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东亚货币合作：一种亚洲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亚洲论文,金融危机论文,货币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结束之后的两次金融危机催生了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尽管东亚地区内国家对货币合作有着不同的思路和战略，但仍然在维持金融稳定、避免汇率动荡的共同利益基础上，推动了地区货币合作的深入发展。2000年，东盟+中日韩（“10+3”）财长会议达成“清迈倡议”（Chiang Mai Initiative，CMD，奠定了地区货币合作的基础；2007年，“10+3”财长会议达成了“清迈倡议多边化”（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CMIM）协定，并同意建立和加强地区监督机制；在2012年5月召开的“10+3”财长会议上，各国同意将清迈倡议多边化的规模从原来的1200亿美元扩展到2400亿美元。东亚货币合作，一方面反映了东亚地区主义的新发展，地区内国家尝试通过建立基于规则和制度化的治理方式来应对全球金融不稳定，从而有别于此前的地区主义实践；但另一方面，目前的货币合作并未涉及到建立地区货币体系的关键领域，包括共同货币单位和汇率协调等方面。因此，如何理解和评估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仍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学术问题。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东亚货币合作至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在不同的层次上，东亚货币合作所要实现的目标、面临的问题以及主要国家的战略也是不同的。第一，CMI和CMIM最直接的目的是帮助地区经济应对全球资本流动和金融动荡，为面临短期流动性困难的国家提供金融支持，其面临的合作问题是如何决定各方出资比例、设计贷款条件以及避免道德风险等。第二，如果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东亚货币合作的目标是要建立地区的汇率协调机制和共同货币单位，从而促进地区内的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增强要素利用效率，其面临的合作问题是如何克服成员国的国内政治或外交考虑而建立最优货币区。第三个层次是全球层次，关注于全球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组，其面临的合作问题是全球货币体系与地区货币合作的关系、地区内国家的国际货币战略等相关问题。
本文主要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是否存在一种货币合作的亚洲模式？如何思考与评估东亚货币合作进程？第二，如何界定东亚货币合作的性质，并分析其发展前景？文章在简要总结东亚货币合作进程和内容的基础上，提出有关东亚货币合作的关键性问题；然后区分两种不同的货币体系建立过程：美国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建立的欧元体系，探讨领导国在建立全球或地区货币体系过程中所应发挥的作用，并以此评估东亚货币合作所面临的挑战；最后，本文将东亚货币合作问题理解为谈判问题，认为各方对货币合作的分配性结果的估计和所拥有的信息条件会影响未来东亚货币合作的方向和进程。
一、从清迈倡议到清迈倡议多边化：亚洲货币基金的复生？
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推动和促进了东亚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亚洲金融危机对东亚国家至少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亚洲金融危机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以及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脆弱性；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缓慢的救援速度以及苛刻的贷款条件使得东亚国家感到国际货币体系的不可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谋求地区互助的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开始启动。在1997年12月召开的第二届东盟峰会上，东盟国家领导人与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了首次联合会议，“10+3”峰会机制正式启动，之后，“10+3”部长级会议、高官会议以及东亚峰会等合作机制也相继建立起来。
东亚货币合作是在“10+3”的框架内发展起来的。在1998年的“10+3”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议建立财长与中央银行行长间的对话与合作机制，开展地区内的货币与金融合作。1999年11月，第三次“10+3”领导人峰会发表了第一份《东亚合作联合声明》，确定了地区合作的十大领域，其中包括金融与货币合作，强调对共同感兴趣的金融、货币和财政问题加强政策性对话，并加强自救与自助机制。在2000年的“10+3”财长会议上通过了清迈倡议，奠定了东亚地区货币与金融合作的框架。清迈倡议提出要在四个主要领域加强合作：监测地区资本流动、加强政策对话、建立货币互换网络以及人员培训等。东盟与中、日、韩三国间的货币互换是东亚货币与金融合作的核心。所谓货币互换协定，通常是指一国以本币向协定国购买对方的可兑换货币，并在约定的未来时刻按购买时的汇率，用可兑换货币购回本币的货币合作安排。国家间的货币互换合作有助于应对短期收支不平衡问题，帮助解决短期流动性困难，以有利于地区金融市场的稳定。
截至2009年4月，东盟国家、中国、日本与韩国之间共签订了16份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总额约为900亿美元，其中货币互换协定中的20%部分可以直接提取，不需要与IMF的贷款相挂钩，贷款期限为6个月。双边货币互换协定是一种联合自保机制，既可为危机发生国提供实质的贷款支持，也向市场发出国家间合作的信号。
在清迈倡议之外，东亚国家也开展了其他形式的金融合作的尝试，包括建立亚洲债券基金、监测地区内资本流动、进行经济评估与政策对话以及信息共享等。2002年，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提出了建立亚洲债券基金的构想：由该组织的成员方从官方储备中出资建立一个共同基金，用于投资地区内成员发行的主权和准主权美元债券，其目的在于降低东亚国家银行体系的风险，充分利用区域内的金融资源，促进资本在地区内的流动，扩大资本市场规模，提高危机的应对能力和缓冲能力。
2003年10月，温家宝总理首次提出了“推动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提议，建议将基于双边货币互换的清迈倡议整合为多边资金救助机制。2005年，“10+3”财长会议讨论了清迈倡议的多边化问题，强调建立借款的共同决策机制。2007年，“10+3”财长会议决定建立自我管理的地区多边外汇储备池，以实现清迈倡议的多边化。2008年，“10+3”财长会议将储备池规模确定为800亿美元，其中，中日韩三国和东盟的出资比例分别为80%和20%。2009年和2012年，又先后两次增加储备库的规模，分别增加至1200亿美元和2400亿美元。2009年12月，“10+3”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以及香港地区金融管理局总裁正式签署了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并于2010年3月正式生效。CMIM包括两大核心目标：一是为地区内出现短期流动性困难的国家（地区）提供支持；二是对现有国际融资安排加以补充。中、日、韩与东盟国家的出资比例分别为32%、32%、16%和20%。
CMIM的通过标志着东亚货币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为一个自我管理的多边外汇储备池，成员方需要就出资规模与比例、管理、决策、贷款规模、启动与条件、执行与监督等方面建立规则和制度，从而进一步提升东亚货币合作的制度化水平。根据CMIM协定，成员方决定成立独立的监督机构（Independent Surveillance Unit,ISU），目前已将“10+3”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改造为独立监督机构，并从2011年5月开始运行，主要为“10+3”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提供技术支持和秘书处工作。东盟和中日韩三国也就CMIM的决策机制达成一致：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比如出资规模和比例、各国借款乘数与规模、成员国以及借款条件等方面，要根据协商一致的原则进行决策；而在具体的借款问题上，比如启动借款、延期或者违约等，则根据简单多数的原则进行决策。
东亚货币合作经历了东盟内部货币互换网络、东盟与中日韩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以及自我管理的多边储备池三个阶段。在清迈倡议多边化的框架内，东亚国家不仅需要提供一定数额的外汇储备作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共同资金，而且为了使外汇储备池运转顺利，还需要建立对地区金融和宏观经济进行监督的机构，需要设计贷款启动、条件和拨款等程序性的规则。这些特征都使CMIM更像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亚洲版”，即包括金融资源、贷款工具、贷款条件、监督和执行机制等方面制度安排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因此，有学者认为，清迈倡议多边化正在逐步将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变为现实。①未来，这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会发挥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类似的作用，促进东亚地区的汇率协调，建立货币稳定区。②在这些学者看来，主要由中日共同出资的CMIM是地区货币合作制度化的重要进展，CMIM将来很有可能发展成为集设定贷款条件、监督与执行等功能于一体的机构。另外，CMIM也为地区内国家创设亚洲货币单位奠定了基础，各国在亚洲货币单位中的权重可以根据其在多边储备池中的贡献确定。③从这一角度来看，CMIM堪称东亚货币合作的新阶段，并且会成为地区共同货币单位和汇率政策协调制度化的基础。
有关东亚货币合作争论的核心即在于此。对东亚货币合作的不同预期影响了对CMIM及其相关制度安排的评价。首先，从应对金融危机、为面临短期流动性困难的国家提供金融支持的角度来看，与双边货币互换网络相比，地区外汇储备池从储备规模、决策和监督程序上都有着更为明确的制度安排，因此，CMIM在实质内容和运作程序上都与CMI有着质的区别。为增强CMIM的功能和作用，地区内国家需要进一步强化地区监督机制，增强CMIM的实际操作性，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脱钩，等等。其次，从深化地区货币合作的角度来看，一方面，CMIM仍然未能将汇率协调和地区共同货币单位等货币合作的重要内容纳入议程；但另一方面，它也可能为下一步的东亚货币合作奠定基础。从这个层次来看，东亚货币合作的进展并不取决于CMIM，而是取决于货币合作的政治经济动力：既包括地区内贸易和投资的增加以及成员国经济政策同质性的提高，也包括国家间的政治和安全考虑等。最后，从全球与地区货币体系关系的角度来看，CMIM的未来仍未确定。如果地区货币体系安排是全球货币体系的补充，那么CMIM的功能设计和制度安排要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一致；而如果地区货币体系是重组的全球货币体系的一部分，那么则需要建设相对独立的亚洲货币区。显然，CMIM离实现这个目标还很远。不同的目标和视角决定了如何评估CMIM的进程。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力、进展和障碍等进行了深入分析。
二、东亚货币合作：理论与现实的差距
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内容及进展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功能主义的观点，强调货币合作符合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认为通过货币合作可以增进成员国的经济收益；另一种是权力政治的观点，在接受功能主义观点的基础上，认为国家间政治和国内政治是解释东亚货币合作实际进程的必要因素。④
第一，东亚货币合作是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反应。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东亚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既反映出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也凸显了东亚新兴经济体融资结构的失衡和地区金融合作的不足，缺少应对金融危机的地区方案。⑤东亚经济体开始意识到，自身经济发展不但无法避开日益波动的全球金融市场，而且当危机发生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仍会主导救援的速度与贷款条件。⑥一方面，随着全球资本流动的增强，国家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可能性和危害性都在不断增强；而另一方面，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金融治理结构并不能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并为之提供及时有效的援助。东亚国家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得出的教训就是需要建立地区自主救助机制，从而既可以增强预防和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同时当危机发生时，增强向国际组织融资的谈判能力。基于应对危机的地区货币合作，主要集中在建立地区援助机制，即从以前的自我抵御金融风险变为地区集体应对风险的机制。
第二，功能主义借助最优货币区理论来分析东亚货币合作的成本与收益。⑦根据蒙代尔（Robert A.Mundell）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如果某个地区内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就可以组建最优货币联盟。何帆等总结了有关东亚国家已经构成最优货币联盟的文献，认为东亚国家内部贸易和投资已经达到很高水平，具体而言，区域内的贸易一体化程度、贸易结构指标、开放度指标、非对称性冲击、经济结构相似性、要素流动性等方面都已经达到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东盟国家和中日韩三国可以共同建立地区货币联盟。⑧另有学者则认为，从静态标准来看，东亚地区只有经济开放性指标符合最优货币区标准，而经济发展水平、生产要素流动性、产品多样性、金融市场一体化等方面还没有达到最优货币区的要求，但是他们另一方面也强调地区货币联盟的建立符合东亚国家的共同利益，因此仍然主张通过渐进方式逐步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从而最终建立地区货币联盟。⑨过建立地区货币联盟，可以实现节约汇兑成本、促进地区内部贸易与投资、降低货币危机可能性以及稳定价格等目标。
总的来看，功能主义理论强调地区货币合作所带来的共同利益，认为建设地区货币联盟是一个经济过程，随着地区内经济体逐渐满足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条件，国家间合作所带来的共同利益会克服其他方面的阻碍，从而最终实现更高层次的地区货币合作。但是从权力政治的视角来看，东亚货币合作仅仅是功能性的、应对性的，如果不能解决地区内国家间或者国内政治问题，就难以进一步深化地区货币合作。实际上，东亚货币合作并不是渐进性的，而是因为存在权力政治制约，东亚货币合作会被锁定在较低的水平上。
第三，从权力政治的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东亚国家是出于对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不满，才试图通过发展地区货币合作以避免过度依赖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东亚货币合作是这种“制衡战略”（counterweight strategy）的体现。⑩随着东亚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持续增长，它们发现自身利益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并没有得到完全反映，因此在无法直接挑战美国和欧洲权威的情况下，东亚国家自然希望通过地区货币合作来增强在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东亚货币合作被认为是这种权力逻辑的结果。
第四，有观点认为，中日之间的权力竞争是东亚货币合作无法深入的原因。（11）货币合作不仅要能提供共同利益，而且还需要具备政治前提，建立货币联盟需要承担共同的政治责任。（12）而当前东亚地区显然并不具备这样的政治前提，中日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地区霸权或者领导权竞争。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在东亚地区建立以日元为中心或者以人民币为中心的货币秩序的可能性很低。东亚货币合作不过是增强地区国家在国际体系中谈判能力的工具，而无法真正推向深入。（13）地区内的权力现实和利益基础并没有改变，因此东亚货币合作很难进一步推进，只会止步于浅层次的功能性补充安排。
第五，有学者强调，国内政治是阻碍地区货币合作深入的原因。（14）笔者曾提出，东亚经济体多采取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产业政策和出口导向，因此国家行为体偏好于“自由的”固定汇率制，也就是既保持货币政策自主性，又保持汇率稳定，因此不愿意接受多边的、制度化的约束性的地区汇率协调；而社会行为体则可以从地区非正式的生产网络中获益，也缺少支持和促进地区正式货币合作的动力。因此，东亚货币合作一直在既保证成员方的政策独立性，又增进地区应对全球资本流动的能力的平衡中曲折前进。汉密尔顿-哈特（Natasha Hamilton-Hart）也认为，无论是国内货币政策还是对外货币政策都会产生分配性后果，这些分配性结果会对国内政治过程产生影响，从而决定国家的货币合作政策。
无论是功能主义还是权力政治理论都认为东亚货币合作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这些进展并没有涉及到货币合作的核心领域——汇率协调和共同货币等。功能主义强调的是，目前的东亚货币合作仍然处于发展之中，地区内国家的功能性需求会促使它们寻求进一步深化货币合作，建立货币联盟；而多数的权力政治学者则认为，货币合作和地区货币联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东亚地区内的国家间政治和国内政治可能是阻碍地区货币合作进一步发展的因素，因此，他们认为，东亚货币合作会被锁定在较低水平的自我管理的共同储备安排上。东亚货币合作究竟是会因功能性压力而持续深化，还是会囿于固有的权力政治逻辑而无法深入发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需要从既有的国际或地区货币合作安排中寻求借鉴。
三、货币合作的两种模式：布雷顿森林体系和欧洲货币合作
货币体系具有两个特征：其一，货币体系是等级体系；其二，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是货币合作的主角。（15）国际货币合作意味着成员国承诺维持其货币的固定价格，而且固定汇率体系是非对称的，因此货币体系是等级体系，包括领导国和追随国。另外，因为国际货币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国际货币合作更为复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主要建立起两个货币体系：一个是以美国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另一个是欧洲国家实现的地区货币一体化。这两个体系建立的背景、原因和运行动力不尽相同；在这两个体系中，领导国与追随国之问的关系也有所区别。创建一个货币体系需要平衡领导国与追随国的权利和责任。在一种特定的货币体系安排中，各成员方共同面临着如何分担成本、调整失衡的问题。在上述两种货币体系安排中，领导国所承担的责任不同，货币体系所面临的挑战也不相同，因此维护和改进体系的制度安排也不相同。
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由美国和英国倡导建立的。这是第一个由主权国家通过谈判所确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主要内容包括：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资本管制和负责提供短期流动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较好地实现了汇率稳定，解决了国际收支问题，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并且其主要成员国逐步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可兑换，从而促进了战后经济的复苏。（16）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领导国要为其他国家提供国内市场，从而保证国际流动性的供给。在该体系运行初期，美国通过向其他国家分配储备，帮助这些国家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可兑换。1948年，美国拥有全球三分之二的货币储备，到1958年欧洲国家恢复经常账户可兑换后，美国的份额下降为全球的二分之一。（17）为了解决国际货币体系流动性问题，美国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国际收支逆差，逆差额就是美元在全球的流动性供给。而其他追随国则要对持有美元保持信心，并通过资本账户的资本流动帮助美国维持经常账户逆差。这就是所谓的“特里芬难题”：“以外国持有的美元余额的增长来满足超额的储备需求，将导致该体系在动态上是不稳定的”。（18）从领导国和追随国的关系来看，“特里芬难题”是一个承诺的可信性问题，追随国要对领导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信心，对美元储备维持币值具有信心，而领导国也要真正确保自身币值的稳定。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这种承诺的可信性被打破。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宣布取消美无与黄金的挂钩机制，国际货币体系迈入了新阶段。1973年，美元第二次贬值后，浮动汇率和货币政策却带来了汇率稳定，此后，西方工业化国家开始采取浮动汇率制。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承认浮动汇率制度。1978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第二次修改协定条例，使浮动汇率制成为了合法的汇率制度安排。80年代，主要国家先后选择了浮动汇率制。
有学者将21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Ⅱ”，认为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同四十多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相类似，都是由核心国（或领导国）与边缘国（或追随国）共同构成的。追随国实行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坚持低估汇率、资本控制和利用储备购买领导国金融资产等政策，而核心国则通过提供国内市场、保持贸易逆差来为这些国家提供流动性。（19）他们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核心国家是美国，边缘国家是欧洲和日本；而在21世纪，核心国家仍然是美国，但是边缘国家变为亚洲国家。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Ⅱ”的稳定是一个集体行动问题，不仅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需要共同认识到维持体系的必要性，而且还要有采取行动的足够动力。
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再平衡和全球流动性过剩的问题。美国和亚洲贸易伙伴之间存在着持续的、大规模的贸易不平衡。美国在21世纪的最初10年中，其经常账户逆差占GDP的比例经常超过3%，因此美国不得不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寻求资本支持其经常账户的支出。而在全球经济中，存在着巨大的储蓄过剩，从而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剩。（20）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潜在的问题的外在表现就是核心国家的金融危机。当追随国对领导国的货币失去信心时，核心国无法通过追随国的资本投入来维持经常账户的逆差。因此，在以美元为中心的“两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领导国的责任是提供国内市场，通过经常账户逆差为其他国家提供流动性；而追随国则通过投资领导国金融资产的方式，帮助领导国维持经常账户逆差。领导国和追随国都要承担维持体系稳定和运行的义务。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存有问题，即如何调整国际收支不平衡，促进世界经济协调、持续发展。因此，相关的国际合作和制度设计也主要是以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的。
第二种模式是欧洲货币合作模式。欧洲经济共同体创建于1957年，其主要目标是建立共同市场，促进商品、资本、服务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欧洲经济共同体于1962年实行了共同农业政策，旨在为区域内的农产品设定统一的价格水平。这一制度安排需要成员国间汇率的稳定。1973年，欧洲建立起蛇形浮动汇率制度；1974年，成立了欧洲货币合作基金，用以监督欧洲国家的货币政策和信贷使用；1979年，建立起欧洲货币体系，以保证欧洲货币稳定。80年代末、90年代初，欧洲加速了货币合作进程。1989年，欧洲理事会接受了《德洛尔报告》，报告支持在10年内建成欧洲货币联盟，主张建立欧洲中央银行，执行共同货币政策和发行单一欧洲货币等。根据《德洛尔报告》，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制定了建立欧洲货币联盟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解除资本管制；第二步，成立临时的欧洲货币机构，促进宏观经济合作；最后，迈向货币联盟。（21）
在欧洲货币合作中，法国和德国共同发挥了领导作用，尤其是德国和德国马克在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德国是欧洲货币一体化的领导者。但是，德国在欧洲货币联盟中的领导作用与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作用不同。德国发挥作用的基础是马克作为强货币的优势。德国为欧洲货币体系的发展提供了两项重要的领导功能：标准设定者和中间人的功能。欧洲中央银行就是以德国中央银行为样板成立的。（22）另外，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德国是欧元区的贸易盈余国，而非赤字国；而欧洲的外围国家，如西班牙、希腊，不仅国家的生产竞争力不足，而且消费过剩，是区域内贸易的逆差国。在欧洲货币合作中，领导国是标准的设定者，拥有具有竞争力的产业基础和良好的宏观经济表现；追随国则是标准的接受者，处于不断完善自身经济结构、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阶段。在贸易关系中，领导国是顺差国，而追随国可能是逆差国，因此领导国需要对追随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前景抱有信心，并且通过资本投资平衡其经常项目逆差。如果无法实现上述领导国和追随国之间的互动，那么追随国就很有可能发生债务危机。面对这样的问题，欧洲货币合作主要通过强化财政纪律和建立地区援助机制的双重方法来解决，前者着眼于长期，后者则主要为应对短期危机。
货币体系的建立与运行不仅是经济学问题，也是国际关系问题。正如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做的总结：国际收支自动调节的观念是个错觉；货币体系的运行需要国际合作的支持；安全和政治合作能够增强货币合作的可靠性；各国政府是否会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受政治环境制约。（23）货币体系是一个等级体系，在不同的货币体系中，领导国和追随国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不同，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同，因此，不同的货币体系面临不同的合作问题。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国为追随国提供市场，而追随国则通过积累美元储备投资于美国。在这个体系中，贸易不平衡是双方需要调整的问题。而在欧洲货币体系中，德国作为领导国向追随国出口产品，而且资本也会流向这些国家，体系所面临的问题是追随国的生产能力和清偿能力问题。
四、货币合作的亚洲模式？
自清迈倡议签署以来，学者们对东亚货币合作或者地区主义有着不同的反思——或关注地区合作的领域，或注重合作的次序，试图发现东亚货币合作和地区主义的新特征，尝试概括一种货币合作的亚洲模式。那么，真的存在货币合作的亚洲模式吗？我们如何界定一种货币合作的模式？
有学者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东亚地区合作界定为“应对式的地区主义”（reactionary regionalism），认为东亚的地区合作主要是用来缓冲和调节地区外的影响——主要是美国的影响。亚洲过去的地区主义是由美国及其盟国所主导的，而新的地区主义则是为了应对美国霸权的可能衰落。（24）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认为，东亚货币合作是为了应对美元霸权衰落而被设计和推出的。而且，因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亚洲国家开始从开放的地区主义走向相对独立的地区主义，（25）即强调地区性组织和地区性解决方案的重要性。
更有学者将货币合作视为亚洲地区主义的新特征，称之为“货币地区主义”（monetary regionalism）。（26）对东亚国家而言，亚洲金融危机最主要的教训可能是，原来的地区经济合作无法帮助成员国应对金融危机，因此，东亚合作模式从此前的贸易合作主导转向货币合作主导。货币地区主义认为，在特定条件下，国家间的合作是可以首先从货币合作开始的，这种合作可以分四步走：地区流动性基金、地区货币体系、经济和货币联盟以及政治联盟。这样做的好处是，地区可以相对独立和不易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何帆也认为，亚洲的货币合作先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可能是东亚货币合作区别于西方的特征。（27）
在东亚货币合作中，除了清迈倡议及其多边化协定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设想是亚洲货币基金。一些学者既将亚洲货币基金视为东亚地区下一步一体化的坚实基础，也将之视作东亚地区合作更为制度化的开端。（28）尽管1997年日本关于亚洲货币基金的最初设想因为大国的反对而夭折，但是这些学者认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已经重新复活了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那么，亚洲货币基金是独特的吗？它能否成为货币合作的亚洲模式的特征？1997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在9月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香港年会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想法，提议东亚国家共同创建一个1000亿美元的地区基金——主要由日本提供——以更宽松的条件为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提供更多的流动性。日本的这一没想一经提出，就遭到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烈反对。（29）后者认为，无条件或者以宽松条件为危机国家提供贷款会导致道德风险问题，危机国家会因此不认真进行改革，而且认为这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相互冲突，因此没有必要建立亚洲货币基金。对日本为何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日本政府主要出于对国内银行和制造业的考虑；第二种解释则强调，日本希望通过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来增强自身的地区影响力；第三种解释认为，亚洲货币基金给日本按照其方式管理和解决金融危机提供了支点；第四种解释则强调，日本主张的亚洲货币基金和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或理念，美国和日本之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竞争，日本希望通过亚洲货币基金来捍卫经济发展的亚洲模式，或者说发展型国家的模式。（30）
尽管亚洲货币基金的设想因为美国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是随着之后清迈倡议及其多边化协定的签署，仍然有人主张将清迈倡议多边化协定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相脱钩，增加国家从地区储备池中自主借款的比例。（31）其逻辑基础是，独立的地区货币安排意味着更深层次的地区货币合作水平。但是，东亚地区真的需要一个独立的亚洲货币基金吗？亚洲货币基金是货币合作的亚洲模式么？从为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提供金融支持的角度来看，地区货币基金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也不是区别货币合作模式的独特特征。首先，独立的亚洲货币基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道德风险，同时会增加债权国的资金风险，其结果将导致债权国提高贷款利率或不愿意提供资金。其次，地区货币基金的规模很可能不足。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更具传染性的今天，地区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压力会迫使区域内国家寻求外部——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也就是说，地区货币基金无法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脱钩。最后，地区货币基金的监督和执行能力不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从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由单一的多边组织框架来进行监督和执行显然更有效率。迄今为止，清迈倡议及其多边化协定都未能发挥其所设想的作用。无论是双边互换协定还是多边储备池，如果能够为成员国带来更多安全感的话，东亚国家就不会仍然持续地积累外汇储备用于自保。而事实上，2000年以来，东亚国家仍然主要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预防金融危机。
探讨是否存在货币合作的亚洲模式，我们还是应当从货币体系中领导国与追随国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只有当领导国和追随国对各自承担的责任和分担的成本达成协定或具有默契时，一个货币体系才能运转起来。货币体系的建立既是一个合作问题，也是一个谈判问题。（32）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成员国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也是成员国分配收益和分担成本的过程。因此，货币体系中领导国和追随国如何分配收益和成本，以及两者如何互动，是区别不同货币合作模式的标准。以此为标准，在东亚地区，潜在的领导国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或者阶段性的建立地区货币体系的战略，以明确领导国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以及国际收支平衡的成本分担等。因此，对东亚货币合作前景的思考需要建立在对领导国和追随国互动的分析基础上。
五、东亚货币合作的前景：分配性结果与信息
有两类问题始终阻碍国际合作。一类是有关监督（monitoring）和制裁（sanctioning）的问题。典型的例子是囚徒困境。行为体之间达成合作协定之后，需要监督机制来确定守约情况，也需要制裁机制来惩罚违约者。另一类是分配和信息问题（problems of distribution and information），即行为体从一组可能的结果中如何进行选择的问题。如果行为体对结果有不同偏好，自然会产生分配性问题；如果行为体对可选择的结果的价值不确定，而又可以共享信息，就会产生信息问题。（33）东亚货币合作是一个分配和信息问题。地区内国家要从不同的货币合作形式中选取特定方式，而且行为体对货币合作形式具有不同偏好，对货币合作结果具有不同信息。
一般而言，一个有关分配和信息的合作问题至少具有四个特征。首先，存在几种不同的可能方案；其次，行为体之间协商采取共同方案会改善各自的福利情况；第三，行为体通常对偏好何种结果并不确定，行为体都具有某些偏好信息；第四，行为体对结果往往具有不同的偏好。（34）东亚货币合作也具有这样的特征。首先，东亚行为体对如何推进地区货币合作具有不同方案；其次，行为体采取合作行为会改善各自的福利情况；再次，行为体对某种特定方案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最后，东亚行为体之间对采取何种方案存在不同偏好。这种情况可以用图1来表示。行为体之间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行为体1希望采取行动A，而行为体2希望采取行动B。a的大小表示两个行为体之间分配性冲突的强度，a越大，两个行为体希望对方采取自己偏好的行动的动机就越高。分配性冲突的程度反映了行为体为了接受自己偏好的结果所愿意承担的风险。（35）在货币合作领域亦如此。货币体系中的领导国与追随国要尽量降低对a的预期，从而降低双方分配性结果的冲突程度。合作各方要尽量创造平台，分享关于货币合作结果的信息。
“成功的谈判需要参与方对其所谈判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具有某种共同预期。行为体采用标准的谈判程序来帮助这种共同预期的形成。国际机制提供谈判论坛，并确信其会促进行为体预期的趋同，从而有助于国际合作。”（36）东亚货币合作也是各方共同预期的形成过程，目前的“10+3”财长会议、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以及清迈倡议多边化后的相关安排，是创造标准谈判程序的过程，并通过这些过程来逐步形成有关结果的共同预期。
目前，东亚货币合作安排会促进未来可能的地区货币联盟的形成或者货币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但是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创造标准化的谈判程序和促进共同预期的形成，而不是通过所谓的外溢效应发挥影响。东亚货币合作的前景仍然取决于主要行为体就有关解决方案共识的形成和相关信息的共享。
①Chalongphob Sussangkarn,"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Origin,Development,and Outlook",ADBI Working Paper No.230,Tokyo:Asian Development Bank Institute,July 2010; Barry Eichengreen,"What to Do with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 Asian Economic Paper,Vol.2,No.1,Winter 2003,pp.1-49.
②C.Randall Henning,"The Future of 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An Asian Monetary Fund?" Policy Brief No.PB09-5,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9;C.Randall Henning,East 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Policy Analy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68,Washington,D.C.: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2.
③Wolf Hassdorf,"Much Ado about Nothing?: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and East Asian Exchange Rate Cooperation",Ritsumeikan Annual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0,2011,pp.128-130.
④Wolf Hassdorf,"Much Ado about Nothing?: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and East Asian Exchange Rate Cooperation",pp.121-142.
⑤吴晓灵：《东亚金融合作：成因、进展及发展方向》，载《国际金融研究》2007年第8期，第4～8页；史红燕：《东亚货币合作的现状及前景》，载《中国金融》2002年第7期，第47～49页；余永定、何帆、李婧：《亚洲金融合作：背景、最新进展与发展前景》，载《国际金融研究》2002年第2期，第6～12页；李晓、丁一兵：《论东亚货币合作的具体措施》，载《世界经济》2002年第11期，第3～10页。
⑥Robert Higgott,"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sentment",New Political Economy,Vol.3,No.3,1998,pp.333-356; Robert Wade and F.Veneroso,"The Asian Crisis:The High Debt Model vs.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New Left Review,Vol.228,1998,pp.3-23.
⑦何帆：《危机之后的亚洲货币合作》，载《国际经济评论》2001年第1～2期，第23～26页；何帆、覃东海：《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成本与收益分析》，载《世界经济》2005年第1期，第3～16页；洪林：《东亚货币合作：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载《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第4期，第40～45页；黄梅波：《最优货币区理论与东亚货币合作的可能性分析》，载《世界经济》2001年第10期，第41～46页。
⑧何帆、覃东海：《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⑨洪林：《东亚货币合作：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赵锡军、李悦、魏广远：《亚洲货币合作：理论与可行性研究》，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69～76页。
⑩Injoo Sohn,"East Asia's Counterweight Strategy: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Evolv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G24 Discussion Paper Series 44,New York:United Nations,March 2007.
（11）张洪梅、刘力臻、刘学梅：《东亚货币合作进程中的中日博弈探析》，载《现代日本经济》2009年第2期，第12～17页；李晓：《全球金融危机下东亚货币金融合作的路径选择》，载《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5期，第3～25页；陈雨露：《东亚货币合作中的货币竞争问题》，载《国际金融研究》2003年第11期，第17～23页；Injoo Sohn,“East Asia's Counterweight Strategy:Asian Financial Cooperation and Evolving International Monetary Order”;Wolf Hassdorf,“Much Ado about Nothing?: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and East Asian Exchange Rate Cooperation”,pp.121～142; Christian Wirth,“China,Japan,and East Asian Regional Cooperation:The Views of 'Self' and 'Other' from Beijing and Tokyo",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Vol.9,No.3,2009,pp.469～496;Barry Eichengreen,"The Parallel-Currency Approach to Asian Monetary Integration",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6,No.2,May 2006,pp.432～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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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James Morrow,"Modeling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8,No.3,1994,pp.387-388.
（34）Ibid.,pp.391-392.
（35）James Morrow,"Modeling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pp.395-396.
（36）Ibid.,p.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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