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来流通理论研究的若干重大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研究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突破坚冰，科学认识流通过程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众所周知，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很长时期内，“无流通论”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教条，商品流通也很大程度上采取了国营商业执行国家计划分配实物的形式。直至1980年代以前，流通仍然是十分敏感的问题，以至许多经济学家都不敢触及这个研究领域，未曾突破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藩蓠。改革之初，站在流通理论研究前沿的孙冶方先生和卓炯先生，首先发起了对“无流通论”的批判。孙冶方先生强调流通过程应是社会主义经济中独立的经济过程，经济学必须从总体上研究流通过程，从客观经济过程上研究流通规律（孙冶方，1980）。卓炯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应当尽快地实现排斥价值规律的产品经济向符合价值规律的商品经济转化，这就将商品流通内化到了社会主义经济过程。另外，其他老一辈经济学家也对流通问题作过不同角度的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总得说来，由于时代局限等原因，“无流通论”未能在理论上得到彻底清除。
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期，理论界开始从理论、实践、社会三方面对“无流通论”进行清理，并针对长期以来因无流通论影响造成的流通瓶颈约束状况提出了流通规模应与生产发展和消费水平相适应的重要观点。特别是将流通作为一个经济过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深刻揭示了流通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作用，准确把握了作为客观经济过程的“真正流通”应是不含生产过程的狭义流通的重要论断，从而提出了应从社会化大生产的根本性质、从流通过程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来认识和把握流通过程的思辩性观点。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考察了流通经济过程。从微观上看，流通过程包括购买和售卖阶段，并作为生产过程的前提和结果而存在；从宏观上看，流通过程则表现为售卖阶段和购买阶段的结合，体现为生产过程的继续和补充。流通已经内化到了社会再生产过程，并已与生产构成了互相决定、互相制约的关系，没有流通过程的顺利运行，社会再生产过程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角度把握流通地位，显然是极其深刻和正确的。既然流通是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过程而存在，流通经济作用也就易于理解了：流通不仅是生产的前提和条件，而且对社会再生产速度起着制约和决定作用，不仅是社会经济结成有机整体的纽带，而且对社会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还是实现国民经济计划性的关键（高涤陈，1981）。
二、百花齐放，流通领域基本理论问题的全面突破
进入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以及经济发展实践对理论提出的要求，理论界对流通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时期，并在流通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流通领域经济规律的探讨
198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和原商业部教育局联合在秦皇岛市召开的商品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与会学者提出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高涤陈、陶琲提交的《要深入研究流通领域的客观规律》、陶琲提交的《试论商品的供求平衡规律》、王恺提交的《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流通领域的作用》、孟振虎提交的《贱买贵卖规律初探》、张绍发提交的《贱买贵卖不是社会主义商业规律》等论文可视作这批成果的代表。高涤陈、陶琲认为，在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中，有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需要深入研究，比如商品自愿让渡、等价交换、供求关系、商品竞争、节约流通时间、流通规模相对扩大等。孟振虎认为，贱买贵卖规律是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规律。这种关于贱买贵卖的看法应当说是非常独特的。而张绍俊、马世儒则认为，贱买贵卖只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的一个规律，而不能是社会主义商业的规律。后者的看法显然比较符合马克思关于贱买贵卖规律的本来意义。
此后，理论界对流通经济规律的探索又不断往前推进，并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初步到深入的过程。到1985年时，理论界形成的比较有影响力的观点是：商品流通经济规律主要有等价交换规律、供求平衡规律、商品竞争规律、商品自愿让渡规律和货币流通规律等五个。这五个经济规律分别对于鞭策商品生产经营者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促使商品供给不断适应商品需求，推动商品经营讲求经济效益，促进商品持有者不断排除各种超经济因素对商品流通的干扰，促使按照商品流通需要确定货币发行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涤陈，1981；高涤陈、陶琲，1985）。在当时条件下，这些理论观点对于我国实现商品等价交换、竞争正常展开、商品自由交易、货币适度发放等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关于商业经济效益特点的探讨
商业经济效益的研究当时有着极强的针对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流行的观点是商业应为生产和消费服务，不存在商业经济效益问题。1982年，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召开了关于商业经济效益的研讨会，广大与会学者就有关商品经济条件下是否存在商业经济效益问题取得了肯定和一致意见。
商业是专门组织商品流通的经济部门，有着自身的运行轨迹和运行方式及内在规律，因此，商业经济效益也必然有着区别于其他产业的特殊性。有关商业经济效益特点，主要有以下六点：(1)由商业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特殊性所决定，商业的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实现上，即主要表现为商品购销额的大小。(2)商业劳动生产率是决定商业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商业部门与其他产业相比，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商业劳动主要以手工劳动为主，活劳动的消耗比重较大。另一方面，商业部门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一般要慢于工业等生产部门，物质技术装备程度相比之下普遍较低。(3)商业流动资金对商业经济效益的影响较大。与其他产业相比，商业占用的流动资金在全部资金中的比重很大，一般达80%以上。因此，流动资金的利用效率和周转速度，直接决定商品流转额的大小和利润的高低。(4)服务质量是考核商业经济效益的一项重要指标。商业活动不单纯是商品买卖活动，而是通过商品流通，把商品及时地送达到消费者手中，满足消费者需要，为消费者服务，它既是一种经济活动，又是一种服务性劳动。(5)商业经济效益受客观因素影响较大。商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介，是许多经济关系的综合，因而商业经济效益的好坏，除本身经营管理水平等主观因素外，往往受很多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包括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产品总量、结构、科技含量、质量，社会购买力水平、消费结构，以及政治、政策、文化等宏观方面的影响；商业经济效益还受到地理位置、气候变化、商业布局变动、消费观念和消费心理变化等方面影响。(6)要根据商业行业特点来制定相应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商业部门内部的经营行业很多，使商业活动异常复杂，评价商业经济效益不可能按照一个统一的指标来进行，对于不同商品经营行业应有不同的要求，各有侧重。在此基础上，在每一个行业中都要建立一套科学评价经济效益的标准和完整的指标体系。
（三）关于商业劳动性质的争论
商业劳动性质问题曾在学术界引起过较为激烈的争论。一般来看，把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中继续的那一部分劳动归为生产性劳动基本没有太大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纯粹商业劳动是不是生产性劳动这一问题上，从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一种观点是根据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条件下商业劳动的一些论述作为主要论据。其中引用较多的是：“商人作为单纯的流通当事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他雇佣的执行同样职能的商业工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价值”，专门从事商品买卖的劳动“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品。”由此得出结论：一是作为纯粹商业劳动的买卖过程主要目的是媒介商品交换，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商品实体位移与具有生产性质的运输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不能混为一谈；二是在商品的买卖过程中，商品流通表现为从货币到商品再到货币的价值形态的循环和变化，这种纯粹的商业劳动，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使用价值和产品；三是买卖过程所进行的货款结算和簿记等劳动，是实现商品价值形态变化的要求，对产品的使用价值并不发生影响。
另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商业劳动全部属于生产性劳动。这种观点强调，马克思在阐述商业劳动性质时，总是从双重观点上来分析劳动生产性抑或非生产性问题的。有的场合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上进行分析；而有些场合则是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方面来分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公有制的建立，生产过程中的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对立消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消费，商业劳动则是为消费服务的，当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只是一种潜在的商品，而不是现实的商品，产品只有在从生产领域经过流通领域进入实际消费的时候才算完成。因此，没有商业劳动，便没有产品的实现。从而可以表明，由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在公有制条件下，商业劳动无论是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中继续的劳动，还是纯粹商业劳动，都应是生产性劳动（高涤陈，1982）。
近年来，随着第三产业概念的广泛使用以及我国买方市场的形成，产品销售不仅成为企业，也成为决定整个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关键环节，流通过程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商业地位也在得到逐步提高。结合国际上对国内生产总值计算的惯例，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所有商业劳动都具有生产性的观点。
（四）关于流通生产力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理论界曾经长期把生产力经济问题的研究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禁区。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界的研究才重新开始触及这一领域，但最初有关生产力的研究所涉及的领域主要集中于生产过程，而对于流通是否存在生产力的问题，很多学者都持否定或怀疑态度。1980年代初期，理论界开始打破“左”的束缚，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流通生产力的观点，并对之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和深入的探讨。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根据流通过程的特点，社会把产品从生产领域运送到消费领域的能力，应该属于社会生产力的范畴，是社会生产力在流通过程中的具体表现，这种能力，可称之为“流通生产力”。它体现了流通过程中所花费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同所获得的结果之间的关系。社会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具有有机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因此，社会生产力应该分为生产与流通两部分，这两个部分合在一起才是全部的社会生产力。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力就不仅表现为一定时期内能够生产出多少物质财富或多少产品，还应包括它是否已经把这些产品提供给人们实际地进行消费。流通生产力不仅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的一部分，而且还同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相互影响，互相制约。因此，提高流通生产力，是提高整个社会生产力的重要一环（高涤陈，1981）。
在此研究的基础上，理论界对流通生产力所包含的主要内容又作了进一步的探索，认为流通生产力是由在流通领域从事劳动的劳动者和他们借以实现产品转移过程的各种生产资料这两个方面的因素组成的。因此，流通生产力应具体包括的内容有：一是整个社会投入到流通领域的劳动力的数量、质量和组织程度，这是流通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二是流通各经济部门拥有的包括各种流通工具在内的技术设施，这是流通生产力的物的因素。根据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轻商思想以及流通生产力极度落后的状况，一要大力发展与商品流通有关的机械工业，不断用新的现代化的流通工具和技术设施来代替旧的流通工具和设施；二要提高全国的商品运输能力，因为运输业是商品进入流通过程的起点，是商品流通顺畅与否的重要保障；三要建设与货物周转量相适应的仓储设施，以保障流通中的商品之“流”不中断和商品运往不同方位所必要的物质条件；四要合理规划和设置与商品流通量相适应的商业网点数量及其布局；五要发展信息系统，不断用现代化的技术设施装备商业部门。
从学术价值来看，流通生产力的提出，扩大了流通和商业的研究范围，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活跃了学术气氛，对于人们转变传统的轻商观念，重视商品流通和提高流通地位都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从实践来看，对于改进流通落后状况，加大对流通的投入，扩大流通规模，优化流通结构等方面也都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五）关于商业文化的特殊价值形态——商誉问题的探讨
对于商业文化及商誉，理论界只是在前几年才开始研究。随着商业文化热的兴起，以前商业部部长胡平为首的一批理论工作者，对商业文化进行了长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社会主义商业文化理论体系。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结合市场竞争环境变化和国有商业体制改革，对商业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商誉进行的较为卓有成效的研究，认为商业文化是一种特殊价值形态，是商业企业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所付出的优质劳动的积累或沉淀。作为一种价值形态，商誉已经以无形资产形式而列入企业的会计报表中。从理论上说，商誉是商业企业职工所创造的超过社会平均劳动以上的那部分剩余劳动以商业文化形式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沉淀。它也是商业企业以优秀的商业道德和作风、高质量的服务、精美的商品、精湛的技艺，在广大消费者观念中赢得的认同。
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商品流通领域中所进行的商品交换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作为一种趋势性要求，是在“不等价交换”中实现的。商誉就是对这种表面上“等价交换”实际上的“不等价交换”进行长期“校正”的积累结果，而这种积累是凝结在商品或服务中的劳动时间超过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的部分。这个超额的社会必要劳动的长期积累是商誉价值的唯一源泉，也是商业文化的价值结晶。因此，商誉是商业企业的无形资产和珍贵财富，是商业企业及其商品形象和劳务形象的综合体现。
作为现代商业文化的价值形态，商誉如同资本一样，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商业文化的稳定性、渐进性、积累性和永恒性，决定了商誉“资本”使用的长期性。商誉的“资本化”过程包括两个阶段，一是商誉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阶段，二是商誉资本价值有形化（注册）的阶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标成了商誉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受法律保护的企业无形资产。因此，保护商誉的重要方面就是保护商标（高涤陈、张德本，1995）。
三、整体飞跃，构建商业运行模式与市场模式
流通经济理论研究在经过各个领域百花齐放的繁荣之后，在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取得了全面性和突破性进展的基础上，理论研究重点开始进入流通的综合性总体研究方向上来。理论界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市场模式、商业模式、竞争模式等理论问题展开探索。有关经济运行模式的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传统计划体制下的经济模式提出来的，焦点是如何理解、解决和处理政府、市场主体（企业）和市场客体（商品）相互间所有权、支配权和收益权等产权关系而展开的，其中涉及到政府宏观调控体系的建立、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的确立和商品流通方式的选择等等，特别涉及到流通宏观与微观两者运行中以市场为中介的相互作用方式等实质性问题。
（一）关于商业运行模式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商业应当如何运行，一直是理论界深入探讨的问题。早在1980年代初期，便有学者提出了“市场球场论”，对市场竞争中的政府、企业、商品流通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市场如同球场，要有规范的主体、明确的规则、公正有效的裁判或调控机制和体系，市场竞争和运行则如同球场的公平竞争（万典武，1984）。当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后，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迫切和重要。
适应这种要求，某些学者从商业运行模式的一般意义出发，结合中国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提出了中国商业运行应建立的“四自模式”，即企业自主经营、商品自由流通、市场自动调节、政府自觉调控。一是商业主体要实现自主经营。依据商品经济运行的本质要求，反映商业企业自主运行的标志应是商业企业要有自主的经营权力、独立的经济利益和相应的经济责任。二是商业客体——商品要实现自由流通。按照商品经济内在要求，商品交换必须遵循经济规律要求实现自愿让渡，而不应受到其他任何意义上的超经济因素的干预。与此同时，商品交换还要受到社会经济环境因素的制约。三是商业运行过程中的市场自动调节，是指市场信号对商业主体、客体发挥作用的自动调节机制，即市场对商业运行的调节是以价格信号的内生性、价格和供求变化的关联性、各种价格信号的自动感应性为特征而对商业运行进行调节的。因此要实现市场自动调节，既要求企业具备对市场信号的灵敏反应能力，又要具备完善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机制。四是商业运行的国家自觉调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政府行为只能作为商业运行的外环境而存在，只能通过各种经济参数调控市场运行，进而间接调节商业企业运行，而不是运用行政控制方式来直接控制企业运行。因此，国家对商业运行的调控不仅是外在和间接的，而且由于国家已经超然于企业之上，还是主动的和自觉的（高涤陈、唐伦慧、陶琲，1991）。商业运行模式的提出，不仅在当时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目前继续完善商业运行模式，仍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的研究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市场”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人们可以很轻松地说我国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是“市场化”的了。但实际上，市场的这一合法化过程是相当曲折的。1992年以前，有关市场的提法都是相当审慎的。最初仅限于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然后才是计划与市场如何结合的问题。由于环境的限制，改革前期很少有人能够全面系统地探索我国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模式问题。因此，1990年代初出版的《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研究》一书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重点课题”的最终成果可谓是这一问题研究的重要代表作。
该著作在比较了美国、德国、瑞典、印度等不同市场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的市场模式选择”。认为“从已有的改革实践和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市场模式在总体上应表现为：以公有制为基础，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垄断竞争型的市场。”在这种市场模式中：(1)国家调控系统表现为直接计划与间接计划相结合，以间接计划调控为主的模式；同时，也表现为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相结合，以经济手段为主的模式。因而是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模式。(2)市场运行系统表现为垄断性市场与竞争性市场相结合，以竞争性市场为主的模式。其中，垄断性绝非以往高度集中的行政垄断，而是基于规模经济要求、资源高效配置和生产集中程度，以现代巨型产业组织为依托的经济性垄断，它与市场竞争机制在总体上说是一种融合关系。这种模式选择既符合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也符合脱胎于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中国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而且这种市场模式必须符合市场体系完备、市场参数健全、市场主体明确、市场组织有序、市场规则统一、市场状态平衡、市场双向开放、宏观调控有力等基本要求（赵效民、贾履让，1991）。该著作还系统地探讨了我国市场模式的阶段性目标及主要对策等问题。虽然这一市场模式不可避免地带有阶段性特征，但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提出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总之，流通领域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改革开放以来学者们在这个领域研究中也取得了丰富的成就。这显然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全面介绍的。然而，对流通理论研究进展进行回顾，我们的确可以从总体上把握进展的脉络和趋势：“无流通论”教条的破除带来了流通理论研究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流通领域各个方面的问题研究也迅速得以拓展和深化；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商业运行模式、市场模式、竞争模式等的研究也广泛展开。目前，这些研究已取得不小的成果，但还未达到完善的程度。而进一步深入系统地完成这项任务，应是流通理论研究下一步的主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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