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风和《文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朝论文,文风论文,文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来的各种文学作品选集，都有其一定的编选目的，特别是那些在文学史上起了较大影响，并且代表着一定的文学流派的选本更是如此。因为每一种选本，总是体现着编选者的文学主张，而这种主张又并不是完全取决于编者个人的意志和偏爱，它还要受每个时代的历史条件及文学思潮的制约；同时，编选者们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因此当我们在论述和评价一部文学选本时，正像评价作家或作品时一样，也要做到“知人论世”，才能得出比较允当的结论。这个道理对研究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文学选本——《文选》时，也是适用的。因此在讨论《文选》的体例及其选录标准时，结合萧统及他周围一些文士们所生活的齐梁时代文学界的情况来加以探讨，应该说是必要的。在这里，我想就这个问题提几点粗浅的看法，请大家指正。
（一）
《文选》一书，根据历来的著录，都认为是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近年来有些学者如日本的清水凯夫教授，则认为此书实出刘孝绰之手。像这样一部上起先秦下迄梁初，并且包罗了几乎当时所有文学体裁的选本，是否完全出于萧统或刘孝绰一人之后？这个问题早已有人提出过不同的说法。唐代来到中国的日本僧人空海在《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中说：“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目》讲到《文选》时云：“与何逊、刘孝绰等选集。”这两条记载中，《文镜秘府论》所说比较近乎事实。因为从刘孝绰和萧统的关系看，再说上述二书一致认为刘孝绰参加了这一工作，那么他至少是编纂之一当无疑问。但空海所说“刘孝绰等”，当不止他一人。那么和萧统、刘孝绰一起从事这一工作的还有谁呢？照《中兴书目》的说法，还有何逊。但史籍中关于何逊的记载并未提到他曾在萧统手下任职，出入东宫，并且他卒于天监末年(518-519)，而《文选》所录作品的作者，有些人卒于普通年间(520-526)，较何逊为晚，所以何逊是不可能参预其事的。不过，从《文镜秘府论》和《中兴书目》二书中都说到了“等”字看来，可以推知协助萧统工作的恐怕还有其他人物。从一般情况来推测，和萧统关系最密切的东宫学士中，除刘孝绰外，至少还有一个王筠。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王筠参加《文选》编纂工作的记载，只能说：在萧统周围的文士中，最有可能参加《文选》编纂工作的，除刘孝绰外，就只有王筠。至于萧统当时的“东宫学士”，自然不止刘、王二人。从史籍中可以考知的姓名，至少还有像陆倕、张率、到溉、到洽和殷芸等人，其人数自未必少于后来萧纲的“高斋学士”。像陆倕等人有些大约未必参加过工作，却不能说其中不可能还有人曾参预了其事。因此清代朱彝尊在《书〈玉台新咏〉后》一文中对《文选》进行指责时，把责任归于“文选楼中诸学士”。朱彝尊对《文选》的批评，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不过，他说《文选》出于“文选楼中诸学士”之手，倒不无可能。因为像《文选》这样包含上下千余年的大量作品，要从中选出尤精者汇集成书，毕竟不易。因此，说《文选》有可能出于众手，而总其事者则为萧统、刘孝绰，也许还有王筠，应该是合乎情理的。
宋代绍兴二十八年刻本《文选》
主持《文选》编纂工作的既然肯定有萧、刘二人，还可能加上一个王筠，那么我们不妨先来对这三个的情况作一些考察。
大家知道，萧统(501-531)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萧衍早年曾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的“竟陵八友”之一，和“永明体”的创始人沈约、谢朓和王融都有较深的交谊。萧统本人还直接受过沈约的影响。因为据《梁书·沈约传》，沈约在天监四五年左右(505-506)就历任太子詹事、太子少傅诸职，直到天监十二年(513)去世。这个时期正是萧统刚由幼年步入少年之际，其作用自然不能低估。刘孝绰(481-539)是南齐文学家刘绘之子，又是王融的外甥，从小受到王融的赏识，王融甚至说：“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刘孝绰小名）。”刘绘本是谢朓的朋友；刘孝绰本人后来又得到父友沈约、任昉和范云的奖掖。王筠(481-549)，跟沈约的关系更非一般。《梁书·王筠传》载，沈约“每见筠文，咨嗟吟咏，以为不逮也。”据说沈约还曾对他说：“自谢朓诸贤零落已后，平生意好，殆将都绝，不谓疲暮，复逢于君。”这简直是把王筠看成了“永明体”作家一流人物。不管王筠有没有参加《文选》的编纂工作，他得到萧统的推崇，在文学思想上颇为一致是肯定的。《梁书·王筠传》记载萧统在一次宴会上“独执（王）筠袖，抚（刘）孝绰肩而言曰：“所谓‘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的话看来，他特别欣赏的正是刘孝绰、王筠这样受“永明体”作家影响最深的人物。这也可以证明萧统自己的文学思想，基本上和刘孝绰、王筠一样，都是“永明体”作家的继承者。不论《文选》的编纂工作是由萧、刘二人主持抑或由三人一起主持，情况都是一样，这部书都不能不体现出某些“永明体”作家的文学观。
当然，出现于南齐永明时代的所谓“竟陵八友”，甚至“永明体”的三位创始人的文风也不完全相同。例如：梁武帝萧衍就不大理解和赞同沈约所提倡的“四声说”；沈约据《颜氏家训·文章》中说，主张作诗要求“三易”，其中有一点是“易见事”，即要求所用典故不能太生僻，这和谢朓主张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见《南史·王昙首附王筠传》）比较一致；但任昉、王融据《诗品》说，却是“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在他们的影响下，“尔来作者，寝以成俗”。不过，这种区别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南朝诗人一般都讲究用典，即以沈约来说，他未始不重视典故。《梁书·沈约传》载，沈约晚年得罪梁武帝的起因，就由于他在一次宴会上和梁武帝比赛所记得的有关栗子的典故，他比梁武帝少了三条，出去对人说：“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这话传到梁武帝耳中，竟几乎把他治罪。不过，沈约那句话也许倒是实话，梁武帝确实不愿意让别人在这方面胜过自己。《南史·刘怀珍附刘峻传》：“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沈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赍。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作诗用典，在当时也是一种比较普遍的风气。《梁书·王僧孺传》：“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相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这说明作诗用典虽遭钟嵘的竭力反对，但其风不衰。再说钟嵘本人的反对用典，似也限于诗歌，对于骈文，特别是应用文，他认为不但可以而且应该用典。例如对于王融的诗，他评价不高，而对王融的骈文则颇为称赞。即使在论诗方面，钟嵘对好用典的作家也不绝对否定。例如对于陆机和左思的评价，钟嵘就扬陆抑左，而陆机诗用典多而且艰深的程度却超过了左思。钟嵘本人和萧统虽没有多少接触，但他跟永明时代作家谢朓、刘绘等都很有交往，他的文学观和萧统也常有一些类似之处。再说《诗品》评骘的作家到沈约为止，而《文选》所录作品，也基本上到天监十二年(513)沈约去世为限，此后的作家仅有刘峻、徐悱、陆倕等三个人物的总共不过五首诗文，而且其中陆倕也还是当年“竟陵八友”之一。这情况对我们了解《文选》的体例和取舍标准时，是应予适当考虑的。
（二）
当我们翻开《文选》一书时，首先就会感觉到的是此书选录的重点是在有韵之文，主要是赋和诗二体。这一点，萧统自己在《文选序》中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在这篇序中，他论到各种文体时，首先从《毛诗序》的“诗有六义”谈起，接着就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赋”和“诗”两种文体的起源和发展概况；次之则略论了“颂”、“箴”、“铭”等文体，最后则用一两句话讲到了各种诏令、表奏、书檄、吊祭、碑志等等应用文字。这就显出了他对后面那些文体的重视程度，显然远不如赋和诗。尤其是这篇序的最后，他又再次重申说：“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分类之中，各以时代相次。”这是因为诗赋二体入选的作品多，而其他文体就比较少，所以不再在一体之中再加分类了。《文选》一书的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以我们现在所常见的李善注本或“六臣”注本而论，全书分为六十卷（“五臣”注本仍萧统之旧，作三十卷，但也不过是一卷相当于李注或“六臣”的两卷，事实并无多大差别），其中“赋”和“诗”二类共占三十一卷，已起过了全书的半数。如果再加上“骚”、“七”、“对问”、“设论”、“辞”以及“吊文”中的贾谊《吊屈原文》实即《吊屈原赋》，其中除汉武帝《秋风辞》可以归入“诗”外，其他的都可以算“赋”。这样诗赋两类已经占了全书的一大半。但《文选》中的“有韵之文”还远不止此，像“颂”、“箴”、“铭”以及“赞”和“诔”、“吊文”、“祭文”等各各体中也有不少篇幅是有韵的。这样，在《文选》中“无韵之文”实际所占比重很小。我们再以《文选》中分体情况而论，其中“赋”体分作十类；“诗”体也分作七类。至于其他的文体，有些往往一体只有一二篇，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李善注本，《文选》各种文章共分三十七体；骆鸿凯先生《文选学》一书则认为是三十八体（笔者过去也根据骆先生的说法）；而据“五臣”注本（如现藏于台湾省的“陈八郎本”）则分为三十九体。即以李善注本论，其中像“对问”、“箴”、“墓志”、“行状”四体仅各收一篇；如果据“五臣”注本，则还有“移”和“难”二体，也只有一篇作品。这种强烈的反差体现了“有韵之文”和“无韵之文”在南朝不少文人心目中地位的悬殊。这种现象的出现，是与南朝所谓“文笔之分”有关系的。
我国文学史上关于文体分类的问题之提出，并不始于南朝，例如三国时曹丕作《典论·论文》、晋代陆机作《文赋》，就谈到了各种文体的不同要求，却没有认为“有韵之文”和“无韵之文”间有什么高下之分。西晋时代开始出现了选本，一般的说法是始于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此书久佚，无从知其详情。从一些类书中还能辑出挚虞《文章流别论》的若干佚文。这些“论”，大概原来是附在“集”中的。从这些佚文中看来，似乎论诗、赋的文字较多，但这是唐、宋类书中的引文，并非挚虞的全文，能否看作挚虞认为诗、赋比其他文体重要，恐怕还很难下结论。可是也有人认为最早的选本是晋初杜预所编的《善文》。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情况以及现在能辑到的此书内容看来，当是应用文的选本，可见在当时，“无韵之文”的地位还不算很低下。
把“有韵之文”和“无韵之文”分开的意见，似乎始于刘宋时代的范晔(398-445)和颜延之(384-456)二人。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自称“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之皆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庄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范晔确实是通晓音律的，他把从音乐中体会到的声韵规律运用于文学创作，因而取得了成功。所以钟嵘在《诗品》中也讲到：“齐有王元长（融）者，尝谓余云：‘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之。惟颜宪子（颜延之）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惟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引隋刘善经的话说：“今读范侯赞论，谢公赋表，辞气流靡，罕有挂碍，斯盖独悟于一时，为知声之创首也。”范晔和谢庄确实都通音乐，能弹奏乐器，而他们的文章中也得力于这种音律。然而刘善经所称赞的范晔、谢庄的文章，却多半不是韵文，可见“笔”也未始不讲音调，只是不用押韵，所以“差易”。比范晔年龄稍长而死得较晚的颜延之，也谈过“文笔之分”。他的著名论点是说他几个儿子中“竣得臣笔，测得臣文”的话（见《南史》本传》）。不过颜延之对音韵问题大约不甚深通，所以钟嵘引王融的话说他“其实大谬”。同样地，他对“文”和“笔”的区分，谈得也不大中肯，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对他的话作了批评。这大约不是巧合，而是“文笔之分”本就来自声律论，只有精通音律的人才能讲得清楚。关于这个问题，《文心雕龙·总术》中有一句话很值得注意：“夫文以足言，理兼诗书，别目两名，自近代耳”。《文心雕龙》作于齐末，刘勰所谓“近代”，显然正是指从范晔、谢庄直到“永明”那个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文笔之分”的产生和“永明体”作家所提倡的“声律论”正好是同步发展的。讲究声律的王融，在前人中最推崇范晔和谢庄，而正是范晔首先提到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故也”的话。颜延之讲“律吕声调”究竟有何主张，我们一时很难考明，但他和范晔是差不多同时代人，《文选》卷二十五有谢灵运《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诗，李善注认为“范中书，盖谓范泰也”。当时范泰已年逾七十，官位已至侍中、左光禄大夫，较中书侍郎为高；而范晔当时大约是从荆州别驾从事史被征召入都为秘书丞，地位又比中书侍郎要低。估计这谓“范中书”当是范晔之兄范暠或范晏。这样的话，颜延之对范晔关于声律和“文笔之分”的见解，可能有所听问。《文选》卷二十六又有颜延之《和谢监灵运》诗，李善注引沈约《宋书》，以为即元嘉三年(426)颜延之为中书侍郎时，那时范晔正好为秘书丞，是谢灵运的下级，因此二人在此时可能已经认识。不过颜延之对音乐不甚精通，于声律自然也乏深究，所以他的意见曾遭到后来刘勰的批驳。
范晔和颜延之都生活在刘宋元嘉时代，当时声律之说还刚被人提出，所以他们虽提到了“文笔之分”，也还没有明确地说“文”高于“笔”。范晔说“手笔差易”，然而他自己的作品，仍以“笔”为主，他的诗，仅有《文选》卷二十所录的一首《乐游应诏》。刘善经称扬他的文章，也限于《后汉书》中一些“赞论”。颜延之声称“竣得臣笔，测得臣文”，也没有对二者作什么轩轾。可见重文轻笔之风尚未形成。稍后于范、颜的谢庄在赋的方面作有《月赋》这样的名篇，诗亦不失为当时名家之一；而刘善经推崇他的文章，也并提“赋”和“表”，并不认为他文胜于笔。
真正强调“文”高于“笔”的论调则似乎始于南齐的永明年间。这时正是“四声说”正式产生的时代，这决非偶合。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材料确以永明及此后的言论为多。《梁书·沈约传》：“谢玄晖善为诗，任彦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同书《任昉传》：“昉雅善属文，尤长载笔，才思无穷，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词宗，深所推挹。”即使像范云这样在当时文坛上颇有名声的作家，在应用文方面也要请任昉代笔。在《文选》中就有任昉《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二文；此外还有给齐明帝等帝王和贵人代笔的文章，其文名不可称不高。但据《诗品》说：“彦昇少年为诗不工，故世称沈诗任笔，昇深恨之。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这说明即使像任昉这样的著名文人，尚且不甘于仅以“笔”闻名，非要在诗的方面与人争胜，这就可以看出在当时人心目中，“文”和“笔”的地位颇有不同。
齐梁时人的著作中，如沈约作《宋书》，并不立《文苑传》（其实在他之前，范晔《后汉书》已开先例），而把他对文学的见解写进了《谢灵运传论》，着重谈诗，也兼及赋，而于“无韵之文”则置诸勿论。后来萧子显作《南齐书·文学传》，其论赞部分也主要讲诗歌的变迁。文学批评方面，钟嵘《诗品》所论仅限诗歌，不必说了。刘勰《文心雕龙》是兼论“文”、“笔”的，但重点仍在于“文”，所以“赋”、“诗”、“乐府”等都专立一篇，其他文体往往是两种以上文体合在一篇论述，至于《情采》、《夸饰》、《丽辞》、《声律》以至《时序》这样总论文学发展的部分，也是以诗、赋二体的例子为主，轻重主次也很清楚。稍后的萧纲在给萧绎的信中虽兼论文笔，既推崇“谢朓、沈约之诗”，也称赏“任昉、陆倕之笔”，但论到人们学谢灵运和裴子野时，就称“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虽有缺点，主要只是“巧不可阶”；论裴子野则说他“了无篇什之美”，因此“质不宜慕”，议论之间，抑扬颇为分明。萧绎在《金楼子·立言篇》中，对“文”和“笔”的态度也很明显，他说：“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汉张竦），若此之流，汛谓之笔”。又说：“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这些话其实也含有较多贬义。这种重“文”轻“笔”的见解，多少也影响了北朝。例如以爱慕任昉闻名的北齐作家魏收，在和温子升、邢劭争胜时说：“会须能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原因是“温子升全不作赋，邢虽有一两首，又非所长”（见《北史·魏收传》）。这也可以看出他有重“文”轻“笔”的思想。这一切情况都说明《文选》之以诗、赋为重点，实际上是反映了“永明体”兴起以后人们对“文笔之分”的一种普遍的见解。
（三）
除了重“文”轻“笔”以外，《文选》中对各代作品的入选数量，也很可注意。在《文选序》中，萧统明确地说：“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这就是说，文学是发展的，后代作品势必超过前代。这一论点和东晋葛洪在《抱朴子·钧世篇》所提出的后世诏策、军书、章奏优于《尚书》；《上林》、《羽猎》等赋胜过《诗经》的论点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选》和《文心雕龙》之主张“原道、征圣、宗经”确实不大一样。这一点，郭绍虞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第210页）和日本清水凯夫教授的《〈文选〉与〈文心雕龙〉的相互关系》一文（见《六朝文学论文集》）都已谈到过。关于萧统和刘勰的文学观点的异同和评价，似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我们姑且不去谈它。在这里，笔者只想就《文选》所录作品的产生年代作一个比较粗略的统计，就可以看出一些问题。据笔者初步统计，《文选》所收作品大约为666篇，其中秦以前（包括秦代）作品约23篇，其中“骚”体占17篇，“赋”体4篇，“对问”1篇，另有所谓“卜子夏”《毛诗序》1篇，现代学者均不承认是先秦人所作；两汉之作共100篇，其中“赋”、“骚”和“七”占33篇，诗35篇，其他作品32篇；三国作品101篇，其中“赋”5篇，“七”8篇，诗66篇，其他22篇；西晋作品171篇，其中“赋”和“七”共26篇，诗122篇（其中包括王康琚《反招隐》诗，不知究是西晋或东晋人），其他23篇（其中陆机《演连珠》在书中作50篇，这里仅算它1篇）；东晋作品25篇，其中“赋”2篇，“诗”16篇，其他7篇（其中陶渊明《归去来》一篇实可归入“赋”中）；南朝宋、齐、梁三代作品共246篇，其中“赋”7篇，“诗”185篇，其他54篇。在这个粗略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文选》中所收作品，实际上以西晋和南朝为最多；其次是三国和两汉；至于秦以前及东晋之作则所收甚少。但这样的统计还是不精确的，因为这几个阶段的时间跨度很不一样。例如：两汉合计起来可以超过400年，如果把建安元年(196)归入三国，也将近400年；三国即使从建安元年算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灭吴计也只有85年；西晋即使从晋武帝代魏的泰始元年(265)算起，到愍帝建兴四年(316)止也只有52年；东晋从元帝建武元年(317)到恭帝元熙元年(419)灭亡，有102年；宋、齐、梁三代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起，到《文选》中最后一位作家陆倕之卒即梁武帝普通七年(526)止共107年。这样，以两汉较之三国、西晋和南朝所收作品实极悬殊；东晋更不必说了。从这个统计数字中，我们还应指出的是秦以前作品绝大多数为“骚”和“赋”；汉代作品中，“赋”、“骚”和“七”占了三分之一；诗和其他作品中还有可以存疑之作，如所谓“班婕妤”《怨歌行》、“苏李诗”7首、还有像“李少卿（陵）”《答苏武书》、“孔安国”《尚书序》等未必是汉代的产物。其实两汉的诗本来不多，即以钟嵘《诗品》而论，他所评到的汉代诗人就为数甚少，并且说到无名氏古诗时，也仅说有50多篇。颜延之在《庭诰》中已怀疑“苏李诗”；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也谈到班婕妤、李陵之作有疑问。这样看来，《文选》所录“汉诗”，其数量并不算少。至于辞赋，本以汉代为盛，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人的名篇，大多数已选入《文选》，可见《文选》对汉代的赋也并不轻视。那么《文选》中所收汉代作品为什么相对来说显得要少呢？这当然和汉代作品本来存者较少有关，不过情况也不尽如此。汉人作品中，除诗和赋以外，其他的文章存者还是不少的。但这些文章，大抵不为萧统、刘孝绰所重视。试看《文选》中所收的汉代人文章，除诗、赋之外，大抵都可以在清代李兆洛的《骈体文钞》中找到，就多少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这些文章中，如贾谊《过秦论》本有三篇，《文选》仅录一篇，而这一篇却是最有骈俪气息的；其他像邹阳、司马相如、班固、蔡邕诸人的文章也是如此。《文选》中“史论”、“史述赞”两类，没有选用《史记》中一篇论赞；对《汉书》也仅取其有韵的“赞”，对其中的“论”只取一篇；相反地所录《后汉书》的“论”凡四篇；《宋书》的论也录二篇。再看挚虞《文章流别论》的佚文和《文心雕龙》中所提两汉人的这类文章，《文选》中也有很多没有选录。这不能不说和南朝文风特别是“重文轻笔”的文学思潮有关。
《文选》中选录东晋作品特别稀少，似亦可以用这个原因来加以解释。东晋本是一个玄风盛行的时代，《诗品》评这个时期的诗风“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其实那个时期的赋和文章也往往平淡无奇，缺乏辞采。这种文章不合萧统、刘孝绰的口味，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根据《文选序》说，对那些“盖以立意为本，不以能文为本”的“子书”和“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的“史书”，都不加采择，只有那些“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赞论”、“序述”之类，才适量选录。这就是说《文选》所着重的是既有内容，也必须讲究辞藻和技巧的文章。
在《文选》中，当然也有若干文采差一些的文章，如所谓《毛诗序》、《尚书序》和杜预的《春秋左氏传序》等。但那是特殊的情况。因为《文选》虽不选录“经部”的作品，那是因为“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以剪截？”他却不能不承认《诗经》是诗赋的源头；《尚书》和《左传》是无韵之文的源头。这是当时文论家普遍的看法。因此萧、刘是想通过这三篇序叫人对这三部“经”籍有一定的理解。也许，在《文选》中还有一篇文章较少文采，那就是任昉的《奏弹刘整》中一段口供文字，这段文字据香港饶宗颐先生和日本斯波六郎等先生考订，认为并非任昉原文而系注者误入（参看日本佐竹保子先生《〈文选〉诸本任昉作品称呼混乱与〈奏弹刘整〉的原貌》，《文选学论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本）。这自然又当别论。
《文选》的取舍标准问题最令人感兴趣的则为此书收西晋作品特别多。以时间来说，西晋既短于南朝，也短于三国，但从绝对数量来说，竟超过三国70多篇；以相对的比例来说，也多于南朝，这既非详古略今，也非详近略远。这又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文选》之着重选录西晋作品，其原因比较复杂。一般来说，古代人选录作品，都喜取经过较长时间流传之作，因为这些作品经过更多的读者检验，易于取得定评。这个道理，萧统自己在给萧绎的信中讲到他编的《诗苑英华》时曾经讲过。他说：“又往年因暇，搜采英华，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这部《诗苑英华》，日本清水凯夫教授和笔者都认为即《颜氏家训·文章》中提到的刘孝绰所编《诗苑》，此书曾收何逊的诗，但《文选》中却无何逊等人之作，原因即在时代越近的作品，争议越多。后来就索性把天监十二年(514)以后的作品基本删去，以致大体上和《诗品》的断限相当。如果我们再看《文心雕龙》中论到的作家，也基本上限于东晋，对入宋以后的具体人物，则不作评论，都属同一原因。所以《文选》较少收录南朝文人之作，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南朝文人的创作，有些已受俗文学的影响，即使在文人中颇有影响，他也都弃而不录，如鲍照的《行路难》等杂言诗；沈约描写妇女姿态的《六忆诗》；以及谢朓、沈约、王融那些模仿《子夜歌》之作；和一时“殊以动俗”的汤惠休的全部作品。这就是骆鸿凯先生说的《文选》“崇雅黜靡”（《文选学》第32页）。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符合《文选》的实际情况。
至于《文选》收录西晋作品多于三国，其原因似更需要探讨。因为历来的论者都认为我国文风发生丕变始于建安时代，而“三曹”、“七子”一直被视作后来诗人的典范。这个原因比较复杂，首先，据《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别集数量来说，三国（包括卒于曹丕代汉以前的一些作家）人的集子约40种，而西晋人的集子则有50多种。这仅仅是据《隋书·经籍志》中所见存的数量而言，如果把《隋志》所记梁代书目中所存书名加进去统计，则相差的数量还会更大一些。其次，文学的兴盛虽发轫于建安，而人们的普遍地重视文学作品的结集及文人事迹，则在入晋以后。以“正史”而论，晋初陈寿作《三国志》，还未设《文苑传》，只是把文学家都归入《王粲传》中，不过《王粲传》所记人物，并不都是作家，还包括了一些思想家等人物如刘劭、仲长统、傅嘏、刘劭、卫觊、苏林等，甚至还有像韦诞这样的书法家。《三国志注》所引有关文学家的专门著作，也只有一部《文士传》，作者张骘大约亦是晋人。至于刘宋范晔作《后汉书》，却在班固、崔骃、张衡、蔡邕之外，别立《文苑传》，可见其重视程度很不相同。再看关于文学情况的记载，入晋以后《隋志》著录有荀勖《杂撰文章家集叙》十卷；挚虞《文章志》四卷。三国人的著作就不见著录。关于文学作品的选集，《隋书·经籍志》以为始于挚虞《文章流别集》；后人有认为以杜预《善文》始，其实并无不同，二人都是西晋人。所以西晋人对文学的重视，其实超过了三国。萧统、刘孝绰之着重选西晋人之作，这是一个因素。
《文选》所以选录西晋作品特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南朝文学正处于文学的又一个转变时代。从刘宋初起诗文刚从东晋玄言诗的风气下解脱出来，为了改变玄言诗“淡乎寡味”的缺点，文人们都力求“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语）。在这种条件下，效法建安诗人“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的诗风，转不如借鉴于“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的西晋作家，更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都从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有意识地模仿陆机。尽管谢灵运对陆机的评价不如曹植和左思、潘岳，他还不得不这样做。这一点，在南齐初年以前尤为明显，到“永明体”作家出来，由于尚清绮而不贵繁缛，已有所改变。但包括梁武帝在内的一些人还是特别推崇陆机（如：《北史·温子升传》记他称扬温子升时，就把温比于曹植、陆机）。梁武帝、沈约等人喜欢以记典故角胜和他的叫文人编纂类书，务求压倒刘峻（见《南史·刘峻传》）的事实，也说明当时人讲究繁富的风尚。萧统本人作诗也多少有这种倾向。所以《文选》中选录西晋作品最多，而尤以陆机之作在全书中占第一位，都不能不说是这种风尚的反映。
（四）
关于《文选》的性质，还有一点是应予注意的，那就是它在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官书”的性质。因此入选的作品有时不完全以编纂者的个人爱好来决定。例如萧统在《陶渊明集序》中，对陶渊明十分推重；刘孝绰据《颜氏家训·文章》说他“唯服谢朓”；但《文选》中所录谢朓作品仅24首，占第5位，还不如颜延之多，而陶渊明之作入选者更少。它所录作品一般比较严肃、正统，所以不收《吴声》、《西曲》等当时的俗乐；也不取卞彬《蚤虱赋》一类游戏文字。甚至不取谢庄致江夏王刘义恭的信这类近于口语的文章。这和后来徐陵的《玉台新咏》可以专取艳歌，以致唐代出现了“玉台体”这名称大不相同。《文选》所录作品，几乎包括当时所有的“正宗”文体（当然，其范围比《文心雕龙》稍窄，《文心雕龙》中还有“史传”、“诸子”甚至《书记》中还讲到了“簿”、“录”、“谱”、“籍”以至占卜、医方）。因此个别入选的文章，并无多少实际的内容，如任昉的《刘先生夫人墓志》。此文所述的刘
妻王氏事迹，不但空泛，且和史籍所载不合（刘其实与其妻情好不终，详见《南齐书·刘传》）。但这种文章，其实是受人之托，又不能说实话，更要没话找话说，这在当时有名的文人，往往会遇到这种难题。后来庾信的《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可以说是讳言事实的典型；韩愈的《殿中少监马君墓志》可以说是没话找话说的适例。这类文章对我们今天来说，原大可不作，而当时文人却难于避免。因此选录这样文章，聊备一格，亦有其必要。正如《文选》中所录任昉的章表等文实系为人代笔，在我们今天似亦无必要去加以仿效。但古人的情况与此不同。像萧统这样身为太子的人，他现存的文章中还有《锦带书十二月启》这类文字，其中口气有的像寒士，有的像征夫，都和他的身份不合。这无非是一种模拟和习作，是古人提高文字技巧的一种途径。《文选》的编纂，本是继挚虞《文章流别集》之后，选取各家文章的英华使“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隋书·经籍志》论“总集”语），不能不包涵各种各样的文章，使读者都能有所取法。古代文人所以特别重视《文选》，以致像李善在《上〈文选注〉表》中说“后进英髦，咸资准的”；传说李白曾模拟《文选》三次，其故都由于此。
尤其隋唐以后，实行以科举取士，在应试诸科中，以“进士”科最受重视。“进士科”考试的项目有诗、赋、策论等。这些文体都可以在《文选》中找到学习的榜样。所以唐代《文选》之学大盛，此风到宋代仍未完全衰歇。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讲到“《文选》烂，秀才半”，也出于这一原因。我们今天评价《文选》，往往用今天人对“文学”的概念去要求它，这样有些问题就不大好理解。其实在古代，人们着重的是“文章”而不是“文学”，所以要求也会有所区别。但总的来说，《文选》对“文”的理解，比起前人（如《文心雕龙》）来说，已多少更接近于我们的概念。这不能不说萧统、刘孝绰也许还有王筠，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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