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型社会与成人高等教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成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G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87(2006)001-0006-004
一、建设发展型社会,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发展是中国历史的主旋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成为影响全球经济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矛盾,譬如经济增长与资源、人口和环境的矛盾;经济结构内部不协调的矛盾;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城市与农村的矛盾;农业与其他产业部门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中共中央适时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念,指明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大方向。
全面彻底地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把这个口号化为执政党的实际政策,化为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规,最根本的,是将中国社会建设成为发展型社会,使科学发展成为社会自身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很明显,如果科学发展只是作为社会控制机构的执政党和政府的迫切需求和理念,而社会自身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对科学发展是消极的、被动的、甚至是反控制的,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是不可能的。
二、发展型社会的概念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问题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大批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兴国家,都面临着如何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实现社会进步,真正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问题。同时,这些新兴国家的出现,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格局,原西方各殖民地宗主国也不得不关心新兴国家的发展态势,重新调整与新兴国家的关系。联合国及其一些下属机构,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把发展问题作为研究和处理的重要课题。面对这样的形势,世界各国学者,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也包括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把发展问题作为理论研究的重大问题,形成了一个跨学科的“发展研究领域”,出现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哲学、发展政治学等新学科,为人类对发展问题的认识做出了重大贡献。[1]
讨论发展型社会,首先碰到的是这个概念的合法性问题,即人类历史上是否存在着发展型社会;有没有唯一的发展型社会的模式?而其中作为逻辑起点的问题又包括如何描述发展?是否能够或应该怎样用发展概念描述人类社会的运动过程?
发展一直是个有着广泛歧义的术语。发展概念产生于两种现实基础:一种是日常生活的现实,在这种现实中,发展是具有一系列由任何事物都在成长这种观念造成的熟悉印象;另一种是科学事实,在这一现实中,发展往往伴随着它特有的连续不断的变化、危机、纠偏。[2]这是两种相互冲突的发展意识,由此引起人们对发展的矛盾心态,一方面希望发展,另一方面又对发展心存恐惧。
发展概念最初出现于生命科学中,是当作与增长、发育,即“规模的扩大”相对的概念提出的。发展不同生育,它用来描述胚胎的发育过程。19世纪,达尔文将发展概念引入他的进化论,用以描述生命由于自然选择而进化的过程;孔德和斯宾塞则把发展概念引入社会科学领域,他们认为,发展就是进步。以生命和胚胎发育过程为模型,发展被视为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渐进过程,是有机体(包括生命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从同质转化为异质的过程。[2]不过,M·A·西纳索接着就指出,这种通常被称为一元中心单线发展的意识,后来也成为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的潜意识原则,人们对发展的理解陷入了一种危机。
在后来的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反西方中心论的声浪中,对发展问题的认识也受到了颇有声势的相对主义影响。人们相信,每一民族,每一社会实体,都有自己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都有自己的存在和运动方式,因而也不可能有世界统一的、唯一的发展模式;不同社会实体的人们,应相互尊重他人的社会和文化的独特性,相互尊重各自选择的、适合于自己特点的发展模式。然而,这又在实践上引来了另外的一些问题,例如种族隔离政策、少数民族保留地政策,这被视为无视少数民族的发展要求,将少数民族抛弃在世界的发展潮流外。这是人们对发展的认识陷入的另一个危机。
依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来看,事物的运动从总趋势上说,是个破旧立新、推陈出新的过程,是合乎必然性的新质代替旧质的过程,这就是发展。马克思在他那著名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表述中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处于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他认为,人类社会就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到未来将走向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的观点是符合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事实的。
总体来看,把发展概念引入人类社会,不但是理解和认识人类社会的一个有效用的概念,而且是有事实根据的。
那么,历史上是否存在发展型社会与非发展型社会的区别呢?
从发展的视角看,历史上不同社会实体的发展态势确实存在明显差别。当有些民族、国家不论从科学技术文化,还是人文文化看,都已经进入现代文明的时候,有的民族还处于原始时期,这是曾被一些人类学家称为野蛮或史前社会的民族。虽然另外一些人类学者反对这些歧视性的称谓,认为它们的文明是一种与现代社会没有什么本质不同的文明,然而实际上,这样的社会,无论从科学技术、社会和人文文化看,都同现代社会有很大的差距。另有一些民族,曾创造过辉煌的文化,建立过强大的国家,但后来或者是由于外部势力的入侵,或者是因为内部的冲突,或是因为其他自然方面的原因,灭绝了。还有一些民族,也曾在古代辉煌过,但它们的文明成果却被恩格斯称为“不结果实的花”。著名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他要解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发明和创造的古代中国,近代却落后了,号称有八千年文明,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历史的中国,近代的落后,也应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一些社会实体,无论怎样解释,都可以被归结为未能解决好自身的发展问题,在发展的道路上是不成功,甚或是失败的。有学者用“风水轮流转,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解释这种不同社会实体发展态势的差别,是不恰当的,还会使人产生人类社会历史是不可捉摸的意识。
合理的解释是,不同社会实体表现出的不同的发展态势,与它们各自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有关。一些社会实体自身能克服发展的各种障碍,解决制约发展的各种矛盾,在人类文明创新的道路上处于领先地位,另一些社会实体却停滞、落后了。“社会——文化因素现在被认为既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发展的最终结果”。[3](P1)如果各社会实体自身的特点。它们的内部结构和运行机制对它们的发展态势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用发展型社会概念来区分不同的社会发展态势,揭示发展型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的特点,就是适当的。著名社会学者郑杭生曾提出社会运行论,认为“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姑且称它们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协调发展、模糊发展和畸形发展。”[4](P6)他没有使用发展型社会或非发展型社会这样的概念,但对社会运行机制类型的划分,也是以发展为基本参照标准的。
上世纪的“发展研究”没有使用发展型社会的概念。当时的各种理论体系重点是提出和设计各种不同的发展模式,特别是适合于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种种发展模式,基点是落到各国政府指导、控制和国家的发展政策上。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在他的《发展社会学》[1]中,在分析各种发展理论后,以发展模式和发展政策为他的全书做了一个总结。他指出,由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引出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认为,穷国或不发达国家是由于缺少现代价值取向所致。第三世界的发展,应通过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传播,以及“合理的工业化”来实现。这样,就可以排除传统主义的障碍,使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成为现代型社会。这种发展模式提供的发展政策的建议包括:第一,把鼓励第三世界的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放在首位;第二,鼓励发展现代价值观和进取心,为现代经济组织的繁荣创立一种相宜的文化环境;第三,促进南方国家的发展,因为那里是推销北方国家制造业产品的不可缺少的长期市场。“依附论”提出和设计的发展模式认为,第三世界不发达的原因,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渗透和殖民掠夺。所以,要改变这些国家的不发达状态,唯一办法是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推翻本国的买办阶级,建立自力更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模式提供的发展的政策建议有:第一,第三世界应当割断同资本主义中心的联系;第二,要同国际资本主义作斗争;第三,第三世界国家之间要加强国际团结,并在南方各国建立起强有力的工业基础。
类似这样的以设计发展模式和提供发展政策的发展研究,对启发人们关于发展问题的理解起了重大作用,但这些发展政策一旦付诸实践,也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表明这些发展理论存在着局限性,它们对社会自身的内在结构及运行机制对发展状态的决定性作用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历史的经验表明,政府的控制和指导政策并不能对社会的实际发展状态起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再理想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政策,最终都要看是否适合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包括后来被称为日本发展模式、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以及最近被称为发展的中国模式,也都是各社会实体自身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决定着各自的发展态势。
三、发展型社会概念的含义
理论上很难为发展型社会概念规定一个统一的定义;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也很难有哪一个具体的社会实体被公认为是发展型社会。但是,我们可以依据一般的发展理论、发展哲学,综合历史经验,归纳出理想的发展型社会的共同特点。
哲学人类学理论指出,与动物相比,人类的生理构造,特别是行为方式是非专门化的。从理论上说,人类能够在任何环境中生存下来,因为人类能改造环境,创造适合自身生存的条件。人类是“上帝造了一半的动物”,自然进化过程只为人类生存准备了基本的前提,即劳动和学习能力。这是自然造化为人类预先储存的潜能,创造自己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根据变化了的环境,不断地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创造新的行为方式,是人类的本性,也可以说,发展就是人类生活的本性,而作为人类有机结合体的社会,其运行的基本功能,本就是促进而不是阻碍人类不断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创新过程。
人类的需要是激发其创新潜能的初始点火点。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应能不断地产生新的需要,这应该是发展型社会的第一个特征。各民族都曾有过自己的初民社会形态。这是一些不同的初民社会,有些民族的初民社会没有能够产生新的需要,即使连马斯洛提出的最低级层次的生理和安全方面的新需要,也没能产生。他们的生存环境可能过于“优越”了,即使简单的劳动,就能满足他们的社会成员的生存需要,因而失去了主动激发发展劳动和学习潜能的原动力。另外一些初民社会,按有些文化人类学家的说法,或是因为人口的压力,或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压力,或是因为人类特有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改进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技术,扩大了生产规模,迈出人类发展史上关键的第一步。这初始的发展点可能是被动地、被迫地实现的,而那些所谓的现代原始民族却连这被动的一步都未能跨出。
最初的私有制社会,少数人对一切生活资源的夺取、占有、享用成为社会运行的主线。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这种对生活资源的夺取、占有、享用对社会生产向内涵和深度发展不会有什么促进作用,只能是生产在外延方面的量的扩大;而少数人只将生活资源作为个人财富满足奢侈消费,不会有新的需要产生。另一方面,这样的社会运行机制还造成社会内部的尖锐对抗——社会的少数人出于对财富占有的无限的欲望,希望社会生产出更多的财富;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因为失去了生活资源,不能享受自己劳动和创造的成果,完全失去了劳动和创新的内驱力。同时,这种尖锐的对抗又必然引起剧烈的社会和政治冲突,使社会时刻处于解体的危险中。古代中国社会曾提出以礼制为基础的等级制社会结构体系及与此相应的道德体系,作为应对社会内部对抗的治世之道,虽然对矛盾的激化有某种制约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少数人对财富的掠夺、占有、享用欲望,其控制结果,充其量也只是使社会长期处于周期性的振荡中,于社会发展无所补益。
上述历史经验表明,社会需要的满足如果造成社会内部利益的无法克服的对抗;如果社会活动的最终结果只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低层次的需要,使劳动成果绝大部分退出生产领域;如果满足需要的途径和手段不是通过激发人们的劳动和学习潜能,而是通过各种非经济、非劳动的过程实现,社会运行就不会走向社会发展。
所以,社会运行能保证大多数成员超越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之上的高层次需求,并确保劳动与学习成为满足需求的途径和手段,应是发展型社会的第二个特征。
以资本增殖为主线的社会运行方式,也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增殖成为这种社会的主流需求,资本所有者作为独立的个体,是社会主流成员。在这样的社会机制中,资本增殖的需求不同于古代社会的少数人对社会财富的享用需求。在理论上,这是一种无限的、开放性的需求,它成了促使经济不断增长的、近乎疯狂的动机。同时,资本增殖又是在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下实现的,资本所有者也作为商品所有者以独立、平等、自由的个体主体存在,剥夺了非经济的掠夺、占有他人财富的合法性,资本增殖的源泉必须在生产的内涵的深化上实现。所以,这样的社会运行机制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技术的发展,劳动和学习潜力的激发、运用和发掘,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以资本增殖为社会运行的基本目标,也有极大的局限性,引发社会的各种矛盾。
首先,资本增殖如果成为人们一切活动的动机,人们的一切潜能,包括体力和智力,都会被吸蚀到这上面来,使人本身成为资本的附属物,不论是资本所有者还是其他劳动者,都被资本异化了,人自身的需求和价值被资本吞并了;其次,资本增殖不仅吸蚀着人本身所有的劳动和学习潜能、体力和智力资源,也同样吸蚀着自然资源,调动一切自然资源为资本增殖服务,从而加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造成环境和资源危机;再次,资本增殖的无限制性,必然导致其全球扩张性,漫无边际地吸蚀他国、他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自然资源,这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之一;另外,资本增殖的运动也以社会的阶级分层为基础,并再造着这种分层,因而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特别在资本社会的早期,这种冲突还是经常性的、激烈的,曾使这样的社会运行机制面临崩溃的边缘。虽然有政治、法律以及道德、宗教等意识形态的控制和调节,以及各阶层劳动者地位的提高,这些矛盾后来有所缓和;虽然个人在法律上都有自由平等的地位,但在生活中各种资源的获取、占有、使用上,实际上还有地位的不对称现象,矛盾导致冲突、对抗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所以,资本社会也不是理想的发展型社会。不过,这种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又确实为思考理想的发展型社会提供了经验材料,为走向发展型社会创造了一定的前提条件。
以资本增殖为主线的社会运行机制给我们的启示,是社会在其运行过程中不仅要创造无限的需求,为人类潜能的发挥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这种需求又不应是外在于人自身的。能为所有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无限的机会,并能动员和组织所有社会成员主动参与的社会发展过程[2],应是理想的发展型社会的第三个特征。
四、走向发展型社会的道路
如果发展型社会没有统一的具体形式,那么各社会实体由于历史的起点和传统不同,走向发展型社会的具体道路也会有所不同。
中国目前现存的发展态势与发展型社会还有很大差距。中国的改革开放以“脱贫致富”的口号为历史起点,至今仍是整个社会运行的价值方向。以个人为主体的对财富的追求,是动员社会运行的基本动机,这是社会成员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目标。在以前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包括在古代的传统社会,这一愿望都被压抑了。改革开放政策一下子将这长期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来,刺激了经济总量的非常规地增长,由此引起的各种矛盾也是众所周知的。一些矛盾还带有明显的对抗性,埋伏着爆发冲突的可能。
首先,社会分化有加剧的趋势,不仅是分配上的贫富分化,还包括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以商品经济为前提的,而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居民,特别是资源匮乏地区的农民,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实际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入市场进行交换,唯一可由其支配的,就是简单的体力劳动力,这使他们一开始就处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另一方面,由于强调以个人为主体的谋取财富,人们还有条件或习惯于结成各种私人利益集团,以非经济手段获取财富,加剧了贫富分化,并引发社会成员在其他社会公共资源获取、使用,以及个人资源的保护上的不对称。
其次,由于获取个人财富成为驱动社会运行的最高目标,对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各项社会公共事业及他人的正当利益都置之不顾,也激化着这些领域的各种矛盾。
再者,人们追求财富的目的,往往是满足个人生活的奢华消费,致使大量公共资产流失,大批生产要素退出生产领域,也抑制了经济的增长。
实际上,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并不是发展型社会的标志,更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增长是在怎样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下实现的。任何经济的增长、停滞或衰退,都不会是偶然的、外部机遇决定的,都以特定的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为背景。
由非发展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转变,也不会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财富占有量的提高而自发地实现。对马克思的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不应是机械的,以为生产力的发展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一切问题。这两对基本矛盾是人们有意识的、能动的活动的表现,又通过这种活动而运动的。人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的转变,在社会转型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建设发展型社会的过程中,应引起高度重视。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关于未来道路怎么走,采取“不争论”的方针是恰当的,时至今日,关于社会、个人生活的价值取向,关于人们的各种行为规范,应是有清醒明确意识的时候了,是不应再回避的问题了,特别是那些已进入社会强势地位,成为社会主流成员的人们,更应该在这方面率先有所行动。
五、成人高等教育在建设发展型社会中的作用
教育历来在社会的转型中被赋予关键性的地位,成人教育,包括成人高等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轻视成人教育是不明智的,也是与发展型社会的观念相违背的。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成人高等教育在建设发展型社会过程中的作用,主要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弱势社会成员为主要教育对象,全力帮助他们提高生存能力和竞争能力。大学毛入学率的统计数字,掩盖了许多问题。一般认为,根据全日制普通高校的毛入率,中国已进入大学教育的大众化阶段。实际上,这样的统计数字分布是很不均匀的,在农村地区、偏远地区、甚至城市中的弱势人群,能够考上大学的很少,何况还有不少能考上大学又因为经济困迫不能入学的。在以智力和受教育程度为个人竞争基础的时代,在教育上处于弱势的人们,就是将来的弱势人群。成人高等教育应将自己的重点更多地转向弱势人群,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人文文化素质,一方面给予他们竞争就业岗位的业务知识能力,另一方面又提高其在争取、保护自己各种合法权利的能力,改变自己不对称地位。成人高等教育重点向这个方向上发展,对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有利,于社会主流群体或称强势群体也有利,理应得到各方面的重视。
第二,在教育培养目标上,成人高等教育没有必要妄提什么培养“高级人才”。中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全日制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中的失利者,在习惯势力的作用下,这已经是被视为“非精英”的另册人群,再加上成人高等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比如教育教学质量的标准模糊,监控不力,成人高等教育的学历文凭的价值本来就不容易为社会或教育界同行认可,所谓“高级人才”的口号不过是无用的标签。这些失去进入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年轻人,转而接受成人高等教育,实际上只是为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或自我发展打基础,是高等教育中的基础教育阶段。他们切实需要的,是巩固已有的知识,提升学习能力,提高实际工作能力。成人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教育手段和方法上,应能满足这种需求。
第三,成人高等教育应在提高社会的人文素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般的舆论总认为,中国最缺少的是各种高级的、与国际接轨的业务、技术、管理人才。实际情况也不尽然。这样的人才尽管不足,但问题的另一面,是即使现有的这样的人才,也未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在目前的人文环境和社会结构及运行方式下,所谓与国际接轨的种种理想的、正规的行为方式和操作方式,很难实施,可能还会遇到各种抵制。同时,不少有很高业务、技术能力和科学文化水准的主流人士,在实际领导和管理活动中,往往有很强的主观随意性、情绪性或教条性色彩,他们在对公共道义和社会责任方面的理解也不够准确或不到位。提高全社会,特别是主流群体的人文文化素养,应是个紧迫的课题。与制度化、严格正规化的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不同,成人高等教育,特别是其中的非学历教育,有较强的灵活性,在解决这个课题上,应能有较强的发展空间,发挥其社会责任。
成人高等教育若能够担负上述功能,也必须改变或调整自己的运行方式,目前,应主要改变自己的营利者的角色。教育向来就不是以营利者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上的,即使是私立学校,也不能以向社会赚取财富,达到资本增殖为目的。由于所谓适应市场经济条件和教育产业化口号的影响,中国的成人高等教育已发生严重扭曲,是必须纠正的,以担负起在建设发展型社会中它应有的责任。
收稿日期:2005-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