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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进入21世纪的征程并非一片坦途，仍然充满了危机与挑战，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的发展奇迹已经令世界为之震惊。震惊之余，也有不少学者开始总结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当“华盛顿共识”受到人们越来越多质疑的时候，这一话题就显得更加敏感而重要。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通过与中国学者的大量交流，首次提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的概念（注：乔舒亚·库珀·雷默：《北京共识》，《国情报告》2005年第3、4期。），引起了中国学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与争论。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改革仍在不断前进，尚没有最终定型；但中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验与发展减贫经验，到了该认真总结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的时候了。如果说中国过去20多年的改革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话，那么“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相继提出，无疑勾画出了21世纪中国新政的蓝图。总结经验是为了更清楚、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自己的发展道路，找到自己的发展机遇，应对自己的发展挑战。因此，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视角，通过对中国建国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经济社会改革脉络的梳理，简要总结一下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与经验。
一、中国发展模式的演进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断演化、发展与变化的。这是因为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不同的领导人面对不同的发展挑战，需要提出不同的发展任务，这必然引起中国发展模式的变化，中国发展模式的演进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转型：
一是发展战略转型。中国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一个追赶模式，即作为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后来者、落伍者，它的基本目标和基本任务就是追赶先行的、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不同时期，中国选择和实行了不同的追赶战略。从建国后发展的历史来看，大约25～30年有一次比较重大的转型。我把中国的发展战略分为：第一代主要是毛泽东式的追赶战略（1950～1978），优先发展重工业，内陆优先发展。第二代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式的追赶战略（1978～2002），主题是加快发展、不平衡发展，倡导“先富论”，如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实施加快沿海地区发展战略。现在进入第三代发展战略，主题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倡导共同发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投资于人力资本，发展人的能力；实施五大协调发展战略。实际上，每一代发展战略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同代的发展战略。相同点表现了发展战略的继承性，不同点表现了发展战略的创新性。每一代的发展战略既承上启下，相互衔接，又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现代化与全球化挑战的响应。当然，每一代发展战略都有历史的合理性与历史的局限性，有其历史的制约性与历史的可选择性。
二是经济体制转型。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强劲赶超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实施了被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的改革战略，即推动经济体制从命令式中央计划经济向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并向外部世界开放了经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20多个市场经济转型国家相比，有不同的初始条件，因此走了一条独特的改革道路。中国的制度变迁过程是先改革，后转轨。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的区别在于，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的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中国与东欧国家相比，前者属于经济改革，后者属于经济转轨。中国的经济体制的转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经济改革阶段（1978～1992年），主要是脱离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双轨模式。1978～1984年主要是农村改革，1985～1992年是城市改革。第二个阶段是经济转轨阶段（1992～2003年），主题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了系统性、综合性、主动性的制度创新。第三个阶段（2003～2020年）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是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型。过去20多年中国迅速从封闭经济、高度保护市场走向半封闭、半开放经济，进而成为所有新兴经济体中最开放的市场和经济体。中国采取贸易自由化政策，迅速融入世界经济。第一，中国大幅度降低了名义关税税率。到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平均名义关税税率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56％下降到2001年的平均仅15％，到2005年平均名义关税税率将降至9％。第二，大幅度削减非关税贸易壁垒。1996年中国非关税壁垒占各类贸易的2/3，2000年降至1/3，加入WTO后中国将取消绝大部分贸易关税壁垒。根据WTO规则，国际贸易仅控制不到10％。第三，1994年中国废除双轨制汇率制度，实行单一汇率制度。中国加入WTO后又进一步降低关税税率。中国的市场开放程度远比一般人所认为的要高得多，实际开放度可能相当于GDP的70％。
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实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实现了体制的有序转轨、经济快速增长、经济结构剧烈变动和社会保持稳定的有机统一，这说明中国所采取的独特改革道路是成功的。从体制变迁的角度看，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已开始进入准市场经济国家行列。
二、中国发展模式的特点与经验
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渐进式革命。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演进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显示出一种渐进变化的方式，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的变化累计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因此可以说，它是渐进主义的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结果。中国经济改革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首先，改革是由中央政府发动和推动的，政府是改革的主体；其次，改革目标是由中央政府提出的，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央政府提出了不同阶段的目标；再次，改革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央领导人的学习过程和学习能力相关，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现实主义做法，一方面不断学习国外经验、引进国外制度，另一方面根据本国国情创新制度，通常采取“试点试验”，然后取得经验，最终作为正式制度进行推广。改革引起的社会矛盾冲突以及社会不稳定性是由中央政府来协调和解决的。
第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学习与实践的过程。制度变迁是一个学习过程，或者说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学习可以提高制度变迁的预期回报率，或者降低制度变迁的风险。制度变迁的速度是学习能力的一个函数。学习能力包括获取外国经验的能力、总结本国经验的能力以及自我创新的能力。制度创新的规模速度取决于现有的知识存量和知识质量。对于改革，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者并没有抱天真和教条主义的态度，而是坚持务实与渐进的方法，学习与实践的方法。
第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和有力保证。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和保证。要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只有注意改革的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承受能力协调统一，才能实现稳中求进。
第四，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人民广泛参与的经济自由革命。经济自由是解放生产力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的经济改革经历了农村改革、家庭联产承包制、企业改革、扩大自主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市场开放、允许发展私营经济、引入新的竞争者、打破垄断、鼓励公平竞争、对外开放、积极吸引外国投资者，全国人民广泛投入其中。此外，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对内对外开放互动的过程，是一个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同时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过程。
2.中国发展的独特性。
第一，规模巨大。中国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市场规模、消费规模巨大，这决定了不管中国巨变成功或失败都会对世界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例如，中国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就会直接引起全球人口出生率下降；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就会直接使全球贫困人口下降。
第二，发展与转变最迅速。各类变量相对中国历史的任何时期都是变化最快的，相对同期的发展中国家也是变化最快的，几乎把西方国家150年至250年的历史巨变压缩和集中在50年至100年的时间之内。这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沿着或跟随西方国家传统的现代化之路“亦步亦趋”，势必采取“蛙跳”式发展或者避免重蹈高代价发展之路。这本身也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压力。
第三，发展极不平衡。它不仅表现为城市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不平衡，而且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人与自然、国内与国际之间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和谐的突出现象。
第四，影响最明显和深远的一次制度变革与社会变革实践。中国共产党以推动中国现代化为己任，以富民强国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以改革开放为手段。中国的发展几乎面临世界上所有的发展问题，其一旦发展了，对世界做出的贡献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大。它既对中国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对国际的未来发展产生广泛影响。中国的发展是独有的，中国的影响更是独有的。
3.中国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
第一，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首先是政治稳定。1978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政治局面，逐步重建国家基本制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制，以渐进方式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领导“终身制”，重新恢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逐步实行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也改进了公共政策决策机制。从国家制度破坏失灵时期进入国家制度建设改革时期，这是建国以来最好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开明时期。其次是宏观经济稳定。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是建国后我国宏观经济最稳定的时期，经济增长率的波动系数最小，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差距最小（见下表），基本属于无波动经济增长时期（注：本文定义GDP增长率波动系数小于25％即为宏观经济稳定或无波动。）；再次是社会稳定。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由基层发动并获得政府允许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数亿农民受益。改革处于一种共赢的局面，人心思定，绝大多数人认同改革，对改革的前景充满了良好的预期。这为改革的顺利推进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无论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还是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来看，天下大治的时代就是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时代，天下大乱的时代就是经济衰败和社会退化的时代。改革以来良好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为中国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中国GDP增长率波动系数
单位：％
年代 均值
标准差 波动系数 最大值 最小值
1953—2000
8.0
7.9
99
21.3 —27.3
1953—1978
6.7
10.3
154
21.3 —27.3
1979—2000
9.6
3.1
331
5.2
3.8
1991—1995 12.0
2.1
17.5
14.2
9.2
1996—2002
8.1
0.86
11
9.6
7.1
注：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年）第53页数据计算；波动系数定义为标准差与均值之比。
第二，强大的学习能力。一是向历史学习；二是向他国学习；三是在学习中创新。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既是学习大课堂，也是实践大课堂。一旦学习比较成功的话，就会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
第三，不断提高竞争力。一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任何一个国家的挑战，都构成一种强有力的国际压力，会激发领导人与人民的改革愿望；二是国内的政治竞争，各种发展都会对政治统治或秩序提出挑战，其根源来自发展对治理本身的挑战，这就迫使领导人、政治家不断地学习；三是市场竞争；四是社会竞争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迫使各类团体学习。这既是中国发展的经验，也是中国发展的基本活力和动力所在。
第四，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力。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或者模仿外国发展模式，因为中国的国情与历史是十分独特的，所以只能寻找与国情相符合、与自身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发展模式。这是理解中国发展模式是否成功的关键。例如，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江泽民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胡锦涛提出的“和谐社会”，都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的重大创新。
三、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与悖论
发展在解决原有矛盾的同时又可能产生新的矛盾，发展在推动社会进步时又可能形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没有发展便没有历史进步，但是发展并不总是带来社会和谐，不平衡的发展、不协调的发展、不对称的发展反就容易产生社会不和谐。
发展总是有代价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只不过不同的发展模式或策略所付出的社会代价会有不同，社会的收益与代价的比较权衡会有所不同。
中国的发展模式并不是单一的模式，而是多种模式并存、竞争、此消彼长、相互借鉴。
发展的成功与失败既是难以理解的秘密，又是十分简单明了的道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就是所有的经济主体都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因此，激励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注：威廉·伊斯特利：《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经济学家在欠发达国家的探险与失败》，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不同的激励会产生不同的国家命运。错误的激励使富国变为穷国，从强大走向衰落；正确的激励使穷国变为富国，从贫弱走向强盛。这也是1840年以来现代中国的历史写照与历史结论。
中国崛起速度太快，崛起规模太大，崛起环境太复杂，崛起方式太不平衡。不仅我们中国自己没有来得及准备好，世界各国也没有预想到，更没有对此做好准备。
中国发展的成功就是世界发展的成功；反之，中国发展的失败就是世界发展的失败。中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全世界都不能允许中国发展失败。在这样的情势下，研究中国崛起就是研究如何成功崛起和如何避免失败。
中国发展模式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模式，也是一个不断被创新的模式。迄今为止，我们对它的认识才刚刚开始，还没有真正理解，更需要认真思考和总结。