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遭遇与制度化维权： 机会平等认知的中介效应
——基于CGSS2015的研究
李 毅
摘 要 利用CGSS2015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求职、加薪或升职等过程中遭受过不公平工作待遇的人，会更倾向于认为需要强大的工会来保护职工利益；同时，不公平的遭遇也会使他们对社会的机会平等状况形成更为负面的认知，进而更倾向于认可工会在保护职工权益方面的必要性。个体的不公平遭遇与其制度化维权意识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机会平等认知在这种相关关系中发挥着中介效应的作用。
关键词 不公平遭遇;制度化维权; 机会平等认知;中介效应；工会
一、导论
“物不得其平则鸣”，仅从常识而言，遭遇社会不公的人都会想方设法维护其合法权益，而维权方式既可能是制度化的，也可能是非制度化的。采取制度化还是非制度化的维权方式，则与当事人的个体特征、集体行动的条件与难度、不公待遇的严重程度等要素有关。一般来说，非制度化维权意识与行动往往与主流价值观念相悖，且所需付出的成本、所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在遭遇一般的不公平待遇时，人们更易于形成制度化的维权观念与意识，并采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
从遭受不公平待遇到形成制度化维权意识、采取制度化维权行动之间，存在相对明晰的因果链，本文试图从经验上检验该因果关系的科学性。更进一步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看，社会经历会通过影响个体或集体的社会认知，进而促使其做出相应的社会行为。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不公平遭遇与制度化维权观念之间，尚存在某个中介变量，即机会平等认知。因此，个体在社会中遭受到不公平待遇后，一方面会在情感上直接激起其制度化的维权意识，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影响其对机会平等状况的感知，诱发其权利意识，从而间接影响其制度化维权观念。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验证这种中介效应存在与否。
从表1可以看出，打桩后土体恢复较迅速，10d左右已得到基本恢复，土体恢复系数约为1.09～1.23之间，均方差为0.029～0.039，认为码头处φ1000mm钢管桩、引桥处φ1200mm钢管桩的土体恢复系数K值分别取平均值1.19和1.14是基本合理的。
本文基于CGSS2015的数据对该理论与效应进行验证。具体而言，本文中所使用社会不公平遭遇现象是指被调查者在求职、升迁、薪酬等工作方面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机会平等感知则通过被调查者对一组题项的回答进行测量，而制度化维权观念则具体指在该调查对象对“职工是否需要强大的工会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一说法的同意程度。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求职、加薪或升职过程中受到过不公平待遇的人，会更同意需要强大的工会来保护职工利益。同时他们也会对社会的机会平等状况形成更为负面的认知，进而更倾向于认可工会在保护职工利益方面的必要性。因此，不公平遭遇、机会平等认知、制度化维权意识三者间的相关关系与中介效应得到了检验与证实，该结论具有特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二、文献综述
(一)维权方式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总之，语文阅读教学作为初中语文教学的重要部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加强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使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问题得到改善，教师要不断更新语文阅读教学观念，不断丰富语文阅读教学的内容，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促使学生的阅读能力得到不断提升。
具体采用何种方式进行维权取决于诸多因素。何种情况下不公平遭遇者采取非制度化维权途径？徐增阳对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归属感、权益保障水平、剥夺感均会影响农民工群体的非制度化维权倾向(3) 徐增阳、姬生翔：《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倾向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1554个农民工样本的分析》，《中国软科学》2015年第1期，第67-76页。 。在另一篇同类研究中，作者指出文化层次、行业类型、务农经历和环境、居住环境、社会保障水平会影响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暴力性和公开性程度(4) 徐增阳、姬生翔：《农民工维权行为选择偏好的测量及其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1120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版)》2017年第2期，第14-27页。 。朱平利的研究则指出基本心理需要未能得到满足的话，则会提高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且相对剥夺感在二者之间起着中介作用(5) 朱平利：《基本心理需要与农民工非制度化维权意愿》，《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51-62页。 。
本文关注的问题在于，维权者什么情况下会倾向于选择制度化维权方式？杨翠萍从社会网络、政治信任和企业制度三个维度分析了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影响因子，其中显著的影响因素包括老乡会、政治信任度和企业的侵权状况，作者还发现是否参加工会与农民工的制度化维权意愿之间没有相关性(6) 杨翠萍、李秋霞：《农民工制度化维权意愿的多维度分析》，《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78-86页。 。该研究将工会作为影响制度化维权方式的特定因素，但本文中笔者认为，对工会的认可与参加工会本身即是一种制度化维权意识与行为的表现。
(二)参与工会作为制度化维权方式
此外，笔者认为工作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不单单会诱发情绪上的刺激—反应，而且也会作用于个体的权利意识，从而使个体产生特定的权利诉求，因此本文的第二个假设是：
此种取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工会对劳动者的影响，尤其是对其“局部的、眼前的”经济报酬的影响(8) 游正林：《想象中的工会作用——评几篇定量研究中国工会作用的文献》，《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017年第5期，第62-68、149页。 。此类研究最初致力于回答工会是否能够提高工人的劳动收入(9) 姚洋、钟宁桦：《工会是否提高了工人的福利?——来自12个城市的证据》，《世界经济文汇》2008年第5期，第5-29页；魏下海、董志强、黄玖立：《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2013年第8期，第16-28页；祁毓：《工会影响劳动收入占比：国内外研究进展》，《学习与实践》第2012年3期，第47-55页；王鸣、李永杰：《中国工会是否改善员工工资福利?——来自2013年广东佛山南海企业—员工匹配数据的证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13-120页；莫旋、唐成千：《工会提高了职工收入吗?》，《财经论丛》2017第1期，第12-18页。 ，其后则转向关注于工会与工资福利改善之间的关系还受到何种变量的影响(10) 杨继东、杨其静：《工会、政治关联与工资决定——基于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分析》，《世界经济文汇》2013年第2期，第36-49页；朱斌、王修晓：《制度环境、工会建设与私营企业员工待遇》，《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5年第6期，第176-186页。 ，或是工会对员工工资提升效应的人群差异，即谁更容易从工会会员身份中获益(11) 毛学峰、刘靖、张车伟：《中国的工会可以降低性别工资差异吗》，《经济学动态》2016年第5期，第26-36页；李龙、宋月萍：《工会参与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基于倾向值方法的检验》，《中国农村经济》2017年第3期，第4-19页。 。
在本案中，仲裁庭认为，虽然东道国的征收行为是符合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但这并不能成为东道国政府减少对外国投资者赔偿的理由,仲裁庭裁决东道国应当根据“及时、充分、有效”的原则就其征收行为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作出补偿，但仲裁庭也认可了东道国的补偿范围应当限于外国投资者根据国际法所取得的合法利益,而不是就全部的损失进行补偿。
除此之外，研究者还将目光投向单纯的工资收入之外，探讨工会对更广泛的劳动者权益(12) 孙中伟、贺霞旭：《工会建设与外来工劳动权益保护——兼论一种“稻草人机制”》，《管理世界》2012年第12期，第46-60、81页。 ，尤其是特殊群体如非正规就业群体(13) 李贺平：《非正规就业群体权益保护中行业工会的作用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80-86页。 、外来劳工(14) 刘爱玉、傅春晖、阿拉坦：《工会能在多大程度上维护农民工的权益?》，《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56-61页。 、农民工(15) 徐雷、屈沙、杜素珍：《劳动合同、工会身份与劳动者权益保障——基于CGSS2013数据的验证》，《财经论丛》2017年第1期，第3-11页。 保护。除了关注工会的原始“保护”功能外，学者们也尝试探讨工会的其他效应，如疲惫感缓解(16) 张宏宇、周燕华、张建君：《如何缓解农民工的疲惫感:对工会和SA8000认证作用的考量》，《管理世界》2014年第2期，第32-43页。 、劳动关系评价(17) 罗明忠、罗发恒：《企业特性、工会服务与员工劳动关系评价》，《经济经纬》2015年第1期，第84-89页。 、幸福感提升(18) 张抗私、刘翠花：《工会是否提升了国有企业员工的幸福感？》，《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3期，第116-122页。 。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工会对劳动影响的异质性问题(19) 李明、徐建炜：《谁从中国工会会员身份中获益?》，《经济研究》2014年第5期，第49-62页。 。
本研究使用的是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2015年度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是中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学术调查项目，已经持续了15年之久。作为专业、权威的调查，该数据可以保证其代表性，这也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与解释力。
将工会作为自变量的经验研究在另一方面则集中讨论工会对企业的影响(20) 魏下海、董志强、金钊：《工会改善了企业雇佣期限结构吗?——来自全国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经验证据》，《管理世界》2015年第5期，第52-62页。 ，尤其是企业绩效的作用(21) 魏下海、金钊、孙中伟：《工会、劳动保护与企业新增投资》，《世界经济》2018年第5期，第175-194页；单红梅、胡恩华、黄凰：《工会实践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2014年第4期。 。当然，也不乏学者同时关注工会即对劳动者与企业的影响(22) 王永丽、郑婉玉：《双重角色定位下的工会跨界职能履行及作用效果分析》，《管理世界》2012第10期，第130-145页；刘海洋、刘峥、吴龙：《工会提高了员工福利和企业效率吗?——来自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微观证据》，《产业经济研究》2013年5期，第65-73页。 。
将工会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的主流趋势，其必然结果便是忽视那些没有加入工会的人。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将工会作为因变量进行考察，即哪些人对工会表现出更高的认可？哪些因素影响着人们对工会的认同？对此类问题的回答事实上也正是在回答采取制度化维权方式的影响因素问题。
对于该问题，现有的经验研究有限。吴伟东的研究发现对预期收益的增加有助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会活动参与行为，而工会组建的短缺问题与工作岗位或劳动合同签订状况中身份歧视则会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会组织参与(23) 吴伟东：《新生代农民工工会参与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4年第12期。 。曹亚雄则从反向角度，将农民不加入工会的原因归结为农民工的工作性质、组织观念、思想意识以及对工会的认同度不高(24) 曹亚雄：《农民工不加入工会的原因及对策分析》，《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
(三)机会公平感知与制度化维权
前文提到不公平遭遇往往导向制度化或非制度化的维权行为，但从遭遇不公待遇到产生维权意识、采取维权行动之间，既存在直接的情绪反应，也可能通过权利意识而产生间接作用，尤其是机会公平认知。
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当其合法正当权益遭受损失，一般都会产生维权意识，进而做出维权行动。实证研究也对该常识的科学性与正确性予以了确认(1) 吴祖兴、董志强：《感知的不公平如何影响群体事件参与——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201-210页。 。特定的维权意识与行为，既可能是制度化的，如信访、调解、司法诉讼、求助于工青妇等人民团体；也可能是非制度化的，如街头抗争、罢工、自杀，以及新兴的网络维权等。制度化维权与非制度化维权也存在着相互转换的可能与空间，庄文嘉的研究指出，经历过制度内维权的工人降低了对调解者公正性的认知，从而降低了其制度化维权偏好并提升了其使用街头抗争等制度外维权方式的偏好(2) 庄文嘉、岳经纶：《从法庭走向街头——“大调解”何以将工人维权行动挤出制度化渠道》，《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第145-157页。 。
机会平等传统上属于政治与社会哲学的关注范畴，社会科学对机会公平的实证研究通常将机会公平作为因变量，探究社会结构、相对剥夺等因素影响下个体机会公平感的差异(25) 孟天广：《转型期中国公众的分配公平感:结果公平与机会公平》，《社会》2012年第6期，第108-134页；马磊、刘欣：《中国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研究》，《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第31-49、243页。 ，以及民众的社会正义原则偏好从结果平等逐渐向机会平等转变的趋势(26) 杜平、麻宝斌：《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转型期社会正义原则偏好的影响因素》，《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100-106页。 ，但较少有学者将机会公平感作为自变量来进行探究。
不公遭遇以及机会平等认知对个体的工会认知与制度化维权意识发挥着何种影响，这正是本研究试图进行回答的问题。该问题兼具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价值，同时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但关注者寥寥。吴祖兴与董志强探讨了感知的不公平如何影响群体事件参与，但该文“以个体是否遭遇不公对待的经历来表征感知到的不公平”，实际上并未真正对不公平感知或者说机会公平认知进行操作化与测量(27) 吴祖兴、董志强：《感知的不公平如何影响群体事件参与——基于CGSS数据的经验研究》，《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201-210页。 。
三、理论与假设
本文所遵循的理论主思路是个体的社会经历会影响其社会认知，进而影响社会行为。将该理论运用于社会与政治运动领域，即个体的不公遭遇会影响其制度化维权意识，进而促使其采取制度化维权行动。落实到更为细分的工作社会学与社会运动领域，本文认为个体在工作中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会促使其产生对工会存在必要性的积极认知，进而提高其参加工会的可能性。
进一步的，使用sgmediation命令对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三者进行中介效应检验，该检验会分别对自变量与因变量，自变量与中介变量，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回归，本研究中三次回归均是显著的。因此，研究设计中的假设2“在工作中遭遇过不公平对待的人，会对社会的机会平等状况产生更为负面的认知”得到证明。也就是说，遭遇过工作不公待遇的人，会对社会的机会平等状况表现出更为负面的评价，即认为社会机会越不平等。
图 1本文的理论框架
结合本文所采用的数据与变量，笔者认为个体在工作方面中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会使其对工会存在的必要性产生更为积极的认知，因此，本文的第一个假设是：
H1：相比于没有在工作中遭遇过不公平待遇的人，那些遭遇过不公待遇的人会更加同意职工需要强大的工会来保护其利益的看法。
本文主要采用受访者对工会的认可和参与来操作化制度化维权意识和行为，因此还需要特别回顾关于工会的研究。工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化维权方式，国内外学者均对其所发挥的功能做出了大量研究(7) 李力东：《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工会功能的研究述评》，《政治学研究》2012年第5期，第92-101页。 ，不过既有的经验研究主要将工会作为自变量来展开，探讨工会的作用与影响。
H2：在工作中遭遇过不公平对待的人，会对社会的机会平等状况产生更为负面的认知。
进而，笔者认为，此种权利意识也会影响个体关于工会存在必要性的认知，也是就是说工作不公遭遇既会直接影响个体关于工会是否重要的看法，也会对其产生间接影响，这种间接影响是通过机会平等认知的中介效应来实现的，因此，本文的第三个假设是：
H3：机会平等认知是自变量(工作中的不公遭遇)与因变量(对工会的认可)间的中介变量，在自变量(工作中的不公平遭遇)对因变量(对工会的认可)的作用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
所以，本文的自变量是工作中的不公遭遇，因变量是对工会的认可，中介变量是机会平等认知。此外，根据上文的文献回顾，本研究还设定了相应的控制变量，包括是否遭受工作侵害、工作单位性质、个体权利意识、政府观念、找工作的困难程度等。
四、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下一步，我市司法局将采取哪些措施，进一步深化‘百名律师包千村’工作？”针对莱芜市走在全省前列的“百名律师包千村”工作，孟云霞委员提问。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熊庆来的弟子众多，但这些弟子和他都不是简单的师生关系，在学习之外，都得到过他极大的帮助。比如华罗庚本是店员出身，没有熊老的支持，他根本不可能到大学读书;是熊老送严济慈去法国留学，并负担他的学费的。
(二)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对工会的认可”，其来源于CGSS问卷中的D8题项“您是否同意下列说法？职工需要强大的工会来保护他们的利益”，该题目包括非常不同意、比较不同意、无所谓同意不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五个选项，依次赋值1—5，分值越大代表其同意程度越高。
相关分析是度量两个连续变量之间相关程度的统计分析方法，其相关系数是用于度量两个变量之间线性相关程度和相关方向的指标[11]。笔者认为，在统计元素(指标)相关系数过程中，以相关系数0.5为阀值，较为直观地反映元素(指标)之间相关性的显著程度，以至进一步了解元素(指标)之间的亲疏关系。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工作中的不公遭遇”，来自于D5题项“过去五年里，您是否在找工作方面如求职、加薪或升迁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原题为三选项：“是”、“否”、“没有工作或没有找过工作”，笔者在处理分析过程中将第三个选项剔除，并将“是”赋值为“1”，“否”赋值为“0”，因此自变量为虚拟变量。
本文选取的关键中介变量是“机会平等认知”，其源于B13题项“下列我会读出一些人们的说法，您对这些说法的同意程度是怎样呢”，这些说法具体包括“应该从有钱人那里征收更多的税来帮助穷人”、“现在有的人挣的钱多，有的人挣得少，但这是公平的”、“只要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代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本文沿用原有选项的5点李克特量表，并对分值进行了相应转换，使其一致。然后，笔者取每个回答者关于四道题目答案的均值，构成该个体的“机会平等认知”分数。
此外，相应的控制变量也均源于CGSS2015问卷内。其中是否遭受过工作侵犯为二分类变量，即“是”与“否”工作单位性质为二分类变量，包括公有制单位与私有制单位，前者由政府部门、村/居委会、军队、国有企业等答案整合而来，后者指私有企业；教育程度为定序变量，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及以上四类；找工作困难程度为三分类变量，包括容易、不容易也不困难、困难；个体权利意识与政府观念均为顺序变量，根据相应题项加总而得到。
(三)模型设定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典型的顺序变量，自变量、控制变量与中介变量中既有虚拟变量，也有三分类、四分类变量，也有顺序变量。此外，本研究的分析单位是个体，数据特征也满足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模型假定条件，因此本文直接采取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
五、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自变量、因变量、中介变量与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呈现每个变量的观察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如表1所示：
表 1描述统计分析
可以看到，被调查者对是否“需要强大的工会”保护职工的利益呈现相对正面的态度，其均值为3.93。而在求职、加薪、升迁等工作工程中遭遇不公平待遇的水平为33%。值得注意的是，变量“遭遇工作侵害”是指“过去五年，您在工作上是否被上级或者同事侵害？例如：受过欺负，或者身体及心理的伤害？”可以看出，遭遇过工作侵害的比例高达14%。
接着，生成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结果如表2所示：
表 2相关系数矩阵
从相关系数矩阵可以发现，工作中遭遇不公平待遇(r=0.091,p<0.05)与机会平等认知(r=0.067，p<0.05)与对工会的认可间均有一定的显著相关性，且均为正相关。
(二)OLS模型估计
对自变量、控制变量与因变量做回归分析，得到相应模型结果如表3所示。笔者采用的方式是按照自变量、中介变量、控制变量的顺序依次纳入变量，最后呈现所有模型的结果。
可以发现，无论纳入多少控制变量，关键自变量与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显著的。由此，“H1：相比于没有在工作中遭遇过不公平待遇的人，那些遭遇过不公待遇的人会更加同意职工需要强大的工会来保护其利益的看法”得到验证。也就是说，遭遇工作不公对于个体的工会认知状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众所周知，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可以为农业再生产提供必需的外部条件，进而推动农业发展，实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目标。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使得基本作用无法发挥出来，针对此种情况，农业部门就需要注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外部环境营造工作，在价值和公理基础上，让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与其他组织进行合作，并建立完整的合作秩序，从而有效降低农业发展的组织风险，推动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中介效应检验
从表3可以看出，在没有纳入中介变量时，模型一，即核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模型的决定系数(R2)只有0.008，但是在加入中介变量后，即上升为0.016，该变量对因变量作用明显。
关于个体的不公平遭遇具体如何影响制度化维权意识，笔者认为，该过程中存在关键的中介变量：机会平等认知。机会平等认知是指个体在多大程度上认为社会为每个个体提供平等的机会，使拥有相同才能、社会境况或自然禀赋等条件的人拥有同样的机会与可能性取得同样的成就(28) 李石：《平等理论的谱系——兼论平等与自由的关系》，《哲学动态》2016年第10期，第84-92页。 。对社会的机会平等状态认知越积极的个体，会越倾向于相信两个拥有同样条件的人具有取得同样结果的可能性。不公平的遭遇除了直接对个体的制度化维权意识产生影响外，还会通过作用于该个体对社会机会平等状况的认知而对其制度化维权意识产生影响(如图1所示)。
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如表4所示：
政府与市场主体救助的联动机制是指将政府财政救灾机制与市场保险赔付机制有效结合起来，两者共同来应对农业灾害带来的损失。农业风险管控管理具有公共性，必须加大财政投入，所以我国应改变单一的政府救灾模式，积极引导市场参与，发挥政府在农业保险市场微观层面的支持作用。在农业灾害救助的联动机制中，政府除了提供财政补贴与政策支持外，还需要作为最终的保险人承担农业巨灾的赔偿责任［5］。保险公司也应积极响应政策，开展相关业务，发挥市场的激励和经济保障作用。在农业灾害救助中，应建立市场主体与政府救灾联动机制，两者结合发挥对农业风险的预防和灾后救助作用，最大限度地减少灾后损失。
因x°λxL*λx和y°λyL*λy,据τx°λxL*L /ττy°λy可知τλxLτλy。据引理1.2的对偶
表 3回归分析结果
p< 0.1, p< 0.05, p< 0.01。
数据采集完毕后，需要针对各类工程数据进行有效汇总管理，数据包括空间数据、指标数据两类。为了保证数据互通，需要建立空间数据库和指标数据库之间的连接。
从图3可见，其保存结果与计算结果一致，同时与参考文献[3]中的计算结果一致，说明本程序运行正确，满足实际需求。
表 4中介效应检验
由此，研究假设3“机会平等认知是自变量(工作中的不公遭遇)与因变量(对工会的认可)间的中介变量，在自变量(工作中的不公平遭遇)对因变量(对工会的认可)的作用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得到证实。也就是说，机会平等认知在工作不公遭遇与工会认知之间发挥着中介效应的作用。
六、讨论
(一)理论贡献
本文在将社会心理学中社会经历影响社会认知进而影响社会行为的基本因果链运用至具体的社会运动与工作社会学领域，提出了一个关于不公平遭遇、机会平等认知、制度化维权三者之间的可供实证检验的理论模型。进而，利用CGSS2015的数据对该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
文章发现，工作中的不公平遭遇会显著影响个体对工会存在的必要性的认知。相比于没有在工作中遭遇不公平待遇的人来说，在工作中有过不公遭遇的人会更倾向于支持工会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的作用。这种关系一方面是通过不公平经历与对工会的正向认知间的直接影响实现的，更重要的是，不公平遭遇会影响个体关于社会机会平等的认知，进而影响个体对工会的支持程度。
实验室的环境检测分为常规条件下的检测过程和特定的时间或条件下的环境检测[3]，本文探讨常规条件下实验室的环境数据检测．
本文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将一个常识性社会心理学认识落实到具体的社会科学领域，并构建起了一个关于社会运动与工作社会学的中微观理论。同时，对工作中不公遭遇、机会平等认知、对工会认可三者间的检验，又在理论上有助于理解不公平遭遇、机会公平感与制度化维权这三个更高层次的变量间的关系。
本文的实证显示，个体在社会经历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一方面会直接使其产生制度化维权的认知，另一方面，也会令其产生对社会机会平等状况的更为负面的感知，从而间接使其产生制度化维权的意识。因此，在理论上，本文不仅有助于理解工作中的不公待遇与对工会的工会之间的关系，也有助于理解更广泛的不公平遭遇与制度化维权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实践启示
本文的研究发现也具有一定的实践启示。第一，从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有高达33%的人在求职、薪酬、升迁等工作过程中遭遇过不公平对待，更有14%的受访者在工作中遭受过生理或心理上的侵害。高比率的不公平待遇与工作伤害值得引起社会重视，遭受此种不公待遇或伤害的人往往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的权利与利益亟待得到关注与保护。
襄仲如齐，拜穀之盟。复曰：“臣闻齐人将食鲁之麦。以臣观之，将不能。齐君之语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注]《左传·文公十七年》，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第717页。
第二，也是更深层的是，如果说从遭遇不公待遇到产生维权意识，还可以解释为一种本能式的情绪反应的话，那本文所发现的关键中介变量——机会平等认知，则解释出另外一种作用机制。机会平等认知本质是一种权利意识，它表示平等的个体应该拥有取得同等结果、获得同等收益的权利。因此，从遭遇不公经历到产生维权意识，并非只是单纯的情绪反应，更是当事人的权利意识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其也意味着，公民的权利意识愈发张扬清晰。情绪反应可能只是特定、暂时的，权利意识却是普遍的、长久的。因此，公共管理者必须在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中回应此种权利意识，不断提高政策设计的公平性，在传统的对经济、效果的重视中，纳入对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关注。
第三，虽然本文着重研究的因变量是制度化维权意识与行为。但是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本文所发现的权利意识驱动制度化维权观念的作用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非制度化维权意识与行动。由于权利意识是一种普遍的、规范性的认知，其代表公民个体对于自己应该得到什么的应然认知，因此如果其不能得到制度化的满足，则有可能溢出制度管道，寻求非制度化的满足方式。而非制度化满足方式对于社会的冲击，社会对此需要支付的成本，往往是难以承受之重。“一个国家是否发生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将社会运动制度化的能力，而这一能力又是由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的。”(29)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0页。 因此，该问题值得引起执政与公共管理者的重视，注重对公民权利诉求的回应，防止本可在制度化渠道下得到解决的需求因为得不到及时满足，而恶化为制度外的冲突。
七、结论
本文证实了不公平遭遇与制度化维权意识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对其具体影响机制进行了探索，发现机会公平认知在不公平待遇与制度化维权间扮演着中介变量的角色，发挥着中介效应的作用。
本文还存在着以下不足，可以在后续研究中予以补充拓展。首先关于数据特征，本文所使用的是截面数据，无法揭示出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同时所有变量均来自于同一数据库，可能面临同源偏差问题。因此，在后续研究中可以考虑使用不同来源、以及时间序列的数据，以增强研究结果的可信度。
其次，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本文采用的是最基本的最小二乘法(OLS)进行推论统计，可以在后续研究中考虑使用实验研究与质性研究等方法，多种方法并举，以更好地考察不公平遭遇与制度化维权之间的因果关系与机制。
最后，不公平遭遇会引起个体的维权意识，进而促发维权行动。正如笔者在前文指出的，维权包括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两种形式，但是本文只考察制度化维权意识，无疑是一个重大缺陷。因此，在将来的研究，可以同时将非制度化维权意识与行动纳入研究设计中，比较制度化与非制度化维权在影响因素方面的差异，以及本文的作用机制是否同样适用于非制度化维权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公民维权意识与行动。
作者简介： 李毅，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支持。
中图分类号 C93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492( 2019) 10-0146-11
责任编辑： 刘旭挺
标签：不公平遭遇论文; 制度化维权论文; 机会平等认知论文; 中介效应论文; 工会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