四、湖广仕学院总教习 |
| 五、中文教科书编译与与汉学研究 |
| 第二节 中文期刊与汉学研究 |
| 一、丁韪良与《中西闻见录》 |
| 1. 《中西闻见录》办刊宗旨与主要撰稿人 |
| 2.丁韪良作品分析 |
| 二、丁韪良与《新学月报》 |
| 1. 《新学月报》创办原因与主要内容 |
| 2.《新学月报》与汉学研究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丁韪良与汉学研究机构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初创 |
| 一、创设北京东方学会之目的与经过 |
| 二、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早期会员之关系 |
| 三、早期《北京东方学会会刊》之特点 |
| 第二节 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之发展 |
| 一、丁韪良对北京东方学会的持续影响 |
| 二、1886—1898 年会刊中的丁韪良作品 |
| 三、北京东方学会学术争议与丁韪良之态度 |
| 四、北京东方学会之局限性 |
| 第三节 丁韪良与其他研究机构 |
| 一、丁韪良与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 |
| 二、丁韪良与《教务杂志》 |
| 三、丁韪良与美国东方学会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丁韪良中外比较视野下对儒释道之新解 |
| 第一节 比较宗教视野与儒教之认知 |
| 一、关于性善性恶论问题 |
| 二、关于伦理与道德问题 |
| 三、其他方面问题 |
| 第二节 中西哲学比较与儒学之解读 |
| 一、孔子与西方圣哲之比较 |
| 二、“最典型的哲学时代” |
| 第三节 比较视野与佛道之新解 |
| 一、丁韪良与佛教研究 |
| 1.丁韪良研究佛教之学术背景 |
| 2.丁韪良与北京东方学会成员对佛教的研讨 |
| 二、丁韪良与道教研究 |
| 1.比较视野中的老子 |
| 2.从“科学史”角度论道教之贡献 |
| 三、丁韪良论“三教”之关系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丁韪良论中国历史 |
| 第一节 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动因与方法 |
| 一、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四个出发点 |
| 二、丁韪良研究中国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古代史 |
| 一、丁韪良论中国历史分期 |
| 二、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民族融合 |
| 三、丁韪良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 |
| 四、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技 |
| 五、丁韪良论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
| 第三节 丁韪良论中国近代史 |
| 一、裨治文、卫三畏与丁韪良研究中国近代史之缘起 |
| 二、丁韪良论中国近代五次战争 |
| 三、关于太平天国 |
| 四、关于晚清改革 |
| 五、丁韪良之局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丁韪良与中国文学 |
| 第一节 丁韪良与中国诗歌 |
| 一、丁韪良欧美诗歌之修养 |
| 二、丁韪良重视中国诗歌之缘由 |
| 三、丁韪良对中国古代诗歌之推崇 |
| 1.丁韪良翻译中国诗歌的大体过程 |
| 2.丁韪良对中国诗歌的译介与评论 |
| 第二节 丁韪良论中国寓言与民间传说 |
| 一、关于中国寓言 |
| 二、关于民间传说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语:丁韪良汉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及其影响 |
| 附录1 .丁韪良中文教科书编译述略 |
| 附录2 .丁韪良《中西闻见录》署名文章一览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索引 |
| 个人简历 |
（7）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意义 |
| (一) 理论意义 |
| (二) 现实意义 |
| 二、选题的依据 |
| (一) 理论依据 |
| (二) 现实依据 |
|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 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 |
| (二)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中与本论题相关的主要观点简介 |
| 四、相关基本概念 |
| (一)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
| (二) 马克思主义者概念及其判断的标准的历史考察 |
| (三)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必要性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背景 |
| (一) 国际背景 |
| (二) 国内背景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观件 |
|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素养 |
| (二)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念 |
| (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爱国情怀 |
| 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观条件 |
| (一) 探索的理论依据 |
| (二) 探索的文化基础 |
| (三) 探索的语言载体 |
| 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性 |
| (一)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二)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需要 |
| (三) 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需要 |
| (四) 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 |
| 第二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 |
| 一、唤起民众的觉醒意识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
| (一) 唤起民众的重要性 |
| (二) 唤醒民众的方法 |
| 二、撰写文章、翻译经典着作解释马克思主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 |
| (一) 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翻译宣传马克思主义 |
| (二) 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生平事迹 |
| (三) 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
| 三、出版通俗刊物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载体 |
|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出版期刊客观有利条件 |
| (二)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动下出现了出版、发行期刊的热潮 |
| (三)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期刊宣传马克思主义 |
| 四、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流派的论战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阵地 |
| (一) 与实用主义代表胡适的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 |
| (二) 与张东荪、梁启超等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战 |
| (三) 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
| 五、社团、讲堂、学堂、补习学校、课堂等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平台 |
| (一) 成立各种社团宣传马克思主义 |
| (二) 开设工人补习学校,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三) 马克思主义进课堂 |
| 六、各种纪念活动是开展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有效形式 |
| (一)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组织的相关纪念活动 |
| (二)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纪念活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
| 第三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果 |
| 一、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一) 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作用 |
| (二) 利用各种形式在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三) 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 |
| 二、促进了对农民问题的关注 |
| (一) 农民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契合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
| (二) 方法手段与农民特点的一致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取得实效的关键 |
| (三) 解放农民的任务与马克思主义本质的一致性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根本 |
| 三、促进了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 |
| (一)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 |
| (二) 党的组织的发展壮大 |
| 第四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和局限性 |
|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特点 |
| (一) 探索大众化的过程由自发到自觉 |
| (二) 探索大众化的内容上囿于“阶级斗争”的视域 |
| (三) 探索大众化的模式上,深受苏联的影响 |
| 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局限性 |
| (一)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不够，影响了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深度 |
| (二) 掌握传媒的资源不够,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广度 |
| (三) 缺乏有力的机制,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效度 |
| (四) 经费短缺、民众文化水平低,加重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难度 |
| 第五章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探索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价值 |
| 一、认清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面临的挑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必要条件 |
| (一) 面对文化多元化的挑战 |
| (二) 面对新媒体的挑战 |
| 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把握,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 |
| (一) 与时俱进完整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
| (二) 引导大众有效掌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 |
| 三、不断创新方法手段，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础 |
| (一) 针对不同受众对象，釆用不同的方法措施 |
| (二) 在宣传的手段，要把传统传媒与现代传媒结合起来 |
| 四、充分利用各种执政资源,建立各种保障机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保障 |
| (一) 执政的组织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
| (二) 执政的理论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理论支撑 |
| (三) 执政的群众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群众基础 |
| (四) 依托执政的人力资源建立支稳定优秀的宣传队伍 |
| (五) 执政的历史资源为大众化的推进提供历史借鉴 |
| (六) 执政的经济资源为大众化提供物质保障 |
| 第六章 参考文献 |
| 博士就读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 |
| 后记 |
（8）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论文提纲范文）
| 目录 |
| CONTENTS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题解 |
| 二、学术史 |
| 三、问题与方法,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演进历程 |
| 一、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创始背景 |
| 二、早期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1898年海牙：发端 |
| (二) 1900年巴黎：独立大会 |
| (三) 1903年罗马：常设性组织的标志 |
| (四) 1908年柏林：办会争议和成就 |
| (五) 1913年伦敦：盛况及意义 |
| 三、一战后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与大会 |
| (一) 1923年布鲁塞尔大会：“胜利者的聚会” |
| (二) 1926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成立 |
| (三) 奥斯陆、华沙和苏黎世大会 |
| 四、冷战时期：政治与方法论的争议 |
| (一)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制度改革 |
| (二) 冷战时期的政治对话和分歧 |
| (三) 方法论讨论 |
| 五、全球化时代的全球性史学会 |
| (一) 冷战结束之前的全球史 |
| (二) 1995年以来的大会与全球史 |
| (三) 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的全球化努力 |
| 第二章 民国早期：中国学界对“万国史学大会”的积极姿态 |
| 一、国学根底与国际视野：南高史地研究会与《史地学报》 |
| (一) 南高史地研究会成立的背景 |
| (二)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创办与南高史地研究会的活动 |
| (三) 《史地学报》的学术抱负及其对国外史学的关注 |
| 二、对接国际：陈训慈论中国史学组织的早期建设 |
| (一) 陈训慈其人及其西史视野 |
| (二) 陈训慈对西方史学家组织的引介和对中国史学会建设的初步思考 |
| (三) 推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 |
| (四) 近代科学语境中的史地学会建设 |
| 三、陈训慈、向达与“不鲁舍拉第五届万国史学大会” |
| (一) 《史地学报》首次提到伦敦国际史学大会 |
| (二) 陈训慈对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报道 |
| (三) 向达发表评述第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译文 |
| (四) 向达译文传达的大会信息 |
| 四、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在中国的反响 |
| (一) 从《史地学报》到《史学杂志》 |
| (二) 陈训慈对第6届国际史学大会的评介 |
| (三) 刺激与回应：朱希祖筹建中国史学会 |
| 第三章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参加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国际历史学会会长田波烈来华：过程与反响 |
| (一) 田波烈来华与中国学人的响应 |
| (二) 顾颉刚、陶希圣与田波烈的会谈 |
| (三) “最伟大的时刻”：田波烈的期待与傅斯年、何炳松的参与 |
| (四) 相关媒体报道的搜集与分析 |
| 二、学界立场和政界态度：中国加入国际史学会的合力 |
| (一) 傅斯年、王世杰的努力 |
| (二) 蔡元培与中研院的态度 |
| (三) 傅斯年的坚持与中国参会代表(胡适)的选定 |
| 三、中国代表胡适与第八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 会前的准备：傅斯年与胡适之间的联络 |
| (二) 胡适的参会论文：中国史研究的新进展 |
| (三) 胡适的参会过程：中国登上国际史学舞台 |
| 第四章 1940-1980年：失联与回归 |
| 一、官方联系中断后中国史学界与大会的关联 |
| (一) 关注大会主旨：1940年代相关状况与分析 |
| (二) 冷战思维：1950—1970年代相关状况的梳理与分析 |
| 二、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官方联系的恢复 |
| (一) 国际史学界的呼唤与中国史学界走向开放 |
| (二) 中国组建第15届大会代表团和参会筹备 |
| 三、参加第15届大会与成为正式会员国 |
| (一) 参加第15届大会的意义与影响 |
| (二) 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史学会 |
| 第五章 1985年：中国与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 |
| 一、两个显着变化 |
| 二、以积极的姿态参会 |
| 三、大会对中国的持续影响 |
| 第六章 1990年代：波折中不断密切的交流与合作 |
| 一、中国学者参与马德里和蒙特利尔大会的历程 |
| (一) 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学者的大会学术交流活动 |
| 二、中国首次申办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及其受挫 |
| (一) 关于中国申办国际大会的原因分析 |
| (二) 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过程与节点 |
| (三) 中国首次申办失利原因分析 |
| 三、1990年代中国学者对大会的观察与思考 |
| (一) 对会议代表性观点的介绍与评论 |
| (二) 对西方学者研究方法与特点的思考 |
| (三) 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建议 |
| 第七章 历史性突破：2000年以来的中国与国际史学大会 |
| 一、中国积极参与新世纪的三次大会 |
| (一) 新世纪中国史学家代表团的构成及其特点 |
| (二) 中国史学家参与深度的提升 |
| (三) 新世纪中国学者对大会的积极观察与思考 |
| 二、2010年：成功申办2015年第22届大会 |
| (一) 中国申办国际史学大会的再次酝酿 |
| (二) 中国再次申办的筹备历程 |
| (三) 2010年阿姆斯特丹：中国成功获得第22届大会的承办权 |
| (四) 中国申办成功的原因及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9）《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学术研究回顾 |
| 三、 研究方法与目标 |
| 第一章 《东方杂志》与商务印书馆 |
| 第一节 商务印书馆简述 |
| 一、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与创办者 |
| 二、 张元济对“商务”的主要贡献 |
| 三、 《东方杂志》是“商务”最重要的杂志 |
| 第二节 关于《东方杂志》研究的几个问题 |
| 一、 《东方杂志》的创办 |
| 二、 《东方杂志》的主编 |
| 三、 《东方杂志》的栏目与用稿 |
| 四、 《东方杂志》的历史分期 |
| 第二章 杜亚泉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杜亚泉的生平及社会评价 |
| 一、 杜亚泉生平简介 |
| 二、 杜亚泉晚年生活拮据原因 |
| 三、 杜亚泉去世后的社会评价 |
| 第二节 杜亚泉研究概述 |
| 一、 “科学普及家和教育家”(1993年以前) |
| 二、 “杜亚泉热”(1993年以来) |
| 第三节 杜亚泉的思想 |
| 一、 述评大战前后的国际政局 |
| 二、 介绍边疆危机与中外关系 |
| 三、 关注日本舆论及对华政策 |
| 四、 述评辛亥革命及社会变化 |
| 五、 介绍世界新学说与思想 |
| 六、 中西文化异同与调和论 |
| 七、 道德接续与精神救国论 |
| 八、 思想启蒙中的文化论争 |
| 九、 杜亚泉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第三章 钱智修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钱智修对《东方杂志》的改革 |
| 一、 钱智修的生平简介 |
| 二、 钱智修的改革主张 |
| 第二节 钱智修对国外政治发展的介绍(1911—1919年) |
| 一、 主权在民的思想与寡头政治的压迫 |
| 二、 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
| 第三节 钱智修对平民政治思想的述评(1920—1924年) |
| 一、 平民政治需要现代公共政策 |
| 二、 平民政治需要进化社会道德 |
| 三、 实行自治是平民政治的关键 |
| 四、 平民政治要求改造知识阶层 |
| 第四章 胡愈之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胡愈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 一、 胡愈之的生平及其在《东方杂志》的经历 |
| 二、 对胡愈之本人回忆有关内容的剖析 |
| 三、 胡愈之研究概况 |
| 第二节 胡愈之介绍国外新知识(1915—1919年) |
| 一、 关注中国等落后国家 |
| 二、 传播新科技与新知识 |
| 第三节 胡愈之的各类述评(1920—1927年) |
| 一、 1920年代的作品概述 |
| 二、 介绍欧美的政治发展 |
| 三、 述评中国政治及道路 |
| 四、 述评俄国革命及问题 |
| 五、 关注弱国与政治运动 |
| 六、 现代文学及文艺批评 |
| 第五章 王云五与《东方杂志》 |
| 第一节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概述 |
| 一、 王云五生平简介 |
| 二、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 |
| 第二节 “一·二八”事变与王云五的举措 |
| 一、 “一·二八”事变与商务印书馆的损失 |
| 二、 王云五为恢复商务印书馆所采取的措施 |
| 第三节 王云五对《东方杂志》的影响 |
| 一、 长期担任发行负责人 |
| 二、 努力调整栏目与内容 |
| 三、 成功渡过搬迁曲折 |
| 第四节 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一、 当事人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二、 台湾对王云五的评价 |
| 三、 大陆学界对王云五的不同评价 |
| 第六章 早期《东方杂志》(1904—1910年) |
| 第一节 清末新政与社会思潮的激荡 |
| 一、 清末新政简介 |
| 二、 现代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 |
| 第二节 主编和主要栏目 |
| 一、 主编及其思想倾向 |
| 二、 主要栏目等介绍 |
| 第三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发展教育论 |
| 二、 振兴实业论 |
| 三、 改革政治论 |
| 四、 传统文化论 |
| 五、 外交形势论 |
| 第七章 杜亚泉时期的《东方杂志》(1911—1919年) |
| 第一节 时代动荡与思想纷争 |
| 一、 动荡时代与国内政局 |
| 二、 文化乱象与思潮涌动 |
| 第二节 杂志的稳定发展 |
| 一、 栏目和内容根本变化 |
| 二、 稳定的作者队伍形成 |
| 第三节 杂志的内容与特色 |
| 一、 记录各类社会动荡 |
| 二、 关注日本军国主义 |
| 三、 介绍现代社会思潮 |
| 四、 传播现代科技知识 |
| 五、 杂志的内容特色 |
| 第四节 文化分歧与主编调整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无奈的抉择 |
| 三、 冷静的纠偏 |
| 四、 未尽的结局 |
| 第八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上)(1920-1923年) |
| 第一节 政局变化与主义纷呈 |
| 一、 世界政局变化 |
| 二、 国内军阀混战 |
| 三、 各类主义纷呈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及其特色 |
| 一、 作者队伍概况 |
| 二、 记录世界时局的根本变化 |
| 三、 关注中国外交与国内乱政 |
| 四、 述评社会主义等现代思潮 |
| 五、 介绍现代学科与科学知识 |
| 六、 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九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中)(1924—1927年) |
| 第一节 国共合作与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一、 门户开放与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 |
| 二、 国内矛盾与国民革命的顺利发展 |
| 第二节 主要作者及栏目概述 |
| 一、 主要作者及其特点 |
| 二、 栏目变化分析 |
| 第三节 主要作品及其内容概述 |
| 一、 述评欧美主要强国矛盾 |
| 二、 关注国际联盟相关会议 |
| 三、 介绍世界各国政治动荡 |
| 四、 批评列强强占特殊利益 |
| 五、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 |
| 六、 南北斗争中的政治变动 |
| 七、 现代文学作者及其作品 |
| 八、 中外文化关系与新成果 |
| 第十章 钱智修时期的《东方杂志》(下)(1928—1931年) |
| 第一节 国家统一与中日冲突 |
| 一、 国家统一与中外矛盾 |
| 二、 日本扩张与中日冲突 |
| 三、 作者队伍及内容变化 |
| 第二节 主要内容概述 |
| 一、 欧美冲突与国际政治失序 |
| 二、 经济危机与不同发展道路 |
| 三、 民族独立与中国国家建设 |
| 四、 改订新约与中国外交环境 |
| 五、 民族危机与日俄侵略满蒙 |
| 六、 时代变迁与各类社会文化 |
| 七、 国家统一与民族文化重构 |
| 八、 文学创作与民众艰辛生活 |
| 第十一章 王云五时期的《东方杂志》(1932—1941年) |
| 第一节 日本侵华与中国抗战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日本侵华战争 |
| 二、 中国应对危机之策与全面抗战 |
| 三、 《东方杂志》作者队伍概述 |
| 第二节 王云五时期(上)(1932—1938年) |
| 一、 世界经济危机与战争威胁 |
| 二、 美国新政与统制经济问题 |
| 三、 法西斯崛起与国联的软弱 |
| 四、 内忧外患与中国国家建设 |
| 五、 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战兴起 |
| 六、 反思传统与新型文化构建 |
| 七、 民众苦难与现实主义文学 |
| 八、 时代变迁与杂志内容特色 |
| 第三节 王云五时期(下)(1939—1941年) |
| 一、 作者队伍和内容特色概述 |
| 二、 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 |
| 三、 “东亚新秩序”与日本的窘境 |
| 四、 中国坚持抗日与战时经济 |
| 五、 社会知识传播与文化偏向 |
| 第十二章 苏继庼时期的《东方杂志》(1943—1948年) |
| 第一节 时局变化与杂志的衰败 |
| 一、 抗日战争前后的政治分裂 |
| 二、 作者队伍概况与杂志衰败 |
| 第二节 杂志的主要内容 |
| 一、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与“冷战”开始 |
| 二、 “永久和平”的期盼与新战争威胁 |
| 三、 中国抗战胜利与国共内战爆发 |
| 四、 文史类作品与传统文化的反思 |
| 五、 大学教育发展与现代学科知识 |
| 结语：《东方杂志》对现代文化的贡献 |
| 一、 记录了20世纪上半叶中外社会发展 |
| 二、 积极参与中西文化交流 |
| 三、 滋养了大批现代人才 |
| 四、 启示 |
| 附表十五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李大钊与近代中国社团（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与选题的意义 |
| 二、学术史的回顾 |
| 三、主要研究内容、学术价值与研究方法 |
| 四、“社团”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李大钊社团活动的主要内容、类型与特点 |
| 一、求学和北京办报时期 |
| 二、北京大学时期 |
| 第二章 社团活动与李大钊政治思想的形成、发展和转变 |
| 一、社团活动与求学时期李大钊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 二、社团活动与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
| 第三章 李大钊的社团活动在中国近代社团史上的作用与影响 |
| 一、李大钊的社团活动与“五四”前后社团活动的高潮 |
| 二、李大钊的社团活动与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以来主要科研成果目录 |
四、日法俄快堆信息交流和特别讲演会议（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舆论宣传研究（1922-1925）[D]. 王若玢. 浙江大学, 2021(01)
- [2]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战略研究[D]. 王欢. 西北大学, 2021(10)
- [3]二十世纪哈尔滨东正教与基督新教传播方式比较研究[D]. 王丽娜. 黑龙江大学, 2021(09)
- [4]沃尔特·李普曼政治理性主义研究[D]. 冯帅. 吉林大学, 2020(01)
- [5]近代岭南报刊翻译小说研究[D]. 李梦玲. 暨南大学, 2020(04)
- [6]丁韪良汉学研究述论 ——兼论美国早期汉学之嬗变[D]. 黄秋硕. 福建师范大学, 2020(12)
- [7]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探索研究[D]. 王良青. 天津师范大学, 2014(05)
- [8]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与百年中国：1900-2010[D]. 孟德楷. 山东大学, 2014(11)
- [9]《东方杂志》研究（1904-1948） ——现代文化的生长点[D]. 陶海洋. 南京大学, 2013(01)
- [10]李大钊与近代中国社团[D]. 朱文通. 河北师范大学, 2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