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体制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特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过渡经济学”的讨论
内容提要 作者认为转轨经济学是比较经济体制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和发展，本文提出了转轨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向，并以中、德两个国别案例为基础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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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转轨经济学研究什么？
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一般译作过渡经济学，笔者认为，译转轨经济学更明确。它是研究原来采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也就是说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规律与基本趋势。这一学科的主要内容应包括：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选择、模式转换方式的战略选择、模式转换的具体途径与速度、转轨方案的比较、各国转轨方案与其具体国情的关系，转轨的经济效果与社会效果，经济体制转轨与经济发展、经济稳定的关系等等。
轨轨经济学是90年代兴起的一个尚未成熟的新的经济学分支，也是经济学界一个新的研究热点。实践中尚无成熟的经验，当然也就没有成熟的理论。依笔者见，它是60年代以来的比较经济体制学的延伸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因为，比较经济体制学主要内容是对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两种经济体制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描述各该经济体制模式的本质特征、基本功能及其利弊，比较的目的是为了择优或研究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结合度。而转轨经济学也是以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作为转轨历史的和逻辑的起点，其目标模式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它仍然要研究这个起点体制的基本特征及其与目标体制模式的区别，然后才能研究起点模式怎么向目标模式转换。要研究转轨进程中的诸多难题如何解决，也必须对两种模式进行透彻的比较研究，才能提出顺利的转轨方案，才能减少转轨的成本，才能真正实现向目标模式的转换。目前，转轨的实践正在进行过程中，从效果来检验和评价已有的实践经验尚有局限；专轨的理论也正在研究过程中，理论的学科也未成型。但是，这一领域无疑将是90年代和下世纪初具有世界影响的经济学热门之一，它将日益定型为经济学一个新的分支。
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研究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不乏高见。但是，我们现在要从转轨经济学的角度来概括一下，这个起点体制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
第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微观经济组织不具有独立的利益机制，从而不能成为市场经济关系的主体，它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府行政机关的附属物。行政机关不仅给它下达生产经营指标，而且也赋予它行政职能并要求它承担社会义务。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共部门不同，中央计划体制下的国有企业覆盖面广，总体规模大，据世界银行估算，80年代中期，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产出占各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70%至90%，而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约为10%，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重约为15%至20%。
第二，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计划是实现资源配置的基本形式。与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计划不同，它不是对市场机制的引导、弥补和校正，而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它的基本特点是具有指令性、纵向运行、包揽资源配置，是考核企业活动成效的主要标准。
第三，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受到贬抑，在那里基本上不存在竞争性的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物价、利率、汇率、工资等生产要素的价格基本不反映其成本和供求状况及其变化，因而不具有传播市场信息的功能，而只是一种消极的记帐与核算的工具。
第四，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经济职能无限放大并模糊化，国家既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又是所有企业的直接经营者；国家既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者，又是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督者。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病。
这种经济体制模式之所以被采用了几十年，除了有理论和历史的原因外，在实践中它主要发挥过以下功能：
第一、它能在短期内汇聚资源，投向重点目标和优先部门；
第二、它有助于缓解运行的周期性波动，减少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与风险；
第三、它有利于实现综合的社会利益；
第四、它有利于消除严重的贫富差距分化，满足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社会福利。
尽管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由于上述之功能而在特定时期发挥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它终因有以下的弊端而必须被转换。概括起来其主要弊端如下：
第一、经济信息是经济决策的基础，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信息系统（主要是层层汇报）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不全；扭曲不真；时间也往往滞后。
第二、决策机构和决策人的素质及其主观意识对经济决策有直接的影响。
第三、决策（计划）的成本日益提高和决策（计划）的质量日益下降，往往导致对资源的误配置或代价很高的配置。
第四、微观的动力（激励）不足甚而衰竭。
正是这些致命性的弊端而引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浪潮。终于，在80年代末，这个经济体制模式告终，开始了各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转轨各国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是相似的，但是对转轨战略和具体途径所做出的选择差别甚大。对转轨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的研究以及联系经济效果对各国转轨差别的比较，正是转轨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二、中国仅是发展而不是经济体制转轨吗？
众所周知，正是为了发展，才需要改革。是否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检验改革效果即转轨效果的最主要标准。然而，美国的萨克斯教授（作为波兰和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即激进式转轨的咨询专家而闻名）却否认中国属于经济体制转轨国家之列，认为中国的成就是发展的结果，而经济体制并未转轨。言外之意是，中国没有发生政治剧变而是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中国没有推行私有化而是坚持了以公有制为主体；中国没有搞“休克疗法”而是采取了渐进改革方式；因而，中国的经济体制模式就谈不上更新，就不能算转轨。那么，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正在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15年来，中国从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市场取向的分领域、分地区、分层次的渐进式经济改革，到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对传统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国家、集体、私营、个体、外资等多种经济成分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格局初步形式。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在1949年到1979年30年间，从初期的以非公有制为主过渡到比较单一的公有制。1979年以来的15年间，经过改革调整，改变单一的公有制状况，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格局。目前还出现了国家与集体合营、国家与个体合营、集体与个体合营、中外合营、以及多元化投资主体的股份公司等多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
（二）农村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数亿农民成为我国80年代市场机制运行的初始参与者和90年代经济继续市场化的生力军。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曾表明，中国在70年代末改革起步时，农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但缺乏激励机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在土地、大型农业机器等主要生产资料保持了集体所有制的同时，使农户率先成为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者。与此同时，在乡镇兴起了非农产业，孕育着农业工业化与农村城镇化的因素。15年来，乡镇企业吸纳了1 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还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涌入城市，进而在大中城市兴起了劳动力市场和初级形式的第三产业，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竞争机制，冲击着原来计划管理体制对城市经济社会生活的束缚。农村改革曾经为城市经济市场化提供了示范效应，并成为改革由农村向城市推进的强大动力基础。
（三）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经营机制正在转换，并积极探索企业制度创新。80年代，当国营经济还没有探索到产权改革和企业制度创新的途径之前，先根据政企职责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探索了国有承包制、国有租赁制、国有股份制等多样化经营方式。现在正继续试行扩大授权经营、委托经营和租赁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还要公开拍卖一部分国有小企业，将它们转让给集体或个人。也可能将国有小企业的资产卖给本企业的全体在职职工，将它们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业。拍卖或转让的措施并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而是使这部分国有资产从实物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作为新的投资。破产机制已经引入。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在落实生产经营自主权和面向市场生产经营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根本转变经营机制和资产存量结构调整方面进展缓慢。1994年几大改革措施出台后，强化了对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国有企业正在加快建立真正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
（四）价格形成机制市场化与市场体系逐步发育。价格是市场的信息语言。中国改革起步之时，由于宏观经济环境没有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因而没有采取类似“休克”疗法之类的严厉激进措施。我国的价格形成机制与价格管理体制是以调整与放开相结合的方式，分多次逐步逐块地进行改革的，迄今还存在着极少量产品价格的“双轨制”。但是，农产品收购总额的85%、工业消费品销售总额的90%以及生产资料销售总额的70%的价格已在市场形成。价格作为资源配置信号的作用在加强。1992年在原来由政府管理价格的商品中，属于中央级管理的农产品收购价格由17种减少为10种，其中由政府定价的只有6种； 工业消费品价格只剩下食盐、部分药品等3种，特别是生产资料和交通运输价格由737种减少为89种，其中政府定价只有33种。1994年价格又迈出大步伐。统配煤已基本改由市场形成价格，国家投资电厂实行还本付息电价。1994年5月调整了原油、成品油价格，6月10日调整了粮食购销价格，棉花收购价格也将作大幅度调整。这些高价措施，进一步理顺了价格关系，增强基础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调动了农民种植粮棉的积极性。改革前严重扭曲的价格结构得到明显改善。
（五）以按劳分配为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收入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格局正在形成和完善。与劳动力竞争机制相配合，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设计、试点和局部推开。
改革开放以来，与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格局相适应，收入分配方式也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即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职工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私营企业主、外商投资者依法获取投资利润，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职工大体按劳动力价格取得工资，个体工商业户获取劳动和经营所得。这些都是受到法律保障的。
与劳动力竞争机制相配合，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设计、试点和逐步推开。40多年来，中国已有的社会保障对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每年都要花费巨额资金用于社会保障事业。但是，我国历史上形成的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包下来”的社会保障体制，部分是照搬前苏联的模式，部分带有供给制的痕迹，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不适应。首先是覆盖面小，实施范围狭窄，它的实施对象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不能对全部劳动者的基本生活提供保障，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劳动力在各种经济成分之间流动，阻碍企业经营机制的转轨。而且现有的保障制度是国家和企业包得过多，个人基本上不负担任何费用，保障功能弱，又缺乏立法和科学管理。改革以来，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大进展。全国有95%以上的国有企业及其职工参加了失业保险，有些地区还扩展到集体、外商投资和私营企业的职工，建立生产自救基地500多个， 转业训练基地700多个。农村的养老保险和救灾、扶贫的制度、政策， 也正在根据国情逐步探索和健全。
（六）不断扩大和逐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双向对流的对外开放，努力与世界市场接轨。中国从历史教训中认识到，指望在封闭的环境中使用国家现代化是“乌托邦”，与内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行了“对外开放”的方针。现在已经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沿江、沿边开放城市和地区——内地”的分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正在按照国际惯例和关贸总协定规则改革进出口贸易体制。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 1978 年只有10 %左右， 1992年已达35%以上。据海关统计，1993年出口总额918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8%，进口总额为1040亿美元，增长29%， 扣除不收付外汇的货物，全年出口大于进口46亿美元。1994年1～5月，外贸出口总额375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1%；进口总额393亿美元，增长18.1%， 外贸逆差由1993年同期的31亿美元减为18亿美元。
对外开放扩大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密切了中国经济与海外及世界经济的联系。同时，对外开放也成为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强大推动力，目标是使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的运行机制及操作规程接轨，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七）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努力建立与健全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与上述各项重大变化相比，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改革相对滞后，原有的行政管理办法有些已经失灵，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间接管理方法又还很不完备。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往往是政府该管的事有些没有管或没有管好，而许多不该管的事却包揽在政府机构，没有放给企业、市场和社会。许多已被证明是无效的方法仍在沿用，导致政府管理与市场运行的磨擦。而政府在调控社会资金投向、构造总量与结构均衡的良好宏观环境、规模和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反对垄断与过度竞争、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功能还很微弱。而过去按照计划经济要求建立起来的臃肿、重叠的政府机构也急待改革。今后，政策管理经济的职能主要是制定和执行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同时，要培育市场体系、监督市场运行和维护平等竞争、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督国有资产经营、实现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政府将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正是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才推动我国经济建设、人民生活和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不可否认中国发展成就的同时，看不到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巨大变化，显然也不是客观的态度。
三、中国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特色与国际比较
中国经济体制模式转换始于70年代末，是在邓小平重新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探寻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逐步实现模式转换的。中国经济体制模式转换具有自己的特点。这里，仅谈四个主要特点：
（一）、中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包括坚持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领导地位）的同时，逐步明确地放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起先在实践中，进而从理论上回答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可以有机结合。
近一个世纪以来，无论是教条的社会主义者或是教条的反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偏见，或者说共同的误解，即否认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兼容性。这里，首先是把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制度与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混同；其次，又把社会主义传统的经济体制模式定型为计划经济。于是，“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信条就一直禁锢着人们的头脑，教条的社会主义者固守这一信条以捍卫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教条的反社会主义者又据以论证计划经济之低效来诋毁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共同的偏见具体表现为，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在国际范围长期持续着，一轮又一轮，反反复复，而各社会主义国家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的改革又普遍不敢触动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些国家的执政者纷纷抛弃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宣称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但与此同时，他们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也彻底抛弃了。从认识上来说，这仍然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而市场经济只属于资本主义特有，所以，他们要市场经济就只能要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了。中国在十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而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在认识上不断有所突破，观念不断更新。邓小平同志在1979年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实际生活中初步发育的市场机制已经使中国经济大为改观。即使如此，人们还是被市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困扰着，不敢理直气壮地把“市场经济”明确为改革目标。直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才彻底粉碎了近一个世纪的教条主义锁链，他明确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区别两种社会制度的标准。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的论断是说了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科学概括与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大发展，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飞跃。正是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指引下，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目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经济学的中心问题是研究稀缺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有效配置。在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诞生以前，西方经济学界就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大论战。辨论的中心问题是，由中央计划机关配置全社会的资源是否可行以及效率高低。持肯定态度的首创者帕累托（意大利，1902年），继承与发展者是巴罗内（意大利，1908年）、泰勒（美国，1928年），半格（波兰，1936～1937年）；持否定和反对态度的是米塞斯（奥地利，1920年）、哈耶克（奥地利，1944年）、罗宾斯（英国）等。论战具有世界影响，且持续到本世纪80年代末甚至尚未结束。论战双方虽根据经济现实的变化各自提出进一步论证，但基本观点并没有什么改变。这说明论战也具有很强的学术性，不能以肯定或否定中央计划配置资源作为意识形态的分水岭，肯定计划配置资源的帕累托、巴罗内、泰勒等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更不是共产党员。
第三，“计划”与“计划经济”是有区别的两个经济范畴。“计划”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调节手段，如前述，在市场经济国家也被普遍运用，但是，“计划经济”是以政府的行政配置作为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它是特指30年代在苏联形成、随后在14个欧亚社会主义国家搬用过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即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前苏联经济增长率自60年代以来呈递减趋势，直至停滞、负增长、衰退、危机、解体以及东欧剧变，表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已告终结，所以，“计划经济”已是一个历史范畴，是特指30年代至80年代末这段时期社会主义世界的历史现象。当这种历史现象终结之际，在我国理论界和有关部门曾经产生一种模糊的错觉，说什么“市场化”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原因之一。我们曾有研究报告，其目的是澄清这种错觉。大量事实表明，前苏联与东欧各国当时的经济生活现实不是“市场化”了，而是市场极度不发育，导致它们亡党亡国的深刻经济原因正是排斥市场竞争机制的僵化的行政命令体制，它配置资源的低效使这些国家在同西方世界经济竞赛中败北，人心由此涣散，危机由此扩展加深。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模式重新认识。
第四，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哲学大论战为以后的传统观念更新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自那时以后，这一提法及派生出的几点认识在改革实践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提出了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绝不意味着认为市场是万能的。西方经济学界也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说“市场万能”是出于无知，或是误解。市场缺陷的表现、市场缺陷需要政府行为以及社会中介组织来校正和弥补，市场效率需要有宏观调节来保证，这些都已是发达市场经济的事实，也是现代经济学的常识了。在改革目标明确以后，当社会公认市场要成为社会资源的基本配置者之际，我们的讨论的重点就要转移到如何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如何建立和健全市场法规、如何从宏观上驾驶市场化的进程、如何制定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政策体系，如何学会宏观调控市场经济的技能等这些重要的议题上来了。
（二）、在坚持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或主导），不搞私有化，但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中国正在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探求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并从理论上回答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可以兼容，可以有机结合。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是我国改革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但是要寻求公有制有效的实现形式，而不能固守传统的国有国营的企业模式。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曾指出：“公有制本身也有多种形式，除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外，还应发展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联合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以及各地区、部门、企业互相参股等形式的公有制。”股份制是多种经济成分融为一体的混合所有制，也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198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我国国有企业绝不走私有化的道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股份股制不是私有化，而是把笼统的、不够明确的产权，变为比较明确的产权，以利于促进企业机制和企业行为的合理化。”
当然，以公有制为主体是从整体上讲的，并不是说，国家对每一个股份制企业都要控股，也不是国家股的股权必须占51%以上。对一些国有小企业，则可以完全出售给个人或集体经营，对一些竞争性较强的加工企业，国家也不一定都要控股，有的只参一部分股即可。而对那些关系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一些行业，如能源、交通、通讯等行业中的股份制企业，国家必须控股。
（三）市场“无形之手”不是一步充当资源配置的主角，而是分产业、分地域、分层次逐步推进的，政府“有形之手”是逐步弱化和转换功能的。目前，中国正在从实践中和理论上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及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宏观调控体系。
中国在改革起步之时，由于社会政治安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又自觉地领导着思想解放，推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进行了初步的政治改革，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威自上而下地引导干部和群众不断地突破传统观念，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作用和弊端进行重新认识，与此同时，努力探索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途径。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选择了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即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逐步弱化行政指令的计划职能，由计划单轨逐步通过计划与市场双轨再逐步向市场并轨，并且把计划经济管理的职能转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体系。这个过程用通俗的语言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到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时，鉴于已经积累了十五年的改革经验以及宏观领域改革的特点，又进一步提出了“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
众所周知，由国家行政定价，使价格丧失向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发出信号的作用，这是计划经济的重要弊端之一。所以，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首先要进行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即建立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中国没有采取“休克疗法”一步放开的做法，而是采取“放调结合，分步配套”的方针，从1979年到1984年以调整价格为主，兼有放开价格；1984年以后则以放开价格为主，同时继续调整价格。曾经出现过国家统一价格、国家指导价格（即半计划半市场价）与市场价格并存的格局，到目前，价格已基本上放开了。在这个过程中，虽出现过短暂的抢购风潮，但基本上没有引起大的社会振荡，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详细运作过程就不必在此赘述。而据笔者所知，那些采取“休克疗法”的国家，即使价格一步放开了，由于微观机制没有灵敏的反映，而市场又未发育形成，因此并不能刺激供给，只不过使消费者望价却步，抑制一些消费需求而已，价格仍然没有发挥优化资源配置作用。
市场体系是需要有一个逐步发育的过程才能规模和发达的，经济史的资料表明，英国的市场体系经过100年才建立起框架。 我们有现代市场经济的经验可借鉴，过程可以缩短一些，但实践已经证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500天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案， 也是纯属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国的市场改革已经历了15年，到目前为止，也只是消费品市场繁荣一些，各类生产要素市场还只是雏形，有待进一步培育和规范。资金、房地产、人才、科技、信息等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的现状在第一部分第（四）节已有描述，这里再补充一些初步发育的产权市场的情况。从1988年国家颁布《破产法》到1992年，全国已有948家企业破产，有6226 家企业兼并了6906户企业；1993年实行企业兼并超过了一万家。目前，全国在深圳、合肥、沈阳、武汉、南京、太原、成都、哈尔滨等地已有产权市场25家，另外还有天津、济南、西安等一些城市正在积极筹建。
驾驶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当前中国政府宏观管理政策体系的任务。它包括对总需求和总供给双方及其结构的管理。它要兼顾短期和长期的关系，兼顾区域经济和全国统一经济之间的关系；兼顾不同产业之间的关系。鉴于中国目前处于转轨过程中的体制现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照搬一些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的宏观政策手段，一是不能立即做到，二是生硬照搬也不一定都能奏效，还是需要从中国的当前实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体系。在以往15年逐步、逐块、分层推进的改革基础上，1994年初出台的一些重大改革措施主要是涉及到财税、金融、外贸、外汇等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从上半年运作情况看，基本平衡顺利，没有出什么大的问题，有些问题随即进行了调整。
（四）在走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中国是唯一保持十多年持续高速增长的国家。
伴随着以上经济体制模式转换进程的是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改善。改革前2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是6%左右，而改革以来，到1992 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上升近9%，1993年比上年增长13.4%。 人民的货币工资收入每年提高速度从改革前的2.2%上升到6.5%，1993年比上年增长19.4%。劳动就业增加，城乡居住条件改善，社会福利事业明显发展。
前苏联和东欧各国伴随着模式转换的一般是经济衰退。1992年，前苏联各国人均产出下降1/3，东欧各国下降1/4。据俄罗斯国家统计委员会关于俄1993年社会经济情况的统计材料，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下降12%，工业产值下降16.2%，农业产值下降4%， 公用运输货运量下降25%，投资下降16%，进出口额下降13.4%。切尔诺梅金在奥廖尔州还说，俄罗斯工业已经到了“崩溃边缘”，1993年工业下降25%（比统计材料公布的16.2%高出8.8个百分点）。据官方公布的材料，1993 年底俄罗斯有3300万人（占总人口的22%）的人均货币收入低于维持生活最低标准（贫困线）。俄罗斯的通货膨胀率，1992年为2200%，1993年略有好转，仍在1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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