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我国的财税实践和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财税论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已创立100多年。然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怎样根据本国国情建立适当的政治、经济体制，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这些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的、具体的答案。
列宁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不均衡性，发现无产阶级革命可首先在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取得突破；据此，他成功地领导了“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没有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而是从中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和剥削阶级统治的弱点在农村这一具体情况出发，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实践的两次重大成功，也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在实践中的两次重大发展。但是，在夺取政权之后如何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不论是列宁、斯大林，还是毛泽东，都没有能够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找到一条切合本国实际的正确道路。
“二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的旗帜插遍了东欧，但苏联与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与经济方面都没有搞好，没有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内在的优越性，最后都在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攻势中改变了颜色。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从苏联移植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加上毛泽东晚年犯了急于求成、“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及发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错误，抑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至于在他逝世时我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种危难之际，邓小平同志以其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精髓的透彻理解，以其对中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脉搏的深刻把握，并且以其巨大的政治与理论勇气，冲破“两个凡是”等“左”倾思想的阻力，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创立了一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容十分深刻、丰富，据我个人的学习体会，其基本要点至少有以下十个方面。
1.“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邓小平1992年初南巡时讲的这句名言，第一次言简意赅地概括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回答了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最终目标两个大问题。
2.“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物质文明不发达。”这是党的十二大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提出的对我国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党的十三大又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这一命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为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制定“三步走”战略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3.“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②邓小平非常重视经济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发展快慢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应当指出，邓小平并不是只讲速度不讲效益。他明确指出：“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③可见，邓小平的经济发展观是力求高速度与争取高效益的辩证统一。
4.“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关于改革实质与意义的这些论述，填补了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不讲“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的理论空白；是他把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动力问题上所取得的重大突破。
5.判断改革措施正确与否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④这“三个有利于”标准把人们的思想从“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中彻底地解放出来，对于“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6.“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⑤这两条原则，实际上是从经济方面规定了“姓社”的标准。根据这两条原则，我们必须有计划、有一定限度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必须在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的同时，防止两极分化；否则，便是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7.“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⑥邓小平一直密切注视世界发展动态。根据“二战”以后，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⑦的新现象。抽象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规律，从而把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拓展到更深的层次。也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十分重视教育，反复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8.“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⑧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社会主义与计划、资本主义与市场是划等号的。这种“计划姓社、市场姓资”的教条导致了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后普遍地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阻碍着对这种体制作任何实质性的改革。而邓小平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巨大的政治与理论勇气冲破了这一教条，还计划与市场同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本来面目。这是经济理论上的重大创新，为党的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铺平了道路。
9.“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经济特区是一个试验”。⑨基于长期闭关自守造成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邓小平倡导和设计的改革不是封闭的改革，而是开放的改革。即在对内经济搞活的同时，又对外经济开放。不论是对内搞活，还是对外开放，邓小平都非常重视“试验”。为此，他作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实行以市场调节为主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试验。他一直密切注视着特区的发展，经常联系特区的情况谈论改革开放。尤其是1992年初视察南方时，他看到“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那么快”，进一步增强了对于改革开放的“信心，”⑩并把所见所闻立即上升为理性认识，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非常精辟、深刻、系统的阐述，从而把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10.“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抓都要硬。”(11)这就能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多方面保证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顺利进行。“两手抓”理论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同时，由于“两手抓”紧紧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又坚持了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所以，“两手抓”是“两点论”与“重点论”的辩征统一。
由上述可见，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传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巨大飞跃，是继列宁论证社会主义革命可首先在资本主义弱国取得胜利和毛泽东找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之后，马克思主义第三次重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实践
十多年来，我们党、政府和全国人民，在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引下，改革、开放，开拓、奋斗，使我国在经济体制、经济运行、人民生活、综合国力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
1.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忽视经济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党和国家工作方针的基本特征。这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果断决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同时确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目标，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2.经济、技术和文化由较为封闭转向开放。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和我们自身在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技术与文化方面的“左”倾态度，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交往较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使中国从较为封闭走向开放，对外经济、技术、文化往来迅速得到发展。由此而吸收的有效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生产技术、有益的理论知识以及我们所缺少的资本与设备，都大大加速了经济体制改革与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3.在所有制方面，由国有制一统天下，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由于过分强调“一大二公”，建国后不久即开始进行范围过大、程度过深、步子过急的“三大改造”，造成国有制一统天下，集体所有制作为补充，非公有制几乎绝迹的单一化的所有制结构，严重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营、乡镇企业从国有制的夹缝中迅速生长，外商对经济特区与开放地带的直接投资也迅速增多，从而冲破了国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由于国有经济仍然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非国有制的产值中城乡集体经济占很大的比重，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并存的新型所有制结构已经初步形成。
4.在个人收入分配方面，由“大锅饭”和平均主义，转向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改革以前搞的是“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严重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是由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后来又发展到企业采用各种形式的计件工资制，“大锅饭”现象与平均主义不断被克服。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向深层次迅速推进，“三铁”正进一步被打破，股份公司制正不断地发展，社会保障制度也在逐步地建立。因此，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资本投入数量分配、按基本生活需要分配等方式并存的新型个人收入分配体制的轮廓，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5.资源配置的基础由计划转向市场。以中央计划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是我国原有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由此造成企业缺乏活力、经济大起大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家庭承包制、城市企业承包制、计划双轨制（即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并用）、价格双轨制的出现及其在搞活经济方面所显示的效力，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兴起及其在与国有企业的比较与竞争中所显示出来的种种优势等等，都不断地冲击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堤坝和“计划优于市场”的僵化观念。尤其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市场正加速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而计划的职能则相应地转向以间接为主的宏观调控。
6.人民生活由贫困转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促进大家共同致富。过去，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人们没有致富的机会；同时，由于“左”倾观念把“富”与“资”联系在一起，人们也没有致富的勇气。邓小平复出后，批判了“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这种“左”倾论调，尖锐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12)并反复强调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致富，从而大大激发了人民勤劳致富的勇气与干劲。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致富机会。近十多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
7.经济由低速、低效、不稳定增长，转向高速、高效、稳定增长。事实胜于雄辩。我们不妨就1953—1978年和1979—1989年这两个时期国民收入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情况作简要的对比。前一个时期，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是5.95%，绝对波动系数为0.1124；而后一个时期国民收入的这两项指标分别为8.90%和0.0308。前一个时期，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平均增长率为3.90%，负增长年数占全部年数之比为0.27%，最大波动幅度为47.60%；而后一个时期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这三项指标分别为5.35%、0%、8.80%。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出，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益和稳定性都比改革前有明显的提高。近几年，由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宏观调控的不断改进与加强，经济运行的总体态势更为良好。
8.国力结构由不均衡转向均衡。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作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登上国际舞台，但经济地位长期低下，国力结构很不均衡。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实力与国际经济地位迅速上升，国际政治地位也因此得到巩固和提高，如今，无论在政治方面，还是在经济方面，我国都受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瞩目与重视。国外一些反社会主义势力把中国列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尽管它们的用心是编造和散布“中国威胁论”，但从反面说明了我国国力结构由不均衡走向均衡所产生的巨大国际影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所发生的巨大的变化，以及由此对处于低潮中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雄辩地说明这一理论本身的正确性，说明它是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进一步走向富强的科学指南！
三、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深入研究财税实践和理论问题
邓小平同志曾直接领导并一向关心、重视财税工作，对财税工作作过许多重要的指示。他强调“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强调要控制赤字、争取平衡、留有后备；强调要善于增收节支，善于把钱用到主要方面，善于以地方服从中央，善于以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13)邓小平这些话尽管是在40年前讲的，但对于我们今天和今后搞好各方面财税工作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关于财税工作指示的精神，我们应当适应全面推进，重点突破，加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重点抓住以下六个方面，把财税实践与理论问题的研究深入下去，使财税在改革、稳定与发展中发挥更好的作用。
1.适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加速国有资产体制改革。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表现出的主要弊端，也是改革中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方面。在政府层次上进行国有资产体制改革，是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不可缺少的条件。在这种意义上，国有企业的改革在相当程度上是国有资产体制的改革。然而，从现实情况看，在财税改革各个环节中国有资产体制改革却相对迟缓。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过去行使一部分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的各个主管部门仍然抓住这部分权力不放，造成已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空架子”。因此，应抓紧进行各政府部门职能的调整，使仍然分散的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尽快集中到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其他部门则把职能完全转移到一般社会管理方面去。这里要注意的是，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不能照搬过去国有资产管理的具体做法，必须改行政命令式管理为法制化、市场化管理；否则，仅仅是由“多头干预”改成“一头干预”，国有企业就不能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
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股份公司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意味着相当大部分的国有资产转变为股份形态，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转变为出资者与法人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政府投资不是对企业拨款、贷款，而是参股；同时，国有资产收益不是由企业承包上缴，而是按股分红；企业重大决策不是由政府审批，而是由股东大会与董事会决定；总经理不是由政府任命，而是由董事会选聘。国有资产权益在实现方式上的这些转变，将会使国有企业摆脱行政干预、提高经济效益，从而也使国有资产本身更好地保值、增值。
在国有资产体制改革中，我们还无法回避这样三大问题。一是如何实现国家统一所有与政府分级监督；二是国有股占多大比重、采取何种股份形态；三是国有股权如何行使。关于第一个问题，我认为，应在总体上逐步淡化、放弃过去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企业与地方企业的做法，在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的基础上，代之以划分中央股权与地方股权，从而理顺中央与地方在国有资产收益方面的分配关系，建立规范的分级财政。关于第二个问题，我认为，应根据企业的行业特性、企业本身的重要性以及其他具体情况，决定国家对该企业是否控股、以多大的比例控股以及持有多少普通股、多少优先股，而不能采用国家一律持有51%的普通股等“一刀切”的做法。关于第三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实现国有股权行使的间接化与分散化。所谓间接化，就是要在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与众多的国有企业之间引入法人产权中介，避免国有资产管理机构直接对各家国有企业行使国有股权造成机构臃肿、效率低下与新的政企不分；所谓间接化，是指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可跨地区、跨行业选择法人产权中介，使它们同时对同一家国有企业行使国有股权，以便打破地区性与行业性市场封锁。
2.以适当的财政政策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一直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原材料、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薄弱。据此，抑制总需求膨胀、消除“基础瓶颈”是我国宏观调控的两个主要任务。
财政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为了抑制总需求膨胀，我们不能搞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相反，应控制支出规模，力争收支平衡。与此同时，为消除“基础瓶颈”，财政应适当增加对“瓶颈”产业的投资，满足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概括起来讲，就是要实行“紧中有松”的财政政策。当然，我们主张的财政平衡，不是静态、绝对的平衡，而是动态、相对的平衡。
我们要控制支出规模，又要增加对“瓶颈”产业的投资，显然这是有矛盾的。解决的途径，一是减少税收与国有资产收益的流失，二是要适当提高“两个比重”，三是在保证文教科卫发展需要的同时，努力压缩经常性支出，争取经常性预算的盈余支援建设性预算。总之，要开源节流，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还要注意的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应配合运用。根据二者各自的特点，财政政策应侧重于结构性调整，货币政策侧重于总量控制。这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已比较明确地体现出来。
3.处理好财权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
邓小平就处理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指出：“中央要有权威”，“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14)把这些指示贯彻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方面来，就是要保证中央有足够的财力用于宏观调控。然而，从现实情况看，由于前一段时期“放权让利”有些走过了头，中央财力下降的幅度过大，已无法保证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地区差距等宏观调控需要的实现。因此，有必要适当地集中财力。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搞好财税各方面工作，促进经济发展与财源扩大，从而在“蛋糕增大”的基础上使中央分得更多一点。现在，分税制的基本框架已经搭起来了，这对于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有很大作用，但在许多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规范。从国际范围看，分税制有偏向集权与偏向分权两种类型。从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比较艰巨的宏观调控任务看，以适度地偏向集权为宜。这是在规范分税制的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个首要问题。不能说这会妨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运行，事实上，市场经济国家中分税制偏向集权的并不罕见。
4.适应我国经济的国际化趋势，实现税收制度与国际惯例的进一步接轨。
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如果说在改革初期，对外开放还可以被 理解为局部的和有限度的开放的话，那么，在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之后，我们对对外开放应该有更深的认识，逐步实现我国经济的国际化。
财政在促进对外开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十多年来，无论是沿海与内陆开放城市，还是经济特区，都把轻税作为吸引外商投资的基本政策，都把财政投资当作改善投资环境的基本手段。这两个方面无疑还要继续保持下去，但适应我国经济的国际化趋势，实现税收制度与国际惯例的进一步接轨已刻不容缓。今年新出台的税制改革方案中，统一了个人所得税和内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成为全面推行的流转税主体税种。这是与税收国际惯例接轨迈出的一个大步。但还有许多方面尚需要作进一步努力。如：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要求，进一步降低关税；适应平等竞争的要求，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适应本国企业与个人境外经营、境外就业不断增多的新形势，规范对本国居民境外所得的课税；适应避免双重课税和防范国际逃避税的需要，更好地参与和利用国际税收合作；等等。总之，税收制度应与国际惯例进一步接轨，在吸引“走进来”、鼓励“打出去”，促进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衔接与平等竞争等方面发挥更好的作用。
5.充分发挥财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处理好鼓励先富与防止两极分化的关系。
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由他们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和个人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是邓小平为中国人民设计的致富之路。在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过程中，财税杠杆是大有作为的。前一段时期，国有企业与地方财政的“双重承包”，对非国有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的轻税政策，在鼓励先富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沿海一带和部分内陆地区发展得那么快，全国各地有那么多的人提前实现小康，其中有财税一份不小的功劳。但是，客观地说，前一段时期财税在调节贫富差距方面基本上没有做什么工作，这不是因为疏忽了，而是因为总体上贫富差距并不严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继续“高枕无忧”；地区与地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果不及时采取调节措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对此邓小平早有警觉并告诫我们：“如果富的愈富，穷的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如果导致两极分化，“就可能出乱子”。(15)据此，我认为，近期就应注意研究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16)作好准备。现在，我们已经基本上搭好了分税制的框架，并且开征了个人所得税，这无疑为防止两极分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分割、中央对地方的返还与转移支付、社会保险税开征、财政对个人的转移支付等方面，都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和许多工作要做。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因此，要把握好调节的深度，以使富裕方在心理上能够接受，贫困方也感到基本满意为宜，防止由于过深的调节挫伤人们从事劳动与创造的热情，从而影响共同富裕的实现，即首先保证做大“蛋糕”，其次考虑分好“蛋糕”；怎样分才算好，其基本尺度一是有利于经济发展，二是有利于社会稳定。
6.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税理论体系。
财税工作需要以财税理论为依据，否则，便难免带有盲目性。但财税理论本身也存在是否正确、是否完善的问题。在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财税理论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经过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讨论，在60年代初，我们扬弃了从苏联移植过来的“货币关系论”，创立了“国家分配论”。这是我国在财税基本原理研究中的一次突破。但财税理论中有不少方面的内容是由财税体制与经济体制决定的，当体制已经变革或需要变革时，这些内容就显得过时。改革以来，我们在更新财税理论的内容方面作了许多努力，如重新界定了财政职能，加强了对财税体制、财税政策的研究，开拓了涉外税收、国际税收等新的研究领域。但新与旧是相对的。如果说前一段时期财税理论内容的更新基本上与体制改革同步，基本上满足了体制改革的需要，那么，在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描绘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之后，我们又面临着使财政理论“再上一个新台阶”的使命。
像在其他各项工作中一样，为了完成财政理论的进一步更新，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邓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1)对马克思主义，先坚持后发展，重在“发展论”，既反对“僵化论”，又反对“过时论”；(2)对西方的东西，要学习、分析、批判、吸收，重在“消化论”，既反对“排斥论”，又反对“照搬论”。坚持了这样的方法，我们就能够坚持马列，洋为中用，即以马克思主义“国家分配论”为基点，放宽视野，借鉴西方“公共产品”等范畴，拓展现有的理论框架，吸收市场经济条件下财税体制的新内容，从中国国情出发，在继承中发展，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税理论体系。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2)(14)(15)(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5—377、375、372、142、377、377、371、79与133、370、378、223—225、277—278、374与364、374页。
(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6—1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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