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新编论文,历史教科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历史教科书,恐怕没有一个国家像日本那样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由于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獗而形成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其严重程度几度演变为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1]日本2002年版历史教科书的出笼及对其审定的“合格”再次引起轩然大波。《新编历史教科书》不能正视历史,回避、隐瞒、修改了许多重要的侵略史实。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史实铁证如山,举世公认,绝不是《新编历史教科书》可以任意抹煞和篡改的。《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成为日本有识之士和亚洲人民关注的焦点。2002年,在南京举办的首届“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论坛”上,俵义文和荒井信一教授提出了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写统一教材建议,三国学者对这一建议热烈响应,达成了共同编写东亚三国近代历史的决议。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工作,2005年5月,《东亚历史共同读本》将在中国、韩国、日本以各自语言面世。三国学者一致认定日本发动的东亚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在此背景之下,重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特别是《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对于揭露日本这种歪曲历史修改教科书的做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会有所裨益。
一、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由来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2]战前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均定为国定教材,战后教科书体制逐步改为审定制。战后日本教科书审定制度是从1948年开始实施的。根据1947年制定的《学校教育法》规定,凡教科书必须经文部省审定后方可在学校使用。
第一次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政治风波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1955年,日本民主党发表了题为《值得忧虑的教科书问题》一文,攻击战后日本在美国民主主义教育政策指引下编写的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日本侵略历史的内容,第一次提出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3]1958年,在岸信介内阁的文部大臣滩弘吉主持下,对历史教科书进行了重大修改。新书不仅不再写明中日甲午战争的侵略性质及其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反而称赞了甲午战争“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接着,文部省又强行把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反省”的内容全部删除。1960年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的意见中明确宣布,反对给日本过去的战争定性为帝国主义战争,而提倡使用“大东亚战争”;反对说战争给中国造成不幸,而应该写“给亚洲带来了一个独立的机会”。在右翼势力支配下,日本政府发动的第一次教科书攻势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几乎有80%的正确认识战争罪责的教科书被审定为不合格,并迫使许多正直学者放弃了教科书的编写工作。
第二次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政治风波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日本高中二、三年级和小学1983年度使用的教科书过程中,对送审的高中二、三年级历史教科书提出的修改原则是:在记述有关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事实时,要冲淡对日本侵略行为的记述。在审定中,还对一些具体史实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如对日本侵略问题的叙述,认为“侵略”一词过于强烈,要改成“进入”或“进攻”等。
第三次围绕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政治风波发生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1996年,报刊上广泛刊载了将日本的战争“正当化”的新闻。同时,在国会议员中掀起了否定侵略战争、否定“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运动,并美化其名曰“推进国民的形成”。在自民党和新进党等党派组织中形成了攻击教科书的联盟,妄图肯定日本的过去。日本右翼势力于1997年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该会以“自由主义史观”为指导,打着“爱国”和为了“光明的日本”的旗号,掀起教科书“改恶”的逆流。右翼以教科书中关于“从军慰安妇”的内容作为攻击焦点,坚持“从军慰安妇是商业性的公捐行为”、“强制慰安妇纯属捏造”,认为教科书中出现“慰安妇”内容“对学生没有益处”,这意味着日本人“好色、淫乱、愚劣”,坚持要求将“从军慰安妇”的内容从教科书中删除。
到了世纪交替的时期,日本右翼势力在政府的纵容下,又一次掀起篡改和歪曲历史,妄图为军国主义侵略开脱罪责的反动浪潮。1997年,以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西尾干二为代表的一些右翼学者,认为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带有“民族自虐”性质为借口,组成了“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并着手炮制以他们反动史观为基准的教科书。从1998年起,日本开始编写2002年4月使用的教科书。2000年12月,文部省对教科书进行第一次审定,2001年4月3日,文部省对教科书做最后的审定,“编撰会”所编初中历史教科书被审定“合格”。该教科书宣扬“皇国史观”,严重歪曲历史,美化侵略战争,淡化日军暴行。另外,教科书只字不提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等问题。7月9日,日本政府宣布由于“没有发现明显违背事实之处”以及日本史学界存在不同说法,不能根据中方的要求对扶桑社教科书进行进一步修改。
日本文部省每4年就要审定一次教科书,因此,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的斗争还将继续下去,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活动保持高度的警惕。
二、“新”历史教科书中的荒谬论点
在这本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所谓“新”历史教科书里,宣扬了许多荒谬反动的观点。第一,鼓吹“侵略有理”、“侵略合法”。如《新编历史教科书》第240页:“1910年(明治43年)日本不顾韩国的反对,用武力断然采取合并行动”。侵略占领他国领土却说是“合并”,企图模糊是非,掩盖侵略的罪恶行径。[4]再如《新编历史教科书》第286页:“满洲事变,加深了中日间的对立,那之后,签订停战协定,两国关系也渐渐得到改善。满洲国把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作为口号,因为日本重工业的输入,经济比较顺利地得到发展。因而一些中国人口流入满洲国。”[5]对日本侵略我国东北,扶持傀儡政权“满洲国”,书中竟胡说是为了“建设王道乐土”,这简直是颠倒黑白,对罪恶的“满洲国”加以无耻的美化。
第二,强词夺理或有意淡化日本侵略军的战争罪行。比如,对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新”教科书的送审本这样诡辩:“东京审判法庭认定,日军在1937年发起的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杀害中国民众20万人以上。但是根据当时的资料,南京人口是20万,在日本进攻一个月后,人口增加到了25万,除此之外该事件还有许多疑问点,现在还在继续争论。因为是战争当中,即使是发生某些杀害事件,也不是大屠杀一类的问题。”到修改本时,仍然声称:“关于这一事件的实际情况,资料上有许多疑问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还在持续争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南京大屠杀的人口数字上故弄玄机,好像当时全南京市只有20万人,经过日本侵略军的短期统治,人口反倒增加了,妄图以此来证明日本侵略军并没有滥杀人,反而使南京人口激增了。这岂不是天大的谎言吗!在《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中记载,南京大屠杀中受害者的确切数字是34万人,被屠杀者279586人。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的判决书这样写道:“据后来估计,日本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的时间里,在南京及其附近被杀害的普通老百姓和俘虏,总数在20万名以上……这些数字没有把被日本军焚烧后丢弃的、投入扬子江的以及用其他方法处置的许多人计算在内。”此外,日本右翼势力所编的“新”教科书对目前为世界所瞩目的“慰安妇”问题,骇人听闻的“七三一”部队残害中国人的行为,都故意避而不谈。
第三,鼓吹日本军队“侵略有功”,被害国人民抗日反而“无理”。在《新编历史教科书》第277页,当写到太平洋战争时,载有“这是数百年来在白人的殖民地统治下呻吟的当地人民的协助下取得的胜利。日本的这次初战告捷,给东南亚、印度等地的许多人民带来了独立的梦想,增添了勇气”。这真是天方夜谭,一派鬼话。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地区大肆疯狂侵略,反倒说成了把各地呻吟的人民从白人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些呻吟的人民帮助日本侵略军取得胜利。这就是说被侵略者是欢迎日本强盗的。日本侵略者几乎打遍、占领了太平洋整个地区,反而说是“目的是自存自卫和将亚洲从欧美等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到别国领土上去烧杀掠夺,说成是自卫,真是无耻霸道的理论。竟然把日本侵略战争篡改成为解放太平洋各地人民而进行的战争,最终是要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等。[6]与此同时,“新”日本历史教科书还把矛头指向东亚各国群起抗日的军民,诬蔑各国的抗日爱国运动为“暴力实现革命”的错误举动。比如,指责中国抗日活动,“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的表现。但因受到通过暴力实现革命的苏联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而日趋过激,对于不断扩大势力的日本,中国抵制日货、袭击日本人的排日运动变得十分活跃”。明明是由于日本经济侵略和政治军事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却本末倒置歪曲成由于中国的过激暴力思想引起了“排日”。这种歪曲史实的谬论在日本右翼势力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里比比皆是,如将朝鲜人民为保卫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抗日斗争描述成“违反条约的违法行为”等等。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以上虽仅是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的部分内容,但亦足可反映出新教科书扭曲、颠倒了的历史观。新教科书抹杀了日本侵略扩张对中国、韩国及整个太平洋地区人民造成的无与伦比的灾难,篡改否定基本史实,美化侵略战争,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为日本军国主义扬幡招魂。因此,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是极其危险的。日本政府必须及时制止,同时,有志于维护世界和平、亚洲和平之士要起来揭露他们的行径,让世人明晓历史真实,严防历史悲剧重演。否则,后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三、日本教科书问题发生的缘由
日本官方审定的历史教科书,代表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基本态度,而日本政府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教科书问题上做文章,美化侵略战争,推卸战争责任,否认战争罪行。为什么战败后50多年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一再发生,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缘由:
(1)“皇国史观”是某些日本人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思想根源。所谓“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史观,是日本天皇制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将日本的种族、天皇、宗教、文化等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视为“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看作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7]日本人的这种自傲、自负的心理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精神根源。正是“大和民族优越”论,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之一。在历史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和朝鲜,都是以这种蔑视观为动力的,受其影响,有些日本人至今仍把自己标榜为亚洲的“一等人”,以“优越”民族而自居,蔑视其他亚洲人民。为了维护日本的“优越”地位,一些日本人告诉国民,决不能承认“侵略”,决不“反省和道歉”,否则,日本民族就将“被贴上耻辱的标签”,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论证,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不是败给了中国等亚洲国家,而是败给了美国的物质力量,尤其是败给了美国人使用的“野蛮”的核武器。这些人看到如今日本经济实力直逼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心中自然渴望重温昔日“大东亚战争”、“皇军赫赫战果”的梦想。
(2)战前的“皇国史观”根深蒂固,战后仍有一定的影响,[8]不能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下一代。战后,“皇国史观”曾一度衰落。但是时过不久,一批旧军人、旧外交官,乃至战犯采取修史立说的手段,通过撰写历史著作、回忆录、传记、秘录以及发表日记、手记诸方式,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否认侵略,改头换面地推出“皇国史观”对外战争观的变种——侵略有理史观。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日本政府文部省利用审定教科书的权力,促进“皇国史观”的复活,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向日本年轻一代进一步宣传扩大侵略有理史观。这就使侵略有理史观更加广泛、深入地传播和蔓延。侵略有理史观这一意识形态经过几十年的传播、鼓吹,已在战后日本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政治影响。
(3)日本国内存在一个特殊群体——遗族会的影响。遗族,指的是二战中阵亡者的遗属。日本遗族会的成员是阵亡的家属、后裔,他们惟恐战死者受贬,以致影响到自己的面子和利益,不愿意把日本在二战时的行为说成侵略。这群人在日本形成一个庞大的特殊团体。日本人信神道,他们内心深处都认为,如果将其父辈定为是因参加侵略战争而丧生,他们的在天之灵将不得安宁,自己作为战犯的遗属也得不到拯救,这种思想意识使一些人不愿意正视父辈的历史污点,容易受到“皇国史观”的蛊惑,甚至同流合污。[9]这使得这部分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成为日本右翼势力为侵略战争翻案、歪曲历史、宣扬“皇国史观”的社会基础。
(4)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下,日本的国家战略目标开始向政治、军事大国迈进,新保守主义思潮逐渐泛滥,修宪、改史、扩充军备的声浪和行动与日俱增。于是,战后以来一直未能得到清算的旧军国主义史观在这种土壤上开始泛滥起来,从官方到民间,从学术界到社会团体,右倾战争翻案的歪风越刮越凶。
正是以上诸因素导致了战后日本“皇国史观”、“军国主义史观”的再现和教科书问题的一再出现。日本这种美化侵略战争,歪曲历史,不反省,不道歉的态度,极大地伤害了受害国人民的感情,理所当然要引起中国人民及曾在二战期间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其他国家人民的愤怒和严正的抗议;引发中日、韩日关系的剧烈震荡,阻碍朝日关系正常化进程。从长远看,右翼教科书将再生军国主义思想的后代,最终受害最甚者莫过于日本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