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妇女_家务劳动论文

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城市妇女_家务劳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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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启动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妇女在社会、家庭中的地位如何?最研究英国工业化史的重要论题之一,国外史学家对此作了大量研究,形成二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肖特等认为:工业革命削弱了血亲大家庭以及社区对家庭的控制,家庭生活趋于情感交融,妇女在精神上更自由。汤普森、戈登等学者从经济角度论证:妇女进一步依赖于男女,劳动妇女集家务和工作于一身,劳动负荷更重,实际地位降低。笔者认为:英国妇女的地位变迁与家庭经济职能变化相一致,从量上看,她们的生活似乎没有发生显著改变;从质上看,却已显示出某些现代化的新气息。本文以城市妇女为考察对象,变点粗浅的看法。

城市妇女指的是居住在市镇中的妇女,工业化前,主要包括贵族、资产阶级等中上层阶级的妻女,以及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家内仆役等下层阶级的妻女。毁精华 开始后,工厂制大生产不断取代手工劳动,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妇女逐渐构成了城市妇女的主体。

在工业革命前,人们生活在祖辈生存的土地、社区中,手工业与农业相结合的家庭经济占主导地位,大部分生产在家庭内部或托业业作坊中进行,人们自由地控制着生产生活节奏。约翰·洪顿于1681年描写了工人们的工作情景:“当织袜工工钱较高时,他们很少在星期一工作,星期二在酒店或九柱戏中消靡时光,织工在星期一喝酒,星期二头疼,星期三工具杂乱无章。”①小生产的小规模生产,及宽松、自由的生活节奏使家庭能够在古老的社区中,把生产、生活、教育高度统一起,下层妇女除了承担家务劳动、家庭管理外,还直接从事生产劳动,创造经济价值。“日工的妻子通常叫卖水果、鱼或挑着货担走街过苍,工匠的妻子即使没有受雇于行业,通常也有一个小店或从事洗涤、编织工作。”②有时丈夫病了,妻子还要支撑行业局面。此外,她们 还负有照邻里婚丧嫁娶、照料长幼等义务,成为联终邻里感情、社区生活的纽带。总之,她们围绕家庭的工作是无穷尽的,但却与公共娱乐、社会事务无缘。

那些从事于家内仆役工作的妇女,地位更低下,她们既是主人家的奴隶,绝对服从家规、家法,又是自己家中的赚钱机器。

中上层妇女主要负责监督、管理家内事务,并作为丈夫出入社交场合的陪衬。有时,她们能够接受学校教育,但仅限于学习如何做好家庭主妇的知识,如宗教、道德、语言、跳舞、音乐、缝纫等科目。

传统的道德观规定了所有的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尊严,在家服从于父兄,出嫁则完全依赖于丈夫,丈夫既是她的主宰者,又是她的保护人。英国习惯法规定:妇女不能拥有财产所有权或订立契约权,没有离婚权,寡妇和单身女子得不到社会的保护,寡妇继承夫业,必须付季款给行会,也不能参加行会的会议,所带的学徒像许多教区学徒一样,得不到正规的技术训练,学徒期满后也无权加入行会,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或在行会势力菁弱的行业就业。勃兰克斯顿有句名言;“丈夫和妻子是一个人,那个人就是丈夫。”结果,血亲大家庭的长辈及古老的乡村、社区能够介入或控制她们的生活,婚姻通常以家庭、家族利益为准则,最不境的婚姻也只能维持到生命的终结。男子可以在外寻欢作乐,而女子只能守妇道、忠职守,否则,将会受到来自社会、家庭多方面的斥责与惩罚。

工业革命开始后,汽笛轰鸣,烟囱林立的工厂吞噬着手工业作坊,城市展开巨大的双臂拥抱着乡村,人口从乡村流向城市,竞争代替了死板的行会规则,使经济腾飞,机器大生产促成了新的经营管理方式,新的劳动纪律产生了。当时,工厂普通工作时间每天达11-14小时。

对于劳动者家庭来说,要适应生存需要,必须离开祖辈生存的乡村、社区,挣脱旧的行会势力与血亲大家庭的庇护,父母、儿女组成的核心家庭以独立的力量闯荡世界,家庭中古老的生产、生活高度统一的组织形式变成单纯的生活群体,父母、儿女各自以独立劳动者的身份走进劳动力市场。有些儿童4-5岁就开始工作,18-19世纪中期,东部、中部、西南部各郡女孩子离家年龄逐渐降低,1700-1760年是17岁岁,1855-1860年是14.9岁,几乎所有12、13岁的女孩子都已外出。19世纪30、40年代,女工随处可见,尤其是新的棉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女工、童工占绝对优势,男工只占24-28%左右③。

家外就业使许多妇女既要服从工厂劳动纪律,又要承担家务劳动,每天劳动强度很大,与前辈一样,在法律上,她们照旧没有独立的财产所有,同有独立的人格可言。但是,妇女是一名独立的工资劳动者,这正是妇女地位产生根本性变革的物质基础。

第一,妇女拥有独立的经济收。据纺织工委员会报导:兰开夏地区,因为工厂劳动,女孩子在16-25岁期间能够为自己积聚100镑左右的嫁妆④。这在客观上为妇女摆脱其依附地位提供了条件。单身女子或寡妇也能够靠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而生活,摆脱教区或亲戚的控制,维护自身的人格尊严。作为妻子,她那劳动所得构成家庭开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是男子失业期间,妇女担当了养家糊口的重任。恩格斯调查了412个工厂,发现每个工厂都有二三个靠妻子劳动过活的男子⑤。这使妇女增强家庭决策权,提高家庭地位有了可能。

第二,男女共同属于劳动力市场一员,男子丧失就业的绝对优势。同时,工业化、城市化导致人口大迁移,行会制度崩溃以及血亲大家庭驾驭能力的削弱、女孩子较早离家谋生等等诸多因,客观上导致她们不能在母亲跟前接受严格的家政训练与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许多女孩子不懂得家庭经济的特性和家庭管理方式,曼彻斯特工人证词中讲到:在工厂中长大的妇女“从家务劳动来说,有用的妻子不多,她们普遍婚后出去干活,洗 衣服、做衣服自己出钱(她们大多数自己干不了)”。她们普遍不懂得为家庭准备既经济又好吃的食物,“通常在星期天花许多钱吃一顿正列,而其他的理家能手用同样的钱却能两三天吃一顿正列。”⑥另一方面,人们心目中的父权、夫权权威性有所降低,父母不能干涉子女的婚姻,工人一般在25、26岁左右,由自己选择对象结婚,女孩子可以拒绝父母为之择定的对象,妇女拥有较大的自决权。鲁尔证明:“卖妻是农业地区的现象,同居是社团,尤其是城镇的现象”⑦。农业社会中专门用于束缚妇女行为的贞操观念淡化,妇女一定程度上赢得人身自由,为争取两性间的真正平等迈出了第一步。肖特断言:18世纪中期开始的两性革命是由于妇女被劳动力市场所吸收,户外工作的新机会,妇女地位自身革命的所致⑧。

第三,雇佣劳动使妇女与家庭相分离,客观上为她们争脱家务奴隶的枷锁创造了条件。

在工业革命前,生产和生活高度统一,男子双拥有绝对就业优势的前提下,家务劳动有可能专门化,除了孩子做汪量的助工作外,妇女几乎承担全部家务劳动。工业革命时期,妇女家外就业,意味着她们每天至少与家庭分离11-13小时吵能进行家务劳动,客观上要求增加男子和社会替代部分的劳动量。这时,劳动力市场受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支配,男子没有绝对就业优势,许多男子在 业期间,承担部分家务工作。

妇女就业的新机制反馈回到社会,社会替代劳动开始运转,并逐步扩大其规模、范围,一定程度上减少妇女劳动的份额。如饮食方面出现了大量的熟食店。烤面包、酿酒长期以来是家务劳动的主要内容,也是主妇必备的基本工。然而,19世纪上半期,逐渐为公共面包店所取代。19世纪中期,曼彻期特只有一半居民自己烤面包,肯特、苏里、米德塞克斯、苏塞克斯郡已经遗忘这项技术。家内酿酒业从1815年以后走向衰落,1800年,几乎一半的啤酒产自家庭,1850年,家内酿酒产量只占总产量七分这一⑨。一些托儿所也应运而生。许多工人家庭,每星期化一先令或一点五先令把孩子托给旁人照管。虽然这些社会替代劳动的设施并不完善,不能很好地取代家务劳动,但它毕竟是一个新的开端,是现代化服务行业的起点。

当然,上述种种并不能说明妇女已经挣脱了家务劳动的束缚,但工厂、雇主、同事、社会已构成了她们生活的重要部分,就在这新生活的大舞台上,她们开阔了视野,认识到自身利益与阶级利益,为自身的彻底的解放创造条件。珀金曾这样评价道:“妇女走出家庭,也就是把她从空气、阳光、空间、思想感情受拘束、受限制中解放中来,并形成了守时、服从、机繁、巧妙、能干、集中精力的习惯,刺激她们好好工作,锻炼她们与人共事和社会活动的能力,训练她们自尊自强的勇气。”⑩同时代中上层妇女还只是丈夫的驯服工具,而城市工人妇女却能够到酒店等公共场所参加娱乐、商讨工人权利等活动。纺织业妇女最早拥有经济收入,人数最多,她们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投身于社会政治活动,成为争取工人政治、经济权利的生力军。1815-1835年期间,出现了独立的妇女运动;1835年,1500名梳棉女工在西兰定举行罢工,这些妇女正是通过自己的组织,第一次为自己,为整个阶级发出震撼人心的呼声。

在整个工业革命期间,家内个仆役人数不断增加,她们的生活没有显著变化。

资产阶级在竞争的海洋中搏击而来,成为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中坚之后,在他们观念中,工作是社会上的竞争与拼搏,而家庭是稳定、纯洁的避难所,也是温馨的休息、娱乐场所。中上层阶级妇女,只有中产阶级下层妇女还与丈夫共同工作,如:帮助工厂算帐、销售等,其余都从事养儿育女、监督管理家内仆役等家内一切事务。越是富有的家庭,要建立良好的生活环境与经济秩序,需要更大、更复杂的管理工作,妇女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富裕阶级的手册中讲述到这一情况,妇女作为丈夫的陪衬,出入于本阶层的音乐会、假面舞会、聚列等娱乐、社交活动,如果她们有什么社会工作的话,也只限于教会中的慈善事业。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深入发展,功利主义、自由放任;思想也随之发展,两者所强调的社会有效性及个性自由的理论反馈到社会生活领域,使人的生活观念开始转变,即:人们进一步追求独立自主地生活,加上血亲大家庭势力日菁西山,家庭逐渐成为夫妇共同拥有的小天地,人们开始讲究生活的质量,部分年轻人已开始注重夫妇间的感情融洽。因此,以家庭经济条件、社会地位为基础的包办婚姻一定程度上受到挑战。简爱所追求的个性独立、自尊、纯洁的爱情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妇女的愿望。肖特认为:这时的家庭不再是一种纯粹的生产和生育单位,感情更加密切了夫妻关系,它们开始取代门第、财产经济条件,成为婚姻的基础。

同时,工业化以科学为先导。科学、文化荡涤着中世纪的愚昧,文化知识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中起重要作用,它或许一夜之间改变人们的经济状况,把人们从社会底层送上社会较高等早期企业家阿克莱特就是因为发明水力织布机,从理发匠跨入工业资产阶级的行。对于具有一定经济实力的中上层阶级而言,知识水平、文化素养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社会地位,如:社 交场上的风雅、得体的谈吐,对文学、艺术的鉴赏力等将会影响他们社交场上的成败,有用的知识直接影响到事业的荣衰。因此,文化科学知识对人们具有极大的吸力,整个社会开始崇尚知识,就连那些只够糊口的工人也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据北部博物;馆自然社会史记载:织工生活在孤立的村庄中,自己教授几何学、热衷于不同的计算方法,甚至每一个织工区都有自己的织工诗人、生物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地理学家、植物学家等。(11)。

新的社会需求要求上层妇女拥有更丰富的知识来教育孩子,迎接时代的挑战,帮助丈夫尖社会变革需要,她们除了拥有华丽的服饰,迷人的外表外,还需要一个蕴藏丰富文化知识的大脑,去应付各种场合。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能不能接受教育,接受多大程度的教育决定了她今后在社交场合的能力,影响到她能不能找到一个好丈夫,过上富足的生活,有时,短暂、最少的教育会产生意外的收获。玛丽·奥迨论述道:“过去是父亲把女儿卖给出价最高的‘投标者’,而现在必须为了社会上合适的男人去提高女儿自身的身价。”(12)具有经济能力的中上层阶级都尽可能地送女儿进学校读书,教育成为姑娘嫁妆的一部分。因此,有些女孩子几乎整个姑娘时代都在学校中度过。受教育的内容也贴近时代的需要。当时,为女子教育开设的课程,除编织、烹调、三RS等等实用基础课外,还有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课目,让她们适应社会需要。

女子教育的新态势对中上层妇女,甚至对整个妇女阶层都产生积极影响。

首先,家庭承担着为孩子未来创造条件的义务。相对来说,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与费。胜些中产阶级妇女开始节育,一些妇女怀孕、生育时间开始减少,这是妇女参与社会事务,吸取各种知识,开阔眼界的前提。

其次,妇女的文化素质得到显著提高。从识字人数来看,1754年,274个教区结婚登记册上记载:60%的男子,35%的女子能自己签名。1800年,男子仍维持在60%左右,而女子却增加到45%。在汉诺威统治早期,妇女文记占四分这三,乔治三世时期,文盲减少到三分之二(13)。

文化修养的提高,使妇女能够更多、更客观地了解世界,增强她们独立谋生、参与社会生活 能力,并且也使她们有更大的兴趣介入社会生活。18世纪开始,妇女成为戏剧、演讲的听众。1761年夏,托马斯·苏德访问爱丁堡时,用英语为妇女作了约一个月的讲座。上述种种为她们今后冲破家庭牢笼,争取独立的人格尊严,建立男女平等的社会创造条件。正是在吸取知识、参与社会生活过程中,她们开始思考自身的价值与自身不公平的待遇,那些争取妇女独立的先驱已着手改善妇女处境。如: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冲出家庭的束缚,接受护士训练,在克里来亚战争中,率领护士参战,创建了近代护士。地1851年,全国有七万名妇女就业于教师行列(14)。在接受知识教育,接独社会过程中,她们逐步认识到政治权力的重要性,并为之努力奋斗,在权贵们的脑际留下“妇女问题”的印记。1866年,有1500名中产阶级妇女签名请愿,要求妇女的选举,促使议会第一次讨论妇女选举问题,这说明社会已开始注意长期被社会所遗忘的人们。

结论: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英国城市妇女有了新的生活内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妇女的地位已产生根本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立法,还是人的观念,仍把她们列入男子附庸、家庭奴个范围。她们没有财产所有,同有对孩子的监护权,中上层妇女只不过是拥有时髦服饰、食品丰富的家庭奴隶,大部分劳动妇女在担家务劳动、社会劳动的双重任务,受丈夫试待司空见惯,并受社会歧视。

但是,在工业革命过程中,社会给妇女,特别是中上支妇女提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的新机会,从而,使她们能了解自身的价值。女权主义者先戏已经向旧制度提出挑战,要求参与社会政治生活,享受人身独立自主权。劳动妇女与男子一起共同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共同参与社会竞争,拥有独立的经济收入,也开始为自身的利益,为阶级利益而抗争,向现存社会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妇女问题日益受到社会重视。1837年,议会通过儿童监护法,规定妇女对七岁以下的孩子有临护权。1857年颁布婚姻及离婚法,男子可以以通奸罪为名提出离婚,女子则要提交证据,表明男子虐待或事实已弃妻出走。虽然该法仍向男子倾斜,但比境女有可能通过法律结束痛苦的婚姻关系,追求自身的幸福。1870年,议会通过已婚妇女财产法,允许妇女保留其劳动收入所有权,这是争取女权运动的一个重大突破,展现了妇女解放的曙光,是通向男女平等现代化社会的起点。

注释:

①T·C·斯摩特:《社会史论文集》(Essays in Social History),牛津,1979年版,第50页。

②M·D·乔治:《十八世纪伦敦生活》(London life in the XVIIIth Century),伦敦,1930年出版,第109。

③K·D·M·斯奈尔:《劳苦人编年史》(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剑桥,1985年出版,第326页。

④B H·派克:《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出版,第15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33页。

⑥E·罗伊斯屯·派克:《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出版,第210、213页。

⑦J·鲁尔:《早期工业英格兰时期的劳工阶级1750-1850年》(Labouring Classes in Early industrial England),伦敦,1986年出版,第190页。

⑧J·鲁尔:《早期工业英格兰时期的劳工阶级1750-1850年》(Labouring Classes in Early industrial England),伦敦,1986年出版,第202。

⑨J·伯纳特:《富足与贫穷》(Plenty and Want),伦敦,1979年出版,第19、20页。

⑩H·派克:《现代英国社会的起源》(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伦敦,1985年出版,第158页。

(11)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纽约,1966年出版,第291。

(12)R·奥迨:《教育与社会1500-1800》伦敦和纽约,1982年出版,第191页。

(13)E·P·汤普逊:《英国工人阶级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纽约,1966年出版,第190页。

(14)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1988年,成都出版社出版,第3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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