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经济转型探讨——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从危机到治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制度变迁评析——转型时期俄罗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劳动力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述评
李新，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转型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刘晓音，上海财经大学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200433
摘要：苏联解体后，马克思主义被新自由主义所取代，俄罗斯按照西方模式进行社会改造，似乎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已经终结了。但是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没有消失，出现了不同的流派，他们不同程度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代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主要集中在对经济全球化、后工业社会的看法，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对市场原教旨主义批判和后市场经济关系的新命题以及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几个问题上。
关键词：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6）03—0173—06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失败使得在俄罗斯失势的新自由主义深感理论的贫困，不得不重新向马克思主义靠拢。极端自由主义者、“休克疗法”的实施者E.盖达尔和B.马乌在俄罗斯最高权威的经济学杂志《经济问题》2004年第5、6期上连载长篇论文《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世俗哲学”之间（自由主义辩护）》[1](P4),[2](P27)，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对经济学的贡献，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关于社会的全方位科学。文章认为，马克思理论最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历史哲学理论、历史分析的方法和经济史理论。作者把自己标榜为“自由马克思主义”者，确信进一步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发达国家和后共产主义的俄罗斯经济中自由主义趋势占上风的原因，也有助于我们研究现代社会现象，解释世纪之交自由主义大获全胜的原因。该论文一发表，即刻引发了俄罗斯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讨论。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莫斯科大学教授A.布兹加林在《经济问题》杂志2004年第7 期发表长篇文章《我们为什么需要自由马克思主义？》给予了严厉抨击[3](P9)。
A.布兹加林，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莫斯科大学教授，曾任苏共中央执行书记。他主要研究转型经济学理论、经济制度、后工业社会经济问题，曾发表200 多篇（部）论著，主要代表著作有：《必然王国的另一面》（1998年）、《比较经济学导论》（1997年）、《俄罗斯经济现代化的抉择》（1997年）、《过渡经济学》（1994年）、《社会经济转型理论》（2003年）等。他是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创始人，主编《抉择》杂志，宣传新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一、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布兹加林认为，新马克思主义是最适合研究21世纪社会生活的理论，但也必须辩证地对待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一，应当继承传统马克思主义及其现代国际流派的成就，同时必须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布兹加林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应当对苏联体制的悲剧承担责任，它使科学变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奴仆，它还应当对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实践承担责任。布兹加林强调，只有以批判的和创造性的态度对待先人和实践，才能使科学更具有生命力、活力和创造力。今天我们将以同样的态度看待现代西方理论、方法和现代经济的统治力量——市场和资本。
第二，《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其他著作的经典思想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适用于当今世界，即当今世界仍然停留在原有的古典资本主义制度和相应的经济、社会阶级和政治意识形态结构。与教条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不同，布兹加林认为，21世纪不仅是市场、资本及其相应的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结构等政治机制“日落”的时代，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形态“日落”的时代；应当修正和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第三，新马克思主义主张在同其他学派公开对话中得到发展。
第四，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经验持辩证态度，一方面是僵死的官僚专制制度矛盾的集合，另一方面又是真正社会主义关系的萌芽。
在与盖达尔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中，布兹加林认为，在作为意识形态新理论结构的“自由马克思主义”中，占统治地位的只是生产力的进步（被狭隘地理解为GDP的增长）、市场原教旨主义，人则变成了货币、资本和公司的傀儡。 这是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是“自由马克思主义者”所解释的单方面决定关系。自由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描述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是灵活的、发展的和开放的理论空间，试图使其一成不变地运用到实践中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
二、新马克思主义的反全球化思想
1.批判不均衡的全球化。布兹加林指出，全球化的实质在于经济、政治乃至于精神生活的统治权转移给了“全球游戏人”，他们有能力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甚至国际组织（如联合国等）施加自己的影响。这些主要游戏人是：跨国公司、IMF等超国家的跨国机构、北约、美国等八国集团。
布兹加林揭示了这些所谓“游戏人”的全球统治机制的实质[4](P46)。一方面，“全球游戏人”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是最有实力的机构，垄断着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资源，如高新技术、现代教育、基础和应用科学、高素质劳动力等。从属于这些“游戏人”的还有重要的统治资源，如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军事政治机器，控制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众媒体、主要的国际政治机构。此外，跨国公司及其代表如北约、IMF、WTO等不仅是最有实力的游戏人，而且八国集团自己制订“游戏规则”，自己做裁判。同时，“全球游戏人”尽管有其内部的矛盾，但它们互相融合。这些机构有的用金钱，有的用武力互相支持。
另一方面，全球化要求世界经济、政治和信息游戏的所有参加者对新自由主义思想，享受（对跨国公司和穷国的）“双重标准”和表面上反垄断的“自由”竞争框架内形式上的平等。对实力最强的游戏人来说，这种“自由环境”是最有利的，因为这里没有真正能限制跨国公司的力量。“自由”竞争在WTO 和跨国公司制定的新自由主义规则的背后是绝对的“不平等”。同时，布兹加林还警告，伴随资本和商品在跨国公司内部和外部自由流通的全球化进程会导致尖锐矛盾的形成。其中一极是有组织的并非常具有流动性的资本，由强有力的跨国机构所代表，另一极是公民、雇佣劳动者，他们不是统一的和哪怕是形式上的机构，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有着深刻的差别[5](P14)。
新马克思主义者提醒不能忘记的是，全球化是极不平等的进程，极端贫困世界越来越远离全球化的中心。这种极端贫困世界不仅普遍存在于亚洲和非洲，而且也存在于发达国家。在世界最发达的城市纽约也存在着贫民区。
2.主张社会主义一体化模式。新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批判技术、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进程，认为它是客观的和进步的。他们批判的是这一进程的社会形式——全球官僚资本的霸权和统治。认为世界各国有必要团结起来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必须反对国际“市场原教旨主义”浪潮。主张人民、公民及其民主建立的代表性组织的一体化，其主要内容有：以民主的方式形成超越跨国公司的地方自治到联合国各级管理机构以及国际关系的民主调节机制；对金融等市场实行民主监督；取消第三世界的债务；民主解决世界最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问题；民主调节世界各国贸易关系利益，包括监督跨国公司的活动，限制广告等；实行统一的组织和劳动报酬、社会保障法规，逐渐拉平各国和各地区劳动群众的收入水平；禁止强迫性劳动、民族和其他方面对劳动者的歧视、对移民的双重剥削等；实行统一的环保法规，在各国之间平等分配环境污染负担。
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一体化的最高要求是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一体化模式，最低要求则是在国际层面上发展社会市场经济原则。建立稳定的能够保障有利于全球最贫困居民阶层重新分配部分世界财富的制度；依据民主选举的民族国家机构和有效的民主国际组织代表原则，建立跨国的协调和调节机构，其活动应遵循开放性、公开性和透明性原则；发展现有的现代高效率生产，克服人为过度发展的国际分工；发展知识和信息技术的普及和自由传播，克服知识私有制，克服对现代技术的垄断。新马克思主义的反全球化不同于国际“反全球化”运动，这一运动的缺点是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其内部存在着改良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的人对“全球游戏人”极端妥协，也有的人主张“改善”现行制度，还有支持彻底反资本主义的革命力量。
三、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转型理论
布兹加林认为，目前全球正在经历着一个转型的时代，这是一个经济社会形态或者说物质生产和异化的社会经济关系统治的时代长期曲折衰落的过程。有些人认为知识、技术、创新等“新型”资源的出现是物质生产统治时代社会经济形态“日落”的表现[6](P9)。布兹加林认为，它还标志着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发展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1.从物质资源和狭隘的物质需要转向文化价值实现。布兹加林分析认为，任何物质生产都要求使用各种有限的物质资源来满足无限的物质需要，然而今天物质生产的这些指标正在发生着实质性的变化。第一，有限的资源被新型“资源”所取代，成了公共的文化价值。第二，作为众多的再生产资源被独一无二的“资源”所代替。第三，文化世界的“资源”是不可消费的，就其实质而言，物质生产另一面的“新型资源”否定了资源和物质生产需要的基本性质。相应地，在新的条件下需要也发生了变化：物质需要本质上是无限的，但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与狭隘的物质需要（数量上总是无限的）不同[7](P75)。
2.活动的内容从重复性转向创造性。布兹加林强调，创新是在个体之间对话过程中创造文化价值的活动。创新活动的结果不仅是文化价值，而且是人在创新活动中的自我发展。这里劳动内容本身发生了变化，变成了人的创造和自我发展。作为后工业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的创新性个体的“生产”与作为工业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生产资料的生产，有着惊人的相似。大规模发展创新活动将成为未来劳动解放并迈向自由王国的重要物质基础。布兹加林认为，加速劳动、物质生产和消费需求内容的变化，必然造成整个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经济必然王国的物质生产顶峰——工业制度向新型的社会生产的转变。新的物质生产主要体现在以创新活动提高物质要素的质量。
3.自由王国的素描。在布兹加林看来，自由王国首先是辩证地否定人类社会异化生活的所有历史，并继承创新和争取社会解放的历史。这是一个新世界，自由人联合体成为自由创新活动的真正的社会形式，而创新领域的进步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8](P3)。通向这一世界的道路是复杂的和漫长的，其复杂和漫长程度不亚于从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到工业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道路。
综上所述，布兹加林把“自由王国”的发展划分成两个阶段：形式上的劳动解放阶段和实际上的劳动解放阶段。在第一阶段，解放和全社会的创新活动在社会领域只是形式而已，社会主要成员劳动的内容仍然是重复性的。只有从它开始，从社会解放开始才能走向全社会的创新；在社会解放之外，创新只能属于弱势部分，被迫经常屈从于异化制度。也只有随着创新活动内容进步的广泛和深入发展，解放将会成为现实的，那时活动的内容与它的社会形式会真正地相互适应。
四、新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诠释
E.盖达尔和B.马乌将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形式的危机看做是“现实社会主义”的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无产阶级完成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和国家所有制，但这并没有发生，而苏联试图达到这一结果却失败了。布兹加林认为，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苏联实行的“计划”和“全民所有制”是典型的“庸俗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的，他们反复强调他们的理论在具体事实和历史因素相结合下才会有其实际意义。
布兹加林认为，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也不是“社会化的资本主义”，而是国际范围内经济必然王国和异化的世界向“自由王国”转变的统一的、曲折和矛盾的进程[9](P109)。 这一转变的关键社会力量是劳动者联合的社会创新。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简单标准就是，它应当保证比资本主义甚至“后古典”资本主义有更高程度的经济绩效和人的自由和谐发展。
新马克思主义试图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这个新社会制度能否在一个国家建成，特别是在今天资本全球霸权的时期。为了寻找答案，布兹加林强调社会主义是沿着三条互相联系的轨道转变和发展的过程：第一，在现代后古典资本主义框架内以过渡的形式（包含“新”“旧”因素）发展新社会的萌芽；第二，群众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组织活动与运动是社会主义变革、改革与革命、发展新社会萌芽的直接动力；第三，在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为共产主义社会创造的“培育”新的社会关系[10](P117)。
他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这三个互相联系、统一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进步和发展。其中任何一个过程的萎缩和夭折（“变异”）都会导致整个进程的衰败。所以，社会主义萌芽的顺利发展在某些国家只是以不稳定的过渡形式达到这样的程度：资本主义正在社会化和人道主义化，群众性的左派民主主义组织在国际范围内积蓄力量和影响。所以，社会主义是一个曲折的过程，包括无数次的革命和反革命、社会改革和反改革的胜利和失败，是国际统一的进程。
对世纪之交有人批评社会主义，说除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国家的社会主义之外，人类不了解任何社会主义。布兹加林不认为这一制度是变异了的。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古典的过渡形式，只是在这种过渡形式中表现出了异化。也就是说，向自由王国过渡的现实的社会历史趋势以及真正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实萌芽得到了变异发展，具有先天的缺陷。
此外，布兹加林使用“变异的社会主义”范畴来界定苏联东欧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他认为，从1917年革命开始诞生的新社会就具有了一系列使它沿着不同的轨道演变的特征。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主义变革的社会基础、俄罗斯居民的文化和国际局势等“环境”，导致苏联在殖民帝国、法西斯大国等的包围中生存、成长和斗争。但由于这种制度并不真正适合科技革命、后工业和信息社会的新条件，它不能真正应对20世纪后半期遍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尖锐的全球问题、财富增长的新问题、社会化和民主化所带来的挑战[11](P84)。
在形成的“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由于其官僚主义刚性，缺少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实力。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诞生的信息社会的挑战成了实际问题，变异社会主义的内部问题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已经不能在保持原有形象的框架内得到解决，以至于到了80年代中期不得不做出选择：要么使旧制度发生向着“自由王国”的新变异，要么崩溃。前者由于旧制度的刚性已不可能，结果只能是变异社会主义以死亡来了断自己。所以变异的社会主义，从其历史意义来看是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起点上的社会制度的死胡同；这是正在突破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还没有形成作为继续向共产主义发展基础的稳定模式。把这一制度描述为“变异的”，不是和抽象的理论进行比较，而是和社会生活的社会化、人道主义化的现实趋势比较的。
“社会主义”变异实质的原因，同时也是这一制度产生和失败的原因，不仅是学者所指出的俄罗斯工业发展水平低下、无产阶级数量少等问题。布兹加林发现，更深刻的问题还在于“20世纪陷阱”[12](P246)，整个世界已经做好准备破坏现有制度，但它并没有意识到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作为“20世纪历史陷阱”的后果，不能彻底解决世界帝国主义变化的必然性与社会主义实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形式之一就是变异的社会主义。社会化的世界趋势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出现，但却具有了官僚主义变异形态如命令式经济、压制等现象出现。由于“社会主义”的自我崩溃，世界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现实，它并非偶然地符合社会主义起源和后古典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进程的第三阶段。公司资本的势力范围在这个世界上达到了近乎绝对的霸权，但是由于公司资本自身所固有的及其各势力范围之间的矛盾，世界在世纪之交进入了“新的世界无秩序状态”。
五、新马克思主义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抨击
现代经济理论有着众多的流派，不管是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新制度学派，他们实际上都具有共同的方法论，其核心思想就是“市场陛下”。事实上，浏览一下任何一本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我们都会发现，对经济一般的描述变成了对市场的描述，对于需求和供给、货币、资本、“预算约束”、利润等并没有得到说明，其他经济系统即使提到，也只是例外而已，经济目标和动机统统归结为货币。同时，将经济归结为市场并没有受到任何质疑。
1.分析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实践和方法论根源。布兹加林认为，21世纪在重现上个世纪永恒统治的资产阶级市场制度，当时是为了这一制度取得彻底的胜利，而现在为了保持和固化这一制度不需要任何其他危险的经济理论，只有“市场原教旨主义”除外。
第一，对融合于市场体系中的经济主体而言，不需要其他的理论。他们的实际经济生活归结为决策的选择，其标准就是货币财富最大化，他们需要的是明确解决这一任务的科学。“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原则上能够胜任这些问题的解决。
第二，这个理论保护这些主体不受任何多余的、危险的非市场方面的干扰。它从理论上“证明”，除了市场不存在并且永远不会出现任何其他的世界。
第三，任何指出市场不是唯一的、可能的制度的理论流派都是危险的，就如同当时宇宙日心说被认为是危险的异说。在任何情况下，当权者都会排斥不利于自己的学说。对维护资本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全球霸权统治来说，不能认为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市场才最终取得胜利。在此之前，人类历经几百年时间的折磨，试图转到市场和资本制度，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流血革命和战争以及殖民压迫等代价。
2.揭示前市场经济关系及其现实意义。前市场经济关系对许多经济学家来说并不陌生，只是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布兹加林列举了一系列前市场经济关系。财富的占有和异化形式如亚细亚专制、奴隶制、农奴制以及其他马克思称之为人身依附关系的各种形式。还有地租现象，是由这些占有方式派生出来的获取收益的特殊方式，也是显而易见的，而如今新制度经济学则将“寻租”归结为现有调节方式。某些不为多数人所知的再生产规律也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
这里需要作两方面的解释：第一，资深学者都非常清楚，在前市场制度下经济关系与传统、暴力关系以及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但是，这种关联并不意味着渗透到生产、分配和消费领域，资源分配、生产的特殊动机和目标也与此无关。因为主体否认这些目标和动机的经济性。这显然是错误的。新马克思主义认为，不能把经济绝对地归结为商品货币关系。增加人身依附的劳动者数量、土地、地租等，只是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也就是广义的经济生活。第二，市场原教旨主义并不否认生产和分配的非市场形式的存在，但认为这个历史问题对现代经济理论不具有现实意义。
关于前市场经济关系研究的现实意义，布兹加林强调，第一，人类几千年的社会生产都是在非市场经济活动中进行的，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生产和资源分配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充其量还只是在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中叶，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生产和分配还都集中在自然经济范围内。俄罗斯直到20世纪初，80％的居民还都就业于自然经济。劳动力在欧洲许多国家成为商品还只是19世纪末的事情。第二，现代经济是全球性的，但这并不仅仅表明世界商品和资本流动的加大，也是世界实质性矛盾的加深。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最贫困国家经济中，上述前市场关系和过渡形式仍在起着原则性的作用，并融合了现代市场和经济关系。第三，所谓“后共产主义”转型经济也要求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国家在不适应的技术条件、社会文化、政治状况等因素条件下，强行实现市场改革的结果，造成了极不正常的经济制度，徒具市场的表面形式，而实际上却掩盖着复杂的结构层面和非常独特的关系。独联体国家大规模地迅速从计划经济向所谓的市场经济过渡，其结果是发展了前市场和半市场经济关系，有自然经济，有“寻租”，也有新贵族各种权利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家族公司结构越来越成为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经济的基础，有着“一般”公司的外表，但本质上是复杂的过渡形式，不仅包含了股份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而且包含着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因素。第四，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采用非市场的方法对劳动者实行统治。
3.提出后市场经济关系命题。由于典型的发达的市场经济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学甚至是主流经济学中出现了“市场失灵”的论点，在某些领域市场不能发挥职能，或者发挥职能是伴随着社会、人和自然的巨大损失。如果“市场失灵”，只是在“晚期”发达的市场条件下大规模的出现，如果它们完成了市场不能有效完成的职能，如果这些“失灵”存在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领域，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里所说的不是前市场关系而是后市场关系。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能够解决市场和资本不能解决的那些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
在新马克思主义看来，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国家的社会经济活动就可以看做一种过渡形式。放弃市场原教旨主义，提出后市场关系，可以表明国家的经济活动不是对经济的外部政治力量干预，而是新经济关系、新经济主体的诞生。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职能是过渡关系的反映。非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经济理论思想也在于此，它把借助国家的资源再分配解释为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客观经济关系，而不是行政过程。
在新出版的社会经济转型理论教科书[7](P75) 中，布兹加林提出了几组后市场关系。
协调关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根据一些参数安排活动：直接和间接调节比例；涉及所有的农产品和食品的质量标准，以及家用电器的安全标准等；国家调节价格和价格形成规则；确定市场代理人的相互关系机制和准则，从贸易规则到反垄断立法等。
占有关系和产权关系。要求国有产权，这一领域只有当国家作为全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而非特殊的“超级资本”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保护国有产权的国家职能；必须研究国家参与产权配置的调节，其中包括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经济权利分配问题；必须研究对使用土地、地下资源和文化遗产等各级国家财产的调节；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促进产权关系的民主化等。
经济的社会参数。要求有意识地调节劳动关系，劳动和资本关系以及就业问题，借助国家的后市场分配机制，如全社会的财富无偿分配，社会转移支付，社会最低保障，对高收入的累进限制等。
国家在调节再生产和经济运行领域的职能。国家职能全面地体现在对宏观经济发展和金融信贷体系的调节。
新马克思主义的结论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国家和社会调节以及生态、社会、人文准则得到了发展，非商业组织和各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作用得到加强，企业的一系列产权转轨归社会所有，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得到发展等。如果所有这些现象的总和就是“市场失灵”的话，那么这些现象可以而且应当认为正是后市场和后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这不是前市场和前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在晚期资本主义和发达市场阶段，它们成为普遍现象和科学问题，是市场不再有效的领域。所以，这是比市场更发达的更进步的后市场关系。现代世界经济在协调产权、收入分配、再生产等方面存在着向后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要正确理解这些机制，必须抛弃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理论范式。如今占统治地位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范式绝不是偶然的，但是逐渐会丧失生命力。实际上，这一范式已经难以理解经济制度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看不到广大范围内存在和新生的前市场关系和向市场过渡的关系，狭隘地将正在产生的后市场关系解释为“市场失灵”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对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转型经济做出的错误判断。
六、结论
俄罗斯效仿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转轨道路不仅毁掉了原来俄罗斯的社会主义文明，而且使俄罗斯面临着严峻的制度性危机，工农业生产跌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生产力、科学和文化都遭到严重破坏，居民贫困化程度加深，民族之间的冲突此起彼伏，成为经济发达国家的原料殖民地。曾经追随过新自由主义而后成为俄共经济政策发言人的C.格拉季耶夫教授指出，“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的最野蛮形式，并将其定义为国际法意义的“种族灭绝”。经济崩溃使人民的福利骤然恶化，导致生产效率和竞争力下降，引起生产结构退化，使俄罗斯的科技潜力和生产潜力蒙受严重的破坏。新自由主义政策就是为了将所控制的国家变成类似殖民地的获取廉价经济资源的蓄水池，为寡头集团篡夺国家政权、侵吞国家财产提供辩护。
世纪之交，普京接掌俄罗斯政权，加强了国家的宏观调控在经济中的作用。普京执政五年来紧紧抓住油价上涨的契机，有针对性地调整产业结构，促使经济以年均6％的速度连续六年保持了稳定增长。2005年黄金外汇储备达到1600亿美元， 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使俄罗斯经济走出了危机。 “俄罗斯重新崛起”在西方日益成为热门话题。
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失败和新自由主义被抛弃后俄罗斯经济的迅速复苏，使新自由主义者陷入了困境，明显地感到了理论的贫困，无法接受和解释这个现实。布兹加林教授指出，俄罗斯的“自由主义帝国”显然需要完整的理论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结果使得自由主义者们不得不再向马克思主义求援。E.盖达尔和B.马乌接受的远不是整个马克思主义，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划分成“好的”和“坏的”两半。
刚刚过去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欧亚大陆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世纪末虽然在一些国家出现了曲折，出现了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思潮激荡的形势，但是这些国家的人民，从反思中不断提出回归马克思主义的要求，不断出现社会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情况。俄罗斯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激烈大讨论，与我国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启动不谋而合。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俄罗斯仍然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其基本理论和发展历史激起人们的研究热情。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明确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理，弄清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避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澄清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
各转型国家在资源配置方式、政府的职能转换、经济的宏观调控运行、产权结构的转变、国有经济改革、公平与效率等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深化经济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非常宝贵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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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常少荣］
从危机到治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制度变迁评析
唐朱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
摘要：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国家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一直是俄罗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老问题。叶利钦时期，联邦中央以给予地方充分的权利为条件，寻求与地方的妥协，结果立宪联邦事实上成了契约联邦，使俄罗斯处于“国体四分五裂时期”。普京集制度整合和权威导向于一体，使“叶利钦后遗症”日益缓解，地方“权利岛”开始削弱。尽管目前对普京改革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最重要的是：任何改革，必须符合国情，符合基本民意，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
关键词：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制度变迁/改革/叶利钦/普京
中图分类号：F113;D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6）03—0179—05
一、叶利钦时代俄罗斯中央和地区管理制度的非效率特征
俄罗斯联邦独立之初，各联邦主体纷纷要求独立，是当时威胁俄罗斯稳定和领土完整的主要问题。为避免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联邦政府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
1.提升民族自治地区在联邦中的地位
1992年俄罗斯议会通过决议，允许境内16个自治共和国和5个民族自治州中的4个自治州去掉“自治”二字，全部升格为共和国，同时赋予这些共和国以较大的自治权，包括可以制定自己的宪法、建立自己的立法机构等。而其他民族自治州（犹太自治州），10个自治专区及55个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边疆区和州则没有上述权力。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民族苏维埃，变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一院制为两院制。民族苏维埃按每共和国各3名， 自治州和自治专区各1名，边疆区、州和两个直辖市共63名代表的方式组成。这样， 在民族苏维埃中，民族自治构成体的代表占了一多半。这次改革的宗旨是通过对民族自治地区的利益倾斜，达到稳定联邦关系的目的。
2.提升非自治实体在联邦中的地位
对民族自治地区的利益倾斜，激发了非自治实体——边疆区和州强烈要求实现与自治共和国法律地位平等的愿望。叶利钦不得不同意边疆区和州提出的要求，提出“不仅民族自治实体可以成为联邦主体，按地域划分的行政地区同样可以作为联邦主体”，并建议把他的主张列入《俄联邦主权宣言》和联邦宪法修正案中。
3.签署《俄罗斯联邦条约》
1991年11月2日， 俄罗斯第五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保障俄罗斯稳定的措施》的决议，强调各联邦主体必须在联邦范围内签署与中央的双边关系协定。经过多方努力，1992年3月31日，联邦中央分别与各共和国，边疆区、州、 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市，自治州与自治专区签订了三个平行的条约，即《关于划分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俄罗斯联邦组成中主权共和国权力机关管辖权限的条约》、《关于划分俄罗斯联邦权力机关和边疆区、州、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权力机关管辖权限的条约》和《关于划分俄罗斯联邦国家权力机关和俄罗斯联邦组成中自治州、自治专区权力机关管辖权限的条约》，统称《联邦条约》。除鞑靼斯坦和车臣共和国外，所有联邦主体都参加了联邦条约的签署。联邦中央在许多原则性的问题上对共和国做了很多让步，承认了各共和国在联邦境内的主权地位及其各自通过的主权宣言的合法性。在领土、财产资源等方面给予了各共和国以完全的自主权。
联邦条约是一个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为维护国家完整而制定的妥协性法律文件。从理论上讲，联邦条约签订以后，预示着俄罗斯进入了“条约联邦制”时期。但联邦中央在“国家主权”等原则问题上的退让，注定联邦条约只能是一个临时性政治协议，不能有效防止联邦内部的分裂主义势力。1992年11月，俄罗斯53名边疆区和州的行政长官成立了“州长联盟”，反对联邦条约中有关共和国特殊权力的规定，要求联邦各主体权力平等；1993年10月27日，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宣布建立乌拉尔共和国；随后，沃洛格达州、车里雅宾斯克州和滨海边疆区也宣布成立共和国。还有一些州通过了自己的宪法，宣布具有国家主权。各州和边疆区的代表纷纷向中央发表政治声明，声称必须把各主体一律平等的条款写进宪法，否则将拒绝参加通过新宪法的投票。显然，“条约联邦制”已无法维持。
4.制定《俄罗斯联邦宪法》
1993年12月俄罗斯新宪法在全民公决中获得通过。这部宪法结束了苏维埃体制，确立了以总统制为核心，两院制联邦制和多党制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权力体制。规定了俄罗斯联邦制度的原则、结构形式、联邦中央与各主体的政治法律关系。其主要特征：一是俄罗斯联邦是混合型联邦，它由89个主体构成；二是联邦中央与各主体之间在管辖对象和职权范围上实行分权原则；三是联邦主体权限的多元化。首先，联邦各共和国宪法与联邦宪法相抵触。与《联邦条约》不同，1993年宪法只承认联邦共和国是联邦主体，不承认是主权国家[1](P70—71)， 但某些共和国宪法否认这种主体地位而强调主权国家地位。一些共和国（如图瓦和车臣）宪法还规定，共和国可以通过全民公决方式改变国家法律地位和疆界，有权宣布戒严，有权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建立共和国武装力量。其次，联邦各主体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性。按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边疆区和州远远大于一些共和国。但后者要比前者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利和特别优惠。再次，联邦主体对外交往的权限和协调缺乏统一的法律基础。
总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制度开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993年的宪法确定了联邦制度的法律基础，但是不可避免地打下当时各种力量对比的烙印，宪法的许多内容是联邦中央和地区力量博弈妥协的产物，它属于过渡时期的宪法，联邦制的本质并没有得到中央和地方的真正理解。宪政制度的缺陷，使俄罗斯在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时面临以下两大问题：
第一，隐埋了严重的联邦主体分离倾向。联邦宪政制度的过渡性特征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博弈创造了条件，一旦中央集权的控制稍有放松，地方利益和地方主义就会伸张。宪政制度上客观存在的联邦主体权限的多元化和不平衡，又为地方利益的扩张提供了制度依托，权限较大的联邦主体要求保持现状，权限较小的联邦主体要求向权限较大的联邦主体靠拢。“共和国主权化”和州、区“共和国化”的要求屡见不鲜。向中央施压成为各联邦主体与中央博弈的共同手段。为了给中央施压，它们可以蔑视联邦宪法的权威，制定大量严重违背联邦宪法的规范性文件。1994—1997年，联邦司法部收到的各联邦主体通过的9000份规范文件中，有1／3以上不符合联邦宪法和法律。其中卡累利阿共和国、阿尔泰、斯塔夫罗波尔、哈巴罗夫斯克北疆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与秋明州等地区最为突出。这不仅使中央和地方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而且造成了诸侯割据、中央和总统权威受损的局面。
第二，经济分立倾向愈演愈烈。由于客观的自然条件、社会历史、经济结构和文化水平等差异，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关键是政府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原则，把各地区之间的差距维持在社会大体都能接受的范围内。
俄罗斯也按照市场经济国家的惯例，规定了联邦中央向联邦主体和联邦主体之间的转移支付原则。由于俄罗斯的许多地区是需要输血的贫困地区（按俄联邦政府1998年9月的规定，列入需要实行补充财政支持的联邦主体共有28个）[2](P59)，因此联邦主体之间的资金流动规模十分有限，财政转移支付主要表现为联邦中央向地区的转移。由于联邦预算资金的有限性和转移支付信息的不对称，联邦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取决于地方与中央博弈基础上的人为的分配，因而造成了严重的问题。首先，要求转移支付的地区越来越多，但经济差距却越来越大。例如，1994年接受转移支付的地区为64个，1997年增加至79个[3](P250)。1995年俄罗斯最发达的中央区分别占全俄工农业总产值、利润和基建投资的20.9％、23.3％和20.6％，而最落后的远东地区仅占5.8％、3.0％和5.2％。1999年俄罗斯10个发达地区的工业生产总量占45.3％，而10个最落后地区的工业生产总量只占0.1％，1999 年居民收入最低的印古什共和国人均月平均货币收入363卢布，而收入最高的中央区为2482卢布，其中莫斯科为6857卢布，差距为6.84倍和18.89倍。其次， 愿意上缴联邦中央预算的联邦主体越来越少。1997年上缴联邦中央预算的联邦主体只有11个，但占联邦中央预算收入总额的66％，其中莫斯科大约占31％。这引起了11个联邦主体的不满意。当时的上缴大户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和萨马拉州长曾经在1996年10月讨论联邦预算时向联邦中央发难，批评联邦中央奖励不干活地区，要求大幅度增加自己的留成比例[3](P250)。再次，转移支付的费用没有得到有效使用，联邦不仅对援助地方的资金使用状况不知情，更无法对地方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另外，地区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甚至不惜违背联邦反垄断法等相关法律推行地区性的商品税收。最后，地区经济差异导致了地区的政治分化，例如，在1996年的总统大选中，凡是支持叶利钦的地区都是所谓的“白色地区”，即经济发达的地区，而支持久加诺夫的都是所谓的“红色地区”，即经济落后的地区。
二、普京时期的改革及特点
联邦主体的多样性是俄罗斯联邦组成的主要特点。如何在联邦国家主体多样性的基础上确保联邦的统一性，这是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不能回避的关键点。在叶利钦时期，尽管俄罗斯宪法条文中已经确定了联邦制的一般原则，但对实现这些原则的具体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没有有效确定。这种不确定性使得每一方按照对自己有利的方式来解释俄罗斯宪法和联邦条约的规定，从而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拉锯战”格局。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时，是“俄罗斯在政治和社会动荡、剧变和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国体四分五裂”的时期。制止国家分裂，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建设“强有力的国家”，成为普京执政时面临的重大问题。普京执政以后，在改善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经过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00年至2004年8月。重点是强调结合国情，巩固联邦， 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
普京在《2001年国情咨文》中认为，“真正强有力的国家还是牢固的联邦。整顿联邦和地方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是成功的战略改造的必要条件”。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使按法律程序通过的现有宪法的执行成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规范。现在俄罗斯的联邦法律文件超过1000份，各共和国、边疆区、自治区和州也有几千份，其中不是所有的法律文件都符合宪法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从法律和政治角度来讲都是极其危险的。宪法安全、联邦中央行为能力、国家的管理和俄罗斯的统一将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强大的国家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俄罗斯需要而且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这是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经济和文化决定的。为了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在行政机构方面，要确保国家政权和管理结构的合理化；在司法方面，要加强司法的作用和权威，要使按法律程序通过的现有宪法的执行成为国家、社会和个人生活的规范；在中央和地区关系方面，要把建立规范的法制化财政金融关系作为改善中央与联邦主体的关系的最重要内容。行政改革不仅限于中央政府，还包括地方整个行政体系。
为了改变国家政权弱化，地方政权为所欲为、不受监督的无政府状态，2000年5月13日普京签发命令决定按地域原则建立由共和国、 边疆区和州组成的七个联邦区。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每个联邦区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全权代表直接隶属于总统并向总统汇报工作。根据规定，全权代表有4项主要任务和13项职能。4项任务是：在联邦区内组织执行总统确定的国家内外政策基本方针； 监督俄联邦宪法和联邦最高权力机关决议的执行情况；确保总统在联邦区的干部政策的实施；定期向总统报告联邦区内国家安全问题、社会经济和政治局势情况。全权代表最重要的职能是协调联邦权力机关和地方机构执行联邦法律、总统命令和政府决议的工作；协调执法机关的工作，评估它们的工作情况，向总统提出相应的建议；监督遵守俄联邦宪法以及有关自由和人权的联邦法律；参与联邦主体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协商联邦权力机关驻地方代表的主要干部任命；参加拟订地区发展纲领等等。随后普京又推出了旨在强化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体制，削弱地方领导人权限，加强联邦总统权利的三项法案。这些法案包括：修改联邦委员会（上院）的组成原则。改变各地区的行政长官和共和国领导人既是执政机构的代表，又是联邦委员会成员的状况，以有利于权力分开；解除地区领导人职务和解散违反联邦法律的立法机构。强调一旦违反宪法，可以解除各地区和地方领导人的职务，也可以解除总统的职务；国家总统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解除各地区和地方领导人的职务，地方领导人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解除下属机构的领导人的职务。
同时，普京成功地废除了同联邦法律相抵触的地方法规和法律。普京对巴什基尔共和国宪法中关于建立具有完全国际法意义上的共和国提出了否定，同时也对该共和国总统有权在辖区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条款表示反对。普京还专门发布总统令，废除印古什总统和政府发布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理由是这些文件有典型的违法行为。
为了化解因削弱地方首脑权力而出现的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同时调动地方领导人参与国家决策的积极性，普京于2000年9月1日下达总统令，宣布成立由联邦总统为主席的联邦国务委员会，成员包括所有89个联邦主体的首脑，其职能是帮助确定国家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确保国家权力机关的协调运转和相互合作。
第二阶段主要从别斯兰恐怖事件以后开始。重点是深化一系列改革。
2004年9 月初的别斯兰恐怖事件使普京对俄罗斯社会的政治体制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他认为，迄今为止俄罗斯的政治体系、国家与地方关系的制度，不能保证执行权力机关根据联邦宪法第77条的规定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地区领导人是直接选举的，所以只要地区一开始选举领导人，联邦一级政权就变成一块被人切割的蛋糕，联邦政府无法对选举施加影响，对地区领导人既不能任命也不能撤销。于是在地方上又建立了一个并行的但效率并不高的联邦行政体系。
2004年12月上旬，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根据普京的提议，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体立法和执政权力机关组织总原则联邦法》和对《俄罗斯联邦公民选举权和全民公决权基本保障联邦法》的修改法。12月12日普京签署了上述法案。
新一轮政体改革的关键是对各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组建方式的改革。法案强调改变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直接选举制度，用与任命联邦政府总理一样的方式来代替全民投票选举制度。各联邦主体的最高行政长官在形式上由地区立法机构选举产生，但联邦总统将负责向地区立法机构提名候选人。各联邦主体最高行政长官的免职制度也与任职制度相似，即由总统下达免职令，地区立法机构批准总统决定。普京认为，这种体制是有效率的体制，是适合俄罗斯国情的制度。因为，目前不少联邦主体的选举往往按民族属性进行。如果选举按民族属性进行，如果各联邦主体追求民族单一性，就会导致地方领导人为争夺影响力而进行斗争，会使国家卷入一场无休止的冲突。只有改变对各联邦主体执行权力机关的组建方式，才能保证地方利益和全民族利益的平衡，才能改变联邦行政体制的低效率。
普京认为，在对立法机构选举的改革方面，最关键的是改变既按政党又按地区选举的混合方法，而实现只按政党来选举、议会席位全部按政党比例分配的方法。在俄罗斯没有发达的公民社会和没有发挥现实作用的多党制条件下，人们只能在喜欢的人、不喜欢的人或者更加喜欢的人中间做出选择，而不是对思想和政治观点做出选择。按政党选举，能为所有希望从事国家政治活动而不带有宗教或者民族色彩的合法的政治组织通过政党来开展活动。想从政的人都要按党的名单（在地区以及全国有名的、有影响力的大党）选出，人们投票支持这个或那个党的代表，并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党的成员，而是因为他赞同某一个党的宗旨。
此外，还对某些联邦主体进行了整合。2005年12月1 日将彼尔姆州和科米—彼尔米亚克自治区正式合并为新的联邦主体——彼尔姆边疆区。目前这一新联邦主体已进入过渡期。过渡期于2007年1月31日前完成。期间，将组建行政、 立法和司法权力机关。合并后的新联邦主体首任行政长官奇尔库诺夫已于当天正式宣誓就职。此后，俄罗斯联邦主体已从原来的89个，减少为88个。彼尔姆边疆区新联邦主体的建立，开了整合联邦主体的先河。
为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俄罗斯制定了《2005年前俄罗斯联邦预算联邦制发展纲要》，总结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现行财政关系的主要缺陷：一是由联邦中央政府各类法规规定的联邦主体和地方政府的税收预算权限极其有限；二是联邦中央政府让地方和地区财政承担过重的责任和义务，但又不提供相应的拨款来源；三是对地区和地方财政基本支出部分的集中性规定过于严格；四是依靠联邦税收提成而形成的地区财政收入比重过高；五是地区和地方财政过分依赖于每年规定的联邦税收分割比例；六是地区和地方财政的透明度不够；七是没有从法律上明确固定拉平预算条件的方法。这些问题导致财政资金的无效使用，加大了各地区间的比例失调，加剧了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为此将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调整预算结构和实现财政体制分权化。要求在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形成能够实现居民地方自治权的这样一种权利、资源和义务分配体制。将地方自治划分为两个层次，即与区域行政区划相一致的大城市、大区一级和市镇层次。但实现财政体制的分权化，并不意味着目前就要大大削弱联邦中央财政。恰恰相反，短期内甚至还可能会增加联邦财政的相对规模。
第二，完善和改进财政支出权限的划分。要求将“支出权限”这一概念以法律形式明确固定下来，并在兼顾地区协调一致性、考虑外部效应、地区差别和规模效益等原则的基础上，确定各级财政支出拨款的总方向。一方面要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所谓“共同”支出范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必须详细地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之间的支出责任。为此，要对已经生效的预算法典做出相应的修改。
第三，进一步界定并划分税收权限和收入来源。联邦预算法典虽然确定了地方财政的独立性原则，但并没有详细规定地方财政自有收入的具体名目以及自有收入规模和收入来源，从而保证地方财政自有收入达到能够满足最低社会需要的应有水平。今后必须保证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稳定性，将自然人收入税进款、总收入税、自然资源使用费，以及相当一部分利润税收入长期固定给地方财政。放弃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在各财政级次之间分割税收收入的原则，最终达到联邦税收入全部纳入联邦财政。地区税收入全部归地区财政，地方税收入完全列入地方财政的税收格局，并将这些税收权限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第四，拉平预算条件。在2001年总统预算咨文中，普京强调通过法制建立有助于完善拉平预算条件的财政机制。据分析，今后一个时期俄罗斯拉平各地区预算条件的主要方法，仍是通过建立财政援助基金的形式，由联邦中央财政向各联邦主体提供财政帮助。只不过是要从各地区的税收潜力出发，采取有利于拉平各地区预算保障条件的新的分配办法。
三、对普京改革的看法
普京近几年进行的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改革，在俄罗斯国内外引发了强烈反响。欧美国家的舆论大部分持反对或不支持态度，认为普京是利用反恐大做文章为改革政治制度寻找借口。如果这些措施得到实施，就会强化普京对立法机关和地区的控制，使权力集中到克里姆林宫。这一举措标志着俄罗斯民主制度的倒退。普京甚至用不着改变宪法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计划。他拥有一切权力。普京的做法表明，在俄罗斯民主是软弱的，独裁方能显示力量。
俄罗斯国内的反对者认为，俄罗斯的国体是联邦制而不是单一制国家。地方长官由选举产生同样是联邦制国家的特征之一。联邦当局参与地方权力机构的组建，侵犯了联邦主体的专有权限，联邦主体权力构建是地方的特权。由总统任命地方行政长官的做法不符合宪法，意味着地方当局最终隶属于联邦中央，这会抹杀联邦自身的含义，剥夺公民的权利。实行地方长官任命制都无疑意味着俄罗斯作为一个联邦国家的终结。此外，按政党名单选举杜马候选人的做法则完全将选民和议员割裂开来。虽然普京的改革措施是针对反恐提出的，认为中央控制越严，反恐越容易，但实际上包含了官僚主义的逻辑。恐怖组织是灵活多变的，它拥有错综复杂的管理网络，因此，只有灵活的权力体制才能战胜恐怖组织，而僵硬的垂直权力体制可能对恐怖组织束手无策。前体制已对此做出了证明。普京的改革只会使政权机器瘫痪。在目前的条件下，从联邦制向极权制过渡，无疑是政治自杀，也是普京执政以来犯下的最大错误。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过度的中央集权同过度的地方自治同样有害。这就像拧螺母很容易拧过头一样，国家同样可能因此土崩瓦解。
支持者认为改革是符合国情的。加强联邦中央的权力并不与民主相悖。不少民主国家的地区领导人也都是任命的。1994—1995年叶利钦也任命过州长。任命地区领导人也没有违反俄罗斯宪法，因为宪法中根本没有提到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程序。以全联邦的政党为基础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政权体系也是可行的，联邦制不应该理解为由地方领导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国家机关。因此，任命州长是一项积极措施，它可以避免民族地区领导人和胆大妄为的寡头对联邦权力机关的讹诈。
如何看待普京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的改革呢？作者认为：
第一，普京的改革是消除“叶利钦后遗症”的需要，是符合俄罗斯国情的举措。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联邦主体的多样性是俄罗斯的显著特征。因此，联邦国家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一直是俄罗斯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老问题。在叶利钦时期，叶利钦为了在与各种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寻求地方行政长官的支持，不得不给他们以充分的权利作为交换。结果立宪的联邦制事实上成了契约的联邦制。使俄罗斯处于“国体四分五裂时期”，国家权力削弱，社会经济每况愈下。因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体系是俄罗斯复兴的客观需要。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社会、经济和政治稳定，“叶利钦后遗症”日益缓解，人民开始满意。这与普京致力于改革行政体制，提高国家和地方政府管理效率是不可分的。
第二，普京在强化中央权威的同时，并没有丢掉可行的民主形式，没有恢复集权体制。西方的许多评论家和俄罗斯的反对派把普京的改革视为斯大林式的集权体制的复生，采用了与斯大林主义相对称的概念——普京主义来描绘普京的改革。其实，普京的改革并没有推翻叶利钦时期奠定的“三权分立”的体系，只是针对“叶利钦后遗症”，在地区无政府状态与过度集权这两种极端做法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建立一种中央同地方互相协作，顾及双方利益的有效机制。
特别要注意的是，2005年9月30日，俄罗斯公布了俄罗斯“公众院”首批42 位成员的名单，其中包括宗教领袖、奥运会冠军、商人、贸易工会成员。次日，“公众院”讨论了第二批42位成员的名单和下一步的活动计划。“公众院”是普京推行的政体改革的重要内容，旨在让俄罗斯公民借此监督政府官员，发表见解，促进政策制定的透明化。“公众院”有权接触机密文件，对法律草案提出建议，解决非政府组织间的争端，促进社会对政府的监督。“公众院”有权监督所有的政府官员，有权在必要时传唤政府官员，受到传唤的政府官员有义务出场作证。因此，一些俄罗斯媒体把“公众院”称为与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并列的“第三院”。虽然目前对“公众院”的作用难以评价，但它至少又是一种权力的平衡器，是一种强化民主管理的形式。
第三，普京的改革符合俄罗斯“可控的民主”理念。“可控的民主”在叶利钦中后时期已提出。普京时期是“可控的民主”的巩固和发展阶段。“可控的民主”是俄罗斯现行宪法的基础，而且事实上也符合俄罗斯民主发展进程。因为，“可控的民主”既不同于传统的苏联民主形式——苏维埃制度，也有别于西方的民主形式。目前，俄罗斯不可能取消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但也不可能确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可控的民主”是俄罗斯转型社会中比较实用的民主制度形式。正如普京所说，“迄今为止，对民主没有一个全面的、普遍承认的定义。没有一定的基础，民主根本无从谈起。如果经济发展水平达不到某种水平，这种基础也就很难建立起来。比如在俄罗斯，我们就面临着建立一个有效的、确保人人守法的法制环境问题”。叶利钦在执政初期以摧毁苏维埃制度确立西方式民主制的结果是，国力衰落，社会混乱。事实证明这种制度在目前的俄罗斯是行不通的。当前，振兴经济，稳定社会，实现强国目标，已是俄罗斯社会的基本共识。实现“可控的民主”是俄罗斯社会的理性选择。普京的改革即顺应了民意国情。
当然，目前俄罗斯国内外对普京改革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举措褒贬不一，地方势力的抵制仍然没有消失，因此，完善中央和地方关系仍将是普京以后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但任何改革，必须符合国情，符合基本民意。事实证明，20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形成的地方“权利岛”正在开始削弱，割据状态正在得到改变，这有利于促进俄罗斯社会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刘向文，宋雅芳．俄罗斯联邦宪政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 唐朱昌．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3] 海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房宏琳］
转型时期俄罗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问题研究
庄起善/潘烜
庄起善，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433；潘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摘要：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劳动力资源必须通过市场机制得到再配置。最优转型速度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主要是通过失业来进行的，转型的速度和最终结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对改革进行严密的时间控制。俄罗斯在转型初的衰退期间和1998年后的增长阶段，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都落后于产出的调整，低效率部门的就业缩减和高效率部门的就业创造均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并存在劳动力配置行业间差异大、地区性不平衡的严重现象。主要原因是：俄罗斯私有化方式不利于原有部门削减冗员；缺乏鼓励新企业发展的机制；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另外，俄罗斯吸引FDI力度不足、 教育培训体系薄弱以及劳动力市场信息不畅等也是导致资源再配置低效的原因。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经济/最优转型速度理论/经济转型/劳动力资源再配置
中图分类号：F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06）03—0184—04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根据计划而不是市场来组织生产，因此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无论是在各产业部门之间，还是在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甚至在企业内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都是扭曲的。工资与工人技能的市场价值之间没有联系，工资差别受到压制，相对工资结构扭曲，失业率极低，甚至不存在失业。在中央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系统被市场取代并实现价格自由化后，转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便是资源再配置。自由化引起了大规模的部门结构调整和经济效率的改进，从转型国家的经验看，这个资源再配置过程主要体现在从重工业向服务业、从大企业向中小企业、从国有部门向私人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之一，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得到重新配置，以纠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扭曲现象，进而对转型国家的产业重组以及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在关于转型经济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研究中，引用最多的理论文献为Aghion 和Blanchard（1994）创建的最优转型速度（Optimal Speed of Transition,OST）模型，通过修改模型的假设条件或反馈机制，许多学者进一步延伸扩展了该模型。各种OST模型，无论是采用局部均衡的方法，还是采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方法， 其结论基本上都是一致的。本文首先根据OST理论对俄罗斯劳动力再配置问题进行分析；其次按照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框架将OST 理论中未涉及的因素纳入分析体系中，针对俄罗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中存在的问题作进一步分析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转型期间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理论分析：最优转型速度理论
根据OST理论，转型过程中劳动力的再配置应该包括三个关键的步骤：第一，国家补贴的取消及相应的预算约束的硬化，国有企业被迫关闭，大规模劳动力流出。第二，隐性失业显性化，大量多余劳动力失业，失业的规模取决于国有企业关闭的速度。第三，伴随新兴部门的成长，失业逐渐被吸收。新兴部门主要为私人企业，一般聚集在零售贸易、服务、最终消费品领域和中央计划体系下被人为压制的一些行业。
基于上述三个步骤，OST 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主要是通过失业来进行的，转型的速度和最终结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对改革进行严密的时间安排。一方面，在私人部门没有达到一定规模以前，要避免产生过多的失业，否则，与高失业率相关的社会不安及政治动荡、由失业福利支付造成的财政压力等“反馈”机制会阻碍改革的推行。另一方面，改革速度也不能过慢，因为私人部门的成长需要能够自由使用一些资源，在普遍认为雇主未能有效地组织起来进行工资谈判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失业来对工资产生一定向下的压力，从而提高生产率、促进投资。最优转型速度理论讨论的焦点即为国有企业就业缩减（Job Destruction）和私人部门就业创造（Job Creation）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硬化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失业和发展私人部门之间的政策权衡。
1.最优转型速度理论
OST模型假设劳动力供给标准化为1。E[,s]（t）和E[,p]（t）分别为国有和私人部门在t时刻的雇佣数量，失业量为U（t）[ ,o] 国有部门就业缩减的速率
由政府决定，私人部门就业创造的速率
由市场根据下式决定：
g（t）＝（1－e）（1－W（t）－T（t））（1）
这里0＜e＜1，为进入壁垒，W为私人部门的效率工资，T 为员工为替失业救济融资的缴税。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bU（t）＝［1－U（t）］T（t） （2）
其中b为人均失业救济水平，不随时间变化。 私人雇主仅仅从失业人群中招收员工，r表示贴现率，V[,u]（t）和V[,p]（t）分别表示失业和在私人部门就业的价值：
（3）
rV[,p]（t）＝W（t） （4）
其中
表示被私人部门雇佣的概率。效率工资的假设意味着V[,p] （t）和V[,u]（t）之间有一差额c，假设c是固定不变的：
V[,p]（t）＝V[,u]（t）＋c （5）
取（3）（4）之差，结合（5）得：
（6）
假定把产出净现值的最大化作为决定再配置最优速度的标准：
（7）
其中y[,s]和y[,p]分别表示国有和私人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假定y[,p]＝1，y[,s]＜y[,p]，（7）式的最大化等价于g（t）的最大化。将（1）中的W（t）和T （t）分别用（6）和（2）代入，整理得：
（8）
观察式（8），当U（t）＝0和
时，均有g（t）＝0，即没有失业和失业达到
时私人部门都无法发展。
2.OST理论的政策含义
第一，国企补贴削减的规模和时间安排。OST文献认为在硬化国企预算约束方面必须谨慎地做出时间安排：补贴削减得太快，意味着初始失业率过高，随之产生财政负担及收入效应，将阻碍私人部门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OST 是赞成渐进式改革的。
第二，失业救济的慷慨程度。在OST模型中，失业救济是把双刃剑。 一方面它提高了国企员工外部选择的价值，减少了内部人对重组、裁员及私有化的阻力；另一方面，失业救济的融资问题影响着私人部门的就业创造，降低其吸收国企流出劳动力的能力。鉴于这两方面的影响，失业救济应当在转型初期比较慷慨，然后逐渐降低。
第三，私有化的方式。OST 中各种不同私有化方式的区别只在于私有化后分配到内部人手中利润比例的不同，私有化方案越慷慨，内部人得到的利益越多，对重组的反对意见就越少。另外，内部人私有化会降低私人部门的工资要求，从而会促进就业创造。故大多数OST模型赞成采用内部人私有化的方式。
第四，转型期间为社会保险赤字融资的幅度。OST赞成为社会保险赤字融资，因其能够抵消初始失业上升的反馈效应。认为过于严格的信贷约束会对再配置的速度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会危及经济的成功转型。
二、俄罗斯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过程和问题
1.俄罗斯转型期间的就业—产出调整
从1991年苏联解体开始，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道路上已经走了将近15个年头，经济变迁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91年至1998年。这期间俄经历了所有中东欧和中亚转型国家无一幸免的“转型衰退”（Transition Recession），产出大幅度下滑，在1992 年即实行价格自由化那年产量下降幅度达到顶点（－14.5％）。俄还受到1997年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呈持续但逐渐缓和的下降态势。第二个阶段是1998年之后至今的恢复增长阶段，在1998年俄卢布大幅贬值和国际石油价格高涨两大动力的推动下，俄罗斯的进口替代部门迅速发展，随着实际工资的上涨，国内需求也持续上升，这种相对快速增长的态势已经持续到2005年。俄自转型之后真实GDP的变动情况见表1。
表1 1991—2004年俄罗斯真实GDP的变动率（％）
19911992199319941995 1996 1997
-5.0-14.5
-8.7-12.7
-4.1 -3.5 0.8
19981999200020012002 2003 2004
-5.36.4 10.05.1 4.7 7.3 7.2
数据来源：1991—2002年数据来源于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EBRD）转型报告（Transition Report）；2003年和2004年数据来源于IMF Country Report。
在第一阶段，伴随着产出的下降，“隐性失业”开始显性化，并且失业随着产出下降幅度的变化而变化。1990—1995年，俄罗斯就业的累积变动率为－10.2％，说明其就业变动相对于产出变动的弹性为正。俄自转型后就业的变动情况见表2。
表2 1992—2004年俄罗斯的失业率 （％）
1992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5.3 6.0 7.8 9.0 9.9 11.212.3
199920002001200220032004
12.69.8 8.9 8.6 8.5 8.2
数据来源：IMF Country Report。
有的学者（1998）测算了各国在“转型衰退”期的就业—产出弹性：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为0.80，斯洛文尼亚0.69，巴尔干地区国家0.58，俄罗斯0.17。在这些转型国家中，中东欧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做出了迅速充分的反应，而俄罗斯的就业—产出弹性最小，甚至低于结构性变动程度较低的巴尔干地区国家。俄罗斯产出下降最为剧烈，失业调整的幅度反而最小，说明其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远落后于产出的调整。
进入恢复增长期后，俄罗斯的失业开始平稳并缓慢下降，但由于俄劳动力市场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就业总量的调整一直落后于产出的调整（见表1和表2）。长期以来，由于存在众多阻碍新兴私人部门（尤其是中小企业）发展的因素，俄罗斯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都通过国有企业雇佣率的缓慢下降来实现，并且几乎很少出现大规模的人员下岗。因此，一方面俄依然存在大量的隐性失业，另一方面俄劳动生产率的进步非常缓慢。
2.俄罗斯转型期间劳动力资源在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再配置
在经济转型期间，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方向应当是从传统国有部门到新兴私人部门、从低效部门到高效部门，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实现资源在部门之间的重新配置。
俄罗斯在转型期间，农业、工业和建筑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劳动力为净流出；而运输通讯等第三产业逐步发展，劳动力为净流入，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情况与各部门产出的变动基本一致。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配置情况，农业占GDP的比重从1991年的14％下降到2003年的5.5％，但农业就业人员的比重却只有下降1.9个百分点，甚至在转型第一阶段呈上升趋势，这与俄新兴部门发展缓慢、就业创造能力不足相关，其他部门释放出来的多余劳动力在就业无门的情况下只能归附于家庭式的小型农业，转变为农业劳动力。
即使在萎缩的工业部门内部，也有一些行业的劳动力资源基本没有缩减，甚至出现大幅增长（如电力生产增长率达160％）。这说明尽管俄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在逐步提高，但传统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依然占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
3.俄罗斯劳动力资源再配置中存在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尽管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已经经历了七个年度的高增长，但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并未如其经济发展一样“出彩”，俄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原有企业和部门就业有所缩减，新企业、新部门就业创造的动力不足。尽管俄罗斯国有企业就业规模有所缩小，目前的年离职率在20％之上，但其中大量是退休和自动辞职人员，相对于市场化的要求，许多企业依然就业过度，采取着缩短工时、拖欠部分工资的方法来维持冗员的就业，这种现象在传统制造业部门特别突出。另外，虽然转型期间新成立的企业、尤其中小企业创造了一定的就业，但由于新企业本身的发展受到诸多限制，其创造就业的能量远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第二，各行业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情况差异较大。不同的行业在转型期间对就业缩减和就业创造的反应不同，食品、零售和信息技术部门的就业扩张十分明显，与石油天然气相关的部门就业发展也不错。1998年卢布贬值后，由于进口替代效应，那些贸易敏感度较高的行业，如木材及木材加工行业就业创造上升很快。但传统的制造业部门，如重工业、机械及石化行业，就业的调整与产出的调整相脱节，劳动力再配置实现的程度很低。
第三，各地区劳动力资源再配置极不平衡，地区间甚至一个地区内部劳动力流动性非常低。由于苏联在计划经济时期人为地安排了企业的地域分布，企业的区位由行政指令决定，与市场供需无关，因而在转型期间，俄罗斯经济的地区性产业化结构特征仍十分突出，存在一个城市即一家企业的情况。这个从原有体制遗留下来的弊病给俄劳动力资源地区间再配置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另外，俄各地区在就业流动的模式、企业的重组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城市对新进劳动者有一定的居住要求（如莫斯科），交通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以及住房等问题也造成劳动力不愿意进行流动。尽管转型期间俄采取了多种措施来促进劳动力的流动，但在地区分割、地方保护的背景下，地区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量微不足道，这使得一向比较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很难得到改善。
第四，在大量失业存在的同时，一些新型的领域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尤其是与信息和IT技术相关的产业部门。这是近年来俄罗斯在劳动力资源再配置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许多企业的产能扩张存在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的瓶颈。该现象与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紧密相连，拥有高等学府的地区，产业结构性重组和吸引投资的步伐相对领先，针对技术性劳动力的就业创造速度较快，但其他地区，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就出现了大量专业技术职位空缺的现象。尽管一些企业认为无法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是招募不到人才的原因，但这在更大程度上是由劳动力缺乏地区间的流动性以及教育培训跟不上产业发展需求所造成的。
三、对俄罗斯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分析
1.基于OST理论对俄罗斯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分析
首先，俄罗斯私有化的方式以及对企业硬预算约束的缺位非常不利于庞大的原有部门削减冗员。OST理论认为，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主要是通过失业来进行的，没有原有部门充分的就业缩减，就无从实现劳动力资源向高效新部门的流动。俄罗斯的私有化广泛采用了员工和管理层购买所有权的方式，私有化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腐败，虽然进行了产权改革，却没有发生经营和效率的改善，缺乏对企业重组和裁减冗员的激励机制。转型期间俄罗斯依然以财政补贴的形式对企业实行软预算约束，政府对企业拖欠工资的行为采取默许态度，使管理者没有动力追求成本最小化。另外，企业还必须面对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为了避免出现由失业造成的政治、社会后果，企业只能维持过度就业，并且在职工人越多，企业在与政府谈判中获取资源的数量和各种支持就越多，这也使得企业不愿意轻易解雇工人。
其次，俄罗斯转型期间的经济环境缺乏鼓励新企业发展的机制，使得新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足。OST理论指出， 转型期间劳动力再配置的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大量新兴企业的成长，通过新企业的就业创造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俄罗斯的新企业面临一系列阻碍其进入和发展的因素，如很难获得政府的许可证、无法应付过于严格的注册和检查要求以及缺乏融资渠道和解决争端的法律机制。由于现存的大型企业依靠其市场地位能够优先享有基础设施服务、获得政府的保护，中小企业的成长缺乏一个建立在市场竞争基础上的有效环境，创造就业的能力很难增强。
最后，俄罗斯长期以来缺乏有效的社会安全网络，不能通过失业救济等保障措施来提升国企员工主动择业的能力。OST理论认为， 尽管失业救济的融资问题会影响私人部门的就业创造，但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措施能够降低劳动力对企业的依附性，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并减少内部人对企业重组的阻力。转型之前俄罗斯的社会保障是和企业捆绑在一起的，转型之后的社会保障形同虚设，直到2005年初，俄才正式开始对不堪重负的苏联时代的保障体系进行改革，而其他相关的改革进程仍十分缓慢，甚至远远落后于政府所提出的时间表。
2.对OST理论未涉及因素的补充分析
OST理论主要考虑劳动力的需求，不涉及劳动力的供给， 也没有对除失业福利之外的市场机制进行讨论，这里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和促进劳动力市场出清机制三个角度，对俄罗斯转型时期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作如下补充分析：
从劳动力需求的角度看，OST 理论中提到了原有企业的就业缩减和新企业的就业创造，但是在俄罗斯，由于石油部门之外的其他产业部门吸收到的FDI十分有限，因此FDI对促进就业所起的作用甚微。俄罗斯从1991年7月开始实行新的外商投资法，1992—2004年累计吸收的FDI总量只有约500亿美元，只相当于中国2004年一年的数量。俄罗斯的人均FDI为46美元，而同为转型国家的捷克和匈牙利分别达到了140美元和220美元。除了FDI的流量规模较小外，俄FDI的行业和地区分布也不利于改善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俄大量的FDI流入了资本密集型的石油行业， 投资对低效率企业的就业缩减和新部门的就业创造影响较小。同时，俄有70％的FDI 流入了中央（莫斯科）和西北（圣彼得堡）地区，FDI 的流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使劳动力地区间的流动更为僵化。
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转型期间俄罗斯与人力资本建设相关的教育和培训十分薄弱，无法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对劳动力资源的要求。相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俄罗斯在计划体制下就具备了比较完备的教育和培训体系，人力资源的生产能力较强，但在转型之后，俄政府和个人都难以维持原有体制下的教育水平。无论是用真实支出还是以GDP的比例来衡量，俄用于教育的公共支出都急剧下降， 教师工资水平降低且常常被拖欠，学校校舍失修，教科书短缺。随着大量人口面临贫困，越来越多的家庭由于拮据而不愿承担子女的教育费用。教育程度的分布逐渐趋同于社会阶层的分布：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阶层的孩子相比蓝领工人的孩子更有可能读到大学；教育的地区性差异也日益加大，农村和小城镇的孩子所受的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城市儿童（Micklewright,2000）。由于教育经费的来源实行了地方化而不再由中央政府提供，上述情况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基本上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为严重。教育和培训的不足是出现新技术专业人员短缺现象的直接原因。
从劳动力市场出清机制看，俄罗斯就业中介和职业指导服务落后，利用私人关系依旧是个人求职的主要渠道，无法促进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匹配效率的提高。根据俄统计服务机构的数据，俄罗斯劳动力的求职模式主要有五种，分别为向国有就业服务部门进行申请、应征求职广告、通过朋友亲戚熟人等私人关系求职、直接与雇主联系以及向商业化就业服务部门申请，其中比例最高的是通过私人关系求职，达55.7％，比例最小的是向商业化就业服务部门申请，仅为2.4％。 从求职模式过于依赖于私人关系可以看出，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透明度较差，供需双方信息渠道不畅，通过市场来实现劳动力资源再配置的效率还比较低。
［责任编辑：房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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