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影响的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货膨胀论文,实证论文,社会福利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8）08-0077-07
通货膨胀究竟会给一个国家的社会福利水平带来多大的影响或曰带来多大的社会福利损失，已成为宏观经济学前沿中研究较多的问题之一。针对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这一问题，Bailey（1956）通过消费者剩余的思想首先建立了估算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理论方法，开创了运用理论模型来分析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之先河[1]。Lucas（2000）运用变异补偿方法（compensating variation approach）以及Bailey（1956）的消费者剩余方法（consumer surplus approach）估算美国1900—1994年间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他假定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5，基于不变弹性的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的估算结果表明：如果美国名义利率从14％降低到3％，那么社会福利收益的增加值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8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名义利率从3％降低到零，那么社会福利收益的增加值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9个百分点[2]。Serletis和virk（2003）考虑了不同指标度量的货币总量对计算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影响，结果发现：货币总量的选取对于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计算至关重要[3]。Serletis和Yavari[4] （2004）采用Bailey（1956）的消费者剩余方法和Lucas（2000）运用的变异补偿方法，估算美国和加拿大在二战后1948—2001年间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他们更为关注货币需求变量的单整性与协整性，通过Fisher和Seater[5] （1993）提出的long- horizon回归方法（long- horizon regression approach）估计出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然后运用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估算，最终结果表明：通过消费者剩余方法和变异补偿方法计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结果非常接近且稳定，但是他们的估算结果却远远低于Lucas（2000）的估算结果；对于美国，将利率从14％降低到3％，社会福利的增加值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45％，将利率从3％降低到零，社会福利的增加值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18％；对于加拿大，将利率从14％降低到3％，社会福利的增加值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35％，将利率从3％降低到零，社会福利的增加值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15％。随后，Serletis和Yavari[6] （2005）采用与Serletis和Yavari （2004）几乎完全相同的方法，基于意大利1861—1996年间的低频数据来分析意大利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其估算结果与Serletis和Yavari（2004）对美国和加拿大的估算结果非常接近。在国内，陈利平（2003）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McCallum- Goodfriend框架中讨论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在政府开支由收入税、一次总付税和铸币税的假定下，消费攀比程度与通货膨胀福利损失之间的相关性受收入税率的影响，本文得到的福利损失稍微高于Lucas模型中的福利损失[7]。龚六堂等[8] （2005）采用Gong和Zou[9] （2001）的理论框架，利用内生经济增长来分析货币的作用，同时基于美国1900—1994年的经济和中国1978—2000年的经济，分别比较了通货膨胀对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的福利损失，结果发现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福利影响比美国经济的福利影响更为明显。
从上述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文献可以看到，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发达经济国家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讨论中国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相对比较少。伴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地位与日俱增以及2007年以来通货膨胀压力的明显加大，估算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也愈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理论模型
由于持有货币可以产生直接效用，通货膨胀会导致实际货币余额下降，所以通货膨胀就必然会带来福利损失。由此产生一个问题：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该如何计算呢？
考虑下面的货币需求函数：
（1）
其中，M表示名义货币需求余额，P表示价格水平，y表示实际收入，i表示名义利率。L（i，y）假定的具体函数形式为：L（i，y）＝Φ（i）y，那么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m＝Φ（i）y，其中，m表示实际货币需求余额，其数值为M／P。将其进行简单转换可以得到单位实际收入中的实际货币需求余额：
（2）
在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进行估算时，货币需求函数的设定至关重要。Bailey（1956）和Friedman（1969）采用半对数货币需求函数[10]。Lucas（2000）基于数据拟合优劣原则而选择不变弹性的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Serletis和Yavari（2004）以及Serletis和Yavari（2005）也采用不变弹性的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
z＝Φ（i） ＝Ai[η] （3）
其中，η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
（一）消费者剩余方法
估算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传统方法是由Bailey（1956）提出的。这种方法运用公共财政和应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工具，通过货币需求的反函数，将名义利率从一个正值降低至尽可能低水平（甚至可能为零）所获得的消费者剩余定义为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此后，经济学家一直用作为名义利率函数的货币需求曲线下方的面积来衡量这种福利损失，因为这反映了由于名义利率为正损失的消费者剩余。基于Bailey（1956）的消费者剩余方法，对货币需求函数z＝Φ（i）进行估算，然后计算它的反函数i＝Ψ（z），这样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w（i）可以表示为：
（二）变异补偿方法
较高的通货膨胀必然会使家庭的福利水平降低，从而产生福利损失。Lucas（2000）除了使用Bailey（1956）的消费者剩余方法之外，还通过变异补偿方法来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基于Brock[11] （1974）对Sidrauski[12] （1967）模型在理想预期情形下进行的修正，Lucas（2000）对名义利率的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给出如下定义：为使处于利率水平下的家庭与处于零利率水平下的家庭在效用水平上达到完全无差异的平稳状态，需要对处于利率水平下的家庭给予一定比例的收入补偿。这样，通货膨胀福利损失是下面等式的解：
其中，c和m是实际消费和实际货币需求余额。Lucas（2000）通过建立动态规划问题，得到下面微分方程：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
在实证研究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过程中，需要如下变量：货币供给、国内生产总值和利率。本文分析所采用的样本数据由于受制于中国具体数据的可获取性，样本区间为1992—2004年度数据。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官方资料和权威文献：（1）《中国统计年鉴》；（2）《中国金融年鉴》；（3）谢平和罗雄[13]。
（一）货币供给
Lucas（2000）用M1度量美国的货币供给，Serletis和Yavari（2004）用M1度量美国和加拿大的货币供给，Serletis和Yavari（2005）用：M2度量意大利的货币供给，基于中国宏观经济现实情况，我们采用M1来度量中国的货币供给是合理的，数据来自各期《中国统计年鉴》。
（二）名义GDP
Lucas（2000） 以及Serletis和Yavari（2004）用实际GDP度量实际产出，GDP平减指数来度量价格水平，名义GDP为二者乘积。Serletis和Yavari（2005）用实际GDP度量实际产出，生活损失指数（cost- of- living index）度量价格水平，名义GDP为二者的乘积。基于中国名义GDP统计数据的可获取性，我们可以直接采用按当年价格计算的名义GDP，数据来自各期《中国统计年鉴》。
（三）利率
Lucas（2000）用短期商业票据利率（short term commercial paper rate）度量美国的名义利率水平。Serletis和Yavari（2004）用90天期的国库券收益率（90- day T- bill rate）度量美国和加拿大的名义利率水平。Setletis和Yavari（2005）用长期政府债务收益率度量意大利持有M2的相对机会损失，即名义利率水平。对于中国利率的选取，由于中国的利率目前并未完全市场化，利率不是中国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因此我们需选取一个已经市场化的利率作为本文中利率的代理变量。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建立并运行全国统一的银行间拆借市场，1996年6月放开对同业拆借利率的上限管制，拆借利率根据市场资金供求情况由拆借双方决定，中央银行不做任何干预，拆借利率日益市场化。可见，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能够比较充分地反映社会资金的供求状况，比较符合市场利率的要求。基于此，我们选取7天同业拆借利率来度量中国的利率水平。7天同业拆借利率为根据谢平和罗雄及《中国金融年鉴》中的数据运算得到。
三、实证分析
我们首先对货币收入比和名义利率的自然对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需要采用应用计量经济学中前沿的longhorizon回归方法（Fisher and Seater，1993）估计出中国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其次按照Serletis和virk（2003）的参数计算公式计算出参数值A，最后通过消费者剩余方法和变异补偿方法估算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分析中使实用的计量软件为EViews5.0。
（一）货币需求函数的选择
对于准确估算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来说，选择适宜的货币需求函数无疑是至关重要的。Bailey（1956）和Friedman（1969）使用的是半对数货币需求函数，Lucas（2000）基于数据拟合优劣原则使用不变弹性的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Serletis和Yavari（2004）以及Serletis和Yavari（2005）与Lucas（2000）一样，使用不变弹性的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通过绘制中国（货币收入比）和（利率）数据的散点图，我们发现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比半对数货币需求函数能够更好地拟合中国的利率与货币收入比数据。
（二）利率弹性的估计
Lucas（2000）在对美国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实证分析中，假定美国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0.5。一般来说，在两个时间序列不存在协整关系的情况下，如果直接对这两个序列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导致伪回归。Serletis和Yavari（2004）以及Sertetis和Yavari（2005）为了避免伪回归，通过Fisher和Seater（1993）的longhorizon回归方法（long- horizon regression approach）来分别计算美国、加拿大和意大利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在本文决定采用何种方法估算中国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之前，首先必须要对货币收入比和名义利率的自然对数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
本文的单位根检验采用ADF检验和PP检验二种方法，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协整检验具体包括最大特征值检验和特征根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1的单位根检验结果和表2的协整检验结果可知，1992—2004年间中国货币收入比与名义利率的自然对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为Ⅰ（2）序列，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因此，直接对Lnz与Lni进行普通最小二乘（OLS）回归估算会出现伪回归，为了避免伪回归，本文采取应用计量经济学中前沿的longhorizon回归方法（Fisher and Seater，1993）来估算中国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
考虑下面的双变量自回归模型（Fisher andSeater，1993）：
由于样本数据的限制，K的取值应相对较小，我们分别取1、2、3、4、5，依次进行回归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由表3中的回归结果可知，K＝2时的回归结果最为合理，因此，得到中国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为η＝－0.011。
（三）参数值A的计算
对于参数值A，Serletis和virk（2003）中定义了计算参数A值的公式为：
Serletis和Yavari（2004）以及Serletis和Yavari（2005）都采用Serletis和virk（2003）中给出的公式来计算参数A值。本文也按照Serletis和virk（2003）的公式来计算中国的参数值A。运用中国的货币供给M1、名义GDP和名义利率Ⅰ的样本数据，我们可直接计算得到：
＝0.528647，
＝5.251289，因此可以得到：A＝0.5208。
（四）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名义利率近似等于实际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即费雪方程式，Fisher equation）。在实际利率不变的情况下，降低通货膨胀率意味着降低名义利率（即费雪效应，Fisher effect），降低通货膨胀率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也就近似等价降低名义利率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降低名义利率究竟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福利收益（也就是不降低通货膨胀率所带来的福利损失）呢？本文通过消费者剩余方法和变异补偿方法估算出的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结果非常接近且比较稳定，这与Lucas以及Serletis和 Yavari的观点保持一致（Lucss,2000; Serletis and Yavari,2004; Serletis and Yavari,2005）。Lucas（2000）通过美国1900—1994的年度数据估算美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结果发现：如果美国名义利率从14％降低到3％，那么社会福利的增加值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8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名义利率从3％降低到零，那么将会使社会福利水平增加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9个百分点。Serletis和Yavari（2004）利用美国和加拿大二战后1948—2001的年度数据来分析美国和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福利损失，他们发现：对于美国，如果将利率从14％降至3％，那么社会福利的增加值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45％；如果将利率从3％降至零，那么社会福利的增加值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18％；对于加拿大，如果将利率从14％降至3％，那么社会福利的增加值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35％；如果将利率从3％降至零，那么社会福利的增加值相当于实际产出的0.15％（如表4所示）。
两种方法估算出的结果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因此我们只报告变异补偿方法的估算结果。为便于比较，本文也通过数值模拟将名义利率从14％降低到3％，再从3％降至零的货币政策，来分别衡量中国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通过估算我们发现，将利率从14％降至3％会改善社会的福利水平，其数值相当于增加了实际产出的0.67％；将利率从3％降至零同样会改善社会的福利水平，其数值相当于增加了实际产出的0.19％（如表4所示）。估算结果表明，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带来较高的社会福利损失，通货膨胀越高，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越大。其中蕴含的政策含义是，在通货膨胀较低甚至存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央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采用货币政策来刺激宏观经济，不必过分考虑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损失；但是，当通货膨胀水平具有显著的上升倾向时，货币政策必须适可而止，否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福利损失。仅以2004年为例，已知将利率从14％减小到3％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收益相当于增加了实际产出的0.67％，中国2004年GDP数值为136875.9亿元，这意味着将利率从3％提高到14％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损失为917亿元。总之，降低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一个重要手段是维持低通货膨胀。
通过表4对中国、美国和加拿大三个国家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本文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估算结果小于Lucas（2000）对美国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估算结果，但大于Serletis和Yavari（2004）对美国和加拿大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估算结果。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个方面：第一，中国与美国和加拿大的经济体制和市场发育程度不同。美国是典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加拿大的市场发育程度也比较高，而相比之下，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特殊阶段，目前的经济体制还不是一种较为完备的市场体制，市场发育程度还不是很高。第二，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选取的样本长度与Lucas（2000）以及Serletis和Yavari（2004）实证分析中选取的样本长度不同。Lucas（2000）选取美国数据的样本长度为94年，Serletis和Yavari（2004）选取美国和加拿大数据的样本长度为53年，而由于本文所需数据可获得性的制约，本文选取中国数据的样本长度仅为12年，相对而言比较少。第三，中国具有不同于美国和加拿大的通货膨胀特殊性。与美国和加拿大不同，自1993年起，中国的宏观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增长同时也伴随高通货膨胀的时期，1993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为13.2％，1994年为21.7％，1995年为14.8％；自1996年开始，通货膨胀全面回落；1997年取得了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率相配合的局面（“软着陆”）。可见，中国在1992—2004样本区间内，通货膨胀在1994年达到最高值，随后逐渐降低，1998年以来出现通货紧缩（尽管按照不同的标准，诸多国内学者莫衷一是，但物价持续下跌已是不争的事实），继而2003年以来又进入“通货紧缩中的通货膨胀”（有些学者认为，2003年以来这种局部的通货膨胀并未改变通货紧缩的总体局面），这是处于转轨阶段的中国所特有的情形。2007年以来，受食品、能源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物价指数不断攀升，通货膨胀压力有所加大。为了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物价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中国人民银行加大了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先后10次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①，对于抑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结语
中国经济持续近30年高速增长，目前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特殊阶段，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通货膨胀压力不断加大，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高速且稳定的增长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显然，定量研究中国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能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提供一些意见，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双对数货币需求函数，结合中国1992—200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应用计量经济学前沿方法得到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相应参数值，然后使用消费者剩余方法和变异补偿方法来具体估算中国通货膨胀对社会福利的影响。降低通货膨胀所得到的福利收益也就是存在较高通货膨胀时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损失。实证结果表明，将利率从14％降至3％会改善社会的福利水平，其数值相当于增加实际产出的0.67％；同样，将利率从3％降至零同样会改善社会的福利水平，其数值相当于增加实际产出的0.19％。简言之，较高的通货膨胀会带来较高的社会福利损失，通货膨胀越高，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越大。在通货膨胀较低甚至存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央行可以在一定范围内采用货币政策来刺激宏观经济，不必过分考虑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福利损失；但是，当通货膨胀水平具有显著的上升倾向时，货币政策必须适可而止，否则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福利损失。通过对中国、美国和加拿大三个国家的横向比较，可以看出本文对中国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估算结果小于Lucas（2000）对美国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估算结果，略大于Serletis和Yavari（2004）对美国和加拿大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估算结果。对于这一实证分析结果，本文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程度、实证分析样本区间长度、转轨阶段中国通货膨胀特殊性三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解释。
本文具体分析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理论模型中，为使模型分析具有简洁性，本文是在完全市场和消费者具有同质性的假设前提下进行的，没有考虑到市场不完全性和消费者的异质性等方面的因素。其次，在实证分析中，样本数据的获取性受到一定限制。由于中国目前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所以本文采用7天同业拆借利率来替代市场利率，然而全国统一的同业拆借市场在中国形成得比较晚，可获得的7天同业拆借利率数据只能是1992—2004年度区间，这直接导致本文实证分析中样本数据相对较少。再次，对于中国、美国和加拿大通货膨胀福利损失的国际差异性，可能还存在其他本文尚未考虑到的原因。这些局限性意味着本文研究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而且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把这些局限性作为切入点来展开。
收稿日期：2007-06-03
注释：
① 最近的一次调整是——从2007年12月21日起调整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3.87％提高到4.14％，上调0.27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7.29％提高到7.47％，上调0.18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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