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与回归：论新时期作家“复乐园”后的变异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心态论文,作家论文,乐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03)03-0001-07
以悲剧精神去消解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主要任务。广大新时期作家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理性批判意识，剥离了政治理想主义的神圣光环，还原了中国农民的真实精神状态，述说了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心灵苦难，从而营造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空前繁荣。不过我们也应充分注意到一个十分奇特的文学现象，当知识分子作家在用质疑与诘问的眼光，去艺术地解构历史的荒谬性的同时，他们一方面超越了政治意识形态的束缚而由衷地表现出了一种苦难意识，另一方面却又透过这种苦难意识而自觉地去为历史的荒谬性进行辩护；他们既承认知识分子个性独立意识的存在合理性，同时却又嘲讽和敌视知识分子的社会精英地位。新时期作家这种思想与情感的内在矛盾性，不仅深刻地揭示了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影响，更是在一定程度上生动地展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潜在的人格悲剧。
当新时期文学刚一拉开它的悲壮序幕，我们看到王蒙与张贤亮等人的作品就以知识分子的“苦难意识”，奠定了他们小说创作的悲剧主题。王蒙与张贤亮都是以知识分子作为作品文本的表现主体，并将主人公置放于极其恶劣的政治生存环境下，通过他们精神与肉体的痛苦磨难，来展示知识分子复杂而矛盾的思想境界。如王蒙的《布礼》、《蝴蝶》、《杂色》等一系列反映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作品，所着力强调的是苦难对于主人公思想品质的磨砺作用。《布礼》中的钟亦成，因写了一首小诗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去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但他不仅没有任何怨言，相反却乐观地认为：“体力劳动也正发挥着净化思想，再造灵魂的伟力。”这种肉体的折磨再加上施于他人格上的侮辱，使他坚定了“我们懂得了忧患和艰难，我们更懂得了战胜这种忧患和艰难的喜悦和价值”的人生信念。《蝴蝶》中的张思远有着和钟亦成一样落魄乡间的人生经历，但是对他而言，值得庆幸的是因政治迫害而使自己有了贴近土地和农民的机会，从此他可以将心魂永远留在偏远宁静的乡村。《杂色》中的曹千里骑着一匹杂色的马缓缓而行于漫无边际的草原上，回想着自己被磨平了的青春和梦想，对于下乡的岁月“他充满了由衷的谢忱。”与王蒙相比较，张贤亮作品所表述的苦难意识，则更具有现代革命的哲理性。他甚至引用了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中的“启示”作为《绿化树》的题记，其目的无外乎是为了要说明中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必须“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将自己的小说结集为“唯物启示录”，便颇有以一种“过来人”的优势心理，向人们述说着知识分子流放至农村后所获得的痛苦体验与思想升华。强调苦难的价值，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于自己时代先锋地位失落后的一种心理自慰或情感补偿。从王蒙或张贤亮的早期作品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他们对苦难的拼命辩护，已不仅仅是要安慰和缓解自己心灵所曾遭遇过的痛苦，而更是要维护他们曾经追求过的理想与信仰的正确性。诚如王蒙所说的那样：“党是我们的亲母亲，但是亲娘也会打孩子，但孩子从来也不记恨母亲。打完了，气会消的，会搂上孩子哭一场的。”（注：王蒙文集·布礼[Z].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2.）苦难的代价使张思远成为了张部长，使章永璘获得了对党和国家的坚定信念，无论是王蒙还是张贤亮，他们似乎都想要告诉读者这样一个简单易懂的生活道理：苦难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财富，是他们通往政治仕途的必经之路。因此他们作品对于极“左”政治思潮的反思，虽然是极为深刻的；但他们所遵循的创作思路，却仍旧是知识分子必须“赎罪”的陈旧叙事模式。即：知识分子只有经过思想上的不断学习和改造，他们才能重返社会政治的权力中心。这正如蒋光慈的红色小说中的李杰（《咆哮了的土地》）必须以生命为代价来证明他对革命的忠诚，王曼英（《冲出云围的月亮》）必须饱受屈辱和蹂躏才能脱胎换骨一样，苦难是开启知识分子政治之路的钥匙。
然而疏离政治意识形态，于“庙堂”之外另辟“广场”，是“五四”以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所达成的一致共识。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政治乌托邦的神话破灭之后，饱受苦难以求返回政治中心的传统思维模式，实际上已经很难引起知识分子的心灵共鸣。所以王蒙、张贤亮这一代作家，他们的创作思维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他们为苦难的价值而辩护，另一方面也对政治理想主义产生了怀疑。王蒙的《相见时难》，就是这样一部复调式的作品。小说以翁式含和蓝佩玉这两个人物的主观设置，来代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并以他们二人思想见解上的尖锐冲突，来表现正统的理想主义价值观在物质大潮呼啸而来时所受到的巨大挑战。翁式含这个饱经苦难的老党员一开始就意识到：要与回国参加父亲追悼会的蓝佩玉相见，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20年前蓝佩玉在新中国即将建立之际狼狈地逃离了大陆，如今却以归国华侨的身份带着大笔的金钱回来。当她大谈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理想主义受挫、拜金主义泛滥时，使翁式含的坚定政治信仰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在翁式含看来，像蓝佩玉这样的思想变节者和革命的“逃兵”，是根本没有资格对他和那些为了新中国的建立而流血牺牲的同志们的政治理想发难的。至于蓝佩玉说到人的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翁式含则更是用鄙视的语调回答说：“如果人们要的只是这些，那就根本不会有中国革命，不会有新中国，不会有中国人民自己生活的意义和使命。”尽管在小说的结尾处，作者仍不忘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的古训，来诠释或抚慰翁式含政治理想与革命信念的崇高感，但不可否认的是，蓝佩玉出现后所构成的严重挑战，作者并没有让翁式含从正面去做出反击和回应。因为就连他自己也不能解决理想主义受挫以后，人们将如何去解决物质与精神双重匮乏的实际问题。翁式含的铮铮铁骨似乎压倒了只会养尊处优的资产阶级小姐蓝佩玉，但却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缠绕着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困惑：物质生活的贫困，是否光凭着理想信念便能解决？政治理想主义的巨大挫折，人们坚信的根据又在哪里？这些困扰着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疑问，同样也是造成翁、蓝二人“相见时难”的真正原因。王蒙的小说在二人的对话中竭力突出翁式含的人格优势，但是这种对话形式设置的本身，却无疑又是对翁式含那种虚弱信仰的无情解构。张贤亮的小说文本，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内在矛盾与相互解构。无论张贤亮怎样解释章永璘在马缨花的家里是如何填饱了肚子，又如何经过认真阅读《资本论》而得到了思想上的升华，并由此而坚定了他对党和国家的坚定信念，最终踏上了通往人民大会堂的那条红地毯；也无论作者怎样去描写章永璘不沉溺于情欲，不贪恋于舒适的小日子，以一种重新创造和被激发出的男人的尊严离开了黄香久，然而这些所谓的思想闪光之处都显得有些虚伪而矫情，远远不及小说中活生生的人，是如何在“食”和“欲”这两大本能需要促使下的躁动与挣扎来得真切。《绿化树》中的章永璘在饥饿的折磨下，像狼孩一样以食物为生存目标，他谄媚、讨好、妒忌，耍尽各种各样的小聪明以便获取稀粥、稗子面馍馍、黄萝卜，甚至浆糊等一切能吃的东西。然而在肚子稍微饱一点的平静夜晚，他又禁不住审视了自己的卑鄙无耻和不择手段，而产生心灵的颤栗和自我诅咒：“可怕的不是堕落，而是堕落的时候非常的清醒”。人在基本生存条件缺乏的饥饿状态中，所具有的疯狂性使人的精神人格一次又一次地分裂，而作品关于这种精神与肉体痛苦体验的真切细致描绘，足以颠覆任何以苦难为凭借向政治理念升华的崇高主题。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面对一律秃头、粗布衣服、表情呆板粗野，丧失了任何异性美好吸引力的女犯们，禁不住干呕，甚至失去了生的勇气。窥见黄香久裸浴的美妙肉体的一瞬间，他被激发出强烈的情欲和想入非非的幻觉，这种躁动的、失去理性控制的欲望，恰恰证明了真实的人性存在，也展示了正常要求不能满足而使人的生理与心理发生畸形、病变的残酷。无论怎样去强调苦难的价值，也不及苦难的体验过程那么惊心动魄。所以张贤亮这类小说的最大社会意义，并不在于它告诉了读者经受苦难究竟能够修成何种正果，而在于它真切地展现了人性在苦难的压力之下所承受的折磨与痛楚。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理论认为，人的生存需求是一个多层次需求所构成的组合体，高层次需求的出现是以低层次需求的满足为基础的。因此人只有在其基本的生存需求获得满足后，才能逐步向尊严、爱情等高层次的需求提升，最终成为一个自我完善的人（注：马斯洛.动机与人格[M].许金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新时期文学一味地强调苦难的价值，维护政治理想的崇高与纯洁性，无异是在忽略人的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基础上，完全凭借想象力去主观臆造完美人格的虚幻景象，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谌容的《人到中年》，就是以对知识分子悲惨境遇的激情抒写，生动地表现了政治理想主义所造成的可悲生活现实。历史的不公平待遇及苛刻的生活与工作条件，使中年一代知识分子情感压抑、心力交瘁。陆文婷、姜亚芬，以及傅家杰、孙逸民等人，都曾是一代政治理想主义者，然而“个人”对“国家”、对“事业”的绝对服从，却深深地埋下了他们悲剧命运的根基。理想主义者的现实困境是不可避免的，或如陆文婷那样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或如姜亚芬那样背井离乡、另觅生存空间，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被严格限定在政治信仰与个人生存之间，除此之外别无其它的出路，这的确令人有些心灰意冷。无奈的生活困境，迫使理想主义者必须去承认一个残酷的事实：苦难不能因理想而轻易置之不谈。所以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借何荆夫的口说：“吃苦并不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吃苦可以提高一个人也可以降低一个人。”革命的目的当然不是要破坏人的天性，不是为了破坏正常的家庭生活，使人性的因素趋于枯萎感，这是作者通过作品所做出的肯定性回答。《人啊，人》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人道主义，固然有失偏颇，但这正体现了知识分子们在经历了苦难之后，想要通过权威理论来为自己的合理要求进行正名的强烈愿望。
“知青文学”作家与王蒙、张贤亮等人相比，虽然也有上山下乡的苦难经历，但他们靠政治灌输而获得的精神理念，在“文革”以后的反思过程中要比他们的前辈作家消解得更加彻底。他们不再怀着“辩诬”的心情，期待着有朝一日重返现实生活的政治中心，对于他们而言，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知青岁月去求证和追忆。“知青文学”作家把他们最美好的青春时光，都消耗在了这场所谓的政治献身运动当中，如果需要去反思的话，也只能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整整一代人的狂热和牺牲仅仅是轻信与幼稚的祭品，那么到哪里去寻找他们作为奋斗者的价值，以及已经流失了的青春岁月呢？尤其是知青返城后所遭受的种种冷遇，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惶惑与焦虑。出于心理平衡的要求，知青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逐渐消退了政治反省意识，全然忘情于乡村山野生活的情绪记忆，在时间的长河中去寻找已经失落了的青春、理想和梦幻。与新时期文学早期描写知青题材的作品（如《伤痕》等）热衷于对政治失误进行反思与批判有所不同，“知青文学”作家则是通过自己本人对于农村生活细节的切身体验，从苦难中去寻找那些值得珍惜的生命亮点，以维护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与献身精神。作为“知青文学”的杰出代表人物，梁晓生就曾公开申明，知青是“极其热忱的一代，真诚的一代，富于牺牲精神、开创精神和责任感的一代”，对他自身而言，既使明知上山下乡是一场极其荒谬的政治运动，但他却仍要“歌颂一场‘荒谬运动’中一批值得歌颂和讴歌的知青。”（注：梁晓生.我加了一块砖[J].中篇小说选刊，1984(12).）他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雨》等，无不是以悲壮豪迈的风格凸现知青的高尚品质。另外如韩少功在《西望茅草地》中所发出的不该忘记崇高与追求的呼吁，王安忆在《本次列车终点》中对知青岁月中美好东西的缅怀，都体现了大致相同的价值取向。
“知青文学”作家为自身那段下乡时光坚忍不拔的求证心理，使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提升“知青”思想品质的理想主义艺术创作倾向。在其作品中，对乡野山村、风俗人情的描绘，对民间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理解与同情，使得这种文学思潮进一步走出了新时期文学以反思极“左”政治为己任的历史局限性。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史铁生、陈村、张承志等人的知青题材作品，他们将审视的目光投向了去发现民间生活中可能具有的人性品格上。如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描写的是陕北农民简单朴素的耕种生活里所蕴涵着的闲适平淡心境，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本人对那里人们平静而自然的生活节奏规律的喜爱和眷恋。陈村的《蓝旗》，也是描述“我”在一个名叫七房的地方下放九年的生活经历。小说以散文式的语言写四八子简单憨厚的语言，后朝老汉为儿女的操劳，四喜对自由恋爱的向往，宛如一幅幅不着色彩的素描，完全是凭细致而清晰的轮廓去深深地打动读者。张承志的《黑骏马》，更是交相辉映地描写了辽阔壮丽的草原风光、纯真美好的亲情与爱情、坚韧不屈的自然人格，尽情地向人们展示出了在雄浑开拓的环境中人性的尊严和伟大，进而使其成为了此类小说中的佼佼者。白音宝力格自小在草原上长大，但是读书的习惯渐渐地陶冶了他超脱牧民的习性，为了追求“更纯洁，更文明，更尊重人的美好，也更富于事业魅力的人生”，他毅然离别了养育他的土地与亲人。多年以后，当他带着对现代文明的洞察重归草原寻找爱人和亲人时，将他抚养成人的老奶奶已经平静坦然地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两小无猜的恋人也已成为他人之妻，延续着千百年来草原人所固有的生活方式。已经变得成熟了的白音宝力格，对于民间坚强的生命力与代代相传的生活意义，也开始有了他自己深刻的认识：“人的热力是能够点燃世界任何角落的冰冷的生命的。真正被生活抛弃的，只是像我这样不能随遇而安的人。”小说的结尾处，作者让白音宝力格投入到大草原中去放声哭泣，既表达了他对往事的忏悔，同时也表达了他经过生活磨砺后而体现出的宽容和理解。大草原的生活时光给了“我”最初的人格感动和教育，也留下了“我”的青春与爱情。在忏悔的一瞬间，白音宝力格真正地明白了那段美好时光的意义，挖去它，就如同挖去身上的肉那么困难，不管怎样从理智的角度去超越它，它都与经历者融为了一体。在知青文学中，乡土和乡土上生存的人曾给予知识分子的启示，成为了他们人生经历中的最宝贵的成分，也成为了他们足以傲视虚浮的政治理想与狭隘的都市人生的精神财富。
知青文学的价值视角，在史铁生、张承志等人那里具有了一种包容性。对于民间的生活方式、生存哲学，他们都是抱着理解与同情的态度深入其中，并对它产生真正的欣赏和钦佩。这既不同于五四知识分子以居高临下的眼光进行批判，也不同于现代文学左转后所体现出的对农民的盲目崇拜。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把乡野山村生活的价值观，与精英知识分子所持的救亡图存的价值观并立、共存，其目的是要用前者去修补或充实后者。史铁生立足于现实生活，而并举遥远的清平湾的田园牧歌生活；张承志为轻率的决绝忏悔，视民间文化的价值为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用意均是如此。这种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价值并立共存，也超越了张贤亮小说中的矛盾价值取向。张贤亮一方面将农民的坦白直率、勤劳肯干的品格当作启发自身的瑰宝，一方面又时时以读了书的知识分子的优势眼光去审视农村生活的落后。所以章永璘一方面对马缨花、黄香久抱有感恩和惭愧的心理，而另一方面又要疏远和离弃她们。他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就在于由于没有具备一种开放性的眼光，所以只能遵从让一方压倒另一方的简单思考方式。
如果说知青文学涉足民间还是一种半自觉的行为，那么当“寻根文学”鲜明地提出了要深入民族文化土壤中去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口号时，对民间的强烈关注已成为了新时期文学作家的一种群体意向。如韩少功之于湘楚文化、李杭育之于吴越文化、张承志之于中亚草原文化、贾平凹之于商洛山区文化、扎西达娃之于西藏文化以及阿城之于庄禅文化，等等，他们将艺术的视角深入到了经济尚未发达且保留有原始形态的山区村落，有意识地去疏离现代都市社会和主流价值观，从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去发掘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寻根文学”中的一个突出的表现倾向，便是对自然生命形态和原始生命力的赞美与欣赏。莫言《红高粱》系列中的土匪不拘礼法、不服教化、杀人越货、抢亲野合等蛮性行为，与他们在民族危亡关头敢于流血拼命的抗日行为一样，都被作者视为是粗犷强悍的原始生命力的淋漓尽致的真实表现。郑义在其《远村》中，写太行山区因贫困而流行的“拉边套”、“打伙计”（即两个男人共一个女人的风俗），但却并没有简单地将其视为是一种思想的愚昧与落后；作者既对人在环境的制约中不能不委曲求全的自我压抑表示出了深深的叹息，更对恶劣环境下人的那种顽强生命力大加赞美。对小说中的主人公杨万牛而言：“生活，就像一盘磨，磨碾着人可也喂养着人哩！”遵从生命的法则，承担起责任与义务，但又不泯对爱情与自由的希冀，这是太行山区农民生活里洋溢的鲜活气息。坚持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去苦苦思索生命意义的张炜，他在《九月寓言》中寻求到了这样一种安身立命的哲学：“融入野地”。他一往情深地描绘着一群古朴的农民生活，他们在肥沃土地上的自由自在的生活，正如那片长满了肥润的野草、隐藏着各种鲜活的小动物且盛产通红地瓜的土地，这群自然人过剩的精力和热力也孕育着无限的创造力与可能性。以往被现代文明所鄙视为人的劣根性，在作者自然审美的眼光中却具有了一种浓浓的浪漫诗意。露筋不事劳动，是个无所事事的懒汉，但是他却具有做一个懒汉的“才华”，在无边的野地里，他畅快轻松地活着。他劫出闪婆在土地上野合生子，也被描写得生气盎然。村子里的男人们因为瓜干烧胃，在夜里毒打自己的女人以发泄无限的精力。大脚肥肩使尽各种手段把儿媳三兰子折磨得悲惨死去等行为，在自然平淡的行文中，丝毫没有血泪控诉的意味。作者的目的是以一种真实而有生动的自然笔调，艺术地再现土地上人们原汁原味的生活，并与脱离了人性的根本、被各种繁文缛节拘束的所谓文明形成鲜明的对照，从而张扬了这种生活中所蕴涵着的蓬勃生命力。
知青文学、寻根文学从民间文化中吸收营养，使文学关注的中心由权力政治话语转向了普通人的现实生活，这无疑大大冲淡了现代文学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创作主题。但无论是知青文学的“寻梦”情结，还是寻根文学的“探古”倾向，无非都是想追求文化或人生的真实意义，并去获取其中的审美内涵。政治神话消解以后，知识分子曾试图去寻找一种诗意化的人生观，来为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进行现实定位；但是由于政治权力意志的依然存在，所以整个1980年代的文学创作都拖有长长的理想主义的尾巴。而兴起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新写实小说”，则一反寻根文学那种迂回解构政治理想主义的表现手法，它完全是以一种冷静客观的理性透视眼光，去细致地分解了所有附加于现实生活的精神装饰，并尽可能地复制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状态。这种无限贴近日常生活的“零度写作”，使得知识分子们作家终于摆脱了对政治永无休止的纠缠，同时也表现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由现实主义向自然主义历史转换的鲜明征兆。“新写实小说”的价值取向，常常是借爱情梦想的破灭，来折射理想在现实中的消解。在“新写实小说”作家的笔下，真爱湮灭于日常生活的嘈杂拥挤当中，意味着私人生活被大众生活所侵蚀；而个性人格服从于社会公共行为的道德准则，又使一切神圣和美好的东西都还原为世俗化的本质。印家厚在《烦恼人生》中，感慨不鲜亮的老婆是世界上惟一送他上班、等他回家的人，所以他明白：“普通人的老婆就得粗粗糙糙，泼泼辣辣，没有半点身份架子，尽管做丈夫的不无遗憾，可那又怎么样呢？”对被拥挤、忙碌的生活弄得麻木的印家厚而言，老婆的重要性完全取决于她是否“有用”，是否会持家操劳过日子。尽管年轻漂亮的女徒弟雅丽坦白而大胆的示爱，也会令他怦然心动，但他非常明白他承受不起这种奢侈。由幼儿园阿姨肖晓芬所勾起的那段甜蜜恋爱的记忆，偶尔一闪而过，也显得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因为被生活节奏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印家厚，根本来不及去细细地品味。如果说《烦恼人生》中还通过人物隐隐的遗憾残留了一点对“爱”的向往，池莉笔下的庄建非与吉玲的婚姻，则直接告诉读者《不谈爱情》。小说中庄建非结婚是苦于性欲，而他与离家出走的妻子言归于好，则仅仅是由于出国愿望的驱使；吉玲能成就与庄建非的婚姻，完全归功于她不动声色、处心积虑的精心策划。一一数来，能够维系他们婚姻的原因固然有很多，却惟独没有爱情。作者所要讲述的也正是惟有不谈爱情时，才能保证家庭与婚姻安稳的残酷现实。张辛欣在《我们这个年纪的梦》里，用美妙的童话构筑起了一个两小无猜、青梅竹马的爱情故事，然而实际上到了适婚年龄的人，却不得不去通过婚姻介绍所，像物品一样被对方互相挑选。浪漫的幻想不仅黯淡无光，甚至滑稽可笑。叶兆言的小说名为《艳歌》，然而作者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容冷静地看破了“情”的华美艳丽的外表。男女主人公迟钦亭、沐岚的恋爱、婚姻、养育孩子，都出于不由人控制的偶然或意外。两人被拼凑到一起，机械地经历人生的大事。既使是涉及到婚外情，也是轻描淡写，没有什么新奇刺激的意思。迟、沐二人口是心非，如同做戏一般的由冷战、吵架、分居到离婚，使婚姻在人所无法控制的生活惯性中滑向了分崩离析，这正是作者为人们所谱写的一曲“艳歌”。
在“新写实小说”的创作程序中，具有个性的活生生的人，被柴米油盐、生老病死等等日常生活琐事所羁绊，人的价值趋向也不再是诗意化的生命创造，而是机械单调地保持着与大众公共生活准则的一致性。《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在凌晨的黑暗中就得为房子的事儿心焦，清晨起床后就必须快节奏地去排队洗漱、煮牛奶、跑月票、搭轮渡、吃早餐、分奖金、为厂里的工作而操心费神。我们从他的身上，完全看不出知识分子任何与众不同的地方，他只是众多满脸倦意、一身灰尘的上班族中的一分子。去除了所有的精神装饰，人就不再代表自我个人，只代表一种程式化的、功利化的现实生活状态。在“新写实小说”作家的笔下，个体人的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写出普通人那种“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现实生活状态。像所有的武汉市民一样，猫子、燕华、四儿在闷热的夏天吃饭、纳凉、谈天、逛街，平静而简单，但饮食男女面面俱到。以表现理想与爱情而成名的刘震云似乎也不甘寂寞，他的《一地鸡毛》同样获得了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主人公小林虽然是个知识分子，可是生活的磨炼却使他变得胸无大志自甘平庸。在无非是买豆腐、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洗衣服、对付保姆、弄孩子的琐碎生活中，他忿忿不平地发泄道：“什么宏图大志，什么事业理想，狗屁，那是年轻时候的事，大家都这么混，不也活了一辈子？”他心甘情愿地去学不再写诗而去卖鸭子赚钱的“小李白”，把初次做生意视为是当娼妓头一回接客，虽然有些害怕和害臊，可时间一长，态度也就大方了，接谁都一样。小林不仅要在家庭里应付给老婆换个近点的单位、送孩子入托等麻烦事，他还要在《单位》里小心翼翼地应付各种人际关系。要入党就得不怕女老乔的刁难和狐臭，要想分房就得在上级面前讨好巴结，那个曾经是心高气傲的大学生小林，早已被繁琐的生活挤压得面目全非。当《我们这个年纪的梦》所有的华丽辞藻渐渐消退，许多人都被琐屑、平庸的生活所吞没，人们不能不告别童话般的美妙理想，而去面对买菜、做饭、没有激情的婚姻、累人的养育后代等生活必需程序。知识分子的独特性，就在于他们除了具有饮食男女的现实生存要求，同时更显示出有一种超越现实困境的思想欲望，能冲破形而下的物质形态去做形而上的精神思索。他们一旦失去了精神生活的丰富内涵，他们的生命过程也就只剩下了与社会庸众完全相同的鸡毛蒜皮、鸡零狗碎的低级生存需求。
“中国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的肯定或拒绝中，事实上潜伏着一个共同的人文主题，这就是承认诗意人生的可能，承认乌托邦的可能，承认浪漫主义的可能，承认此岸与彼岸的对立存在，它意味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主体定位和‘角色’自觉。”（注：蔡翔.日常生活的诗情消解[M].北京：学林出版社，1995.23.）这种主体定位和角色自觉在新写实小说中显然是一种被消解的状态，因为曾经在乌托邦理想光芒下湮灭无形的日常生活，在个人为集体献身的革命浪漫主义对照下的卑微与庸俗，已成为了此类小说表现和探讨的兴奋点。这表明后新时期作家已经开始逐步走出了对神圣信仰的迷信，理智而冷静地去重新认识个体存在的意义以及自身生存的困境。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价值理念的土崩瓦解，使后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失去了统领文坛重心的绝对自由化状态。一向以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构建文学品格的张承志，在物质化、商业化的大潮中曾试图独树一帜，重新呼唤知识分子作家群体的思想崇高感，他将知青的奉献、红卫兵的激情、英勇的古代刺客、陕甘宁青有着忠诚信仰的回民，作为他竭力挖掘理想人格因素的对象。对他而言只有远离物质与商业的大草原、金牧场、北方的河、黄泥小屋、贫穷的西海固，才是孕育理想人格、培养清洁精神的环境场所。张承志的欣赏者认为他这是在宣扬一种血气的刚勇，称颂傲视物欲横流的清高人格，从而在整个文坛都普遍趋于平庸与媚俗的现状中，表现出孤独的崇高与圣洁的人格。但是这种新的理想主义与新的英雄主义价值观，却受到了新生代批评家的嗤之以鼻，他们认为“张承志所进行的，与其说是‘圣战’，不如说是师出无名的表演性十足的‘游戏’”，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和愚昧、残忍和暴力、独裁和专制中决不可能诞生‘清洁’”（注：余杰.皇帝的新衣——关于“张承志现象”的思考[A].火与冰[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在承认现代社会物质与商业化的合理性，并且意识到了极端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偏执与狂热的人的眼里，崇拜英雄、推崇理想的张承志只是在扮演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失败时，才转变成为了专制独裁的文化恺撒。不论谁是谁非，张承志在多元化的文学时代里，的确表现出了一种维系知识分子崇高理想的创作态势。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他那再造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文学宏愿，已经不可能再次成为中国现代作家们的众望所归。
以多元化与自由化的文学创作态势，去消解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神圣光环，这无疑是一种时代的进步；而对世俗物质生存条件的承认，也有利于人们破除迷信与神话的遮蔽，正确地认识自我与环境，这是“新写实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功不可没之处。它那近似于自然主义的描写，可以说是真诚而大胆地直面人生，破除“瞒与骗”的虚伪。但任何事物发展都不能趋于极端，精英文化向民间文化汲取营养，所要建立的是能取二者之长，而又不失知识分子自身个性的话语体系。如果说一味地向民间趋同，不免会重蹈过去那种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之下，知识分子完全丧失自我言说能力的覆辙，继而丧失他们在当今时代中的独立话语空间。一味地追求“从众”心理，无条件地以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准则去取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精英意识，同样也会造成中国现代文学的平庸与媚俗。“新写实小说”的实践者们，他们曾为当代文学创作开辟了新的方向，但除了它初现时的新鲜与耀人的光彩之外，许多代表作家都不约而同地落入了迎合读者、刺激阅读的故事编制之中。问题的关键在于写尽了日常生活的琐碎细节，勇敢地承认和还原出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劣根性和无能为力之后又该如何？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消解是当代文学创作的必然趋势，但在走出了政治乌托邦迷宫后的中国知识分子，究竟又该如何去承担起引导社会的神圣责任？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曾有学者就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结合问题，提出了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就像张炜说的融入野地一样，融入一个新的话语空间。”（注：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但愿这个设想能够引领中国现代文学走出迷惘的现在，走向辉煌的未来，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
收稿日期：2003-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