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作为新时期“中心课题”的意义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新时期论文,课题论文,共同富裕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开放后，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经常谈及的一个重要问题。1990年12月24日在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到沿海如何帮助内地时，邓小平又一次提到共同富裕问题。他强调说：“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1](p.364)与以往众多论述不同，在这里，邓小平把共同富裕作为我们国家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心课题”，较之过去，显著地提高了共同富裕问题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这就向我们提出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它们包括：为什么邓小平预言：实现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话题”；这个“将来总有一天”，应当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具体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认识和肯定邓小平的共同富裕将成为中心课题的这一重要思想，有什么理论与实际意义等。
一
邓小平之所以在这次谈话中明确提出，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这是因为：
首先，共同富裕问题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人民的忠实的儿子，他毕生为此奋斗的目标，就是让中国广大劳动群众早日脱贫致富，都过上幸福生活。为此，作为思想家、政治家的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主要就是旨在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在社会主义中国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从这个角度可以说，邓小平理论就是社会主义中国怎样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什么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多次强调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他还提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p.364)“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p.172)而发展生产力的目标又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毫无疑义，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地位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这种理解，必定要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心课题”。从这一系列论述中不难理解，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共同富裕的社会。
其次，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共同富裕。对此，邓小平说得很明确。例如，1983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以“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主题的谈话中强调：“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1](p.23)又如，在1986年9月2日同外宾谈到为什么要实行改革开放时，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1](p.172)可见，邓小平是把进行改革开放，实行农业承包责任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都视为“新办法”，也就是途径和方式，它们的目的是为了“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总之，邓小平的思路是：实现共同富裕是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过去的“老办法”不行，必须实行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新办法，让一部分人、地区先富裕起来。因此，可以说，在普遍贫穷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是“中心课题”。但是，当一部分人、地区率先富裕起来后，“中心课题”势必发生变化。这时，怎样实现共同富裕就将成为“中心课题”。这是因为共同富裕是实行让一部分人、地区先富裕起来这种“新办法”的最终目的，也就是由二者之间的目的与手段这种关系决定的。
第三，缩小贫富差距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各种社会矛盾激化。邓小平为了让广大干部和群众理解并且接受共同富裕“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这个重要思想，他紧接着强调：“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p.364)由此可见，在邓小平看来，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是防止和化解上述矛盾，实现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条件。邓小平深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难免会使地区之间、社会集团、阶层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并且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从而由此引发“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其他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势必由于“两极分化”的日益严重而趋于激化，结果“就可能出乱子”，严重影响安定团结。因此，作为具有丰富政治和领导经验的邓小平，见微知著，防患于未然，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当贫富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必须把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课题”，把它作为主要矛盾来对待，花大力气予以妥善解决。
二
对于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是中心课题这个重要思想，不仅要在理论上认识、肯定它，而且需要在实践上贯彻执行它，这至为重要。而这首先就要求正确地确定共同富裕成为中心课题的大致日期，这项工作十分重要。邓小平是把共同富裕将成为中心课题作为一个论断、一种预言提出来的，从上面的论述来看，这无疑是科学的。但是，这个科学的论断与这种预言之间存在着一个关键，就是要正确地确定共同富裕成为中心课题的具体日期。因为日期弄不准确，把它提前或者推后，就不合乎邓小平提出这个重要论断和预言的初衷和旨意，而且会产生不良后果。在距邓小平提出这一重要思想十几年后的今天，抓紧解决好这个“中心课题”的条件基本具备了，形势也需要我们重视和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遵循邓小平倡导的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是可以正确地确定共同富裕成为中心课题的大致日期的。
从邓小平本人的有关论述和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个时候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要求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心课题”来抓。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合乎邓小平有关论述的设想。完整的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包括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基本思路、途径和方法，具体来说，我们是通过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实行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尔后再带动其他贫困落后的地区和群众致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由此不难理解，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邓小平必定要思考这个关键性问题：先富者在什么时候开始带动后富者，或者说，国家和社会什么时候像当年倡导和实行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起来一样，倡导和实行让后富者也富裕起来，也就是实现共同富裕。
对于上面这个问题，邓小平曾经进行了初步探讨。1992年初巡视南方时，邓小平在创造性地论述社会主义本质之后，紧接着又一次表述了自己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谈到了先富带动后富的具体时间问题。为了防止出现两极分化，共同富裕目标最后得以实现，邓小平提出：“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1](p.374)。由此可见，邓小平对于实行先富带后富的办法与措施这个问题既很关注，又很慎重。他在考虑一个合适的时间。在这里，邓小平强调说，实行先富带后富“太早”了不行，否则会“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又会出现吃“大锅饭”的现象。但是，太迟了也不行。因为邓小平担心“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1](p.374)所以，邓小平郑重提出：“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1](p.374)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1](p.374)邓小平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在上个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据此，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将来终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的“总有一天”，就是上个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邓小平本人对自己提出的“总有一天”这个问题，已作出了明确的答案。这是整个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使邓小平为我国改革开放所作的总体设计更为完备，并且保证他的共同富裕的构想能较好地实现。因此，我们应当重视和肯定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有关共同富裕称为“中心课题”的具体时间的“设想”。
其次，是改变贫富差距过大现状，扭转其变动的不良趋势的紧迫要求。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我们国家由一个温饱还存在问题的国家进入了小康社会。这应当说是上个世纪后期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奇迹。但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人们相互之间的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凸现出“两头大，中间小”这种贫富格局，导致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状况的基尼系数偏高。2001年，我国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已跃升到0.42。另外，下列各种有关的具体数据也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首先，从银行储蓄存款的占有情况来看，在2000年，我国银行居民的存款已超过6万亿大关，但是，他们却高度集中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造就了一批千万、亿万富翁。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银行界人士披露：10%的人掌握60%的有价证券和40%的银行储蓄；到90年代中，有专家学者说：目前20%的人有80%的存款，而80%的人的存款只占存款总数的20%；到90年代末，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抽样调查资料推算，3%的富裕人口占有居民储蓄存款的47%。再从不同群体、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差距来看：第一是高低收入群体差距悬殊。1997年，中国城镇10%最高收入户与最低5%困难户家庭平均每人全部收入之比为4.71∶1；而在农村，该年家庭平均每人年纯收入5000元以上的占4.97%，600元以下的占4.37%。农村居民上5%与下5%之比大约为8.33∶1。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大于城镇。第二是东西部差距不断拉开。1990年，东、中、西部农民收入之比为1.50∶1.17∶1，而到1995年拉大为1.70∶1.21∶1。东西部差距还表现在区域经济非均衡性增长日益扩大。2002年，东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近60%，比1998年迅速上升了11.3个百分点，而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背景下，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15.03%，仅比1998年提高0.6个百分点。该年东、中、西部非农业职工工资收入比为1.59∶1∶1.24，较1990年时的1.24∶1∶1.12之比继续拉大。第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37∶1，改革开放初期有所缩小，1984年缩小到1.6∶1。但是，此后便逆转方向，逐步扩大，1990年上升到2.17∶1，到1995年上升到2.7∶1。近几年，由于农业收入连年出现负增长，因此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2001年上升为2.9∶1，2002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最大的收入差距，增加至3.11∶1。2003年仍然在增大，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去年较高的基础上又增长了8.4%，而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只增长了2.5%，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了3.4个百分点。
我们国家不同地区、群体经济发展、生活收入水平差距这种不断拉大的发展趋势，贫富差距比较显著这种状况，已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非常重视。2003年11月24日，温家宝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总编采访时说，美国商务部埃文斯访华，先去了中国的西北，他给我带来了两张中国西部农村的照片。他了解到，中国的西部农村还很落后。温家宝对来访者说，我深知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你可以看到，东部地区，一些大城市，有很多高楼大厦。而在一些农村，农民还住在茅草屋里，还在用牛耕地。中国还有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他接着强调说，我们新一届领导通过抗击非典型肺炎这场疾病，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注意协调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就如同一个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样，一定会跌跤的。一个国家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也会跌跤的。温家宝的这些话，向我们敲响了必须采取措施缩小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的警钟。这也表明，与邓小平等老一辈领导人一样，贫富差距继续扩大这种趋势，已引起新一届领导的高度重视。由此可见，在今天，实现共同富裕，的确应当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把它看作“中心课题”。
第三，是合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要求。2000年10月，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宣布：“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2002年11月，十六大报告进一步提出我们党和国家在近期的奋斗目标：“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一个伟大的奋斗目标。之所以提出这个新目标，是因为虽然在20世纪末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了小康社会，但是，“现在已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这里所说的“发展很不平衡”，主要是指“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贫困人口还为数不少”。这是说，现在已实现的这种低水平的小康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不同地区、人群之间的发展程度、贫富差距太大。换言之，是现在的小康社会还只是小部分地区和人群富裕起来了，还有不少地区和人群落后贫困的状况还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正因为这样，十六大报告强调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惠及十几亿人口”，而不能再像现有的低水平的小康社会那样，一部分地区和人群受惠较多，而大部分地区和人群受惠较少，结果造成上述的显著的贫富差距。但是，要真正使未来的小康社会消除目前这种“发展很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的现象，“扭转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就必须像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在思想上认识并承认共同富裕在今天已经“成为中心课题”。当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达到了邓小平的这种水平，就将在实际工作中把共同富裕置于“中心课题”这种应有的重要位置上，进而可望达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果切切实实地“惠及十几亿人口”，实现共同富裕。
总之，在过去实现温饱，建设低水平的那种小康社会时，应当把破除平均主义，打破吃“大锅饭”的不良局面，把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起来作为“中心课题”。正因为如此，所以邓小平在那时再三提出和强调要实行让一部分地区和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或者说办法。而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在一部分地区和人已经率先富裕起来后，为了真正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果惠及我们国家所有地区与全体人民群众，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应当把共同富裕作为“中心课题”，也就是落实邓小平的“设想”，“突出地提出和解决”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总之，在今天，深入研究、全面了解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与实践经验，尤其是认识和把握他的共同富裕将“总有一天成为中心课题”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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