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的社会性与权威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报论文,社会性论文,权威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党报的功能比较单一，主要就是宣传贯彻党的政策、指导实际工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党报的功能有了较大的变化，即比较全面地发挥了作为现代社会报纸的各方面功能，社会性大为加强。但是我认为党报（党委机关报）究竟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报纸，它还应该保持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特别是突出作为执政党报纸的权威性。
党报，既是党的报纸又是人民的报纸，我们一向这样说，自然是对的。但是，过去理解“人民的报纸”，主要是从政治上讲的，也就是说党的政策主张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四十年代初毛泽东说过，“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当时“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党领导下的党报，自然也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并且十分注意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所以说它也是人民的报纸；如果出了错误、偏差，违背了人民的利益，那就必须迅速纠正，党报的历史可以说明这一点。
党报是人民的报纸和报纸要全面地发挥它的功能、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这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问题。现代报纸具有传播信息、宣传教育、舆论监督、普及知识、消闲娱乐、社会服务等多种功能。但在革命胜利前，党报主要为革命战争服务，为夺取政权服务，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发挥报纸的各种功能（尚有其他社会报纸存在）。问题是建国以后，党报基本上是“一统天下”（还有少量的青年团和工会的报纸），在指导思想上依然单纯强调它的宣传指导功能，并不因为国家已进入建设时期，人民生活状况有了变化而有所改变。1956年的新闻改革虽曾触及到这一点但未及转变，也就是说仍然认为只要在根本利益上能够代表人民群众就可以了，而对人民群众在建设时期对新闻媒介有着多种多样的具体要求，还是未予考虑。当然，这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冲淡、掩盖了这种需求有很大关系。
随着七十年代末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倡导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经济建设和整个生活起了翻来覆去的变化，客观实际和人民群众对新闻媒介多方面的需求突出出来了，新闻改革也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十几年来，新闻事业的发展、变化同样是巨大的。公开发行的报刊增长了十几倍，达到万余种；广播电视从中央到省市配备齐全有几千座。不仅数量增加，品种也是多种多样的了，报纸有综合性的、专业性的、对象性的，广播有综合台、经济台、教育台、体育台等，电视也有各种不同内容的频道。进入九十年代又出现一个新趋势，即报纸纷纷扩版增刊，每家报纸都力求丰富多样，以争取更多的读者。
于是，从一个方面讲，新闻媒介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受众的多种需要，也就是传媒的多功能得到比较全面的发挥，社会性（连带着可读性）增强了；但另一方面，由于新闻竞争十分激烈，尤其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省会），也引发出一些新问题，比如报纸内容逐渐雷同而失去固有特色。这个问题，一般在几十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尚不突出，这里有一张日报、一张晚报、几张专业报和对象报，加上广播电视和少量的中央、省以及邻近城市的报纸，这样的新闻网络，一般说是够用的了，也大体符合当前社会的承受力（包括信息资源、广告开支、订阅费用、从业人员数量素质等）。这里的市委机关报，作为综合性日报，具有相当的社会性，无疑是必要的（自然也有加强权威性的问题）。而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省会，情况就不同了。比如综合性日报就不是一张而是两张以上（省委与市委机关报），晚报（下午版）往往也不是一家，至于专业报（经济、科技、法制、教育、体育、影剧、消费……）、对象报（工人、农民、学生、青年、老年、妇女、儿童以至打工仔等），少则十几张，多则几十张，还有大量的各种类型的杂志、名为内部实已公开、半公开的行业报、企业报，再加上中央和外省市报纸以及广播电视等统统参与竞争，而一个城市的承受力，不管怎么说总是有一定限度的。据说上海现在一年能够支付的广告费也就是二十个亿，订阅费用估计也就是几个亿吧——所谓竞争无非就是对这块“蛋糕”进行分割，今天你多一块，明天他多一块而已。
如今报业已开始企业化，办报必须“两个轮子”一齐转，既要考虑社会效益又要考虑经济效益。而在实践中，经济效益是摸得着的“硬”指标——报纸发行量上不去，广告收入就要减少，收入减少就要影响报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员工的福利待遇；社会效益则是难以具体衡量的“软”指标——其底线是只要不犯大的错误即行。九十年代掀起的扩版增刊热，主要原因在此。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就要扩大报纸的内容，于是政经科教、影视文体无所不有，房产证券、市场消费、家庭生活、健康娱乐无所不备。随之而来的是日报向晚报看齐，专业报、对象报又向日报、晚报靠拢，几乎每家报纸都有文摘版便是证明。结果大报“大而全”、小报“小而全”，热门话题炒来炒去，彼此雷同。据统计，这几年全国报纸的总发行量与十几年前相比并未增加多少，甚至反而减少（当然版面增加了），这就表明社会总承受力还是有限度的。再说竞争结果，如按市场规律那就该优胜劣汰——像西方国家报纸那样被兼并、被淘汰，但我们报刊都是公营的，可说是“有生无死”，即使亏本，主办单位既然认为有必要办就不会让它垮台。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一是质量得不到保证、提高，二是形成浪费。听到一些读者反映，尽管每天拿到的是十几个版面的报纸，却又觉得要看的东西不多，对新增加的一些专版专刊（为争取部分特定的读者），甚至有“硬性搭配”的感觉。我国的新闻用纸还是很紧张的，虽然纸价上涨报社可以因广告收入增多而不加重读者的负担，但是每天看着机关、企业、家庭一大叠一大叠未被充分利用的报纸瞬息进入废纸堆总不是滋味！
现代报纸是要发挥多种功能，当然它可以在一张报纸上得到较充分的体现，但从发展趋势上看，恐怕更多的还是体现在整个社会新闻媒体上，而某一传媒根据自己基本受众（经过“定位”研究）的需要着重发挥某一或某几方面的功能，而另一传媒则可能着重发挥另一些方面功能，这是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和千百万受众不同需求而形成的必然分工。由此，作为执政党的党报，毫无疑问应该具有自己的特点，发挥自己的独特功能。现在，党报的社会性有了很大的加强，而权威性则显得不足或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重要的该多报的内容篇幅不足，而次要的无足轻重的内容却充诉版面。当然，这不是说要党报再恢复到计划经济年代的样子，而是说在已经有了那么多专业报、对象报和各种杂志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再增办那么多专版专刊（办相对独立的可以单独发行的除外），党报编辑部是否应集中精力（包括骨干力量）把党报的主要部分办好（编辑部人多可以分解出去另办报刊或“三产”以创收）。
下面再就加强党报的权威性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何谓权威性？就是读者对党报有一种崇敬、重视、信任感，遇有疑难困惑（主要指思想认识上的）便会想到党报，愿意向它吐露，希望得到它的启发、解答（自然是循循善诱而非训斥指责）。党报的报道、言论对读者有重要的显著的影响。加强党报的权威性是否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发布信息的权威性。我们党是执政党，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力量。国家一切方针大计、政策措施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党报应该最迅速最准确地发布这方面的信息。其他一切与此有关的各种信息，虽然由各个行政专业机构掌握，党报也同样应该及时发出——并且是经过调查核定过的，应同样具有权威性。如果发现信息有误要严肃更正，不可含糊敷衍而过。对于人们普遍关注的重大社会事件，党报不应漏报迟报，如果由此造成谬言误传，小道消息满天飞，应看成是党报的失职。1994年的千岛湖事件，由于党报没有及时发出权威性信息，给境外一些传媒钻了空子（造谣、曲解），造成宣传上和实际工作上的被动，应引以为戒。
有一项调查表明，人们对当前报纸报道的可信度，百分之六七十的被调查者认为是“基本可信”，而认为“完全可信”的只有百分之几。这就说明我们报纸报道的权威性确实是不够的。党报有责任带头改进。
二、宣传、解释政策的权威性。党的方针政策、国家的计划法令是从全局出发制定的，它既维护了全体人民的利益，也制约、调节着局部地区、部分群体的利益。在贯彻执行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引起这部分人或那部分人的不解、犹疑甚至反感，也是难免的。党报应积极主动地进行正确的说明、解释、化解矛盾，推动政策的执行。政策、法令在实践中也可能暴露出有不够完善甚至错误之处，党报亦不应回避、搪塞，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向领导机关反映，一方面要认真负责地向群众说服、解释，避免矛盾激化。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只要党报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有说服力的，群众会予谅解，党报的权威性也会得到提高。
自然，党报还应从实际出发，就某些方针政策的必要性可行性从理论上加以分析、论证，使人们的认识从根本上得到提高，从而增强贯彻执行政策的自觉性。
三、评析社会现象、社会舆论的权威性。改革开放以来，新事物新矛盾层出不穷，社会生活复杂得多；解放思想以来，人们的思维也空前活跃，敢于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议论、评价，这是好事情。当然，随之而来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也会有是非难辨、美丑不分的状况，普通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常有不知所措的困惑。作为党报，应责无旁贷地负起引导的责任。对社会热点、传闻流言要敢于并善于及时作出评析。不是用正确的思想占领阵地，便是容忍错误的东西腐蚀、泛滥。党报对此不能视而不见，麻木不仁，相反，正是要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优势，表现自己的权威。当然，党报与读者之间只能展开一种平等的研讨、交流，而不能随意指责。尤其是碰到意见分歧、一时难以说清的问题，更要通过民主讨论，逐渐得出正确的结论。比如“王海现象”，刚开始赞扬者有之，咒骂者有之，大体肯定者有之，不以为然者亦有之……几番议论之后，人们认识逐渐一致、深入：“王海现象”是消费者在假冒伪劣商品浪潮中的一种自我保护的警醒，对打假有利，但又不可能人人都做王海，打假除劣更不能本末倒置，重点应抓“源头”（生产、批销假冒伪劣商品就应吊销其营业执照），而不是在柜台上。
四、批评、监督的权威性。在党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党的一贯倡导，也是党报的优良传统，曾经有过较高的威望。由于各种原因，以后有所减弱。实践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广大党员、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能否经得起金钱、权力、美色和物质享受的考验，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既然我们党认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解决好反腐败问题，那么党报在党的建设中必须充分发挥好批评监督作用，乃是理所当然的事。党报要在反腐败斗争中提高自己的权威性。党报要以正面宣传为主，但更不能没有批评监督。很难想象现时一张缺少批评监督或者轻描淡写、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党报，会得到人民群众的尊重、信任。这乃是提高党报权威性的关键所在。自然，这不是说党报可以脱离党的领导任意行事，而是说必须有这种自觉性和责任感，在反腐倡廉和与各种不正之风斗争中表现出主动无畏的精神。最近，在党中央加强反腐败的力度以后，党报不断披露大案要案并加以分析评论，人民群众的反映是强烈的，这就说明党报的批评监督必须坚持不懈、不断深入。这样党报的威信才能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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