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德国的东方政策与两德统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邦德国论文,政策论文,两德统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本文从联邦德国在不同时期推行不同形式的东方政策这一角度，阐述了联邦德国在争取两德统一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联邦德国 东方政策 两德统一
1990年10月3日，分裂了四十多年的德国正式实现了统一。 德国问题最终解决，是多种因素促成的，而联邦德国围绕德国问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推行不同形式的东方政策，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探讨这一政策的形成背景、演变经过，将有助于对两德统一历史进程的认识。
（一）、冷战与德国的分裂。
二战结束前夕，苏、美、英三国首脑召开雅尔塔会议，确定了对战后德国的处置原则，正式通过了分区占领和管制法的决议。但会议的声明强调，在占领期间应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整体〔1〕。实际上， 分区占领之初想是为了使盟国能够让德国覆行条款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对德国实行永久占领。早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就认为，占领区问题“指的不是长期占领，而是暂时占领”，它同“永久处置德国无关”〔2〕。斯大林在1945 年的波茨坦会议上也说：“……分割德国是不适当的”〔3〕。同时我们可以推想， 如果分区占领意味着四国对德国的分割，那么苏联是绝对不会同意在自己的范围内将柏林划出一部分拱手给予他人，而给自己留下麻烦和祸根的。苏联之所以同意将柏林也实行四国分区占领是以视德国为一个统一国家为前提的，是四国对德权利和责任的象征。斯大林曾说：“只要我们把德国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盟国占领军统驻在作为首都的柏林，那是自然的”〔4〕。 可见，战后德国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并不在于雅尔塔体制，分区占领之所以导致德国分裂是另有原因的，这就是战后东西方之间爆发的“冷战”。
1947年3月和6月，美国先后抛出“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开始推行“冷战”政策。美国为稳住西欧，夺取在世界范围的更大的战略利益，实行分裂德国的政策。1948年初，美国纠合英、法、荷、比、卢等西欧国家在伦敦举行片面讨论德国问题的国际会议，决定在先已合并的美英双占区的基础上，实现美、英、法三占区合并，在西占区和西柏林进行币制改革，从经济上分裂德国，进而建立联邦德国，并把它纳入反共体系。为了反击西方分裂德国的严重步骤，苏联于1948年3 月退出了对德联合管制委员会，不久，开始对西柏林进行封锁。“柏林危机”几乎将“冷战”演成“热战”。由于双方的克制，一年后“柏林危机”得以解除。可是德国却陷入彻底分裂，联邦德国以西占区为实际版图于1949年5月成立，民主德国以东占区为实际版图于同年10月成立。 德国终于在东西方剑拔弩张的冷战斗争中分裂为两个国家。由此可见，战后德国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战时盟国在战胜共同敌人之后的利益冲突和东西方冷战的爆发。冷战体制就意味着德国的分裂。两德统一只有在东西方关系缓和的形势下才有可能。
（二）、“哈尔斯坦主义”及其破产
1949年德国分裂后，无论是联邦德国还是民主德国，都把重新统一作为自己外交上的一项重要任务。民德和苏联主张由两个德国直接达成协议，建立临时全德政府，负责筹备和举行全德自由选举，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恢复德国的统一。联邦德国主张“以西统东”，“在自由中重新统一德国”〔5〕。 阿登纳政府坚持联邦德国是全体德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不承认民主德国，也不接受民主德国和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现状。为了孤立民主德国，1955年，联邦德国推出了“哈尔斯坦主义”，声称不和与民德建交的任何国家建立或保持外交关系，只有苏联例外，因为“苏联作为战胜国之一，对重新建立德国统一负有共同的责任”〔6〕。1958年10月，由于南斯拉夫与民德建交， 阿登纳政府首次运用了“哈尔斯坦主义”，立即同南断交。
进入60年代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及东西方关系的缓和，联邦德国推行的“哈尔斯坦主义”，越来越行不通了。
第一，美、苏实力基本达到均势，苏联具备了与美国抗衡的核力量，“核恐怖平衡”的局面开始出现。实力对比的这一变化，使苏、美在激烈争夺的同时，既避免迎头相撞，又谋求妥协；既在对方的势力范围内拼命挖墙脚，又竭力维护并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美国“提出对苏联的缓和政策，苏联也把缓和同西方的关系，作为它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一种策略手段”〔7〕，表现在德国问题上， 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寻求在维持德国分裂的情况下与苏联妥协，而把联邦德国的要求撇在一边。这引起了联邦德国的强烈不满和震动，使它感到：“最终对重新统一负有责任的是德国人本身而不是四大国”〔8〕。
第二，欧洲国家摆脱美、苏控制，谋求独立自主的倾向在不断发展。英法等西欧国家程度不同地冲破美国的控制，先后和苏联、东欧发展政治、经济关系。与此同时，东欧出现了震动世界的“布拉格之春”，象征着东欧国家对苏联霸权的挑战。东西欧壁垒内部出现了种种动荡、分化和重新组合的迹象，“整个欧洲在60年代中期普遍准备采取灵活策略”〔9〕。联邦德国如何适应这一新形势， 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它死抱定僵硬的政策不变，则有孤立的危险。
第三，民主德国已无可争议地巩固和发展起来，“哈尔斯坦主义”日益行不通。1950-1970年，民德的国民收入增加了三倍，经济实力在经互会中已仅次于苏联居第二位，并成为世界上第十大工业强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断提高，自1949-1963年，它已与13个国家建交，还与相当多的国家建立了经济文化关系。显然，联邦德国如果顽固坚持“哈尔斯坦主义”，反对使自己陷于被动。
第四，联邦德国自身的发展变化，也使其东方政策的调整成为必要。联邦德国经过50～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巨人。随着经济的发展，保障更大的国外市场、投资场所和原料来源，显得日益重要。而对德国具有传统重要性的苏联东欧市场，则尤具吸引力。同时，经济力量的膨胀，又驱使它要争取与其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政治地位，改变它“既是一个经济上的巨人同时又是政治上的侏儒”的处境。但“哈尔斯坦主义”作茧自缚，对于争取外交主动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都极为不利。它使联邦德国自身与东方隔绝开来，实际上限制了自己发挥主权国家的作用。特别是在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迹象，西方大国程度不同地松动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时候，这种自我封闭的政策更明显地暴露出不利于联邦德国发展的局限性。
（三）、“新东方政策”及其延续
从“哈尔斯坦主义”到“新东方政策”，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从1961年柏林墙事件后到1966年12月“大联合”政府成立，这一时期勃兰特提出了“通过接近实现转变”和“小步子”政策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基本概括了“新东方政策”的精髓。它的意思就是在东西关系和两个德国的关系上，通过相互接触、交流、对话，增进了解，使紧张的关系得到缓和，进而通过缓和与接近来实现对民主德国重新统一的大道。从1966年12月到1969年10月勃兰特政府成立，这一时期勃兰特阐述了“新东方政策”的一些原则，如德国问题“不能绕过欧洲”，首次提出了承认奥得尼斯河边界线，并主张承认民德，放弃使用武力，与东欧国家签约建交，建立欧洲安全体系等。1967年，联邦德国与罗马尼亚建交，1968年又与南斯拉夫复交，并与匈牙利、保加利亚开始了建交谈判，与波兰也开始了接触。这样，在与其它东欧国家的关系中，它实际上放弃了“哈尔斯坦主义”。在与民德的关系中，联邦德国于1967年提出了缓和关系的十六点计划，建议加强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放宽日常交往的条件。
1969年10月，社民党和自民党“小联合”政府组成，勃兰特任总理，“新东方政策”基本形成并进入全面实施阶段。在就职演说中，勃兰特第一次正式承认民主德国的主权地位，不再象以往那样贬称其为“德国的东半区”、“苏联占领区”等；他认为，在还没有实现重新统一之前，两个德国的关系应该先松动起来并加认增进；他认识到，德国问题只能在“一项欧洲的和平安排”中解决，因为在欧洲处于分裂的情况下，两个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10〕。随后，首先是德苏关系迈出了实际的步子。1970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订， 这是勃兰特就任联邦总理以来全面推行了“新东方政策”的第一个成果，它为联邦德国进一步发展同东欧各国的关系开辟了道路。同年12月，波德在华沙签订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协定。苏德条约和波德协定推动了四国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1971年9月， 四国达成了关于柏林问题的协定。该协定也推动了两个德国之间的谈判，1972年12月，两德签订了基础条约。1973年12月，德捷条约在布拉格签署。不久，联邦德国分别与匈牙利、保加利亚发表了建交公报。这些条约、协定的内容概括为：缔约国尊重战后边界，包括奥得尼斯河边及两德之间的边界；以和平方式解决争夺，不以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两个德国彼此承认是主权国家，在平等基础上发展正常睦邻关系，在国际上互不代表对方，相互建交；实现联邦德国与苏联、东欧关系的正常化并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11〕。
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署，促进了联邦德国与东欧国家的经济、科技、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的迅速增加，大大促进了两个德国之间关系的发展。首先，在经济方面，1970年，两德之间的贸易额为46亿西德马克，到1980年，就翻了一番，达94亿，1982年又上升到152亿。 民德对联邦德国的贸易额，约占其外贸总额的10%，仅次于对苏贸易，相当于它与西方贸易总额的1/3。为了推进两德的经济关系， 联邦德国采取了诸如放宽贸易限制，增加贷款，合作建设一批大型工程项目等措施。两国在经济交往中互有所求，民德需要联邦德国的资金、技术。而联邦德国需要从民德获取原料产品，扩大销售市场，同时力求通过发展与民德的联系，并以经济为杠杆，向民德各个领域渗透，促其“和平演变”以实现重新统一的目标。其次，在人员往来方面，联邦德国去民主德国探亲访友的人数，由1970年的250万人次，激增到1978年的800万人次。同期内民德的养老金领取者去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也达138万人次， 增加了1/3。此后， 人员往来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 1981年12月11-13日，施密特和昂纳克首次在韦尔贝林湖畔会晤，双方商定增进睦邻关系，昂纳克接受了访问联邦德国的邀请。
两德关系的发展对于缓和它们之间的紧张气氛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它符合两德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国家统一的愿望。“新东方政策”与战后国际形势的演变和本国国际地位的变化是相适应的，它是联邦德国战后历史发展中的必然产物，是在现实条件下的一种现实选择。1974年勃兰特下台后，虽然联邦政府几经更迭，但“新东方政策”并没有发生逆转。接任的施密特也坚持同苏联、东欧发展缓和关系，1982年上台的科尔政府则一再声明，联邦德国将遵守东方条约的规定，尊重欧洲边界现状，政府的目标是“致力于在欧洲实现一种德意志人民在其中可以通过自由和自决重新获得德国的统一”。“新东方政策”是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它扩大了联邦德国外交活动的余地，大大提高了它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也推动了东西方缓和的进程。“新东方政策”有利于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
（四）、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
正如“新东方政策”的主要设计师和推行者勃兰特所言“我们的东方政策实际上有三重目标：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同东欧各国的关系正常化；暂时解决德国两部分的关系”〔12〕。如前所述，在七十年代，前两大目标已基本得以实现，并为后一目标的实现准备了条件。而自八十年代后至九十年代，国际形势再次出现的缓和现象，则为德国统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历史性机会”。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苏美关系开始出现了某些松动和缓和。两大集团的内部关系也逐步趋向瓦解或松弛，东西欧及两德超越集团界线相互接近的趋势明显加强。
正是在这种有利的国际环境下，联邦德国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有利时机，大力推进两个德国的关系，谋求两德统一。1982年科尔总理上台后，把实现德国统一作为政府的重要目标之一，其积极性超过历届政府首脑。1984年2月、1985年3月，科尔和昂纳克在莫斯科参加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时先后两次会晤。1986年3月， 在瑞典首相帕尔梅的葬礼上，科尔又同昂纳克讨论了昂纳克访问联邦德国的问题。几经波折之后，昂纳克首次对波恩的访问终于于1987年9月成行。 这个突破是两德多年相互接近政策积累发展的结果，标志着战后分裂的两个德国从“冷战”敌对到相互接近的重要进展。访问期间，两德就当前重大问题加强磋商，声明要建立“命运共同体”，为避免在德国土地上再次爆发战争承担共同的责任。昂纳克则明确表示：如果我们共同努力，并“达到进一步的和平合作”，那么“边界不再使我们分开，而使我们连接的日子也就会到来”〔13〕。这是民德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就边界问题作出积极的表态，表明双方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又跨出了新的一大步。此后，双边经济、文化、教育、环保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全面加强，特别是双方人员往来进一步逐年有较大的上升。1988年，移居联邦德国的民德居民达39000多人，比1987年增加一倍， 去联邦德国和西柏林探亲访友的民德居民达678万人次，占民德人口的1/3以上。通过广泛的人员往来，两国人民的“民族同属感”得到了加强。
1989年，包括民德在内的东欧剧变则为两德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提供了“契机”。从5月开始， 民德爆发了四十年来所未有过的“移民潮”和“游行潮”。11月9日， 民德宣布开放两个德国及东西柏林之间的边界，于是大批民德人涌向联邦德国，统一问题似乎立刻变得具有了现实性。联邦德国某些政界人士急不可待地表现出一种强烈愿望，纷纷抛出关于两德统一的建议和设想，认为德国统一问题“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有利时机”。最突出的是，在国内外的阻力还很大时，科尔就在20天时间内连续三次就德国统一问题发表讲话，大胆提出了关于统一德国的“十点计划”并开始采取行动。不久，民德领导人为了在大选中获胜，在两德统一的立场上也发生了转折性改变，认为欧洲的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两德统一“已提上议事日程”。1990年2月1日，民德总理莫德罗访问苏联后，提出了一个题为《德国，统一的祖国》的四阶段统一方案。科尔顺水推舟，在3月18日民德自由选举后， 他即与民德新政府进行紧张谈判，并于5月18日签署了第一个国家条约，7月1日生效后，一举实现了两德的经济，货币统一。在此基础上，科尔政府乘胜前进，在7月6日开始同民德就实现政治统一问题进行谈判。由于两德内部统一进程进展神速，8月23日民德人民议院通过了10月3日加入联邦德国的决议。随后，两德于8月31 日在东柏林签署了实现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从而为两德统一奠定了法律基础。
在“外部”方面，由于德国统一问题牵涉到战后世界格局及欧洲各国的利益与安全，因此，科尔政府在狠抓同民德“内部”统一的同时，大力开展外交活动，并不断取得进展。其一，科尔政府以“忠于北约和欧共体”，统一后“不走德国特殊道路”等保证，逐渐争取到了东西欧各国特别是四大国对德国统一的理解和支持。其二，明确表示承认波兰西部边界，从而排除了牵制西德统一的一个重要障碍。其三，联邦德国和西方三国坚持统一后的德国归属北约，但苏联坚决反对。为了排除这一障碍，科尔7月16日访苏时，表示永久承认战后边界， 答应把统一后的德国的军事力量裁减至37万，保证不染指核武器以及允诺向苏联提供巨额经济援助和贷款等，从而获取了戈尔巴乔夫同意统一后的德国归属北约。这样，四大国与两个德国于9月12 日在莫斯科签署了《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确定了统一后的德国的完全主权。
至此，两德统一的内外条件都已具备。10月3日， 民德作为五个州正式加入联邦德国，德国统一进程宣告完成，分裂了四十多年的德国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
注释：
〔1〕参见王春良等主编《世界现代史》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年，第112页。
〔2〕〔3〕《德黑兰、雅尔塔、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6、401页。
〔4〕转引自《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8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5页。
〔5〕《阿登纳回忆录》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第548页。
〔6〕《阿登纳回忆录》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 第431页。
〔7〕张炳杰《德国的历史与两个德国的现状》， 旅游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90页。
〔8〕[美]W·F·汉里德，G·P·奥顿：《西德、 法国和英国的外交政策》，徐宗士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07页。
〔9〕施密特：《均势战略：德国的和平政策和超级大国》，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8页。
〔10〕参见陈乐民：《战后西欧国际关系（1945-1984）》，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255-156页。
〔11〕参见《联邦德国东方政策文件集》，龚荷花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7年，第7-8页，179-181页。
〔12〕克·普雷希特编《维利·勃兰特——画像与自画像》，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75-276页。
〔13〕《人民日报》，1987年9月12日，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