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特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建设论文,落后论文,独特论文,道路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1)09-0067-05
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如何进行？或者说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建设路子。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与实践探索的主要课题。我国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取得了的辉煌成就。中国人民在20世纪漫长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经过高潮与低潮、胜利与失败、成功与挫折的风风雨雨，终于找到了一条同中国国情相适合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必经的历史阶段
马克思的“东方道路”不仅提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设想，而且对这些国家革命成功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也以极大的科学预见，进行了初步探讨。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观点是，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不能按照他们所设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的标准（如单一全民所有制，没有商品、货币，实行计划经济等）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必须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必须广泛地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原来落后的生产力以及和小生产相依为命的自然经济，根本不可能长久地维持和发达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简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力是人类文字记载以来最为先进的生产力，是不可能超越的。这是一条普遍规律，“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只能永远等距离追赶先进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以后，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打破了闭关锁国所导致的生产力的重复性，使落后国家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重新开始的阶段。所以，马克思在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论提出了这样的质问：“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像西方那样先经过一段很长的机器生产发展的孕育期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页。）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科学探索还仅仅是开始。但是，他们为后继者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一课题，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
列宁在十月革命之后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中心，就是探索落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他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俄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在俄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列宁认为建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实现工业化的任务，对于小生产大量存在的俄国来说尤为重要。社会主义不可能最终确立在小生产的落后基础之上，“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变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399页。）所以，列宁把改变落后的生产力看作小农国家的俄国在夺取政权之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心。在内战刚刚结束之后，列宁领导全党果断地实现了这个重大转变，实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包括实行粮食税，支持小农和私人工商业企业发展，允许自由贸易，发展租让制、租赁制、合作制等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些政策和措施实施的结果，人民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调动和利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特别是恢复和发展大工业生产，提高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显然，新经济政策的实施，符合俄国小生产优势和多年战争对生产造成严重破坏的实际。俄国经济生产十分落后的状况，决定了它必须走迂回曲折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而不能采取发达国家的过渡办法，即通过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逐步地过渡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列宁反复强调指出：“是最近这几年，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从宗法制度、从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注：《列宁全集》第41卷，第217页。）在列宁看来，新经济政策就是过渡性的政策，就是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中间环节”，认真地执行这些政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注：《列宁全集》第43卷，第302页。）十月革命后列宁在世仅仅七年，但他领导的俄国社会主义实践，是史无前例的开创性事业。他解决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课题，提出了俄国的道路区别于欧洲其他国家道路的思想。至于过渡时期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还有没有特殊性？还要不要走自己的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不是正确的答案。邓小平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从实际出发，独辟蹊径，创造性地科学回答了历史提出的新课题。
在改革开放以前的许多年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基础教训之一，就是对中国所处的社会主义估计过高，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提出了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理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指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这长达上百年的历史时期。它既不同于社会主义基础尚未奠定的过渡时期，又不同于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阶段。它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这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过渡时期主要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在进入社会主义时，就生产力水平说，就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程度来说，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只有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现代化基础上，才能充分体现出对资本主义的优越性。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用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发展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历史阶段，就是不可逾越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落后，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程度低，远未达到现代化水平，这是我国划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和主要标准，同时决定了初级阶段要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我们的路线和政策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脱离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左”的办法，是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的。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特贡献。首先，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里没有出现过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反映了理论上的新内容，即认为中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进入社会主义必须经历一个特殊的发展过程。这些内容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里没有的。其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发展了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思想。列宁认为，俄国由于经济文化落后，生产力水平低，建成社会社会主义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俄国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时期，列宁的意思是说，俄国的“过渡时期”要经历几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而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阶段”要经历很长的历史时期，并且这个历史时期需要经历大约一百年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在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几十年以后，在长期以来过高地估计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的条件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是一项十分困难的理论任务。邓小平和党对这一理论任务的完成，体现了其深刻的自觉性。也就是说，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过去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偏差和错误，认识到重新认识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且形成了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认识，才使这一困难的理论任务得以完成。由于这一理论体现了深刻的自觉性，所以邓小平在实践中反复强调，我国改革与发展的方针政策要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二、必择的经济体制
如前所述，俄国无产阶段夺取政权以后，面临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而在俄国新经济政策时期，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实践中，列宁形成了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新经济政策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本质区别，最重要之点就在于：它不是由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和消费，而是通过有计划地发展商品生产来建设社会主义。列宁正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是以市场、商业为基础还是反对这个基础。”（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44卷，第471页。）他把自己制定的建设计划称为“商品交换这个概念所预定的建设计划”。（注：《列宁全集》第33卷，第73页。）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和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深化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邓小平把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紧密联系起来，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使人们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打上不同制度烙印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公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紧密相连，生产社会化又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成正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阶段。而市场经济则是商品经济发展到发达阶段的产物，是经济的现代化形式和发达形态，是更为成熟的商品经济。只有当不仅产品成为商品，而且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并相应地产生了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信息市场等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商品经济才发展为市场经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一方面反映了对现代经济发展潮流的认同，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走向世界的需要；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中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呼唤。邓小平在概括社会主义本质时，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放到首要的、突出的位置，而“解放生产力”就是对原有的经济体制作根本性的改革，即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的“对象”，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作为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这就将市场经济同发展生产力统一起来，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利用市场经济，用它来推动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吸取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在这里，邓小平创造了一处崭新的“嫁接”，即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地相结合，这一思想和实践打破了过去传统的理论框架，写下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具创造力的一笔。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市场经济与私有制与资本主义相联系，长期以来一直把计划经济看作是划分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权威们也一直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说过，市场经济的三大原则之一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必须是私有制。首次明确提出市场经济概念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也认为：“市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才是可行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它是不可能被‘人为地’仿制的。”（注：参见《现代外国经济论文选》第9辑，第64页。）然而，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就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已、阻碍我们前进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总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邓小平从理论上说明了市场经济可以为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所利用和服务，是更能解放生产力，更有效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经济手段。纵观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其意思是十分明白的：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经济和生产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可以同现代世界上性质各不相同的社会制度相联系，即它不仅可以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可以为资本主义制度所利用和服务，而且可以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可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利用和服务。邓小平提出这一系列论述的意图，就在于领导和指导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利用市场经济体制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创建更美好的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进一步论述了市场经济的社会地位，提出了市场经济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必不可少的重要经济手段的科学论断。1991年1月，他在视察上海时的谈话中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在1992年初南巡谈话中，他在谈到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是，又一次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上述科学诊断，产生于他对市场历史的考察和对其现状的研究。市场经济不是人们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在封建社会晚期，由于进一步的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得到了发展，也就有了市场经济的萌芽，因为只有通过市场才能实现商品的价值。邓小平正是根据这样的历史事实而说过：“市场经济不能只说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市场经济不仅没有衰落，而且越来越发达，其内部的规则、制度越来越完备，并且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采用。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强大生命力和人类对它的选择。从市场经济的现状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实行市场经济，又有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计划机制。邓小平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页。）由于市场经济不仅资本主义社会有，封建社会也有，又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有市场经济，也有计划体制，所以邓小平得出了市场只是经济手段的科学结论，从而确认了市场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我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主要目标。事实已表明，计划经济体制的种种弊端或反功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越来越明显，以至于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已充分证明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即走市场经济的路，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0页。）我们应当从这个高度，重新理解邓小平所讲的“不搞市场是自甘落后”的深刻思想。
邓小平的市场经济理论主张把“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并非完全舍弃计划机制。他认识到，经济计划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被普遍地使用，社会主义国家更不能完全沿有国家对经济的调控，不能完全没有计划机制。相反，越是市场化，越是要加强宏观调控，计划是市场的一个内在环节。他提出，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应该把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1990年12月，他在同党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谈话中，在谈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和市场问题时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在我国以后的经济建设中，“计划和市场都要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在邓小平看来，所谓把市场和计划结合起来，就是指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功能，通过供给的需求、价格和竞争等要素，引导资源向效益较好的部门流动，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发挥计划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不可替代作用，有效地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的方向，较好地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和较好地保证社会公正等等。然而，在经济建设实践中，正确地实现两者的结合，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82年10月，邓小平在同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谈到以后的经济发展问题时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在这里，他郑重地指出了结合好市场与计划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要求党和国家下大力气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对于究竟应该怎样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邓小平也提出了自己的原则性的意见。他说：“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两种经济手段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一样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调节起着基础的和主要的作用，是市场经济体制。
三、必需的精神特征
十几年来，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时，十分重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首次提出的新论断。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从理论上初步探讨“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化社会的特征”时，曾首先着眼于“这些特征的经济方面”，而对社会主义精神特征方面没有作出系统的论述，也没有把它概括为一个特征。列宁十分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作用，他最后口授的五篇论文和一组信件是一个有机整体，通常被称为“列宁政治遗嘱”，实际上，这是列宁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计划”（注：《列宁全集》第4卷，第711页。），其中重要组织部分之一是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构想。但是由于他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时间较短，没有也来不及对社会主义的特征作出全面的概括，包括没有集中论述过社会主义精神方面的和持征。正如他自己所说：“要论述一下社会主义，我们还办不到；达到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是个什么样子，——这我们不知道，也无法说。”（注：《列宁全集》第34卷，第60页。）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正反经验的基础上，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思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科学概念，并赋予这一概念以科学涵义；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个事业的大局中来认识，深刻地论述了它的重要战略地位。他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资本主义，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邓小平理论制定的党的十二大报告对此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没有这种精神文明，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空前宏大的、历史性的系统工程。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全面性、综合性、整体性，而且这种全面性是与社会主义历史发展成正比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相互推动、有机结合、协调发展，才有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有机整体。社会主义必须以建设物质文明为一大支柱，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赖以存在和不断发展的客观物质基础，精神文明建设不能离开一定的物质条件，脱离了经济建设、物质文明的坚实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只是引人误入迷途的海市蜃楼。同时，社会主义必须以建设精神文明为一大支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生命线，它对于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推动物质文明的建设，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对于物质文明建设坚持社会主义正确方向，提供了必要的思想保证。忽视、离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建设就会失去精神支柱，丧失动力，迷失方向，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真正取得成功。因此，一个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社会现代化，绝不能简单归结为经济建设一个方面，更不能简单归结为某个单项目标。社会主义本质上意味着一种新型社会关系、新型文明，因而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实行全面变革，进行全面建设。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8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落后于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如同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放松了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放松了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以1989年出现了非常严峻的政治局面。此后，我们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从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了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近几年来，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出现了党风不正和腐败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出现，重要原因之一是我们放松了对干部的思想教育，如放松了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教育，放松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反映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又有落后于形势发展的趋势。鉴于这种情况，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任务提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日程。上述事实足以说明，邓小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对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具有何等重要的作用的意义。
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需要，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离开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能不受到市场经济一般发展规律的支配，也不能逃脱一切市场经济所共有的弱点。并且，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其负面作用表现得十分明显。一段时期内社会生活中拜金主义的泛滥，“商品拜物教”的盛行，严肃高雅的健康向上的精神作品所受到的冷遇，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等的媚俗和学风不正，就是最有力的证明。所以一方面要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它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其负效应也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不能搞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天真地只要其正效应，不要其负效应。唯一的出路是，越是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越是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立。正因为如此，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问题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历次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他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也在不断深化；在每一次有关市场经济问题的谈话前后，他都把相当的注意力放在相应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上。他明确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引导我们看清方向，排除困惑，坚定不移地向前迈进，引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走向新的成功和新的胜利。在他看来，搞市场经济是为了激发社会主义经济的活力，同时不抛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建设精神文明同样是为了保证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健康向上的进取活力，同时不忘记吸收借鉴人类文明建设的一切积极成果。质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综上所述，邓小平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以巨大的创造精神开拓了一条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道路。如果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曾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话，那么中国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必将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写下更为引人注目的一页；必将成为落后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继续前进的一盏明灯！
[收稿日期]2001-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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