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对中国四大高技术产业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效应论文,高技术产业论文,外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溢出效应是外资的间接效应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溢出效应的产生来源于外商直接投资与本土经济之间的关联。中国的高技术产业作为中国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之一，产业内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生产和技术关联非常活跃，这些包含资产纽带和非资产纽带的关联活动构成了溢出效应的主要来源，因此，通过对高技术产业的研究可以对外资溢出效应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一、有关溢出效应含义和相关的实证研究的文献回顾
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是近年来外资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间接效应研究中的一个主题。在有关外资给发展中东道国带来的间接效应的研究成果中，大量论文都分析了外商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各种类型的关联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这些在直接的外资投资收益之外的积极影响成为溢出效应的来源，主要表现在本地企业的技术提升、出口渠道的扩大和企业管理模式等各个方面的改善。其中有论文从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角度对外资的这个间接技术效应加以分析（陈国宏，1997；李平，2001）。就外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而言，由于对象和方法上的差异，有关溢出效应的存在和程度的结论存在很大差异。在1974年到2001年期间国外学者正式发表的有关外资的生产率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中，14项研究得到了溢出为正的结论，13项研究得出了溢出为不确定的结论，4项研究得出了溢出为负的结论。在许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增长与技术进步的研究中，溢出效应都作为一个积极效应被提出，但同时也有论文分析了外资给当地企业带来的负面的间接效应。就相关的实证研究而言，不同的研究项目对于溢出效应的检验的视角、数据的来源和检验方法有着不同的观点，得出的结论也因此不同。
1.外资溢出效应的内涵
溢出效应的具体内容和发生机理是一个复杂的很难精确定义的过程，因此，它是伴随着外资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而产生的。有关的研究认为，导致溢出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要素不同于资本和劳动力要素，在本质上表现为信息和知识，具备自然的外部性，在与生产过程结合的过程中，产生扩散和对外传播。目前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是产业内的溢出效应，其发生的原因是，在同一产业内的外国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尤其是在价值链的环节之间存在分工关系的外国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存在各类形式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关联。由于这种关联对当地企业和相关产业的贡献是外商投资企业直接经济效益和税收收入之外的利益，因此它对东道国经济的贡献，属于一种溢出，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投资的外部效应(Meier,1976)。也有学者将它定义为，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或发展能力发生无意识影响的间接作用（何洁，2000）。
在通常情况下，外商投资企业比同行业的国有企业具备更先进的技术，他们成为行业中新技术传播的源头。东道国的当地企业通过与外商投资企业的关联活动获得新技术带来的利益，使自身的生产率或者整个企业经营效率提高。另一个实现途径是，当地企业在外国企业进入的新环境下，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为提高竞争力而模仿外国企业的技术，或者积极探索更有效使用技术和其他生产资源的途径，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由于这些效应带来的价值是外商投资企业无法进行内部化的，因此成为一种溢出效应，通常也被称为技术的外溢效应，可以概括为“技术的示范和竞争效应” (M.Blomstroem & A.Kokko,1998; 2001)。外资溢出效应的另一个途径是人员的流动。当跨国公司培训当地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而这些员工后来为当地企业雇用或者自办企业时，把由此获得的技术营销管理知识扩散出去，可称之为“人才流动效应”，这个溢出过程中的内容除了技术，也包含管理经验、销售网络等广义的技术。还有一种情况属于企业的“软要素”的溢出，就是外国企业将出口渠道与当地关联企业一同分享，这个情况一般在合资企业内部或者有合约关系的外国企业与关联企业之间发生。
上述两种效应对外国企业或者合资企业而言是在被动或者无意识情况下发生的，因而是非意愿情况下的外部效应。但是在跨国公司的投资和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的实践活动中，存在着跨国公司主动给当地企业以技术支持的行为，这是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投资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常用的方式有：帮助有发展前景的供应商（包括国有和外国企业）建立生产能力；提供技术支持或相关信息来提高供应商产品的质量或者促进创新活动；提供培训，帮助供应商企业提高管理和组织水平。这些活动是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当地企业的优势，发展价值链的后向联系的一个战略选择，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推进本土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手段。给予技术上的支持是跨国公司发展战略中包含的手段之一，由此带来的溢出效应也就成为跨国公司有意愿的行为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当地企业的技术效率和生产率都得到了提高，但是我们并不能将当地企业的这种变化完全归因于跨国公司的这些活动，当地企业也在此过程中有相应的资本和人员以及技术活动的投入。但是跨国公司的活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也有研究项目指出，一些本土企业中存在着不利于溢出效应发生的情况，主要是与外资企业存在关联的当地企业自身技术能力构成了吸收溢出效应的约束。如果东道国企业与进行投资的外国企业所使用的技术之间存在非常大的差距的话，外资企业的技术转移和扶持也不足以能够带来技术的溢出效应(Blomstroem & Kokko,2001)。
2.外资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在溢出效应的研究领域，最早的两项实证研究分别以澳大利亚制造业的外资(Caves,1974)和加拿大制造业的外资(Globerman,1979)为对象，这两项研究通过对两个国家制造业层面的统计和调查数据的分析，为外资溢出效应的存在找到了部分依据。首先就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层面上的外资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是一篇有关墨西哥制造业的外资溢出效应的论文(Blomstroem Persson,1983)。该论文选取了墨西哥215个制造产业，并按企业类型分成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研究结果显示，这些产业外资的存在与国内相关产业中私营企业的生产率之间有正的相关性，论文得出的结论是，外国企业对本土企业存在着溢出效应。Blomstroem另一篇有关墨西哥制造业的论文 (1994)和Wolff同样以墨西哥制造业为对象的论文，都考察了1965到1982年之间墨西哥制造业部门获得的外资溢出，结果显示，外资的参与推动了墨西哥企业的生产率趋向于美国的生产率水平，肯定了溢出效应的存在。其他有关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还包括对溢出“逆转”现象的观察，相关的研究是，FDI对英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的研究(Driffield&Love,2002)，得出的结论是，投资于英国制造业的跨国公司从英国的本地企业那里获得较高程度的生产率溢出，但这个溢出效应主要被限制在技术密集型的产业中。另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在外国企业集中的部门内部，也存在正的生产率溢出效应，而且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更显著，但是该效应总体上被市场竞争下的“市场偷窃”带来的负效应所抵消。这个研究指出了溢出效应的“逆转”现象，即从本地企业那里获得技术扩散和传播，提高技术效率，成为“外源性技术”的源泉。这个现象是与目前 R&D全球化的趋势密切相关的。
除了上述这些认为溢出效应存在的研究成果之外，也有应用实证研究的论文得到的结论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的，因而对外资的溢出效应的存在表示怀疑。在有关摩洛哥制造业外资溢出效应的研究 (Haddad & Harrison,1993)中，作者通过对1985到 1989年15个制造业以及产品具体到产业的四位码的企业的数据分析表明，在这15个制造业中，外资对于合资企业的效率提高具有贡献，但行业中更多外资的存在与国有企业的更高的生产率增长之间没有关联。因此，假设的溢出效应无法找到支持。对于这个结果，作者的解释是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差距，如果两者之间的技术能力相差很大的话，国有企业无法从外资企业的技术中得到积极的影响。
另一篇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选取了委内瑞拉从1976到1989年该国工业企业普查的数据(Bfian J.Aitken & Ann E.Harrison,1999)。论文选取了企业内的外资比重和行业中外资所占份额两个变量作为外资存在的指标，主要围绕两个问题：(1)企业内的外资比重与企业的生产率提高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从而判断，(2)产业内的外资所有权对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生产率呈怎样的影响。论文实证分析的结论如下：就企业层面而言，企业的外资比重与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说明与国有企业相比，在有外资参与的企业中，外资对相关企业带来正的溢出效应。但是在产业层面上，如果不控制产业之间的生产率的差异的话，结果显示，虽然生产率与外资比重之间存在正的相关，但无法说明溢出是一定存在的，因为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倾向于投资本身生产率就很高的产业。但是，如果对不同产业的生产率差异加以控制的话，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对此，作者解释是，在短期内，由于外资的进入，相关产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夺走了市场上原来由国有企业占有的市场份额，迫使国有企业缩减产量，使其平均成本提高，导致生产率下降。
3.外资对中国本土企业溢出效应的研究
目前就外资在中国的溢出效应问题的专门性研究尚不多，其中以实证分析为基础的研究包括：有关外资对中国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的研究(Kui-yin Cheung,Ping Lin,2004)，该论文选取了中国26个省、4个直辖市的1995年到2000年的有关专利申请、科研人员人数、科研活动开支等数据，得到的结论是，外国直接投资对国内专利申请具有正的溢出效应。而且相比中国的东部沿海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外资对创新活动的溢出效应更强。有关中国国内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问题，中国学者李平(1999)对中国各部门内不同产业之间的技术溢出效应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重点研究了产业自身的产品内含型技术和资本内含型技术对其他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在选取的12个制造业产业中，他发现绝大多数产业之间均存在着一定的资本内含型技术溢出效应。除了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研究成果之外，另外一些研究以大型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为基础，描述了在中国投资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分析中国引进国外技术的水平，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在本地进行研究开发的情况，并分析了外商投资企业对相关产业的技术转移的效应，技术扩散和对技术能力的效应。江小涓在对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经济效应进行多年跟踪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外商投资企业，尤其是投资于中国的跨国公司使用的技术水平和相关的技术转移活动，进而分析外资对中国技术进步的直接影响。她认为，跨国公司在华企业所使用的技术不仅普遍高于中国同类企业的水平，而且有相当比例的跨国公司使用母公司的先进技术，并填补了中国的技术空白，而且对中国人力资源的开发，在帮助当地管理人员与技术人员提高对商业机会的把握能力以及判断知识、技能优先性的能力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江小涓，2002， 2004）。有的研究对溢出效应实现的条件作了分析，认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充分竞争是促使行业内外资溢出效应产生的内在机制；在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较小的行业中，外资溢出效应更加明显（陈涛涛， 2003）。还有的研究阐述了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溢出效应的具体过程和机理（王春法，2004）。
二、关联活动与溢出效应的机理分析
由于溢出效应发生的具体过程和机理是复杂而不确定的，包含着外商投资企业在与同行业的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和其他诸多关联方式下的各种接触渠道，同时由于在每一种渠道上的观察和计量的困难，因此在用数据检验这个效应时，通常把这个溢出的过程作为一个“黑箱”，“黑箱”的两端则是作为溢出源头的外商直接投资与“享受”这个溢出效应的本地企业。而以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劳动力或者技术投入为主的外资变量与本地企业所发生的技术提升水平与生产率的变化结果之间在统计上的相关性和相关程度，成为理论上测度溢出效应的一个基本思想。
溢出效应作为一个“黑箱”，产生的具体过程是难以观察的，但基本的产生机制是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的关联(Lall,1980)，主要包含生产的关联与技术的关联。
就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关联活动看，有两个倾向同时发展，一个是以“本土化”战略为导向的以本地供应链为主要对象的后向联系的加深，另一个则是跨国公司全球战略下研究开发活动的本土化趋势。
就生产的关联而言，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外商投资企业与本土企业形成生产链内部的供货或者生产合作关系。就影响关联发生的合作模式看，由于中外合资企业含有原先中方的成分，与本土企业相对关系密切，无疑是最有利于关联活动的一种模式。随着整体关税水平的降低，由于外商独资企业在国产化要求上基本不受约束，部分外商独资企业直接通过国际采购渠道配备原料和中间产品，尤其是一些大型的跨国公司，在公司自身全球化战略的安排下，基于公司内部的国际网络实行生产配套和零部件的采购活动，这种全球化生产体系下的后向联系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跨国公司从中国本地的采购或者配套生产，对于本地企业与外资的关联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就技术的关联而言，主要的实践载体是跨国公司建立的本地R&D中心，它已经成为跨国公司近年来全球战略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跨国公司推广这一战略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中国内部市场的扩大与本地技术人才的成长等。而我国自1996年开始推出的对于外国企业设立这类中心的激励政策也促使了跨国公司本地R&D中心建设的快速发展。这类研究开发中心大多是由具有一定知名度的跨国公司设立。
生产关联过程的信息交流、技术扩散、人员流动以及技术关联过程中产生的学习效应成为溢出效应的主体，而溢出效应在本土企业实现的程度又受到外资政策构成的外部环境与跨国公司本土战略的影响。结合前面溢出效应包含的具体内容，溢出效应产生的机制及其影响因素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信息产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对本土产业溢出效应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三、外资对华高技术产业溢出效应的测度与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的数据来自医药制造业、电子与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4个产业所包含的18个子产业，数据的年份是从1997～2002年。这些产业都属于由国家科学技术部认定的高技术产业，原始数据全部来自《200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需要说明的是，样本没有包含同属于高技术产业的航空航天器制造业，因为该行业内外资比重非常低，与其他4个高技术产业的差距非常大，所以未选取这个产业。
选择上述4个产业作为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分析对象的原因主要包括：
(1)这些产业属于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中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程度上受外资激励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前），外资在整个行业资本构成中所占比例在整个工业中相对较高。
(2)由于这些产业本身属于技术密集型，同时由于技术创新的缘故，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趋势也十分鲜明。这些产业内部在技术上的合作与其他形式的技术关联活动非常活跃，因此，技术示范和扩散相对更突出，更适合作为研究技术溢出效应的对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技术能力的提高和国内市场潜力的扩大，外商投资企业建立研究开发中心的实践活动越来越活跃，外商投资企业对当地企业技术的扩散和联系效应相对更突出。
(3)从相关产业的实践活动中可以看到，在高技术产业中，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信息通讯产业这两个新兴产业里，外商投资企业参与研究开发中心的建立与发展以及外国企业与当地大学与研究机构合作开发新产品的活动都非常活跃。同时，也出现不少原先受雇于外国独资企业的高级人才离开该公司后自己创建企业，成为该行业中重要竞争者的案例，因此，外资对中国企业研究开发能力的培育和人力资源的培训也有着密切关系。
(4)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投资的产业选择上，一般会偏向于生产率较高的产业，而4类高技术产业作为制造业中的新兴产业，均属国内生产率较高的产业，因此有助于分析外资的溢出效应。
1.数据与模型
由于溢出效应作为一种外部性效应，是在企业正规的投入-产出关系之外，因此在实现的渠道和效果的程度上都不是非常容易判定并计量的。就溢出效应存在的表现看，它存在于外商投资企业与当地企业之间的竞争过程以及两者之间在分工环节之间的关联经营活动的过程中，这两类过程所发生的非直接技术交易对当地企业构成的外部效应成为溢出效应的表现，其中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人员接触与信息交流。由于溢出效应最终贡献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尤其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而技术效率的衡量，可以用劳动生产率来作为一个指标(Magnus Blomstroem,Hakan Persson,1983)，因此已有的研究项目一般都选取生产率来衡量溢出效应的数据。
表示溢出效应结果的变量的选择在不同的论文中略有差异，现有的研究成果中有当地企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也有人均增加值或者人均总产值。本论文选择的是人均总产值，原因是，中国信息制造业和通讯产品制造业中利用外资的格局基本上还是与大型跨国公司合作，进行相关产品的加工、组装和零部件的生产。而且随着跨国公司以外包方式转移生产环节的战略的深入，外商在中国这类产业上的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为，核心部件和成品销售两个环节均在海外的当地加工方式，或者与当地企业建立OEM生产方式的长期合同关系。因此，当地企业生产产品的增值率很低，如果采用人均增加值，就很难反映出产业实际的产出情况。
在模型的选取上，对于溢出效应的检验基本上是建立在生产函数模型的思想之上的。有关外资存在的衡量指标，已有的论文选择的变量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比重和外商投资企业内的雇员在全行业雇员中的比例(Magnus blomstroem,Hakan Persson, 1983)。
本文对于外资溢出效应的检验选取的模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中的模型，并作适当调整。
(1)Blomstroem和Persson(1983)构建的基于生产函数基本思想的模型如下：
LQ：行业中工程技术人员占全体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
FK：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人均资本
FL：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雇员在行业中的比重
(2)陈涛涛(2003)在有关外资对我国工业部门溢出效应研究中建立的检验模型(2003)构建的相关模型如下：
其中相关的变量的含义分别是：
outputL：该行业中国有企业的人均产出，作为代表溢出效应的变量
investL：该行业中国有企业人均资本，反映内资企业的资本密集度
emplF：该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雇员所占比重，从人员角度表示外资的存在
investF：该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所占比重，从资本角度表示外资的存在
techF：该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雇用的工程技术人员占全行业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反映了外商投资企业中作为技术载体的人力资源的比重
模型数据样本中包含的是4个高技术产业下属的18个子产业从1997年到2002年的国有企业人均产值、国有企业人均资本、国有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占全行业工程技术人员的比重、外商投资企业雇员占全行业雇员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占全行业技术人员比重5个变量，全部数据来自《200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其中外商投资企业雇员占全行业雇员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比重两个变量代表函数中外资的存在，这两个变量前的系数成为判定溢出效应存在和显著程度的依据。
由于《200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企业投资的数据是固定设备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数据，缺少可变投资这个数据，无法表示总的投资规模，不能充分代表外商投资企业投资的全貌，因此模型中代表外资存在的变量选择了代表外资雇员此重的emplF和代表外商投资企业技术投入的techF变量，作为判定外资溢出效应存在的变量。原因包含两方面：首先，已有的理论分析显示，在外资的溢出效应的形成中，技术的扩散和模仿是一个重要原因，外资企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与国有企业人员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对于后者而言是在生产和技术关联活动中开展学习和模仿的重要因素，因此技术人员的存在对产生溢出效应而言，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条件；其次，在这4个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人员的比重基本上都高于国有企业，而且在1997至2002年之间，两者之间的变化趋势在医药、电子通讯和医疗设备三个行业中表现出很强的趋同性。
2.模型估计的结果和原因分析
整个样本包括540个观察值，由产业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1997年至2002年）结合构成面板数据，并应用统计软件STATA8.0版，对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的回归分析，对参数的相关程度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LogOutputL=2.34524+0.1049LoginvestL
(1.03)
+0.4006LogtechL+1.1416LogemplF+0.3449LogtechF
(2.00) (9.09) (2.58)
调整后的R[2]为0.6203
注：括号内为各个系数的t值
根据各变量前面相关系数的t值，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上面对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生产率变化与外资企业的雇员比重与技术人员比重的变化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性。这个结果与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外资的溢出效应主要来自于示范效应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反映了基于外资企业人力资源的本土企业的学习和模仿以及彼此人员之间的交流是当地企业获得溢出效应的主要源泉，也说明了来自外资企业人员的管理经验、技术指导等“软因素”，以及由于人才流动而获得的市场渠道和国际商业信息成为推动国有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因素。
就实证检验的结果看，中国四个高技术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并且反映了外商投资以及与本地企业合作过程中技术人员的示范以及人员信息交流发挥的积极作用，外商直接投资过程中的“人力资源”扩散因素是外资溢出效应的来源。因此，对相关的引资政策而言，政策的导向应当偏向于培育和诱发“人力资源效应”的发生。
《200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有关利用外资的企业的数据未区分外商独资企业、外商合资企业与外商合作企业，笼统地一并归为三资企业。但在实践活动中，独资企业与合资企业的资本结构、经营模式以及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联形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同时随着所有制改革的深化，民营企业发展迅猛，在高技术产业中这类企业和股份所有制企业等其他所有制企业所占的份额在不断地提高，构成本土高技术产业中越来越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缺乏数据，这部分企业的数据未能被纳入到模型的检验中，因此，本文实证部分的结论对应的是外商投资企业对本土的国有企业的溢出效应，不包括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