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文学鉴赏论的孕育与胎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本文透过先秦、两汉、魏晋三个历史阶段，述论古代文学鉴赏论的孕育与胎脱过程。文章认为自从有文学创作之日起，就伴生了文学鉴赏活动。文学创作史也是相应的文学鉴赏史。关于文学的功用，由“治心”转变为“娱心”，读者接受由被动转而成主动，接受内容由政治伦理观念转而为美的享受。就如诗的作用，由《尚书》首倡的“言志”说，到陆机的“缘情”说，进而为刘勰的“品味”说，既显示了由作者到读者施事与受事的变化，又表现了诗主理念、情感、审美的递进层次，从而触及到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鉴赏论肯定鉴赏主体的主观能动作用，张扬一种超越功利、名教的艺术精神，充分体现了“人的解放”与“文的自觉”。
自从有文学创作之日起，就伴生了文学鉴赏活动。但研究文学鉴赏的理论，却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孕育过程。这是因为鉴赏论要在大量的鉴赏活动的基础上予以总结归纳，要在文学观念变化的前提下才能独立门户，要在总结和借鉴前人相关论述的条件下才能形成较系统的理论。纵观我国古代文学鉴赏史，先秦属先鉴赏论时期，两汉属准鉴赏论时期，它们都为孕育期。魏晋六朝时期才是胎脱期，有了独立的鉴赏论，并具备较为科学的理论体系。
先秦系先鉴赏论阶段 我国古代文学鉴赏的一些重要命题，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无言之美”等等，都源出于先秦，可是先秦诸子或史籍中从未有专题、专文的文学鉴赏论，更谈不上专门著作。那些命题的提出，又多出于谈政治，述哲理，论事件，即就是直接触及《诗经》中的篇什，也非对《诗》作文学鉴赏，而是一种为其某论点服务的论据。他们的一些论点后世“转生”为鉴赏论，只是后世鉴赏论的基因。
两汉为准文学鉴赏论阶段 汉代刘安主编的《淮南子》和王充的《论衡》虽然都是哲学著作，可是他们同时又是文学家，故其著述中较先秦诸子涉及文学者更多，也更接近文学鉴赏的实际。刘安就著有《离骚传》（据《汉书》本传）和一百多篇赋，（据《汉书·艺文志》）王充的著作“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宋代杨文昌《论衡》序）所以关于文学的问题也就赅入，《论衡》中就有《语增篇》、《艺增篇》、《超奇篇》等涉及语言文学问题的篇章。但它们都还没有专门的鉴赏论篇章。
汉代出现了专论《诗经》、《楚辞》的《毛诗序》和王逸的《楚辞章句》为代表的文字诠释与文学批评专章和专著。这较哲学著作中涉及鉴赏问题更贴近文学本身，为后世形成独立的鉴赏论作了先导。但是，这些典籍中提及的关于文学鉴赏的观点，尚未完全符合鉴赏规律，尚未融会成堪称鉴赏论的新体系。这我们从下列几方面就可看出。
治心说：文学鉴赏的社会功利主义。汉代仍然沿袭先秦儒家关于文学功能的社会功利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学是“治人”、“治世”之具，只是汉代进而明确地指出阅读文学作品功在“治心”。《淮南子》中说：“有喑聋之病者，虽破家求医，不顾其费，岂独形骸有喑聋哉？心志亦有之。”医心之喑聋的药方为：“夫观六艺之厂崇，穷道德之渊深，达乎无上，至乎无下，运乎无极，翔乎无形。广于四海，崇于泰山，富于江河，旷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间，无所系戾，其所以监观，岂不大哉！”（《泰族训》）淮南子较孔、孟之说其进步在于认为阅读文学作品“心游”胜过“目游”，“游”之目的虽也在治心，可是不完全是以政治伦理观点矫治弊病，已经渗透进了开阔心界娱情悦性的意味。王充也十分强调文学的“劝善惩恶”作用：“文岂徒调笔墨为美丽之观哉？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也。善人愿载，思勉为善；邪人恶载，力自禁裁。然则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论衡·佚文篇》）劝善惩恶，归于实诚，他认为“圣人作经艺、著传记，匡济薄俗，驱民使之诚实也。”（《论衡·对作篇》）王充对文学的经世致用的观点很是鲜明和强烈。《毛诗序》的观点与之相谐：“《关睢》，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善教化，移风俗。”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揭示了他这种观点的症结：“《尚书》之‘三风十愆’，疾病也，诗人之四始六义，救药也。”也是说读诗如同服药。
“治心说”作为指导文学鉴赏，一在于把读者完全视为被动接受；二在于接受目的纯在于提高道德修养，形同读政治教科书；三在于忽视文学作品自身规律，将一些非政治伦理性的作品强扭或硬塞进关于风化的内容。因此这还是先秦儒家文学观的延伸。可是它较先秦儒家又有所变化。淮南子已萌发了娱心之意，王充已开始触及文学创作中想象、夸张等问题，《毛诗序》也由“诗言志”进而将“志、情”并举，为缘情说开了先导。
虚静说：文学鉴赏的心理要求。《淮南子》继承道家“致虚极，守静笃”、“心斋”、“坐忘”的观点，提出“若夫神无所掩，心无所载，通洞条达，恬漠无事，无所凝滞，虚寂以待……此真人之道也。”（《淮南子·俶真训》）他认为要达到虚静境界，就必须“无载”：“夫载哀者闻歌声而泣，载乐者见哭声而笑，哀可乐者，笑可哀者，载使然也。是故贵虚。”（《淮南子·齐俗训》）如果说，这是要求鉴赏时心境平静，无他事杂念干扰，这无疑是对鉴赏有利的。可是要鉴赏者心理上完全“无载”，那是不符合实际，不可能的。任何一个鉴赏者都有着他的世界观、艺术观，都受其阅历、学养、兴趣、心情等的影响，也就是说不可能完全虚静无载。
才性说：文学鉴赏的才能条件。对文学作品不仅“要赏”，具有欣赏愿望，还要“善赏”，具有欣赏能力。《淮南子》中提出：“耳不知清浊之分者，不可令调音。……必有独闻之耳，独见之明，然后能擅道而行矣。”（《汜论训》）所谓“独闻之耳”就是师旷之耳，对音乐特别敏感并能很好地鉴识；所谓“独见之明”就有卞和之眼，能石中见玉。淮南子进而予以阐释：“故夫孪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玉石之相类者，唯良工能识之；书传之微者，惟圣人能论之。……诚得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修务训》）“是故钟子期死而伯牙绝弦破琴，知世莫赏也”。《淮南子》关于旷世之耳的论述和马克思所说的“对于不辨音律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极其相似。关于鉴赏能力的论述，为后来将其作为一项独立的研究对象开了先河，也直接为刘勰的“知音论”命了题。
要有鉴赏能力，首先要将文学作品与其他性质的作品区别开来，掌握文学表现的特有规律，以文学的眼光看待文学。王充《论衡》一书的宗旨是“疾虚妄”，讲究“实诚”。可是也见出了文学语言的特性：“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誉人不增其美，则闻者不快其意；毁人不溢其恶，则听者不惬于心”（《论衡·艺增篇》）这就使人明了如何看待夸张语。例如“武王伐纣”，传言“兵不血刃”，《尚书·武成》称“血流浮杵”，好象是相矛盾的。王充在《艺增篇》中说“武王伐纣，兵不血刃”是为了“美武王之德”，说“牧野之战，血流浮杵”，则是为了诛纣之恶。这种“表象变异”表达了作者感情，有助于读者理解。这与孟子的“知言”论，以意逆志一脉相承。王充进而对想象、感情等都有所论及，为后世将文学与史学、哲学作品区别对待作了先导。
才性说，一方面在于要求鉴赏者有“才”——鉴赏能力；有“性”——思想观点。另一方面它又是对鉴赏对象作家、作品的要求，既考核作家的思想品德，又论别作家的创作才干；既探究作品的思想价值，又欣赏其艺术成就。这从司马迁论屈原，王逸注《楚辞》都可见出。司马迁赞屈原“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列传》）王逸称屈原“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报，永不刊灭者矣。”（《楚辞章句序》）这种“才性说”乃先秦时期“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结合。
上述仅对汉代的关于文学鉴赏观点举其要，缘此可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轮廓，也给人一个初步印象：汉代较先秦进步之处在于已由原非文学鉴赏论借作鉴赏论，进而为已触及文学作品本身；已由单纯“治世”说进而为与文学特性关系较密切的“治心”说。但这时期尚未形成独立的、成熟的文学鉴赏论，还没有脱离被动接受、重社会功利的窠臼，还没有将文学作品视为审美对象，尚未有稍为系统的理论阐述。这要到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真正的文学鉴赏论。因此，我们将两汉称之为“准文学鉴赏论”时期。
从史的角度考察，可明显见出古代一些文学鉴赏的主干命题，萌发于先文学鉴赏论期、准文学鉴赏论期，经过了约数百年时间，到魏晋南北朝才有了真正的文学鉴赏论。也就是说到这时才有将文学作为审美对象的理论。这以葛洪的《抱朴子》、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代表，尤以品诗的专著《诗品》和品文的专文《文心雕龙·知音》对后世的影响为大。对诗文予以品赏，又经过了一个过程。
魏晋时期品藻人物之风大盛，《世说新语》中有大量的记述，可分为“品人”、“品物”、“品文”三大类型，这也同时反映了三个阶段。
品人 对人的体貌、风度、操守、成就等予以品评。
庾子嵩目和峤：“森森如千丈松，虽磊砢有节目，施之大厦，有栋梁之用。”（《世说新语·赏誉》，下引该书只注篇名）
世目周侯“嶷如断山。”（《赏誉》）
《王胡之别传》曰：“胡之常遗世务，以高尚为情。”（《赏誉》）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容止》）
有人叹王恭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容止》）
这些对人物虽不作概括介绍，仅以比喻等形象语言加以点染，而却使人对所言人物有较鲜明印象，同时对人物誉赏识赞也寓含其中。
品物 品物主要是对自然山水的品赏。这时游山玩水形成风气，在自然山水中娱情冶性。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言语》）
荀中郎（羡）在京口，登北固望海云：“虽未睹三山，便自使人有凌云意。”（《言语》）
王司州（王胡之）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
王子敬曰：“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言语》）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言语》）
这时人对自然风物一方面感到“亲”，一方面觉得“美”，也就是说倾注入自己的感情予以欣赏。这和先秦时期将山川“比德”已不同，那是重伦理轻审美的，同时只将自然物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一种手段，而非作为一种可移情养性的对象物。
品文 对于诗文也作为品赏的对象，不再视同“生活教科书”。
郭景纯诗（《幽思篇》）云：“林无静树，川无停流。”阮孚云：“泓峥萧瑟，实不可言。每读此文，辄觉神超形越。”（《文学》）
《续晋阳秋》曰：“初，安（谢安）优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娱。”（《文学》）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文学》）
《文学》中还记述了支遁、许洵二人精彩的辩难，使听众“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称支道林“才藻奇拔”，谢安“才峰秀逸”，潘（岳）文若披锦，无处不善，陆（机）文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等等，可见这时阅读文学作品，已经注意文辞的声韵音律、文采风格，其感受也不只是明理、知道、增识，已追求“神超形越”，作为“自娱”，而不是“治心”。以文为“娱”，说明阅读作品是一种审美享受。
品人，是当时文士风气的表现。品人，不再以儒家道德伦理作为标准，衡量人的功过善恶，而是赏玩人的文采风流。品物，将自然山川由“比德”转而为“娱情”。品文，从品评人的道德进而品赏其风采。由人到物到文，是逐步递进的，而品评标准也逐步由“道”到“美”。同时，“品”本身已显示了阅读者不再是被动受“治”，而是主动觅取。
文学鉴赏论的成形、成熟，我们从“赏”字的广泛使用亦可看出。
“赏”的字义也经过了一番派衍。先秦时《墨子·经上》：“赏，上报下之功也。”汉代《说文》：“赏，赐有功也。”都是说上级对下属的功劳予以嘉奖，或赐物，或褒扬。到了六朝，“赏”的概念进一步扩充。如《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的“赞誉”和“必罚”相对，显然是按本义使用的，而《世说新语》中《赏誉篇》，所载都是对正面人物的评论和赞扬，所用的“赏誉”和本义已经有了距离。“赏”由本义“与物”进而为“与名”，即赞誉，既脱离了上对下的关系，又脱离了“物质奖励”的内容。最初还用在人物上，如“邈字景声，河东闻喜人。少有通才，从兄颜器赏之，每与清言，终日达曙。”（《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晋诸公赞》）“佳人舍我去，赏爱长绝缘。”（《鲍照赠故人马子乔》）“器赏”、“赏爱”有佩服、喜爱意。最早用于物，即文章上的，为“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移居》诗）欣赏美文之义由此首标。
由“赏”派生的词较多。有“器赏”、“叹赏”、“历赏”、“激赏”、“赏异”、“赏好”、“赏接”、“赏说”等等，多有用例。这里要突出谈的有下列几个概念。
赏玩 赏和玩结合成“赏玩”一词，“玩”带“玩味”的意思。最初用于对自然风光的观赏上：
刘尹曰：“孙承公狂士也，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世说新语·任诞篇》）
（纪瞻）厚自奉养，立宅于乌衣巷，馆宇崇丽，园池竹林，有足赏玩焉。（《晋书·纪瞻传》）
武帝以植太昌、灵和殿前，常赏玩咨嗟，曰：“此杨柳风流可爱，似张绪当年时。”其见赏爱如此。（《南史·张绪传》）
虽然这些都是用于对自然美的赏爱，可是已经含有鉴赏之意，也就是不仅表现了观赏时的愉悦，而且有着理性的判断，不仅仅停留于景物的外观，而且深入到欣赏其境界，不只是一般的直觉感受，而且是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的反应。
赏心 赏心一方面可看成“欣赏之心”，一方面也可视为“为心所赏”。不管怎么说，都会有心理愉悦的意思。例如：
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谢灵运《晚出西射堂》）
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谢灵运《田园树园激流植援》）
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
尽之矣。古来此娱，书籍未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以上各例中的“赏心”，都有使心觉得“美”与“乐”的意思，只是偏于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来说对客观事物的感受。这已经是一种主观内视的审美体验了。
鉴赏 “鉴赏”这个词最早出现于王俭的《褚渊碑文》：“宋文帝端明临朝，鉴（“鉴”或作“览”）赏无昧。”（《文选》卷58）这里的“鉴赏”有“人伦鉴识”之意，即有见人之明之意。《晋书·王戎传》：“族弟敦有高名，戎恶之，敦每候戎，辄托疾不见。敦后果为逆乱。其鉴赏先见如此。”这与《褚渊碑文》中所用相同，鉴赏和欣赏不同之处，鉴赏含有“深知”、“识别”的意思。
从上述可见，六朝时代对客观事物的观照已进入了“赏”的时代。“赏”的字义，已经从“与人奖品”这一对他行为，变成了自己佩服、自己喜悦、自己欣赏、自己明辨、自己品赏这些主观的内顾的行为。再结合前文所述，赏的对象，从人转到物，又进而到文，从对他到内欣，从喜爱到辨识，感情愉悦和理性判断结合起来。所以说，六朝是一个求美的时代，是一个以鉴赏性态度对待一切的时代。文学鉴赏论也就自然而然孕足而娩了。其主要标志可从以下几方面看出。
首先，出现了文学鉴赏方面的专文、专著。过去或将贤哲的其他言论借作鉴赏论，或仅是片言只语，或谈创作而引伸至鉴赏，而这时出现了鉴赏诗歌的《诗品》，鉴赏文章的《文心雕龙》，其中的《知音篇》则是篇专论。因而后世章学诚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心》体大而虑周，《诗品》思深而意远。盖《文心》笼罩群言，而《诗品》深从六艺溯流别也。”（《文史通义》卷5《诗话》）《诗品》和《文心雕龙·知音》既概含了前人的创作论，又另标了鉴赏论。《诗品序》说：“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宏斯三义（案：指赋比兴），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滋味说，即从美学角度显示了文学特性；品味说，即突出了鉴赏审美。一个“味”字，作名词用，作动词用，都将过去的文论辟出了鉴赏一途。《知音篇》则详论了“知音之难”、“知音之贵”、“知音之法”，全从读者接受的角度予以阐释，且形成了一定的理论体系。
《诗品》和《文心雕龙》给后世文学鉴赏提出了比较明确的宗旨、途径、方法，并以自身的实践作了示范。一是将文学作品视为审美客体，文学作品作用于受众，不仅在理性上，更重要的在于感情上。“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芳；书亦国华，玩泽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知音》）只有领略到作品精微奥妙的人，才能在欣赏中得到内心愉悦的享受。鉴赏的途径是“沿波讨源”“披文入情”，通过文字形式窥觇作者用心，并欣赏其美。这必须要“六观”：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看作者的体裁的安排，辞句的运用，继承与革新，表达的奇正，典故的运用，音节的处理。鉴赏者要扫除思想障碍，不能“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这才能“鉴照洞明”。鉴赏者的修养：“博观”、“圆照”、“晓声”、“识器”，还要多实践，“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良书盈箧，妙鉴乃订”，要认识文学的特性，掌握鉴赏规律，提高鉴赏能力，才能很好鉴赏作品。《诗品》除于《序》中标明了鉴赏标准与原则，而且在对作品的评述中反映了其鉴赏途径与方法，奠定了后世文学鉴赏论的基石。
《诗品》虽然对诗的评论以理性思考、逻辑判断为主，采用“溯源流”、“第高下”的方法，将汉魏至齐梁一百二十二位诗人，列为上中下三品，但在具体作品的鉴赏品鉴中，却显示出直觉思维的特征，开创了意象评点的先河。钟嵘的“味诗”，强调对品鉴对象的整体把握，用意象概括诗人的艺术特点，并揭示艺术规律。意象评点实是鉴赏者将直觉感受以形象生动的语言表述之，如卷上评谢灵运的诗“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卷中引汤惠休语“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卷下评江氏兄弟诗：“璿诗猗猗清润，弟祀明靡可怀”。这种点评法沾溉后世，直至近代，形成了我国诗歌鉴赏的传统。这不仅从历代诗话的体制及评法上可看到，而且多袭用钟嵘的品评语式。我们从王世贞的一段话可见对此法的推崇：
吾独爱其评子建“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嗣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灵运“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越石“善为凄戾之词，自为清拔之气”；明远“得景阳之诡諔，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并美，跨两代而孤出”；玄晖“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筋力于王微，成就于谢朓”。此数评者，赞许既实，措撰尤工。（《艺苑卮言》卷3）
这基本上代表了后世对《诗品》的看法，而且出现了大量摹仿其体例、沿用其方法、征引其言论的诗话、词话。意象点评根之于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由《诗品》定构成形后，极易为人们接受，或吸取、或效法、或借鉴，使之成为一种定势成式，又反过来强化了人们的思维方式，成了我国古代文学鉴赏的一个传统。
综上述可见，古代文学鉴赏论从孕育到胎脱，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鉴赏论的成形胎脱，显示了文学观念的成熟，这才能使文学功能的各个环节进入理性阶段。生活→作家（创作）→作品→读者（鉴赏）→生活。在这个文学链中，作家源于生活进行创作，读者接受后又去指导生活，使社会不断进步。由创作论进而为鉴赏论，完善了文学链，由鉴赏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创作水平的提高。六朝时鉴赏论为后世的鉴赏论发展奠下了基石，经过唐的丰富，宋的大盛，清的繁荣，为我国古代文学鉴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理论。
我国古代文学鉴赏论至齐梁时期成熟，有文学创作、理论等发展的自身原因，也有社会、思想变化等外部条件。
大量的文学作品促使探讨鉴赏规律 钟嵘之前，诗歌创作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就《诗品》所品的五言诗来说，也有了六百多年的发展史。六百年间，五言诗的创作硕果累累，既有建安诗歌的“彬彬之盛，大备于时”，又有太康中的“勃而复兴。踵武前王”，还有无嘉诗人的“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均见《诗品序》）大量的作品流播于世，自然提出了如何来品赏的问题。《文心雕龙》成书时间和《诗品》大致相同，刘勰不局限于论五言诗，乃系对各种文体的综合研讨，且继承和总结了先秦、两汉、魏晋时的文论。要创作必有鉴赏，研究创作自然就要研究鉴赏。齐梁间鉴赏论新帜独标，可以说是作品丰富后的自然趋势。
长期的鉴赏实践促使总结鉴赏规律 一千多年的创作史也是相应的一千多年的鉴赏史。这之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许多失误与偏差，如汉儒对《诗经》的解说，将文学作品视为宣扬儒家教义的材料，极尽牵强附会、穿凿逞臆之能事，不仅不以文学的眼光看文学，而且曲解、误解作品的题旨。有了大量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因此，齐梁间鉴赏论的成熟，也就不是凭空而出，而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文学观念的改变促使揭示鉴赏规律 从上文可见关于文学的功用，由“治心”转变为“娱心”，读者由被动接受转而成主动接纳，接受内容由政治伦理观念转而为美的享受。就如诗的作用，由《尚书》首倡的“言志”说，到陆机的“缘情”说，进而为钟嵘的“品味”说，既显示了由作者到读者施事和受事的变化，又表现了诗主理念、感情、审美的递进层次。而且至此才触及到文学的本质属性。由此可见，到齐梁时，充分肯定了鉴赏主体的能动作用，并张扬一种超越功利、名教的艺术精神，体现了“人的解放”与“文的自觉”。只有将文学视为审美对象，并对审美主体进行研究探讨，尚可说鉴赏论建立起自己独立的门户，具有自立自主的地位。
社会现实的变化促使认识鉴赏规律 社会的发展促使人思想的进步，社会的变化促使人观念的变化。汉之后的社会一直处在动荡之中，到南北朝时更是大动荡阶段。动荡的现实，使汉代“独尊儒术”的道统地位动摇了，东汉后佛教传入，魏晋时道家思想又演化为玄学。这些使人由儒家一统的思想桎梏中解脱出来，人的自主意识觉醒，对自然美的追求强烈了，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人出现了。儒、道、释三教合流，使人由被“治心”转而为求“畅神”、“娱情”，由单纯的“明道”转而为求“体悟”、“神思”，人们的思维方式、文学观念也大为改变。加之品藻人物之风盛行，引伸为品物、品文，对文由用到赏，不再视为经世致用的工具，而作为聘心畅怀的场地，将文学鉴赏的理论系统化、周密化也就势成必然。总之，文学鉴赏论到齐梁时脱胎而出，出现了《诗品》、《文心雕龙》双璧，乃社会、思想、文学诸多因素造成的。
探讨和研究我国古代文学鉴赏论的孕育与胎脱的过程，是研究古代文学鉴赏史的重要内容，有助于看出和理解后世文学鉴赏论的展开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今天建立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鉴赏学，以接受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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